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的教育旅程，應該說是從湖南汨羅開始的。點擊歲月的鼠標，我記憶的熒屏上瞬間就會呈現出一幕特別的畫麵。20年前，1995年，我在湖南汨羅市一中任教高中語文。
汨羅是曆史文化名城，它和愛國詩人屈原有著無法割舍的關係。它的厚重久遠來自它的平和蓄力，當力量積蓄到一定程度，爆發就成為必然之勢。那時，汨羅率先大麵積推行素質教育的一係列做法已經引起了全國廣泛的關注。10月的一天，學校領導通知我，第二天有教育專家指名要到我的班上跟蹤聽課。初出茅廬的我在喜悅中夾雜著一絲緊張，接受了任務。教學內容是文言文《石鍾山記》，課已經備好了，當時教學設計的開放與大膽，連我自己都沒有把握，不過再改也已經來不及了。
第二天，聽課者如約而至，他們是《人民教育》記者梁友君、《湖南教育》雜誌社社長胡宏文、記者龔鵬飛等一行人。我硬著頭皮上，在引導學生整體感知的前提下，鼓勵學生自己去發現和質疑，等於把課堂還給了學生——這樣的課堂更關注動態的生成，因而也就更不好“控製”，這在當時簡直犯了“大忌”。我將全文中心句“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大大地書寫在黑板上；然後指著這個句子問：“大家對作者的觀點有何評論？”
這一“問”不要緊，整個課堂“開花”了。
一位學生來了個“快速反應”：“作者強調目見耳聞當然不無道理，但凡是非要目見耳聞才能判斷其有無嗎？比如其他星球上有沒有生物，這是無法目見耳聞的，難道就不能通過其他途徑證實其有無嗎？”
接著便有學生表示支持：“是的，對事物的認識不一定都要目見耳聞。比如化學、物理學中的很多微觀世界就不能目見耳聞。再說，有很多目見耳聞得不到的科學發現，卻可以憑借想象力得到，蘇老夫子當作何解釋？”
這時有人出來反駁了：“請注意，作者措辭是不能‘臆斷’其有無。什麽是‘臆斷’？沒有根據的判斷。當時科技落後，蘇軾能夠‘知道’的根據隻有目見耳聞。現在我們不需目見耳聞就可以通過高新技術判斷外星球有沒有生物，或驗證科學發現——想象力成果也需要驗證——而這些高新技術不正是目見耳聞的發展和延伸嗎？所以作者的觀點從本質上說是站得住腳的。”
這位同學的表述似乎無懈可擊了，哪知有人又從另一個角度挑起了“是非”：“在作者看來，目見耳聞是最靠得住的。那麽，‘太陽圍繞地球轉’的結論，正是人們天天看到太陽東升西落這一現象之後而得出的，但這是個極大的錯誤。目見耳聞就可斷其有無嗎？”
……
整個課堂，就像電視中播放的大學生辯論會一樣，“正方”與“反方”激烈交鋒，老師則起一些點撥、引導、歸納的作用。
課後，《人民教育》記者梁友君采訪了我，問我為什麽要設計這樣一種教法。
“這位叫龔雄飛的年輕教師告訴我們，與傳統教法相比，這種教法至少有兩點優勢：第一是從‘深度’上看，這種教法挑動了學生的‘疑問神經’，要質疑、解疑，就得斟詞酌句摳字眼。老師‘告訴’他，他不見得‘聽進去’了；他自己去‘鑽’，往往更有力、更深。第二是從‘廣度’看，傳統教法中老師講學生聽，有的學生‘聽進去’了，也有的學生沒‘聽進去’，有的隻聽了一半。現在以‘疑’激‘思’，發言的不發言的都被吸引到這場辯論中來，都在動腦筋，鑽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麵向全體學生’的目標，首先從教法上就落實了。”
這段故事就記載在1996年2月《人民教育》和《湖南教育》同時推出的5萬字長篇通訊《大麵積推行素質教育的探索——湖南汨羅市中小學教育改革12年寫真》裏。這篇通訊對中國教育有著深遠的影響，連當時主管教育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也因此到汨羅考察和指導，在全國掀起素質教育的新**。
