1、給我弟弟辦了永居，他立馬將老婆孩子領到了日本，恰逢房價暴跌，他又抄底買了房子，一家三口人過起樂嗬嗬了的小日子。他這樣做，我也安心，就憑他跟那個郭雅娜那個熱乎勁兒，我還真怕他們倆玩出點婚外戀之類的時髦來。萬一讓我弟媳婦發現，我敢斷定，她能把我弟弟給騸了。我弟媳婦是刀馬旦，脾氣符合她的角色，在家裏，絕對是統治者。
弟媳婦照例先去日語學校讀書，閑暇，就到我的公司幫忙。中國話裏幫忙這個詞最逗，從字麵上看，似乎是幫著忙，也可以看作是越幫越忙，可是實際理解上，誰都能明白它的真實含義是幫助你幹活、你太忙了別人過來幫你等等。我弟媳婦是一個外向人，長得也漂亮，不漂亮也唱不成刀馬旦，很適合做公關、協調，日語學得也很好，雖然有點嗑吧，總是帶一口京腔京味兒，日本人反而很愛聽。發揮她的特長，我就讓她負責跑日本入管局那一攤子事兒。
對於我們公司來說，最難的就是給入國的中國人辦理擔保。雜技團的演員簽證到期了，要重新辦擔保，合同到期了，如果續簽還好說，如果不續簽重新進人，也得辦簽證擔保。文化交流活動，到中國去的日本文化旅遊團，用不著辦擔保，可是到日本來的文化旅遊團，卻需要擔保。幾個日本朋友勸我索性歸化入籍算了，我卻一直猶豫不決。那畢竟是要脫離中國國籍的大事兒，我不知道我爸爸會不會因為我加入了日本籍而不認我了。而且，加入日本國籍應該算是世界各國中上最難的，像我前妻、公雞他們屬於同一類人，索性嫁給或者娶個日本人，順理成章就能入籍。像我這種情況，隻有一條路子可以入籍：特殊才能。
加入日本國籍，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享受日本國民待遇，就學、養老、醫療等等方麵，都可以享受日本人民創造的物質財物，所以，人家嚴格控製入籍也是可以理解的。對我來說，最直接的好處就是，今後所有到日本從事勞務的人員，也就是我們公司需要的大批的文化交流人員，我們可以直接提供擔保，不用再求爺爺告奶奶搭人情的找日本朋友幫忙擔保。此外，日本籍，雇用外國人的時候，繳納稅收可以有合理避稅的可能，大大降低企業的稅收壓力。
宮本告訴我，如果我想加入日本國籍他可以幫忙，條件也滿夠，對我而言，武術功底就是特殊人才，而且，這些年在日本闖出了名頭，尤其是神戶大地震，我們公司的雜技團參與賑災公益演出、赴地震現場給災民做精神撫慰演出，是唯一的一家外國文藝團體，令日本人民印象深刻，估計應該沒有大問題。
“許君，在我們日本，最歡迎的就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員，你們這麽多年從事中日文化交流活動，對我們日本也是有貢獻的，你要是願意，我出麵幫你。”宮本說話挺硬氣，他現在已經是日本眾議院議員了，在日本政商兩界都有相當的影響力。
我卻不敢，我怕我爸爸罵我，也怕我的中國同胞罵我，其實，我個人心裏對到底是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還是用日本國護照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覺，不管用什麽護照，我的血管裏流的還不是我爸我媽的血，我的筋骨肉還不是吃中國飯長起來的？所以，這件事情我含糊其辭，拖而不辦。現在有了我弟媳婦搞公關，專門負責給赴日員工辦理簽證，找擔保人，我也輕鬆了一些，就更不把加入日本籍的事情放在心上了。
然而，我老婆卻做了一件令我撕心裂肺般痛苦不堪的事情，也逼著我做出了放棄中國國籍，加入日本國籍的決定。
從離婚第二年開始起，她就不斷地糾纏、逼迫我放棄對我兒子的監護權，把監護權交給她的現任日本丈夫。她擬了一份放棄監護權聲明，追逼著讓我簽字。她有她的道理：孩子的監護權轉移給了日本丈夫，就能加入日本國籍，上學、社會保障都能享受到國民待遇，就連今後出國留學選擇餘地和學校條件，都能比當我這個中國父親的兒子更好。
