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類研究由於經常跨越文學史與文論研究兩個區域，因此不是一個特別容易定位的研究類型。然而在英美漢學界，許多學者仍將之歸入文論研究範圍內，但也有強弱不同的認定。例如，塗經詒在對文論研究幾大模式所做的歸納中，基本上是從強認定的角度出發[35]，而宇文所安則從“理論”的概念出發，對之做了一個弱認定。[36]考慮到這些不同意見，我們的梳理當然也需要有所取擇，相對偏向於那些靠近理論方麵所做的研究。
文類（genre）問題之提出，最初是基於研究細化的要求，及文類稱謂在中西之間存在一定差異的事實。比如在中國原初的術語係譜中，小說、傳奇、話本等均各有指稱的對象，並且無統一的歸說。德庇時在19世紀初引述斯當東（Sir G.Staunton）對中國“通俗文學”（popular literature）的評論時，也稱：“（中國的戲劇）缺乏能夠展現生活與習慣有趣畫麵的完美梗概。在他們的novels 與romances中，這點則是為充分的細節填滿的。”[37]句中所用的“novels”與“romances”（德庇時文中均如此分用）原為西方18世紀對散體敘事文學的一種分類法，也為後來的漢學家長期沿用[38]，然是否適宜於中國傳統小說的分類習慣則一直是受到質疑的。又比如用英語統稱的“poetry”，是否可以與中國本土的詩歌概念對稱也存在一些問題。關於這點，在20世紀早些時候，江亢虎（Kang-hu Kiang）在為《群玉山頭》（ The Jade Mountain，與陶友白合編）[39]漢詩集所撰的序文中即有質疑，認為中國的“韻文”包含詩、詞、曲、賦、民謠等一係列文類，因此“poetry”實際上等同於中國的韻文，而不是狹義上的“詩”。可知，他已意識到在異域介紹中國文學時會存在文類分辨的問題。
20世紀50年代後，哈佛大學教授海陶瑋發表《〈文選〉與文類理論》（The Wen-hsüan and Genre Theory）一文。他認為：“文類的概念，潛藏在所有的批評之下。一個好的批評家如同一個勝任的作家，總是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知曉一個給定的文類是合適的中介（appropriate vehicle）。”[40]海陶瑋比較係統地提出了文類批評研究的重要性，從而首次將對文類的考察正式納入漢學研究的議程。通過對《漢書·藝文誌》、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與摯虞《文章流別集》等著述中文類觀念演變的扒梳，海陶瑋追溯了傳統文類史的演變，並對蕭統《文選序》中提到的各種文類均提供了詳細的資料考訂，其研究可謂已達相當的深度。1967年，由謝迪克（Harold Shadick）主持，首次中國文學文類的專題會議在百慕大群島舉辦。這也可看作美國漢學研究界正式啟動文類研究的一次集體舉動，當然也受到了其時北美批評理論界風氣的顯著影響。[41]遺憾的是，由於資金方麵的困難，會議文集一直拖到1974年才出版[42]，因此一般仍然是以散篇論文發表的時間來確認實際的影響。其中，陳世驤所撰《〈詩經〉：在中國文學史與詩學裏的文類意義》 （The Shih-ching：Its Generic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Poetics）早在1969年就發表了。該文考察了《詩經》作為一種典範的中國文類的曆史轉化過程（即按“頌”“雅”“風”的時間順序進行），並從心理發生、文本修辭的意義上論證了“興”作為其中一大類的基本特征，為此而將“抒情”（lyric）視為中國詩歌的內核與詩學批評的主旨（又如在《詩大序》等中），同時將其與西方早期的兩大主流文類史詩（epic）與戲劇（drama）進行了對比，最終得出中國詩學的本質乃偏重於抒情，而西方詩學的本質則偏重於敘事的結論。[43]陳世驤的論述，尤其是其作為依據的，對三大文類的劃分說明參照的仍是亞裏士多德《詩學》中的標尺，並未涉及中國文類內部的分體考訂及17世紀後西方出現的更為多樣化的文類實踐，而是偏重在從大的、模糊的意義上標識中西文類及其批評的差異，因此其影響主要還是落在比較詩學方麵。1968年，羅鬱正（Irving Yucheng Lo）發表《中國詩的風格與視境》 （Style and Vision in Chinese Poetry）[44]，指出有必要將中國文學批評中容易混淆的“文類”與“風格”兩概念辨析開來。這一論述對於後來的文類研究也有一定的提示意義。
