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英美國家對中國文論的研究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將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大約20世紀80年代末的這一較長時段稱為“分治期”，主要原因在於文論研究逐漸從前一時期的泛用主義模式，即目標上的實用性與學科上的泛化論中分化出來，形成了相對獨立的言述分支。從英美的情況來看，這一相對獨立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兩次漢詩運動對“純詩”的追求的影響，但更重要的還是英美學術體製中出現的學科分化趨勢。將文學研究從大漢學的框架中 移出，也促成了文論研究的繁興，使其成為一個可為學者們獨立標榜的領域。與之相關，“中國文論”不再隻是蟄伏在文學史/文學作品研究中的一個“觀念式”的對象，而是以獨立的形態闖入了學者的視野。學者因此知道了曆史上固然地存在一個“批評史”（“文學理論”）的顯性係脈，它與文學史之間長期以來就是以互動的方式呈現的，並且也是可以作為一個獨特的話題予以關注的。盡管在初期，這種意識還比較模糊，但後來便愈益明晰，並與對“文學觀念”等的研究一同匯入了此期文論史研究的壯大洪流。

另外一方麵，專業化也體現出對一種“學術中立”理念的確認上。關於這點，盡管如一些學者所述，戰後美國以費正清為代表的“中國學”的興起，促成了中國研究全麵地倒向國策化與實用化，但也存在另一方麵的情況，即即便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包括史學的社會科學化進程），學術中立及追求對象客觀性的理念也正在形成；而人文學科（漢學）研究的路徑不僅與以國策化為取向的費正清開辟的研究路向有別，同時也在積極尋找一種盡可能地擺脫主觀性判斷的學理化出路。正是與這種趨勢相一致，至少，科學主義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成了此期文學研究領域最為通行的主導性觀念。科學主義包括真實性預設與方法論措用兩個方麵。從預設觀念來看，學術研究首先被看作一種求真或“求取真理”的活動，並相信隻要是按照嚴密的論證程序，曆史的真實性是能夠從幽暗之處浮升出來，並被把握於掌上的。因此，這一時期的研究在方法論上比之於第一時期的隨意與疏闊，明顯地更趨於規範與細密，在實證技巧與理論闡釋等方麵都獲得了較大的進展。當然文學研究的方法論還是有別於社會科學的，因此在大的科學主義模式之中，或者說是在下一個層次上，該期的所謂科學化特征又主要表現在文本分析手段的改進上。而實證主義、新批評與結構主義等方法論模式在文學研究界的流行，也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在下文還會述及。

分治期的研究極大地推動了文論研究的繁盛，開創與建立了多套話題模式（研究類型），下麵擇其凸顯者分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