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經濟低迷狀態下的創業不容易成功，這是因為市場競爭太激烈了，所以大家都糾纏在一起沒錢賺。其實，這話隻說對一半。為什麽？因為既然是經濟低迷，那就不是一個企業、一個行業而是全社會甚至全球的事，絕不會有漏網之魚獨善其身的。

以壟斷企業或壟斷行業為例。雖然這些企業與完全競爭性企業相比，它們擁有政府背景，有強大的靠山；可是要知道，壟斷企業的價格也是國家製定的，需要實行聽證製度，並且需要考慮同期物價上漲水平的高低，也不是可以隨意調價的，所以它們也有許多難言之處。

它們既不可以通過隨意提價來增加收入，也不可以隨意降價來擴大銷售，從而很容易陷入經營困境甚至巨損。與此同時，它們又因具有政府背景，有政府兜底，才會導致最終的“僵而不死”，這與通常所說的“日子好過”還不是一回事；即使有這種含義，也是相對而言的。

例如，由於我國至今仍然實行“計劃供熱”、“市場煤價”，這就讓熱電廠在市場煤價不斷上升、供熱價格無法及時調整的背景下苦不堪言。這種越做越虧，嚴重影響到企業積極性，甚至隨時有停止供熱的可能。

2011年11月9日，長春市已經開始供熱半個多月了，可是該市最大的大唐長春熱電二廠提出的調整供熱價格方案依然沒有任何消息。每年這個時候都是東北地區的供熱旺季，也是熱電廠和其他供熱企業日子最難過的時候。這不但因為吉林省的煤炭不能自給，大多需要外運，資源缺口、運力緊張、儲備不足等問題年複一年地上演，更因為快速上漲的煤價出現了嚴重的價格倒掛。最近4年來，長春市的供熱價格一直沒有變化，可是煤炭價格已經從每噸300元漲到800元，翻了一番多，這讓熱電廠苦不堪言，隻好連年虧損著運行，資產負債率超過100%。可即使這樣，多年累積下來的越燒越虧，最終必定會隨時麵臨資金鏈斷裂、無煤可燒、無熱可供的局麵。[1]

能不能通過向銀行貸款、暫時解決資金緊張局麵呢？這也不是容易的事。因為連年虧損，熱電廠已經信譽不佳，很難從銀行拿到貸款。並且，同樣是因為資金短缺，這些企業的煤炭儲備普遍不足，隨時有“俏媳婦難為無米之炊”的風險。另外就是，越是供熱旺季，煤炭的價格還越高，不帶現金誰也提不到貨，這是市場規律。

那麽，既然如此，為什麽不提高供熱價格呢，這不也是理順市場關係的需要嗎？話可不是這麽簡單。吉林省政府一位官員表示，老百姓的口袋裏也沒多少錢，並且當時的物價指數也不低，所以這個問題很糾結，絕不是簡簡單單提價就能解決的。

另外就是，由於大型熱電廠基本上是中央直屬企業，而供熱零售企業通常是地方國有企業或民營企業，所以這種調價還常常會被蒙上一層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利益之爭的色彩，被歸結為“體製問題”。

而每當此時，相關地方政府就不願意多言語了，以免被扣上“地方保護主義”或“中央企業代言人”的帽子，兩頭不討好。

由此看來，這個問題還確實不太好辦。當然，如果能跳出原有的框框、完全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也是不難克服的。

比如，伴隨著市場煤炭價格不斷上漲，政府理應提高供熱價格，否則就應當予以財政補貼，這是一個簡單道理。不能一方麵認為不宜漲價，另一方麵又不擔當起應有的責任，否則這還讓電熱廠怎麽活呢？

從中容易看出，這些壟斷性企業也是苦衷連連。但顯而易見，這種苦衷短期內恐怕還看不到有消失的那一天。

因為從實際情況看，每當供熱季節來臨時，政府都會一再要求企業不惜一切代價保證供熱，但到最後真正結賬時就再也沒有下文了，這讓熱電廠很受傷。但也應當承認，如果要讓政府拿出錢來補貼熱電廠，這些地方政府實在也承擔不起。

所以隻好說，無論是小微企業還是大中型企業、無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壟斷企業，可謂是“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要想念好這本經，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而不是安於現狀，因為安於現狀沒有出路。