對這種無理的要求，我斷然拒絕。我想，放在任何一個父親身上，拒絕也是理所當然的。如果在國內，如果孩子的監護權給她，我也許會同意，然而，在日本，把我兒子的監護權交給日本人，這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答應的。
因為我兒子的法定監護人是我，所以，我老婆雖然自己加入了日本國籍，我兒子卻不能加入。這樣一來，上學讀書，以及其他很多很多方麵，我兒子自然也享受不到日本孩子應有的權利。這本來很正常，很多從國內到日本來的夫婦，孩子不都這樣生活著嗎？
“你難道還打算今後把孩子再送回國嗎？既然不打算再回國了，你難道準備讓你兒子，就這樣在日本當一輩子外國人嗎？”
我老婆成百次地逼問我，我沒法回答她的問題，因為，我兒子還小，才讀小學五年級，今後的日子還長，到底回國還是留在日本，對於我兒子來說，選擇權應該由他在懂事以後，用法律語言說，應該有他在具有了獨立民事責任能力以後自己決定。
圍繞這件事情，我老婆糾纏不休，有的時候親自追到我們公司堵在我的辦公室裏不走，也不讓我走。現如今，她已經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跟我說話都不說中文，打扮得也跟日本中年婦女一樣，有兩次到我們公司來，還穿上了和服。就連日本女人，平常也很少穿和服，那種衣服穿在身上實在很不方便，她卻能穿著跑到我們公司來。
“你既然是兒子的法定監護人，我就把兒子送給你，每天接送兒子上下學，每周周末參加兒子的家長會，每天管兒子的吃喝拉撒好不好？”
我承認，她說的這些我做不到，我是一個男人，我有一大攤事情，我承認我沒有她那個條件關懷照顧兒子，可是，難道就因為這就要讓我放棄兒子的監護權，把兒子的監護權轉交給那個我幾乎一無所知的日本人嗎？
那天我要去到機場接一個從國內來的很重要的代表團，這個代表團將要跟我們公司聯合組織長期的中日民間傳統文化交流活動，性質和內容有點像黃大滿上當受騙的那次活動，不同的是，這一次是真的。可是，我老婆卻堵在我的辦公室不準我出去，並且提出了一個新方案：“你也別一口拒絕，頑固不化對我們的兒子並沒有好處，這樣好不好？兒子已經十多歲懂事了，我們征求兒子的意見，他說怎麽辦就怎麽辦好不好？這個意見你如果都不答應，那我就隻好跟你上法庭了。”
我有能力一拳頭砸爛她的腦袋，我有能力把我的福民株式會社管理得井井有條，利潤滾滾，我有能力在舉目無親的異國他鄉依靠拚搏從無到有開創出一片基業，供我的親人們享受更好的生活，可是，我卻沒有能力麵對我前妻，這個同在大雜院長大的劉老三的折磨和糾纏。我不能打她，也不能罵她，論罵，我也不是她的對手。我無法用公司的章法管理她，也不能動用我在日本建立起來的關係製約她，對她的胡攪蠻纏，我束手無策。那會兒，我還一直認為她要我把兒子的監護權轉交給她的日本丈夫是胡攪蠻纏。
我別無選擇，隻能同意按照她的方案辦，我也相信，我的兒子絕對不會舍棄我這個親生父親，而去投靠那個日本人。不是人人都說，血濃於水，親情如山嗎？我把希望寄托到了兒子身上，寄托到了血濃於水、父子深情上。
過了兩天，我前妻通知我到“壞情人”居酒屋會麵，我不知道她選擇這個居酒屋是什麽目的，也許，她是在暗示我，我們婚姻的破裂，主要責任在我。也許，她自認為這個場合有利於擾亂我的心神。
“為什麽要在那兒？你什麽意思？”我提出了質疑。
“怎麽？你不敢到哪兒嗎？你怕什麽？”她這是激我，我卻上當了，我坦坦****，沒做過什麽對不起她，對不起別人的事情，我沒有任何可怕的。於是我去了“壞情人”居酒屋。