湖南汨羅也因此被稱為中國素質教育的“發源地”。
我就是在這裏開始自己的教育探索的。一轉眼快20年了。這20年間，我從湖南走到海南，從海南來到大西南，歲月流逝，可夢想依舊。我一直追問著自己：現代課堂的特質究竟是什麽？課堂的特質代表著教育的本質，課堂是彰顯教育本質的靚麗窗口，追問課堂其實就是在追問教育。
我越來越理性地意識到，真正的課堂——
不是教師表演的大舞台，而是學生學習的主陣地；
不是個體學習的訓練所，而是合作探索的主戰場；
不是靜態知識的解剖室，而是活動展學的自由區；
不是應試訓練的主渠道，而是智慧生成的孵化器。
真正的課堂一定是學生的“活動場”、“情感場”和“思維場”，共同構成學習者的“生命發展場”。因此，我提出“學本教學”的基本主張，堅持課堂從“教師中心、講授中心”轉向“學生中心、學習中心”的改革方向，以“先學後教、互助展評”為基本模式，比較係統地探索了“自學”、“互學”、“展學”的技術路徑，並且在重慶市沙坪壩區開展了區域性的大麵積的改革實驗，激活思維，誘導自學，先學後教，不教而教，把課堂還給學生，讓課堂變成陽光燦爛、靈性生長、青春洋溢的舞台。
這樣的課堂改革幾乎就等於拉開了一場“教育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是以課堂變革為突破口的課程的整體改革的前戰，體現了教育的發展趨勢與理念高度。在我看來，教育精神、教育理念與教育特色正是通過課堂來表達的，當精神和理念表麵的芳香散落後，學校真正的內涵就作為文化的根留在課堂上。
作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我常常感歎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從20多年的經曆來看，隻要有一種堅定的信念，還是可以從改變一個班級到改變一所學校，從改變一所學校到改變一個區域，甚至從改變一個區域到改變許許多多的點線麵上的教育生態。為此，十年來我不知疲倦地奔走，在全國講學近400場，為教育改革傳播智慧和正能量。
如今，我正在重慶沙坪壩區大力倡導並大麵積推行“學本教學”。看到身邊發生的種種改變，我似乎感覺到冰河解凍、禾苗分蘖的氣息，又似乎聆聽到孩子們迎著陽光快樂成長的拔節的聲音。這一切，會使我遙想起當年在湖南汨羅的工作經曆。正是汨羅教育的滋養和培育，奠定了我教育思想的基礎，形成我教育主張的基因，並給予我躍馬揚鞭追求教育本真的精神力量。
汨羅，是我教育人生的起點，也是我教育追夢的開始。
在我的成長經曆中，有一個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我的老師徐龍。我一直認為，在人的一生中，不同時期遇到什麽人，就像冥冥中上天注定的一樣。這個人出現在你的生命中，必然會留下一些與眾不同的故事。
最開始認識他，是在師範讀書時期。他是我的語文老師，一個儒雅的中年男人，看上去並無多少特別之處，但他隻要一踏上講台，頓時便光芒四射，在一大群師範教師中簡直是鶴立雞群。在他的課堂上，我猶如一尾自由自在的魚遊進了大海，盡情享受著語文的樂趣。
2007年11月在曲阜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家和詩人是一代年輕人的王冠和夢想，我和另外兩個同學劉銀芝、餘良偉就悄悄地做著這樣不切實際的夢。徐老師卻不斷給我們鼓勵，他認識作家韓少功，就給我們介紹韓少功的作品。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飛過藍天》、《風吹嗩呐聲》這些作品，我都是在徐老師的推薦下閱讀的；尤其是韓少功後期的“尋根文學”對我影響至深。徐龍老師特別喜歡我寫的作文，常常會把我的作文當作範文在課堂上抑揚頓挫地朗讀，無數個有徐龍老師的課堂時光因此而顯得無比美好。
