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泛用主義時期，英美漢學界對中國文論原典的介紹寥寥無幾，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不僅大量原典被發掘出來，而且進行了比較充分的評注與研究。此處所述的原典，首先是指處於顯性狀態的批評史或文論史著述，也包括與批評史相關的其他各種曆史文本。這一類型的研究既是該期文論研究的基礎，同時也是收獲最為顯著的一個領域，其中又以采取實證的方法為主。即便是在批評話語被不斷提升為更一般化理論的趨勢下，這類研究也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研究活力。
1951年，修中誠、方誌彤分別將陸機《文賦》翻譯成英文出版。緊隨其後，1953年，陳世驤重譯與評說《文賦》的小冊子問世[29]，正式揭開了英語世界對中國文論原典譯介與研究的序幕。其後，大小不一的各種文論著作與篇章被陸續譯出，甚至成為密集性研究的參本。與之同時，也出現了幾種影響較大的綜合性輯錄、翻譯或分析批評史原典的選本，如黃兆傑的《早期中國文學批評》（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30]、宇文所安的《中國文學思想讀本》。在敘事領域中，陸大偉（David L.Rolston）於1990年編著的《中國小說讀法》 （How to Read Chinese Novel）[31]，係統地編譯了古代小說批評的一些文本，並附以自己的評析。批評家個體的研究也是該期的一個重點，許多後期被看作未有經典性文論著述問世的文學家，如黃庭堅、元好問、何景明、袁宏道、袁枚、馮夢龍、金聖歎等人的批評思想，也均有針對性較強的研究專著出版。[32]以論文（博士論文）方式對某一批評家做專題研究的數量就相當之大了，而大量的批評思想研究又是與文學史個體研究融合在一起的。更有寬度的一些研究則涉及群體性的活動與思潮等，也是眾多學術性論文討論的對象。其中，已出版的專著有麥大維對唐代古文運動的研究、包弼德（Peter K.Bol）對唐宋古文運動的研究等[33]，均為甚具功力之作。對批評文本中的術語研究，比較早的可見之於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hett）在20世紀60年代所做的探討與倡導[34]。術語翻譯既是文論研究中不可逾越的，同時也涉及許多難點，包括這些術語在中國文本語境中使用時常出現的隨意性、多義性與感悟式表述，以及中英用語之間固有的不對應、中西文化之差異等。這些問題在後來也成為許多學者所討論的重要話題，並往往緊扣對文論原典的理解展開。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一領域也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綜合起來看，以上的這些研究組合成了中國文論研究的一個最為基礎也最為重要的知識係譜，極大地豐富了英美漢學界對中國文論的史實性認知。由於在本書後麵的章節中，我們會有對此類研究的詳細介述，在此暫不做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