她和她的現任丈夫都在，我兒子也在。哪個日本丈夫悶不吭聲，坐在一旁冷眼旁觀著我們三個人。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人與人之間的仇恨莫過於殺子奪妻，我看到他，渾身顫抖，恨不得一掌拍碎他的腦袋。可是，我卻不可能那麽做，也沒必要那麽做。悲哀，父親逼著我練了一輩子武功，這個時候我才明白，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事情是沒辦法靠武功解決的。我狠狠地瞪著他，用我的眼神殺他，他卻扭過頭去看著外邊，回避了我視線。
兒子看到我，不吱聲，我叫他，他才低聲應答了一聲：“爸爸，”聲音低微的就像蚊蠅。
會麵由前妻主持，她倒也不羅嗦，直截了當地問我兒子：“兒子，你願意不願意讓龜太爸爸做你的監護人，今後由他接送你上學、放學，由他去參加你的家長會？”
我連忙插嘴：“兒子，我是你的親爸爸，你是中國人，他是日本人，跟你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你願意今後給他當兒子嗎？”
讓我今生今世也難以平複的痛苦一幕發生了，我兒子點點頭，那個頭點得非常曖昧，以至於我和前妻異口同聲地追問：“你願不原意？”
我兒子終於說話了，說出了讓我的心鮮血淋漓的話：“我願意讓龜太爸爸當我的監護人。”
我的前妻臉上露出了勝利的喜悅，她把筆塞進我的手裏，又把那份監護權轉移書擺到了我的麵前：“簽吧，我是他親媽，你還不放心？”
我的手抖得活象狂風中的枯枝，許宗衡三個字我無論如何簽不下去，我抱著一線希望再次問我兒子：“兒子，你難道就真的不要爸爸了？”
我兒子沒有給我機會，他這一次回答得很明確：“不是不要你，是讓龜太爸爸當我的監護人。”
這句話讓我萬念俱灰，這句話猶如一把尖刀直接插進了我的心髒，我淚流如雨，眼前一片模糊，但是，我仍然用顫抖的手，握著那隻殘酷的日本造簽字筆，在那份監護權轉移聲明書上簽下了我的名字：許宗衡。這三個字扭扭曲曲，就跟這個世界一樣醜陋，上麵還有我的淚，淚洇濕了字跡，那三個字在我眼中恍然變成了天上的浮雲，淡淡的，若有若無，我覺得，我自己也變成了浮雲，變成了隨風飄散的浮雲。
2、鬼島，在日本長崎縣附近，上麵人跡罕到，到處都是被遺棄至今空無一人居住的建築物。近海處光禿禿的岩石上，潮漲潮落，海水啃著礁石，靠海的礁石變得就像搓衣板。人們傳說，鬼島是死魂靈洗衣服的地方，也有人說這座島上建築物很多卻空無一人居住，鬼魂便到這裏安身，所以，大家都把這座島嶼叫鬼島。它的真正名字叫軍艦島，日本人習慣稱它為阿歐島。
兒子的監護權喪失了以後，我的胸腔就像被掏空了的布袋，腦子也成了空空****的殼，唯一存在的意識就是找一處沒人的地方，或者大哭一場，或者索性離開這個無奈的世界。回顧今生，我迄今為止所做的一切，不論是過去在國內奔走四方，賣藝演出，還是後來到日本忍辱負重，忘死拚搏，我為的是什麽？不就是為了我的親人，為了我的妻子兒女能活得更好一些，能讓我的家擺脫社會最底層人群必然要遭受的一切磨難和艱困嗎？現如今，我有了資產，有了可以讓妻子兒女、我的弟弟弟媳和他們的孩子、我的父母姐妹們生活得更體麵的條件，可是麵對我自己遭受的一切，我忽然覺得我所做的一切，一文不值，我付出的血汗就如這海邊浮遊的泡沫，一陣風吹來，就會消散得無影無蹤。
迄今為止，我也想不起來我是怎麽到鬼島的，我隻能記起那天傍晚，我默默地坐在那塊鬼用來洗衣服的搓衣板上，海濤在腳下翻卷，漲潮了，我一點沒有退縮的意識。我渴望鬼魂出現，我渴望自己變成鬼魂，我渴望能在這塊搓衣板上洗淨自己身上蒙受的一切羞辱和汙垢。海浪卷上了我的腿彎，卷上了我的肩膊，我靜靜地躺著，沒有躲避，沒有恐懼，甚至沒有意識。
潮水將我漂浮起來，我隨波逐流，載沉載浮，苦鹹的海水封閉了我的呼吸，我開始窒息，意識深處，一了百了的放任，和掙紮求生的本能，有如兩股巨大的力量，拚命撕扯著我的靈魂。黑暗籠罩了我，我失去了知覺。
