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夏末的商方國至商王朝，被作為貨幣，即貨貝使用的貝幣自身經曆了漫長的演化。最初的貝幣由天然海貝加工而成，由於當時捕撈海貝、獲取海洋生物的難度極大，加之從海邊將海貝運往中原內陸的貿易成本高昂，所以，被作為貝幣原料的海貝極其稀缺。這也就確保了貨幣、貨貝自身的經濟價值。商人選用潔白如玉的齒貝，將齒貝的背麵磨平，然後在其中一端打孔，用於串繩，便於攜帶。
後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方國內部和整個中原華夏地區對貨貝的需求量猛增，貿易和沿海方國的捕撈量遠遠無法滿足蓬勃發展的新興經濟體的貨幣需求，於是，海貝、真貝逐漸被純人工生產的仿製貝所取代——這段曆史大約發生在商王朝崛起至盤庚遷殷之間。商人以獸骨、雞骨白玉替代海貝，由骨器加工業和玉器加工業者磨製出骨貝和石貝（玉貝）。商王盤庚將玉貝稱為貨寶，這既證實了盤庚遷殷之前真貝被仿製貝取代的貨幣史，又彰顯著貝幣與商品、貨幣與商業之間的關係，反映著商人獨到的商業思想。此外，除了磨製型仿製貝，在商王朝建立之後，由於掌握了高超的青銅冶煉和鑄造技藝，商人還開始廣泛地使用銅來鑄造仿製貝，這也開創了以銅鑄錢的先河。
《易經·無妄卦》曰：“不耕獲，不菑佘，則利有攸往。”
延伸閱讀
在甲骨文中，有很多文字從貝，並以貝為偏旁。甲骨文“買”，表示貝的交換。甲骨文“貯”，表示將貝貯藏在青銅器內。甲骨文“寶”，表示貝和玉這兩種藏在室內的珍貴物品。
隨著高附加值的手工業的興起，男耕女織的農耕生產已無法滿足商人擁有更多財富的渴望。於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棄農從商，以貿易為生。商人們在商業活動中患得患失、唯利是圖，所以甲骨文的資料中便有了不少與交易有關的卜辭。商人們渴望“得貝”，得貝就是盈利。商人們更渴望“朋來”，朋來就相當於“日進鬥金”。商人們懼怕“喪貝”，喪貝就是虧損。商人們更懼怕“朋亡”，朋亡就是巨額虧損。
延伸閱讀
貝幣約始自夏末，初為真貝。至殷商時，出現了多種多樣的仿製貝樣式。其中的一些仿製貝因儲存於青銅器內，經過數千年的埋藏，表麵被侵蝕出了青銅器特有的綠沁。這表明，晚至殷商時，商人就已經通過儲存貝幣來儲藏財富了。也就是說，在當時，貝幣不僅是一種支付手段，還是一種貯藏手段，它已經完全具備了貨幣的基本要素。
《史記·貨殖列傳》有雲：“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商人為了謀求更高的商業利潤，開始不滿足於在南亳城中和商方國內的交易，他們渴望在更大的人文空間內互通有無，開拓更廣闊的市場。於是，作為商人而非商王的王亥才懷揣著朋爾從思、利有攸往的商業理想，踏上了北上的商路。
商王亥從商都南亳出發，北渡黃河，抵達了有易氏的酋盟，並最終死在了這裏。今天，由於缺乏足夠的史料記載，我們無法證實王亥此行的終點究竟在哪裏，也不知道這支商隊最終的交易對象是否是黃河以北的有易氏。不過，有這樣一點卻是能夠確認的：那就是晚至夏末，便已存在一條自河洛地區通往黃河以北北方地區的商路。這條商路形成的時間遠遠早於此後聞名遐邇的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而且，它的起點雖然是南亳，是商方國以及後來商王朝的王城，而它的終點則很有可能是西域，甚至晚至西周時，這條商路還能夠通過西域與西亞、北非相連。這樣的論斷並非危言聳聽。
據《戰國策·秦策·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篇載：“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戰國時的大商人呂不韋，在趙國國都邯鄲做外貿生意，回家後告訴其父說，做珠、玉的進口貿易利潤可達百倍。這裏的珠，指的是戰國蜻蜓眼琉璃珠；玉，指的是產自今新疆和田的和田玉料。戰國蜻蜓眼琉璃珠傳至中國的時間約在春秋末期，雖晚於殷商，不過，與戰國蜻蜓眼琉璃珠並列的玉卻擁有更加悠久的本土曆史。《說文解字》注玉，雲“石之美者”，而安陽婦好墓出土的755件玉器中，就有相當一部分玉原料應原產於今新疆和田。這既說明了晚至殷商武丁中興時，華夏文明即已與新疆地區存在貿易往來，同時也開啟了以溫潤、細膩為審美理想的“羊脂——和田”式玉文化的新時代。