師範畢業後，我回到母校，成為湖南湘陰縣城南鄉中學的一名老師，任教初中語文。小山村的夜晚寂靜而深遠，於是，我把年輕的**和故土的情懷變成文字，一發不可收地寫了許多中短篇小說，其中一篇《達老倌》發表在《當代作家》1990年第3期，另一篇《河東河西》發表在《芙蓉》1991年第6期。我都把作品給徐龍老師寄過去了。此後文學創作一直是我的業餘愛好，我後來也被吸收加入湖南省作家協會。
徐龍老師並沒有因為我畢業而減少對我的關注，他一直都在關心著我的發展。1992年5月，我收到徐龍老師的一封信，他因為家在汨羅，已經回到汨羅市一中工作，希望我也到汨羅市一中任教，並反複叮囑我一定要帶上我發表的作品。
我在徐老師引薦下很快見到了汨羅市一中的校長羅林祥。羅校長以前是汨羅市文化局的局長，後調入汨羅市一中擔任校長，係北師大中文係畢業。因為有了徐老師的推薦和發表的兩篇小說為媒介，我們倆一見麵即相談甚歡。他看完小說非常驚訝，說不相信那麽老練的文筆和那麽老成的文化思考會出自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之手，當即決定讓我試教。
試教的準備時間非常少，中午備課，下午正式上課。我試教的課文是高中文言文《勸學》。我平時就比較喜歡文言文，尤其喜歡中國的詩詞歌賦，算是打下了比較強的古文功底。這一篇《勸學》我幾乎不費多少氣力，一下子就理清了文章的思路並形成教案的立體框架。課堂上，我和學生們分享了《勸學》的基本思想，把核心問題留給學生討論，隨著和學生交流的漸入佳境，我竟然忘記自己是在試教。就這樣，我被破格調入三湘名校汨羅市一中任教高中語文，和徐老師同在一個辦公室，可以繼續向徐老師學習。
剛到汨羅市一中的時候，我擔任高一年級一個班的班主任，並任教兩個班的高中語文。當時高一計劃招生八個班，從175班到182班，四個重點班四個普通班。但最後由於很多學生都想擠進這所高質量的學校，不得不臨時增設一個班級，這就是特殊的183班，我成了這個班的班主任。說這個班有點特殊性，是因為這個班級是普通班裏後進生相對集中的一個班級，基礎差的學生多，調皮的學生多，不容易管理。《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中曰：“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意思是，教師為人師表，必須要有淵博的知識和高尚的德行，才能得到別人由衷的尊敬。我比學生年齡大不了幾歲，既沒有淵博的知識和高尚的德行，更沒有顯赫的資曆和豐富的經驗，不能依靠權威去管理學生，就幹脆和學生一起商量怎麽治理班級，製定了一套班級自治公約。我什麽事情都和學生討論，甚至周六的晚上怎麽玩，學生想看什麽電影，都和學生商量，和學生一起度過。可以說，我後來的“學本管理”思想在我對教育懵懵懂懂的時候就開始了朦朦朧朧地實踐起來，難道這真是一種宿命嗎？沒有想到的是，當我把學生當成班級管理的主體時，學生主人翁的責任感被激發出來，班級的發展蓬勃向上，以至於兩年後，183班各方麵的發展都排在五個普通班的首位，幾乎快趕上前麵的重點班了。學校領導非常驚訝。在高三文理分班的時候，年級主任周俊發老師直接將我調到一個重點班（178班）當班主任，同時教高三年級一文一理兩個重點班的語文。據說，這樣的安排在學校曆史上是非常罕見的。一年後，我任教的學生參加高考，其中文科班語文教育質量評價排名汨羅市第一。此後，從1995年到1999年，我任教的語文科連續5年獲得汨羅市教育質量評價第一名，我被人戲稱為“冠軍專業戶”。