那是一次死亡體驗，我醒過來的時候，渾身上下濕漉漉地，海水令我的身體散發出腥臭，溫暖的陽光明晃晃地，我一時竟然想不起來我在做什麽，我為什麽會躺在這裏。後來我有了思維能力，我站起身來，豁然發現，我被橫擔在一塊突出的礁石上，我猜想，是昨晚上漲的潮水將我送到這裏的，我被擔在這塊礁石上，隨即到來的退潮，又將我的生命還給了我。
我攀上了礁石，昨晚上的一切仿佛一場夢。我忽然想到，死亡，也並不是那麽可怕，因為，死亡和每一個人的距離不過一張紙那麽薄。當我失去意識以後，如果醒來，就像現在這樣，那麽我就沒有死，如果沒有醒來，那麽我不就死了嗎？
如果我死了呢？我想象著我死後的景象，我在這個世界上遺留下來的一切，還有什麽意義嗎？財富、親人，包括剛剛否認了我的兒子，對我而言，還有什麽意義呢？
遠處的海麵上，陽光斑斑點點，活像在水中灑滿了金箔，海鷗嘎嘎歡唱著在天際翱翔，上天似乎在用這美若仙境的景色再向我昭示著生命的意義和價值，那就是：活著，這個世界就屬於你，死了，你就跟這個世界毫無瓜葛。
眼前的一切讓我確信，我跟這個世界的緣分還沒有斷，即便是為了看到我自己的落幕時分，我也應該繼續奮力的活著。我不等潮濕的衣裳晾幹，起身朝碼頭走去。東京還有很多需要我去做的事情，還有很多需要我的人。
3、我的前妻和兒子為了獲得日本戶籍，而硬生生拋棄我這件事情強烈的刺激了我，我決心歸化入籍，成為日本國民。我奢望，如果我也擁有了日本國籍，也許，我還能再要回我兒子的監護權。入籍對我來說並不是困難的事情，我心中最大的障礙還是我爸爸的反對。我沒有想到，我爸爸竟然比我更加開通。在正式遞交申請手續之前，我給我爸爸掛了電話，掛電話之前，我就在心裏想好了，如果我爸爸反對，我就放棄。
然而，我爸爸卻說：“那不就是遷個戶口嗎？把中國戶口改成日本戶口，有什麽？改就改，改成日本籍就不是人了？照樣是人，我沒意見。”
我爸爸簡短的話語，豁達的態度，令我豁然開朗，是啊，就像我兒子，即使不再歸我監護，他身上的血，他的遺傳基因，還不都是我的嗎？我加入了日本籍，又能說明什麽？能說明我就變成日本人了嗎？不會，我的心髒，我的血液，我的靈魂，不照樣還是中國造嗎？
在推而廣之，我兒子在他母親的操弄下，變更了我的監護權，把自己交給了那個日本雷克薩斯，然而，他能把自己的血液、遺傳基因也變更成日本的雷克薩斯嗎？
歸化入籍申請過程雖然比較繁複，但是公司的法律顧問大島茂全權負責，並沒有耗我多少心思和精力。但是，提交申請之後，我就不能輕易離開日本，等待東京法務局事務官的麵接。就在我等待麵接的時候，我爸爸病了，我姐姐來電話，問我和我弟弟誰能回去，我正處在關鍵時候，自然不能輕易回去，隻好派我弟弟先回去。
我吩咐我弟弟：“你到了以後，看看咱爸的情況，關鍵是要找最好的醫院，別舍不得錢，錢我包了……”
我弟弟插嘴：“那我的費用呢？”
到了這個份上，他還擔心計較他的費用，我真想抽他一巴掌，可是，從小到大我從來沒有打過他，更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打他：“我包，我全包。”
我弟弟帶著弟媳婦和他們的兒子，一家三口回北京照顧我爸爸去了。我弟弟很快來電話，告訴我我爸爸沒大礙，就是老病複發，可能年輕的時候練什麽功夫傷著內髒了，年紀大了就犯病。他們把我爸爸聯係到了中日友好醫院，住院治療，還專門雇了護工照顧我爸爸。
接到了我弟弟的電話，我放心了。除了這些煩擾、憂慮和悲傷，那些日子也有值得高興的事兒。別人都說情場失意，商場得意。我妻離子散了，婚姻失敗了，可是我買的那棟樓房價格卻隨著日本經濟的複蘇，在幾年中翻了幾番。
“許君，該出手了，你還真的打算繼續永遠給銀行貸款交利息啊？”宮本專門來電話提醒我。
我讓倉健忍到市麵上試探一下我這棟樓的底價，他報回來的價格嚇了我一跳：現在出售，可以買到三十五億日元。我不敢想象我一下就能變成億萬富翁。這個帳太簡單了，當初我買這棟樓的時候，價格是十億日元，大部分是銀行貸款。現在一轉手就是三十五個億，刨去稅收和各種費用，還了銀行貸款，淨賺二十個億一點問題也沒有。過去聽到億萬富這個詞，覺得是說神仙話兒。現在，隻要我有決心，我自己就是億萬富翁。
