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時候可以不拚爹了？答案很簡單，那就是所有企業的地位都一樣、全社會沒有人再提“國有企業”的時候。這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可是，目前這在理論上還沒做到，實踐中就更是天壤之別了。

在所有企業的地位中，以國有企業尤其是壟斷企業與民營小微企業之間的懸殊最大。究其原因在於，我國的國有企業曆來定位模糊，不但政企不分，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成為國家供養的利益集團，這也就難怪會給市場經濟中所有企業一個平等的地位了。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責就是為企業搭建一個好的舞台、創造好的經營環境。過去政府總是把它認定的最好的企業扶著，稱為“慈父主義”。其實這是害了企業。一方麵，它對某個企業給予傾斜，實際上就勢必會打擊其他企業。也就是說，它扶的是一個企業，卻由此扼殺了成百上千個企業。另一方麵，這樣會使得所有企業失去創新的動力。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諾斯所說的那樣，激勵的要點就是讓任何個人和企業對社會的貢獻，與它取得的回報相一致，否則就必定會逼著一部分人去“傍”政府，因為政府手裏有資源。所以吳敬璉說，政府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1]

2009年11月，在“國企、民企能否共贏”的經濟學人月度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認為，我國國有企業已經成為國家供養的利益集團。確切地說，國家在過去為國有企業剝離了許多社會負擔，如社保養老、學校、幼兒園等，可是它們卻成了國內經濟不穩定的根源，而不是宏觀經濟的穩定器。[2]而這種情形過去在國外也是出現過的。

例如，在一些歐洲國家，原來鞋類主要是從國外進口的，後來就想這樣不行，萬一以後打起仗來軍鞋不能保證供應怎麽辦？所以就規定，以後鞋類不準進口，隻能讓國有企業生產。當然，現在這成了一個笑話。因為事實證明，國有企業生產的軍鞋質量越來越差，軍隊真要打起仗來反而沒什麽可穿的。在非洲，殖民地獨立之後搞了不少糧食安全政策，說穿了就是統購統銷，由國家成立的糧食公司壟斷收購、壟斷進口、壟斷出口，把什麽都搞死。可是你現在再去非洲看看，這種糧食政策就沒有了，因為這樣搞實在搞不下去。

我國的情形也是這樣。過去越是抓糧食安全，糧食就越不安全。倡導到處種糧食，即所謂的“以糧為綱”，哪怕房前屋後有一小塊地，都要種上向日葵、南瓜等等，恨不得把所有的樹都挖掉改種糧食，可是結果怎麽樣呢，依然不夠吃的。還有鋼鐵也是如此，“以鋼為綱”大煉鋼鐵，鋼鐵反而不夠用。後來不大煉鋼鐵了，我國的鋼產量全球第一。

除了這種國有企業的安全定位錯誤外，還有財政定位的錯誤。什麽時候國有企業效益不好了，國家的財政包袱就會變得很大；可是國有企業的效益好了又怎麽樣呢？以前可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我國過去提政企分開，砍掉了一批部委，目的之一就是要讓這些國有企業的財務和財政分開，虧了自己想辦法，不再成為政府包袱，同時也減少一些利用國家權力掙錢的機會。可是沒想到，2003年後國有企業的效益好了，當時全國的財政收入是3萬億元，而國有企業的盈利是1.6萬億元，所以就不知道這些錢怎麽用，於是引發了金融動**——道理很簡單：這些國有企業所掙的錢不應該是政府的，也不會給政府，所以隻能東奔西突，必定要在哪裏出點問題。就好比你要讓保姆給你掙錢，那你還要雇她幹什麽呢？

關於國有企業成為國家供養利益集團的事例，最典型的是煤礦。小煤窯是當地百姓致富的重要途徑，可是大煤窯是國有企業，與當地百姓就沒有多大的關係。煤挖完了，錢拿走了，工廠搬了，然後地就塌了，因為下麵被挖空了。而這時候的地上是不能住人的，隻能種樹，所以這國有煤礦一走就什麽都沒有了。所以能看到，凡是哪裏有這種大項目的，將來基本上都要成為那個地方本地化發展的重災區。這就與國有企業的定位不當有關。企業如果有親疏遠近，自主創業者也就沒法創了。