在這一過程中，徐龍老師對我的幫助和指導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很佩服徐老師的語文功力，他的語文課堂指導，常常顯得高屋建瓴，著眼點很高而落腳點很低，既能做到知識當堂過手，更能在立德樹人的追求中彌漫著濃鬱的文化氣息。一向枯燥乏味的語文課，在他神奇的點染下，常常充滿了藝術的靈光。20年後，我見過全國不少的語文名師和教育大家，說句實在話，單論課堂教學水平，能夠比得上徐龍老師的，我還沒遇見幾個。盡管他身上沒有諸多的榮譽和頭銜，但在我的眼裏，他就是真正的“無冕之王”。他把我的教學起點一下子提高了很多，遇到他，是我的榮幸。
在徐老師的指導下，我開始嚐試進行語文教學改革。在古老的汨羅江邊，我執拗地以濤聲為漿，駛向語文教育浩渺的水域，去苦苦尋找語言的生機。我一麵窺知到語文作為一種文化本體飛翔的軌跡，一麵又嚐試去破譯語言與生命對應的密碼。我逐漸認識到，語言不僅是一種重要的交際工具，更是一種特殊的生命現象，語言是人的文化心理結構的外化和社會化的手段，語言活動是人類豐富自身生命的內在需要；並開始嚐試建立起一種基於“語言·思維·思想”三位一體的“焦點式”教學操作範式。在探索中努力去追求理論的高度，而理論又指導我更進一步延伸實踐的觸角，二者形成了一個奇異的互動過程。
我的恩師徐龍先生
1998年，我參加嶽陽市“素質教育課堂模式建構”教學競賽。在徐老師的指導下，我運用“焦點式”教學方式，以主問題為線索，鼓勵學生自主探索，全班交流，充分激活了學生的思維，改變了學生被動的學習狀態，受到嶽陽市教科所高中語文教研員李真微老師的好評，獲得全市一等獎。成功就像一個永無止境的階梯，隻有走好第一步，才能走向第二步。2000年10月，我又代表嶽陽市參加湖南省首屆高中青年教師優質課競賽，地點在張家界市一中。我選擇的課文是魯迅先生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是一篇難度比較大的長文。我的思路是：以問題為主線，以學習為主軸，以思維為主攻，引導學生展開爭鳴和探討。在麵對某些觀點的時候，我不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權威者姿態來決定誰對誰錯，而是進行適當的穿針引線，引導學生自己來決定。課堂上，學生的觀點發生劇烈碰撞，學生們各抒己見，激烈交鋒。我則退到一邊，把課堂的中心交給學生。這樣的課堂設計在當時是比較大膽的，我最終獲得全省一等獎。
我的語文教學改革之路沒有走偏，完全得益於徐老師的領航導向。在語文教學的本體論和方法論兩個層麵，他都指導我作了比較開放的思考，比較自覺地摒棄了在那個年代幾乎被視為“正宗”的“傳授式課堂”，頗有一點離經叛道的味道。記者梁友軍曾經把我執教的文言文《石鍾山記》寫進1996年《人民教育》的第二期，即使現在回頭去看20年前的這個課例，你依然會覺得它前衛與大膽。現在回憶起來，那其實就是“學本教學”理念萌芽和初步探索的階段，雖然當時我的認識和思考還不是十分清晰，但對生根於本質主義的傳統的教學文化，對熱衷於標準知識、統一思維且總是以知識、技能的學習為旨歸的課堂價值，對典型的師傳生受的單向性傳遞方法，進行自覺地遠離和變革。這一路上，徐龍老師都陪伴著我且行且思。
幾年前，徐老師退休了。我每一次回湖南看望自己的父母，也都去汨羅看望徐老師。每一次見麵，都覺得徐老師似乎老得更多了一點。這個當年儒雅智慧的男人顯得頗有些滄桑和落寞。如果在大街上和徐老師擦身而過，他就像一個路人，絲毫不會引起你任何關注。他毫不起眼，淡定從容，普通到骨子裏去。他沒有與眾不同的氣質，沒有奢華的裝扮，看不到他身上灼灼閃爍的光環……但他對我來說，卻帶來彌足珍貴的溫暖，猶如靜水深深地流淌著，低調，婉轉，默默地陪伴在我的左右。
我非常幸運。這一路上走來，遇到很多欣賞我，認可我，幫助我的人，他們都是我生命中的貴人。譬如當時汨羅市教育局的局長黃澤南。黃澤南局長是湖南慈利人，一口特別的湘西口音，說話時聲如洪鍾，斬釘截鐵，底氣十足。他仿佛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常常會照亮許多夜行者的眼睛，讓人精神為之一振。