“社長，請問您讓我怎麽辦？”倉健忍是一個穩健、鎮定的人，這種穩健、沉著，往往讓人感到他是一個有城府、難以捉摸的人。在電話裏問這話的時候，這個穩健、沉著的日本成年人，竟然聲音發顫、幹咳著，好像旱著了。
我驀然醒覺，我自己也被這個巨大的數額驚呆了，我也忘了說話。我告訴他先回來，等我和法律顧問大島茂商議以後再說。
他回來了，氣喘籲籲，我問他：“你的意見呢？”
倉健忍沉默片刻，隻說了一個字：“賣。”
我同意了他的意見，剩下的問題就由法律顧問大島茂具體操作了，我委派倉健忍做我的執行代表。
那些天，我整天沉浸在暴發的激動中，人也有些失態，以至於在和東京法務局事務官麵接的時候，說出了：“我在日本有二十億的資產，現金資產。”
法務官草草翻了一下我的資料，告訴我：“許宗衡先生的資料非常充足，我做一件有些越軌的事情，我提前預祝你成為日本國民。”
我知道，他這一關已經過了，剩下的，就是等待法務大臣的簽字，那應該更沒有問題，那隻是一個必要的程序，就如談合作簽合同，所有事項都已事先談妥，蓋章簽字，隻是履行一道手續而已。
發財的夢想像夢一樣在不經意間變成了現實，加入日本國籍更是像到居酒屋喝酒一樣輕鬆愉快。命運的光芒照得我有些眩暈，我剛剛從東京法務局出來，卻接到了北京來的電話，我弟弟在電話裏哭著告訴我，我爸爸剛才去世了，享年八十五歲。
我驚呆了，剛剛還興高采烈跳動著的心髒突然間就被冷凍了，我幾乎喘不上氣來：“怎麽回事？你不是來電話告訴我沒事嗎？”
我弟弟說：“不是我告訴你沒事，爸的病其實很重，是他不讓我告訴你，怕你回來影響你的事情。”
天塌下來了，那一刻，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四周的樓房傾倒了，烏壓壓地朝我壓來。我悔恨莫及，將手機狠狠摔到了東京法務局門口的牌子上。四周，招來了驚愕不已的目光。我木然地上車下車，木然地回到了我的商社。那天晚上，我拒絕了所有邀請和應酬，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裏。我親手撰寫了父親的令牌，供在桌上，我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為了加入日本國籍，我沒有能夠盡孝，沒有能夠給我父親送終，這值嗎？我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是我不能承受的沉重。
內心的痛苦、悔恨實在難以消解，我隨手抓起來桌上的裁紙刀，狠狠地切向我的食指，血液，這混雜著父親血脈的血液，鮮紅的血液從傷口汨汨流出。我從記事冊上撕下了一頁白紙，用我的血，在上麵寫下了四句話：父恩如山，啼血錐心，無以為報，但求來生。
然後，我把這張紙在我親手製作的我爸爸簡陋的靈位前麵焚燒了。薄薄的紙張，在火焰的舔舐下很快化為灰燼，我呆呆地盯著那黑色的紙灰，心情灰暗、頹喪，人生說透了，最終不就是這樣一捧灰燼嗎？
4、倉健忍和大島茂兩個人辦事情非常幹練，非常周到，轉讓房產的法律手續和財務入賬辦理得妥妥帖帖。因為父親的去世，這本來值得高興、慶賀的事情也變得沒了喜氣兒。二十多億的現金進入我的帳戶，全公司的人都興奮莫名。日本人團隊精神特別強烈，忠於企業的觀念深入人心，公司發財了，盡管從所有權上說，這筆財屬於老板個人的，仍然讓公司的日籍員工興奮不已，他們不多說什麽，但是幹起工作來，能從他們精神倍增、信心十足的樣子感受得非常真切。中國員工當然也挺高興，但是表現形式卻是大為不同，工作上他們依然故我，但是見到我，卻每個人都會熱烈祝賀，狠狠地恭維我一通。
