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文革”中有一種“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說法，表示“血濃於水”。毋用諱言，我們現在又處在這樣一個“拚爹”時代，尤其是在子女上學、參軍、求職、創業、經商等方麵。
以招聘為例。2012年12月，招商銀行官方網站可下載區的校園招聘麵試表最後一欄，35名考生的“備注”中赫然寫著“×行長”、“銀監局”、“×行長（省政府朋友）”等“拚爹”印記。一般認為，這是工作人員誤把“內部資料”上傳所致。消息傳出後，該資料立刻被刪除。[1]
回到自主創業上來。歸根到底，這“業”雖是大學生子女所創，卻同樣屬於“父母”；不但如此，有些父母由於身份所限，不便於出麵經商，還正好可以通過這種遷移，把子女創業當作父母創業的延伸。不用說，這就決定了大學生創業在起點上的不平。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和湖南省委黨校“父母身份對子女影響”的調查表明，父母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子女的創業，決定著子女的收入和地位，尤其是公務員父母對子女收入的影響更大。
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2010年五六月間開展的第一輪中國大學生就業追蹤調查表明，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公務人員（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大學生，父母的政治資本對他們第一份工作的工資起到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起薪比其他人要高出13%（約每月280元）。不但如此，這些公務人員的子女被錄取為公務員的比例要大大超出其他人員；更嚴重的是，“這些被錄取為公務員的大學生成績似乎更差”。
湖南省委黨校的調查把父母和子女的境遇分為五個層次：上層、上中層、中層、中下層、下層。調查表明：父母是中下層的大學畢業生中，有71.7%同樣居於中下層；而父母屬於上層的大學畢業生中，沒有一個墜入下層，落入中下層的也隻有6.7%，落入中層的隻有10%。[2]
這再次證明了“收入階層固化說”，即在“富二代”“官二代”麵前，“窮二代”根本沒有平等競技的機會。這種社會現實的根源在於權力高度集中於政府。既然不是所有大學生都有同樣的機會參與公平競爭，那麽在自主創業這個關係到家庭和孩子前途的問題上，也就毫無公平可言。
所以，自主創業的大學生同樣應該認清這個現實。任何怨天尤人都無濟於事，因為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自主創業有理想當然沒錯，但光有理想還不行，更要考慮如何結合家庭背景走適合自己的路。
大學生創業成功的典型人物陳凱認為，一開始的創業者，身上除了一身蠻勁以外，其他一無所有。學工業設計的他說，“起先我選擇和自己所學專業對口的方向，做家居設計；可是直到真正開始做了才發現，創業並不是光有熱情就可以的。”
他深有體會地說，第一次創業時，他最大的教訓就是不懂得如何保證現金流不出現斷裂。後來之所以做餐飲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出於現金流的考慮。因為眾所周知，開飯店的現金流周轉比較快，一般都是現金收付，沒有欠賬。可是做家具就不一樣了，要首先墊資，把貨買下來。這樣，一旦碰到生意不好，這些貨物就全都砸在自己手裏，資金就無法周轉下去了。而這些，都是他第一次創業時沒有真正搞清楚的。他自嘲地說，有些東西隻有在失敗後才能真正體會到；而從此以後，他就克服了這種對市場和經營的一知半解，學會如何預計困難了。
除此以外，還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陳凱第一次失敗後的東山再起，與他的家境殷實有關。
正因為家裏肯支持他、有實力支持他，他才能在短時間內籌措到500萬元資金用於第二次創業，從而實現自己的夢想。如果換了其他人，絕大多數家庭都不可能會一下子拿出幾百萬元來支持他東山再起。那麽這時候他的第一次創業的失敗意味著什麽呢？一個大學生欠債60萬，那可不是鬧著玩的，很可能會連累整個家庭都拖入無底的深淵。[3]