因為他威信比較高，我們都叫他黃爹，並不叫他黃局長。在我的心目中，黃爹是一個大氣磅礴的局長，也是一個堅持操守的教育家。20世紀八九十年代，應試教育理念泛濫成災，在這種片麵追求升學率的教育勢力的重重圍困之下，黃爹並沒有讓汨羅的教育隨波逐流，而是舉起一杆素質教育的大旗，勇往直前。
記得剛調到汨羅工作的那一年，湖南省文理兩科高考狀元都出在汨羅市一中。這個精彩的故事一下子吸引了媒體和全社會的眼球。重慶國光集團借機炒作，到汨羅來重獎高考狀元。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件大好事，免費宣傳汨羅教育，何樂不為？可是，這件事情卻在黃爹那裏碰壁了。他不讚成以任何方式來炒作高考狀元，擔心這樣做會擾亂教育思想，誤導社會輿論。9月初的一天晚上，國光集團在汨羅市影劇院舉行高考狀元頒獎晚會，邀請了國內一些影視歌星表演，還邀請了一些政府領導參加，導致小縣城萬人空巷。但黃爹無論如何拒絕出席，即使有人三顧茅廬，他也不為所動。他非常清楚自己內心深處堅守的是什麽，其執拗的性格和傲岸的人格由此可見一斑。
這樣的性格、這樣的人品，注定了黃爹推進教育改革的堅定與頑強。無論遇到什麽阻力，他都迎難而上，甚至麵臨被“罷官”的危險也毫無懼色，以破釜沉舟的決心孤獨前行。這是成功者共有的某種特質。
2015年11月，浙江餘姚市舉辦的為期兩天的龔雄飛教育報告會
在汨羅工作的時候，我感受最深的是，教育係統建立起了一套公平的機製。比如高中教師的教育質量評價，全市就建立起了一個統一的考評製度。每年教師節前夕，都要舉行一次全市高中教學質量總結表彰大會。1995年，我教的首屆高三文科班高考評價獲得全市第一。教育局通知我在大會上作典型發言。我已經不記得自己講了什麽，隻記得黃爹親自為我頒獎的場麵。他神情肅穆地看著我，充滿了期望和勉勵，說：如果明年還拿第一，我繼續為你頒獎。也許這不過是黃爹一句戲語，但卻讓我受寵若驚。於是我繼續努力，第二年又登上領獎台，接受黃爹的親自頒獎。我連續考了五年全市第一，黃爹就給我頒了五年獎，成為我教育生涯中的一段精彩故事。我因此和黃爹深深結緣，他從最初對我的了解，到熟悉，到欣賞，到最後成為事業上的知己。
在這樣的教育機製下，無需送禮和人情關係，我逐漸脫穎而出。首先在職稱評定上連連破格，從中學二級、中學一級一直破到中學高級，一路綠燈各種榮譽接踵而至，1996年，我被評選為湖南汨羅市“十佳青年”；1997年被評選為湖南省青年骨幹教師；1998年被評為全國優秀語文教師；1999年被評為湖南汨羅市“十佳教師”；2000年被評選為湖南汨羅市“模範教師”；2001年，當我被教育部、人事部評選為全國模範教師時，剛到而立之年，成為當時湖南省最年輕的教育係統勞動模範。《中小學素質教育》雜誌以《擦亮夜的眼睛——記全國模範教師、汨羅市一中副校長龔雄飛》為題，以逾萬字的篇幅專題報道過我教書育人的有關事跡。
其實，黃爹給予我最多的，還不是這些東西。他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對教育的理解、認識和堅忍不拔的追求，是對教育的真誠、堅守和無怨無悔的付出。他係統設計教育大格局，麵向每一類教育，麵向每一所學校，麵向每一個學生，麵向學生發展的每一個方麵，從而充分突出人的發展的公平性，構建、發展和張揚人的主體性、獨立性和創造性。他認為，教育的價值是關注人的成長、幸福、快樂，本質上是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為一個人認識其生命的崇高與獨特價值提供一種有效的建構，進而使其達到自我頓悟，最終能夠賦予他的生命以使命感。他以自己二十年的改革實踐詮釋了一個道理：追求教育的真理需要有信徒和殉道者的精神；特別需要與疏遠人性、脫離生命和缺乏詩意的種種弊端抗爭，需要激活理性思維和狂放的生命力量；選擇教育，就是選擇一種使命、一種永恒的姿勢、一種默默無聞的光明磊落的情懷、一種“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傲岸人格。