實話實說，對中國員工，從感情上我更貼近一些，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日本員工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對中國員工的指責、批評，如果真有哪個日本員工對中國員工找事、欺辱，我想，我肯定會毫不猶豫地炒他的魷魚。也許，正因為如此，當倉健忍喝了點酒，借著酒勁提醒我注意郭雅娜，把公司的所有機要資料、客戶資料交給她掌管不妥的時候，我狠狠地訓斥了他：“郭雅娜的事情你不準管，也不歸你管，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什麽都強。”
倉健忍和大島茂在變現房產的業務中，做了很大的貢獻，所以，當我喪父的悲痛平複下來以後，我仍然邀請他們到居酒屋喝酒，以示感謝。倉健忍很高興，我給他和大島茂每人發了十萬元紅包。也許太高興了，忘乎所以，居然在我麵前說起了郭雅娜的不是來。
郭雅娜是一個沈陽女孩，說是女孩不太準確，因為她已經過了三十歲，是一個已婚婦人，在我們公司的時候，已經離婚，當起了單身貴族。她是我們商社元老之一，從商社籌辦開始，就跟著我鞍前馬後的奔波，現在已經做到了部門經理，月薪四十多萬，對她的待遇，比對我弟弟待遇不差，而我弟弟是商社的副社長。我根本就不相信她會對我有什麽不利之舉，我把倉健忍的提醒看作挑撥，看作嫉妒，看作對中國人的歧視。
倉健忍收到我的斥責，顯得無辜又無奈，也很尷尬，大島茂及時扯開了話頭，追問什麽時候喝我的喜酒，才把我和倉健忍從尷尬的氣氛中解救出來，那頓酒總算勉強喝到了底。
第二天上班，郭雅娜照例給我燒好開水，沏好茶，這個女人，算來跟我已經將近十年了，從來沒有做過出格的事情，盡管和我弟弟過往從密，我也曾經擔心他們倆玩婚外戀，事後證實，他們關係親密，但是並不屬於通常意義上的男女關係，卻也不是模糊了性別界限的哥們，至於他們到底應該歸類於什麽關係，我懶得研究，反正我弟媳婦來了，這個研究項目應該由她承擔。
讓我驚訝又放心的是，我弟媳婦和郭雅娜的關係也處得挺好，兩個人上班的時候，如果有閑暇，便會頭砥頭的在一起竊竊私語，樣子很親密，典型的閨蜜。我有時候挺羨慕我弟弟，這家夥在這方麵比我有本事，如果我有他那個本事，前妻劉老三會不會也跟至美成為朋友，而不是把至美當成了仇敵，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當成了跟我分手的借口。
郭雅娜把熱茶恭恭敬敬地放到了我麵前的桌上，學著日本人的樣子，鞠躬後轉身離去，我叫住了她：“小郭！”
她回過身來，怔怔地看我：“社長有什麽吩咐？”
我問她：“你對社裏的日本職員有什麽看法？”
郭雅娜對我這突兀的問題有些懵，想了想才說：“沒什麽看法，跟我們也沒什麽區別。”
我抑製住了把倉健忍對她的議論轉告給她的衝動，我是社長，在下屬麵前撥弄是非不合身份，況且，不管怎麽說，倉健忍在我麵前說的那些話也許真的是出於對我，還有公司的關切，我一個大男人，在他們之間撥弄是非，顯得無聊、卑劣。
我說：“現在，我們公司日籍員工越來越多了，你別多想，該怎麽幹就怎麽幹，要是倉健忍他們敢欺負你，你直接來找我。”
我這話明顯的是給她撐腰，我的偏見存在於心底：日本職員肯定會欺負中國職員，我卻忘了，我自己已經加入日籍，日本已經敞開胸懷接納了我。
郭雅娜愣怔片刻，那僅僅是個瞬間，不注意是發現不了她的反應的，然後坦然一笑：“謝謝社長，沒什麽啦，我們除了工作也沒有什麽接觸，再說了，也不在同一個部門，沒有什麽衝突。”
郭雅娜走了，我弟媳婦卻來了，她一屁股坐到了我的對麵：“哥，你發大財了，還沒請我們慶祝呢。”
她一直負責對外公關，在我們公司是兼職，她還在讀日語學校，馬上就要畢業了。平時並不常到公司來，有事直接去辦，沒事就學習、幹家務。我估計我那棟樓倒了個好價錢的事肯定是我弟弟給她嘮叨的。