延伸閱讀
婦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是先秦傑出的女性政治家、軍事家。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內的婦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這件婦好跪坐玉人就是最精美的一件。玉人細眉大眼、寬鼻小口、小耳長麵，雙手撫膝，跪坐。束長辮盤於頂，戴箍形束發器，著交領長袍，束腰寬帶，表現了典型的殷商貴族形象。因此有人認為，該玉人塑造的或許就是墓主人婦好本人。
婦好墓的玉器在中國玉文化和工藝美術發展的曆史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不僅是因為婦好墓中出土的755件玉器，數量之巨、雕工之精，同時更是因為其中很大一部分玉器的玉料來自於今新疆和田，而在此之前的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齊家文化等華夏玉文化的重要源流中，所有所用玉料均為本地開采的地方玉。婦好墓玉器開華夏玉文化玉料貿易之先河，更確立了以溫潤、細膩為美的“羊脂玉”審美的新紀元。
延伸閱讀
這是一件殷商時的象牙凸形梳，由於長期埋藏在地下，其表麵已被土沁腐蝕，但仍然可見清晰的牙紋和象牙的光澤。篦梳是中國古代典型的櫛發用具。華夏民族的原始先民蓬頭垢麵，最初用手指梳理頭發，後來便用竹木牙角模仿手指的指縫製成了篦和梳。其中，齒密者為篦，齒疏者為梳。相傳，發明篦梳的人是炎帝的工匠赫廉。無獨有偶，根據考古發現，最早的篦梳就是出土於距今6000多年前大汶口遺址中的象牙梳。
延伸閱讀
古往今來，象牙都是稀缺、珍貴的藝術品材料。不過，與中古時期之後不同的是，在先秦，特別是西周以前，黃河、淮河及長江流域，特別是今天的河南省境內，亞洲象的分布非常廣泛。這從先秦文物中普遍出現的象牙製品和《山海經·山經》中廣泛記載的“象”的分布便可見一斑。與後世不同的是，當時的人獲取象牙的難度主要在於狩獵的危險，而不在於貿易的艱辛。今河南省的簡稱“豫”字，來源於黃帝劃天下九州之中的“豫州”，而《說文》雲：“豫從象，象之大者。”近代以來，隨著生態史學的發展，象在先秦時的廣泛分布亦成為諸多學者的共識。如竺可楨、張漢沽、秦文生等皆主張，“豫”字之“予”即“我”，“豫”字就是“大象和我”的意思。而在甲骨文中，“象”字也非常清晰、準確地描繪了象鼻和象牙，顯然，這也從側麵證實了甲骨文的創造者、使用者，商王朝的貞人們一定非常熟悉亞洲象的外貌，象與商人曾經在同一片沃土上生生不息。
顯然，自殷商至春秋戰國，以溝通新疆的遙遠商路作為貿易保障，以羊脂為審美標準的玉文化消費作為貿易動力，和田與華夏之間的玉貿易以及後來經由亞歐大通道傳入中國的琉璃珠貿易，都因巨大的貿易風險而擁有極大的利潤空間。加之“呂不韋賈於邯鄲”，邯鄲是趙國的國都，而趙國是戰國七雄中北部邊境緯度最高的諸侯國，與匈奴接壤，因此，特殊的地緣優勢使趙國成為了西方商路進入華夏地區的首站。這一點同樣也符合“有易殺王亥”的地理推論，即王亥死於黃河以北有易氏酋盟。所以，綜合這些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早在絲綢之路之前，就有一條自商方國的王城南亳及後世商王朝曆代王城通向西域的古商路，它越黃河，經今蒙古，再向西通往今新疆和田，並最終在西周時與歐亞大通道相連，成為了溝通東西方的舊商路，即所謂的“珠玉之路”。
延伸閱讀
這是一件典型的凸形梳。商人長以牙、角、骨及青銅製作篦梳，造型以凸形、瘦腰型、馬鞍形居多。與常見的牙、角篦梳不同，這件虯角凸形梳的材質尤其珍貴和稀缺。虯角是海象牙的舊稱，係典型的清代宮廷牙角工藝品材質。海象有太平洋海象、拉普捷夫海海象、白令海海象等6個亞種，這些海象的自然棲息地全都位於白令海、西伯利亞東北和北極圈等寒帶水域，在中國沿海地區沒有分布。