這些教育思想和人格魅力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當拍岸而來的改革大潮把我推上湖南汨羅市一中主管教學的副校長位置時，我竟然也可以膽大妄為地對很多積弊和傳統勢力開刀，一點也沒有猶豫。我在實踐工作中感悟到，靠教學上的掠奪式開采和純生源優勢來打造和支撐一所學校的品牌算不了教育的高境界。我認為教育首先關注的應該是“人”的本身，而不是被異化了的符號、工具和考試機器，高考升學隻不過是“人的發展”中的一種自然結果，我把這種思想寫成了一篇論文，題目叫《關於全麵實施素質教育與高考升學問題的思考》，發表於《中國教育學刊》1998年第一期，很鮮明地提出了追求先進的教育理念與一流的教育質量和諧統一的理想。
“教育即解放”，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在《學會生存》這個報告中提出的一個著名的觀點。為了構建一種解放學生的良性機製，我設計出台了學校教育改革的“三大工程”，即構建了“講練互動，分層遞進，整體優化”的課堂教學模式，構建了“自由選擇，自主活動，自我評價”的校本課程模式，構建了“以學為綱，動態為主，綜合為本”的質量評價模式。盡管在實施的過程中還需要不斷地優化和完善，但三大模式的確立實際上是初步構建起了一個學校教育教學改革的係統工程。
我和黃爹的教育思想比較契合，認為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課程改革，課程改革的核心是課堂變革，把課堂變革視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我反感教師高高在上的傳道式的講解，在這樣的文化浸染下的課堂裏，學生成了被馴服的工具，成了對知識行跪拜禮的教徒。而“講練互動、教學共生”新的教學文化就是旗幟鮮明地把學生的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放在中心位置，體現人的自然生長性與尊嚴感，既尊重教師的“導”，又要擺脫教師的“控”，追求“激揚”的文化，重點體現主體性意識的張揚程度和陽光程度，其最終的目的就是張揚學生的個性，培養學生的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在學習中建構，在建構中新生。我主持的這樣一場教學改革，大麵積提高了教育質量，課題《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構建“講練互動、分層遞進、整體優化”的素質教育課堂教學模式》2002年榮獲湖南省教育廳科研成果一等獎。黃爹很支持我的改革。這一階段，我其實已經開始了“學本教學”在一所高中學校的初步實踐，盡管依然是模糊和經驗式的探索，但一切都在努力中循序漸進地進行著。
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常常會告誡自己，不要因為已經獲得的一些成績而忘乎所以，不要因為得到一些榮譽而眼高手低，要遠離焦躁，遠離偏執，遠離自命不凡。我給自己寫了一句話：前山之路是儒，授我以使命，教我在社會人格中自我實現，以身踐行；後水之舟是道，授我以忠告，讓我在自然精神中自我修養，用心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