所以，當你看到美國民意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10月16日發表的調查結果——在我國3177名接受調查的成年人中，81%的人表示“完全認同”或“基本認同”中國人正在變得“富人更富、窮人更窮”，比例分別為45%和36%[4]——時，你就也會相信這個現實了。
這正應了一句俏皮話：“理想很豐滿，現實太骨感”。
案例
“世上隻有爸爸好”
有一首歌叫《世上隻有媽媽好》，在當今的“拚爹”時代，大學生自主創業或許也該多唱唱“世上隻有爸爸（媽媽）好”。雖然這是無奈，個人的無奈、社會的無奈，但卻是事實。
馬嘯出生於1981年，父母都在山西某地級市政法係統工作，並且父親還身居高位。馬嘯小時候最喜歡打籃球，讀的是當地最好的一所初中，成績忽上忽下，初三時有三門主科老師給他補課，可是中考成績依然不到400分，離省屬示範高中分數線差100多分。就在其他人紛紛到處送禮投門路時，不慌不忙的父親在開學前一周拿到了一封省屬示範高中錄取通知書。原來，這一切在中考結束時就全都已經安排好了。
馬嘯讀高中時參加過學校的籃球隊和廣播電台，於是在填報高考誌願時眼睛專門盯著那些二本和專科的播音主持專業。父親批評他說這是“胡鬧”，硬是逼著他填報警官高等專科學校。父親說，你也不想想自己的分數能不能上本科；即使上了清華、北大，就可能落一個有編製的事業單位嗎？高考錄取一開始，當地報紙上就公布了馬嘯的名字，他被一所警官高等專科學校錄取了。
讀大學時，馬嘯的宿舍裏居然住著另一個地市級領導的孩子“詩人”，馬嘯後來才知道，這也是父親安排的。“詩人”原本報考的是中文，而馬嘯最想學的是主持，兩人同病相憐，很快就成為好朋友。
畢業前夕，父親就已經給馬嘯安排好了工作，要他回市裏法院的執法隊或公安局。而這時候“詩人”的父親也早就作出了類似安排，但遭到“詩人”的拒絕，“詩人”執意要報名參加大學中文自學考試。這對馬嘯的衝擊很大。於是，馬嘯也堅持畢業後不回家，要求參加自學考試。
父子僵持不下，隻好答應兒子。就這樣，馬嘯在兩年半時間裏順利拿到了自學考試本科文憑。他當然知道，這背後同樣有父親的功勞。
接著該到馬嘯回家工作的時候了，可是他堅決要和“詩人”一起去北京發展。憤怒的父親無計可施，於是雙方作出一個為期5年的約定：這5年內家裏不會再給他任何資助，而他必須在5年內解決北京的戶口、編製和住房問題，否則無條件聽從父親安排，回家接受工作。
2006年的大年初六，“詩人”沒有做成詩人，而是在北京一家出版社當上了圖書編輯。由於有“詩人”引薦，馬嘯很快就成為該社的營銷編輯。他因為在北京幾乎沒有朋友，所以最初每月隻有1800元工資，業務提成約等於0。後來越幹越好，月薪已經上萬，但依然買不起房，因為地段稍好的商品房每平方米已經超過3萬元。2010年就在馬嘯升職做主管時，被“一位副社長推薦的人”頂掉了，這讓他徹底心灰意冷。
5年期滿。30歲的馬嘯在北京沒房、沒車、沒編製，不得不遵守父子約定。在離開北京時，他特地用8000元買了16張、80注50倍投的雙色球彩票。他想，如果能中個頭獎就好了，這樣就不用跟父親回去了。他就站在那裏等彩票站開獎。21點30分結果出來了，一個都沒中。於是他拖著沉重的旅行箱緩緩走向北京西站，結束5年的北漂生涯。2011年7月，離家鄉法院係統招考還有最後3天時，他回家參加了法院係統的公務員統一招考。最終5人進入複試，馬嘯成為唯一的“幸運”者。
現在，馬嘯和他的三位中年同事一樣，每天上班時麵前永遠放著一杯茶，一張報紙。雖然這不是他要的工作，可卻是所有人追求的“體製內的幸福”，穩定、高福利、有保障、有安全感。[5]
容易看出，撇開“爹”的因素，馬嘯在北京其實混得還是很不錯的，月收入高的時候超過1萬元，最低也有6000多元，已經超過了大多數人。但馬嘯在父親麵前的失敗不是他個人的失敗，而是社會的失敗。這再次讓人想起小時候父母經常說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你好”這樣的話。畢竟“薑還是老的辣”，“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1 張曉博、張帥：《曝招商銀行濟南分行招聘現拚爹門，名單多關係戶》，齊魯網，2012年12月13日。
2 《調查顯示現在仍是拚爹時代，父母身份影響子女收入》，載《大河報》，2012年11月20日。
3 賀涵甫、陳慶輝等：《李開複：剛畢業就創業成功幾率近乎為零》，載《廣州日報》，2011年6月15日。
4 陳一鳴：《調查稱8成國人認同中國“富人更富、窮人更窮”》，載《環球時報》，2012年10月18日。
5 《“官二代”北漂5年打拚受挫，最終不得不靠“拚爹”回家當公務員：老爸給的“幸福”逃也逃不掉》，載《河南商報》，2012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