我說：“一家人分那麽清幹嗎？不發財也能請你們，你們什麽時候想吃好的，又舍不得花錢，就來找我。”
弟媳婦咯咯笑了：“行，有個你這句話我就滿足了，請不請都無所謂了。”
我相信，她絕對不是沒事跑到我這兒瞎聊天的人，中國人到了日本，好像就都改了性子。在國內的時候那份閑散、懶惰，到了日本馬上沒影了，整天四處奔波忙得腳打後腦勺，就像屁股後麵有狼攆著。依我的體會，到了日本，身後確實時時刻刻都有一隻狼在攆，這隻狼就是生存危機感，就是社會提供的向上提升的公平機會，就是四周日本人忙碌苦幹的群體行為造成的無形壓力。我弟媳婦到了日本以後，也變了一個人，學習、打工、做家務，整天忙得要死要活，卻沒了在國內的時候那種小姐架子丫鬟命造成的憤憤不平和怨天尤人。
今天，她在百忙之中，扔下大大小小的事情跑到我這兒，肯定有事。
我問她：“找我有什麽事？”
她說：“沒事我就不能來了？”
我說：“當然能來，別人不能來，誰敢不讓你來。不過，我猜你還是有事，沒事你哪能舍得把時間浪費到我這個大伯哥身上。”
她嘻嘻一笑，話題卻非常嚴肅：“福民小牛不能用了，讓他回去算了。”
我愣了，福民小牛是雜技團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我親自從國內辦過來的。他是雜技科班，擅長的是高空表演，他表演的軟鋼絲、高空旋轉曾經獲得過莫斯科青年雜技大賽金獎、蒙特卡洛國際雜技節銀獎。當初把他弄到日本來表演雜技，我還著實費了一番力，這樣的演員一般都是團裏的招牌，他們的雜技團當然不願意放他。為了要他，我承諾到了日本就給他辦理永久居留，如果他自己願意，還可以辦入籍。同時，我費盡口舌給他們領導和上級主管部門講中日文化交流的重大意義、在日本普及中國雜技藝術對中國雜技真正走向國際掙大錢的價值等等這些大道理，都快把我的嘴磨出繭子了。後來還是王參讚出麵，通過國內的文化部門做了工作，福民小牛的單位才放了他。
在雜技團，福民小牛不但是台柱子，也是演出節目的編排者、組織者。他的身份是雜技團團長，享受公司課長的待遇，月薪二十五萬日元，此外還有演出補貼，平均每個月能拿到四十萬日元左右。我很喜歡這個孩子，他的日本名字福民小牛就是我給他辦永居的時候起的。現在，我弟媳婦提出讓福民小牛回國，不用他了，這讓我大為訝異，我很難想象，那個一說話就咧嘴笑，跟演員相處極為融洽的福民小牛怎麽會得罪了我這位弟媳婦？
“怎麽了？為什麽？”我問她。
弟媳婦說：“那個人不可靠，再這麽弄下去，雜技團就成他的了。”
她這麽一說，我反倒放心了，因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弟弟作為副社長，分管雜技團，福民小牛雖然是團長，也得聽我弟弟的。再說了，日本是一個法製社會，雜技團登記的社團主管是我們福民株式會社，鬧獨立，政府機構那一關就過不去。還有，忠於團體、忠於企業的觀念深植於日本人的心裏，如果福民小牛帶著雜技團背叛公司，最終傷害的還是他們自己，會受到社會的譴責。
“你說說，到底是怎麽回事？不是你老公主管雜技團麽？他自己怎麽不來找我？”
“你弟弟那個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厚道人，大大咧咧的，根本就不了解雜技團的內部情況，人家表麵上把他當社長一樣看待，他就真的以為自己是社長了，人說啥是啥，當不得事情。”
這一點我倒是認同，我弟弟自小到大，蔭庇在我爸爸和我的羽翼之下，缺乏主見，也沒有強烈的競爭意識，多少有些少爺、玩主的習氣。讓他分管雜技團，主要還是考慮他長期從事京劇表演，又有武生的功底，稍加用心，具體事情又有福民小牛跑腿，搞好雜技團應該沒有問題。他剛到日本那陣兒，還是比較上心、比較肯幹的。後來生活穩定了，老婆孩子也來了，就故態複萌，鬆鬆垮垮，對工作也不再上心。現在問題出來了，但是，問題到底出在誰身上，還需要進一步的了解。