20世紀70年代初，文類研究在北美漢學界漸趨興盛，其中於廣義的詩學領域中有所造詣者可舉傅漢思與柯潤璞（James I.Crump）等。傅漢思的《樂府詩》（Yǜeh-fǔ Poetry）一文，從文類區分意識出發，討論了郭茂倩《樂府詩集》對樂府12門類的劃分意識，並根據海陶瑋曾建議的可將樂府歸為讚歌（hymns）與民謠（ballads）的提法，對這兩種體例的文類特征做了詳細的討論。[45]柯潤璞的論文《曲及其批評家》 （The Ch’ü and Its Critics）[46]對“曲”這一常易引起混亂的名稱做了文類學的辨析，並分述了戲曲、套曲與小曲等不同文類所載負的心態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學者杜克義（Ferenc T?kei）此時也出版了研究劉勰及其之前中國文類批評的專著《中國3至6世紀的文類理論》 （Genre Theory in China in the 3rd-6th Centuries，1971）[47]，對北美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影響。此後，康達維（David R.Knechtges）於20世紀80年代初，在其雄心勃勃的蕭統《文選》英譯版序言中，也對《文選》之前的整個文類批評與編纂的曆史做了細致的探索，並認為總集編纂（general collection，與“single genre”有別）在3世紀以後的出現，是與批評家甄別文學類別的意識的增長密切相關的。[48]詞的文類學研究起步相對較晚，但孫康宜（Kang-i Sun Chang）的力作《詞與文類研究》（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1980）[49]則以廣泛的包容性從文類的一般體式與時區移位的關係，及體式與風格的關係等入手，對詞的文類形式進行了文學史層麵上的梳理，從而彌補了這一領域研究的一些欠缺。
相對而言，敘事文類的研究仍是文類研究中的重點。早期，在這一領域中最有影響的是韓南1967年發表的長篇論文《中國早期短篇小說：一種批評理論概觀》。該文從中國“文學”定義的多樣性入手，認為應當將中國文學視為複數的概念。如果從傳播的角度看，中國文學存在“口傳文學”（oral literature）、“知性文學”（recognized literature）與“白話文學”（vernacular literature）等文類上的區別，對應著不同的文化，同時也對應著不同的作者與讀者身份。韓南進而將“小說”（novel）這一概念做了分化處理，先是分疏為兩大文類，即文言傳奇與白話小說，然後又在白話小說的範圍內進行更細的分類。作者將“敘述法”（narritive method）視為文類劃分的重要依據，但又認為文類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因重組、融合等原因常常處在移位之中，需要訴諸細致的劃分與定義，以便對文類的變化有更清晰的認知。[50]此文不僅理論性與實證性俱強，而且也展示出了文類研究在解決問題上的有效性。受此影響，北美學界始對文類研究予以更多關注，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夏誌清與馬幼垣（Yau-woon Ma）的研究。夏誌清在1968年發表的《軍事傳奇：一種中國小說文類》（The Military Romance：A Genre of Chinese Fiction）[51]，馬幼垣在1975年發表的《中國曆史小說：主題與內容綱要》（The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An Outline of Themes and Contexts）[52]，都分辨了古文與傳奇之間的關係。在此以後，對小說的文類係統做出重要研究的還有倪豪士、浦安迪、王靖宇等人。倪豪士在其《〈文苑英華〉中“傳”的結構研究》（A Structural Reading of the Chuan in the Weng-yüan Ying-hua）一文中，突出強調了“文類”研究的重要性，並提出不一定要借助於原有的名稱，而是以結構分析的方法厘定考察中國傳統敘述文類，通過“類碼”（generic code）建立起一套小說評判標準的主張。[53]敘事文類的研究中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曆史書寫與文學書寫兩種文類之間的關係。稍先，浦安迪與馬幼垣等人的研究已頗涉於此，20世紀80年代之後，倪豪士、餘國藩（Anthony-C.Yu）等人均對之有集中的探討。[54]也正是在這種理念的綜合推動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於2001年推出了以文類形式編排，並由多位學者合撰的大型著作《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55]。
經過20多年的探索，英語世界的文類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尤其提示了一種形式（即文本的內部組織方式）研究的重要性。當然，細析之，雖然也有對批評史原典的闡述與梳理，但更多的成果呈現為一種對文學史進行概括之後形成的規則性、理論性描述（有些也兼及與批評原典的對釋），故而偏屬於泛文論研究的範圍。當然，從方法論上看，這種融合式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隻有通過文論話語與文學史實踐的互證，才能有效與完整地觀察文類構成與理解的雙重形態。比較國內普遍使用“文體”這一含糊的術語來處理文類的情況，漢學界對“genre”這一概念的使用確有很多長處，並為我們今後的研究指出一條可行的向路。[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