舉例來說，壟斷性企業在麵對利潤下降時，最應當做的不是要求政府允許提高銷售價格，而是像非壟斷企業一樣壓縮開支成本；隻有當開支成本壓縮到全社會平均水平時，才有資格討論前者。否則，一方麵是壟斷企業員工的年收入是十七八萬元，而競爭性企業員工的年收入是四五萬元，這時候一碰到利潤下降甚至虧損，就要求政府提高價格，是怎麽也難以服眾的。如果是這樣，那些競爭性企業也要求政府給他們壟斷地位，政府能答應嗎？！

所以歸根到底，壟斷性企業應該一切向競爭性企業靠攏才有解；或者說，要徹底打破壟斷、引入競爭。

案例

大有大的難處

任何壟斷性企業、國有企業、大企業也都有它們的難處，雖然這種難處並不是小微企業能切身體會到的。尤其是在全社會經濟低迷時，大企業也需要尋找突圍方向，不是向政府申請調整價格，就是要在全球尋找投資機會。而無論哪種方式，都會增加失誤的可能。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是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控股公司，該公司2006年收購了澳大利亞西澳大利亞州的20億噸磁鐵礦開采權，並且有權進一步認購40億噸磁鐵礦開采權，這就把自己拖入了無底的投資黑洞。

該項目設計年生產能力2760萬噸，計劃在2010年9月投產，2011年底前達到生產能力，產品全部銷往國內。直到2009年年中時，中信泰富還樂觀地表示，已經投入的52億美元已經充分反映項目所需建設投資，並且預留了2億美元的不可預見費用，不會出現大額超支；可是沒想到，後來出現的一係列不斷上漲的資本投資變化，促使中信泰富成本不斷增加。2011年末，中信泰富與中國冶金科工集團簽訂工程補充合同，就其中有爭議的工程量部分額外支付了高達8.22億美元的款項，使得中國冶金科工集團整個工程合同價格從原來的25.85億美元增加到34.07億美元。但中信泰富表示，這個成本估算仍在預料之中。[2]

2012年11月19日，該項目的第一條生產線終於帶料試車，比原計劃3年建成投產的建設期延遲近2年。至此，一係列形勢誤判、盲目決策、倉促上馬，加上國際資源整合能力欠缺和風險管控不力，使得中信泰富最初的42億美元投資額一步步上升，進而突破100億美元，是原計劃投資總額42億美元的2.38倍！

中信泰富當初考慮到整個項目建設期和運行期的資本開支達幾十億澳元，所以為了對衝貨幣風險，分別與花旗銀行香港分行、渣打銀行、瑞信國際、美國銀行、巴克萊銀行、法國巴黎銀行香港分行、匯豐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德意誌銀行等13家銀行簽訂了24款杠杆式外匯買賣合約。結果，突如其來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澳元持續貶值，中信泰富因此巨虧100多億港元，中信泰富董事會主席榮智健不得不因此引咎辭職。即使如此，中信泰富在風險管理意識、風險防控能力、風險管理體係方麵仍然沒有多大起色，加上對開發該項目的規則不熟悉，對澳大利亞極其苛刻的環保要求估計不足，所以隻得連連感歎“使足了勁，卻打在軟棉花上”，建設難度大大超出想象，進度嚴重滯後。

項目投產日期的一再延遲，使得中信泰富失去了一輪非常寶貴的市場機會。例如，國際鐵礦石價格在2011年之前是一路上升的，最高點出現在2011年一季度的每噸190美元，然後出現下跌，2012年最低時隻有每噸87美元。成本上漲、價格下跌，使得該項目盈利壓力驟然增加。據測算，該項目的鐵礦石成本為每噸81美元左右，隻有到市場價格反彈至每噸108美元以上才有可能獲利，但未來究竟如何又有誰知道呢？[3]

1　郎秋紅：《供熱企業因價格倒掛陷經營困境，或影響居民供熱》，載《瞭望新聞周刊》，2011年11月13日。

2　騰宵：《中信泰富西澳“吸金黑洞”》，載《新財經》，2012年第9期。

3　何臘柏：《風險管控不力，中信泰富深陷西澳鐵礦“大坑”難以自拔》，載《何臘柏的博客》，2012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