清雍正六年（1728），清政府與沙俄簽訂清俄《恰克圖條約》，清政府在恰克圖（原清俄邊界重鎮，在今俄羅斯布裏亞特自治共和國境內）河南岸建立貿易新城阿勒坦布拉格（漢名為“買賣城”），作為兩國間的通商口岸；並準許俄商每三年組織200人以下的商隊進京貿易一次。從此，原產自沙俄的海象牙——虯角進入了清宮造辦處，開始成為清代宮廷牙角工藝品原材料。19世紀後半葉，由於北冰洋海象數量太多，破壞當地漁業生產，當地漁民開始大量捕殺海象。這直接促進了沙俄對清海象牙的出口量，並促成了虯角工藝品在中國晚清時創作的高峰和虯角材質流入民間。可到了20世紀初，由於過度的捕殺，海象在沙俄一度瀕臨滅絕。這也正是中國虯角工藝品在同光年間之後忽然全部消失的原因。
由於缺乏與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的直接貿易，中國的虯角製品在明清前非常罕見。而這件殷商時期虯角凸形梳的出土改變了固有的貿易史認知。它的出現既表明了殷商時，極有可能存在一條自南亳向北、過黃河，直通西伯利亞地區的古商路，同時還證明了這條商路與後來自中原經河西走廊通西域的“絲綢之路”不同，它的走向是先向正北到達蒙古西伯利亞高原，再向西折，溝通亞歐大通道。當然，也正是由於秦漢時迅速崛起的匈奴各部阻斷了這條殷商時便已形成的舊商路，以及兩漢時開始崛起的“絲綢之路”快速取代了被阻斷的傳統貿易路線，今中國中原地區與今俄羅斯遠東、西伯利亞地區的傳統商貿往來才就此斷絕，進而致使作為珍惜貿易品的海象牙間隔了3000餘年，才重新出現在清宮養心殿的造辦處內。
至此，王亥“肇牽車牛，遠服賈用”的曆史才徹底清晰起來：作為商人的商王亥從事對外貿易，他收購商方國內養殖業出產的牛、羊等農產品，然後將其出口。同時，他還進口商方國需要的，類似於珠玉一類手工業所需，用來製作禮器的原材料，從中賺取利潤。然而，途經有易氏酋盟之時，有易氏的首領綿臣卻殺死了王亥，妄圖謀奪商方國的商品。王亥的兒子上甲微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後果後，發兵征伐有易氏，而後成為了新的商王。
在商作為方國而非王朝的時代，商的先公先王世係中，最重要的有商的始祖、商方國的締造者契，史料記載最早的商人王亥，王亥之子上甲微，以及建立商王朝的成湯四人。然而，這四人中，唯一稱王的便隻有商王亥一人。已出土的甲骨文資料顯示：商先公中，王亥被稱作“高且亥”“高且王亥”或“王亥”。其中，甲骨文“高且”的“且”字即現代“祖”字。王亥被後世子氏尊為“王”，並引為“高祖”，可見後人對其功德的讚賞。其子上甲微同樣為後世推崇，展禽在批評臧文仲祭祀爰居時，列舉古來聖賢，其中便有上甲微，雲：“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時至今日，當“商”字，從一塊封地、一個方國、一個方國上的子姓氏族、一代代氏族的領袖崛起為東亞曆史上第一個擁有以文字和文物作為雙重自證物的王朝，又從失國遺民的商業行為變成了一種無論是在曆史、現在還是未來中都至關重要的文明業態，洞鑒古今，商王亥的“遠服賈用”和上甲微“伐有易”便不僅成為了改變商方國、商王朝命運的曆史拐點，而同樣也將成為華夏文明多元經濟的文化源頭。朋從而思、利有攸往的商業理想漸漸變成了一項基本國策和商業文化，它開始伴隨著商方國、商王朝的對外貿易、人口遷徙向外輸出，並最終成為了商人的文化符號。從這個意義上講，上甲微“伐有易”之戰也便不僅僅是一場複仇的戰爭，而是演變為通過戰爭重建自由買賣的商業秩序，在華夏文明之外的更大範圍內輸出商業貿易的契約精神。
延伸閱讀
現代漢字“且”字和“祖”字，都來自於甲骨文中的“且”字。甲骨文的“且”字具有極強的原始生殖崇拜色彩。它描繪的是男性的**。生命通過生殖繁衍生息，而**就成為了生殖行為的物質載體和視覺外化。以男性的**比喻生命的源頭，即祖先，這表明殷商時，商人對生殖科學已經具有了準確的基礎認知，並對生命和倫理萌發出質樸的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