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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卓然是每晚例行買夜宵熟起來的。街對麵的春風包子鋪打烊早，我們常常隻能繞到旁邊的川菜館去。可能因為開在醫院門口，川菜館其實沒幾道正經川菜，都改良成清淡量足的北方小炒，老陳愛吃這裏的西紅柿雞蛋炒刀削，周叔叔隻能吃其中幾樣小菜。

一開始是找話題聊，畢竟稍有幾歲代溝，卓然比我估計的還要年長幾歲——倒是看不太出來。後來發現他比想象中健談，和印象裏的北京人相差不大，說話直接不繞彎子，日常語言裏有不刻意修飾的幽默和一股“沒什麽大不了”的勁兒，話題開個口子總能延綿不絕地聊下去。可能話說得多人也顯得年輕吧？不像我，除了談客戶，剩餘時候能憋就憋著，時間久了表情也趨於淡漠。

這幾年沒怎麽跟工作以外的人建立關係。剛來上海還有幾個大學同學聯係著，後來各自奮鬥，各自戀愛，聯絡感情的精力所剩無幾，也就散了。關係鐵的幾個朋友是第一份工作認識的，曆久彌堅到現在。後來跳槽，升職，認識的人越來越多，微信好友快兩千個，忙累之餘也懶得再認識新朋友。聊天多累啊，筆友網友久遠得像上個世紀的事（也確實如此），最後稱得上朋友的，兩隻手數得過來。托關係幫我找床位的那肯定算一個。

“你爸身體挺好？看起來像頭一次住院。”卓然問我。通常走回醫院門口，我會等他抽完兩根煙再進去。

“算是吧。”我認真想了想，“我媽說他從前隻看過牙醫，割過麥粒腫。”

“我媽做大手術他也隻來送過兩次湯。”我又補充。不知道卓然怎麽想的，反正我是沒想到會在北京某個叫不上來的地方，在酒店、餐館和醫院之間來來回回的路上，跟一個和自己原本生活毫不搭界的人，說那麽多話。那次手術母親摘掉胸前被結核病菌感染的三根肋骨，整個人鬆懈得像沒水可灌的熱水袋，軟塌塌地躺在**。我上完舞蹈課被姨媽騎車載去醫院，站在病床前，看姨媽用勺子蘸了水在母親唇邊輕點，並不讓她喝。心裏疑惑，為什麽不讓我媽喝水？以及，我爸去哪兒了？

我還想補充點什麽，噎住了。醫院對我和老陳來說，都太陌生了。

“你啊，別太逞強。”周卓然拍拍我，“上次你幫我爸打飯，我就說了句‘糖尿病人的飯是另發的，你不知道怎麽打’，你就跟受了侮辱一樣，記得麽？”

不等我回答，他尖起嗓子開始模仿我：“‘你怎麽知道我不會打？！’哎！就這個口氣，你真是刺兒球一樣！戳不得。”

我有點驚訝，其實連我自己都沒發現，我不喜歡承認自己不行。可能工作這麽多年，慣性使然不相信有什麽事能難倒自己。手下兩個團隊從最初搭建到現在六七十號人，占據公司最核心的幾個部門，年會和老板同桌吃飯，順便匯報工作，領取盛讚，藐視敵手，都覺得當初選擇離開這個家，去上海奮鬥是對的。看團隊一天天壯大，有了幼時給白兔喂草，給蘭花澆水時等待收獲的心情。雖然職場攀升之路崎嶇，一路走來還算有些運氣，付出十分努力至少收到八分回報。第二份工作的第四年，整個大市場部就全歸我說了算，部門裏私下討論明年分期權基本上是板上釘釘的事。來北京之前我想，醫院，不就是另一個戰場嗎？盡管之前毫無經驗，又能有多難呢？

周卓然穿著沒有logo的套頭帽衫，和差一厘米就遮住膝蓋的肥大短褲在路燈下斜視我，頭發如鳥巢一樣蓬鬆。“第一天看你穿得跟出來談項目似的，現在，也打回原形了唄？”仍舊是取笑的口吻，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好像對他來說都輕微如針，我鄭重其事的處理方式在他眼裏也顯得格外滑稽。

我盯著腳上的運動鞋，音量弱下去：“公司裏那些衣服……在醫院穿好像不太方便。”原本預設和老陳單獨相處比談華中地區大客戶更需要心理建設，高跟鞋都沒敢脫。結果，陪護沒兩天就不得不把運動套裝換上了。

“所以說逞什麽強呢？在醫院這種地方，得學會認輸。”周卓然幸災樂禍地施教。

“你好煩啊！”我拍了他一巴掌。其實是我自己心煩，還被人看出來了。他的話讓我覺得自己在他眼裏就像一塊凍硬的牛皮軟糖，好笑之餘還有一絲可憐。

“放鬆點啊朋友！這種地兒，頭回生，二回就熟了。”卓然不以為然地把煙頭踩滅，說，“進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