“哥，你再不把雜技團抓到手裏，不把那個福民小牛弄走，雜技團就不姓許，改姓牛了。”弟媳婦臨別的時候，諄諄告誡我。
我找來了福民小牛，假裝了解雜技團最近的情況，讓他談談雜技團最近人員情況。小牛告訴我，雜技團的演員，大都是年輕孩子，沒什麽心眼，除了演出，就是逛街、打遊戲機，盼著多掙點錢帶回家。
“社長，你放心，我們絕對不會給你砸鍋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雙豐收。”
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雙豐收是我給他們講話的時候經常掛在嘴邊的口號，在日本這個注重社會公益的社會裏，雜技團這樣的表演單位，不能光盯在日元上，必要的公益性演出，隻要邀請單位出個路費，我們的原則是一概積極參與，有的時候，還分成兩個小團分別到兩處參演。這樣做，既可以宣傳我們自己，也能得到日本社會正麵觀感，說大道理，對於宣揚中華文化，溝通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有很好的意義，說小道理，也有利於我們進行商業性演出，增加收入。
“副社長經常去你們團不？”
福民小牛顯然對我這個問題沒有準備，愣怔片刻才說：“副社長忙，不太常來，我們主動匯報的時候，他讓我們放手幹，好好幹。”
我笑了，這我相信，符合我弟弟的領導風格，大撒手，現在他已經沒了剛到日本時候的那股幹勁。故態複萌，整天關注於自己的那點事兒：接送孩子上學放學，買菜做飯，閑暇了到公園吼京劇，如果能引來一大群日本群眾圍觀，他就特有成就感。
“不過，”福民小牛想說什麽，卻又猶豫不決，我鼓勵他有話直說，他才說：“副社長的夫人經常到團裏來，讓我們少參加公益性演出，還讓我們把雜技團的收入都交給她。”
“你們交給她沒有？”
“那哪能呢，我們雜技團是公司的，收入不交回公司，那不成了貪汙了。”想了想他又說：“社長，我建議還像以前那樣，收入你直接經手，別讓我們經手了。”
過去，雜技團的收入是我們公司收入的重要來源，後來，業務開展順利，我們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組織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團體的組織和接待上，這部分的收入大大高於雜技團。再後來，我倒了一棟樓房，發了財，也就不像剛開始那樣重視雜技團的收入，正躍躍欲試的等待樓市降溫，整天想著再涉足房地產掙大錢，所以就把過去雜技團我親自簽演出合同、親自授演出費等等事情交給了我弟弟，合同由他出麵代表我們公司簽，對方付費自然也經由他交給公司。
他可能也嫌麻煩，索性把這一套都交給了雜技團，具體經手人自然就是團長福民小牛，現在我弟媳婦要求把收入交給她，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她不放心小牛，另一個就是她要吞了這筆收入。以我對她的了解，我寧可相信她的目的是後者。
我叮囑小牛：“你別想那麽多，雜技團的事情你聽兩個人的，一個是我，一個是我弟弟，你還是把那些事情交給我弟弟，我事情太多，顧不過來。”
小牛為難地說：“我給副社長交過，他說他懶得管。”
我說：“他懶得管也得管，不然要他那個副社長幹嗎？你就對他說是我說的。”
這件事情對於我來說到此為止，我已經處置妥當了，我自己的親弟弟有什麽可不信任的？退一萬步說，即使他把雜技團演出的收入裝進私囊，我也不會覺得吃虧，肥水畢竟沒有流進外人田裏。但是，這個話我不能明說，明說了等於鼓勵他作弊學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