案例

不拚爹難以支撐12個月

對於赤手空拳的大學生來說，個人、家庭、企業、地區之間的巨大差異，使得他們的創業道路和創業目標懸殊太大。所謂“功夫在詩外”。

著名天使投資人薛蠻子斷言，“目前中國的現實是，一個年輕人，除非他家裏有特殊關係，否則絕大多數都不可能有資本維持公司運轉12個月。在中國，開辦公司的啟動資金越來越高，以前開辦一個公司幾萬塊錢就可以了，現在沒有幾十萬塊錢，想都不要想。”[3]

薛蠻子是有資格說這話的。早在1991年，他就投資25萬美元在創業初期的UT斯達康上，2000年UT斯達康在美國上市時，薛蠻子共獲得1.25億美元的回報，理所當然成為我國最早期的風險投資者之一。

這10多年來，薛蠻子可以說見證了我國創業環境的滄桑變化。他說，20世紀90年代末，搜狐的張朝陽、新浪的王誌東、網易的丁磊出來創業時，國內的創業環境還比較惡劣，正是得益於美國的風險投資，這三家公司才成為今天的三大門戶。

接下來，百度、騰訊、阿裏巴巴成了我國第二代創業大潮中的代表，基本上同樣是國外的風險投資。國內資本市場對這樣的商業理念和盈利模式不怎麽看得懂，所以很難接受，同時當然也缺乏資金退出機製。

而現在的投資基金領域，內資和外資已經平分天下，並且內資越來越占上風。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內的創業成本也越來越高。以股市中的創業板市場為例，雖然這為風險投資和創業投資的退出提供了渠道，可是其中一些規定並不適合創業型公司。例如，如果要按照連續3年都達到一定的盈利水平，那麽即使是亞馬遜公司也不可能在中國上市；可是恰恰相反，恰好是這樣的公司才是最偉大的創新型公司。

薛蠻子直言道，國內年輕人的創業熱情確實在逐步提高，每年有六七百萬的大學畢業生和上百萬的碩士、博士生需要就業，國家為此也出台了各種幫助大學畢業生自主創業的優惠政策，可是這些在他看來，“絕大部分項目實際上效率很低。”

為什麽呢？他認為，“為了工作而創業”絕對不應該成為創業的理由；“創業，一定是發現了一個沒有被市場滿足的需求”，才會吸引創業者去滿足這種需求的，決不應該是跟風。想一想也是，儒家的“儒”（人之所需）字不就點明了大學生創業的基本方向了嗎！

他認為，大學生如果真的想創業，就應該畢業後先到一個創業型公司去打工，觀察該公司在一步一步往前走時犯過什麽錯誤，為我借鑒。行業熟悉了，真正理解了市場需求，然後找幾個合作夥伴，各有所長，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團隊，這樣才容易取得成功。可實際上呢，許多創業者喜歡從事那些不需要大量固定資產投入的行業。可是殊不知，這些創業項目的門檻很低，做起來容易，要做大就難了。

薛蠻子認為，未來10年中在以下三大領域最容易出現偉大的公司：一是傳統企業的互聯網化；二是迅速提供標準化、規模化、整齊劃一服務的服務業升級（這方麵最典型的是“如家”快捷酒店）；三是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化媒體。

而要進入任何這樣一個行業，都需要家庭乃至家族的有力支撐，單靠大學生個人及團隊難以企及。或許這就是他認為“中國年輕人創業若不拚爹難扛12個月”的最大理由。

1　吳敬璉：《政府“慈父主義”會害了企業》，載《南方都市報》，2012年10月9日。

2　毛壽龍：《國企定位模糊，變成國家供養的利益集團》，搜狐財經，2009年11月26日。

3　薛蠻子：《中國年輕人創業若不拚爹難扛12個月》，載《中國企業家》，201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