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文論的英譯，大多集中於重要作家或批評家。例如，對明代袁氏兄弟的詩學思想，劉若愚早已在《中國文學理論》中譯過袁宗道《論文》、袁宏道《敘陳正甫會心集》等文的主要觀點[152]；周質平在專著《袁宏道及公安派研究》（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153]中也翻譯了袁宗道《論文》以及袁宏道的很多詩學思想。此外，齊皎瀚的論文《意象紛呈：對公安派文論的再思考》（The Panoply of Images：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Literary Theory of the Kung-an School）[154]、洪銘水的專著《晚明詩人與批評家袁宏道的浪漫主義視野》（The Romantic Vision of Yuan Hung-tao，Late Ming Poet and Critic）[155]，都討論和翻譯了袁氏兄弟的詩學著作。
對於清代的王士禎，劉若愚在《中國文學理論》中譯過其主要觀點。[156]劉若愚的弟子林理彰在王士禎的研究上用力最多，他在博士論文《傳統與綜合：詩人與批評家王士禎》[157]，以及後來的《正與悟：王士禎的詩歌理論及其來源》[158]等文中，翻譯了王士禎的《漁洋詩話》及其他詩學著作的大量內容。後來，林理彰還專門選出王士禎的《論詩絕句》，加以翻譯並附以注解。[159]
再如清代的袁枚，韋利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在專著《袁枚：18世紀的中國詩人》（Yuan Mei：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中專列“詩話與食單”一章，討論並翻譯了《隨園詩話》的部分內容。[160]施吉瑞在專著《隨園：袁枚的生平、文學批評與詩歌》（Harmony Garden：The Life，Literary Criticism，and Poetry of Yuan Mei［1716-1798］）的第二部分“袁枚的詩歌理論與實踐”中，也分析和翻譯了袁枚的詩學著作。[161]此外，還有人專門譯出袁枚的《金纖纖墓誌銘》[162]，作為袁枚對於女性寫作態度的樣本。也有人將袁枚看成是明清時期個人趣味的倡導者，從這個角度專門選譯了《隨園詩話》的相關片段。[163]
桐城派的古文理論，自然也有研究者關注。劉若愚在《中國文學理論》中曾譯出姚鼐論陰陽剛柔的一段，並將其與西方理論加以對比。他認為，這種理論“使人想起黑茲利特（William Hazlitt）男性和女性風格乃兩種趣味之表現的理論”，這種風格“使人想起佩特（Walter H.Pater）對蒙娜麗莎的描寫”，“具有印象派審美主義的強烈傾向”。[164]此外，菲倫（Timothy S.Phelan）還曾專門譯出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序》。[165]
明清時期的曲論和戲劇理論，雖然沒有受到詩論文論那樣的重視，但也得到了英美漢學界進一步的關注。對於徐渭的曲論，梁啟昌（Kai-Cheong Leung）在博士論文《戲曲評論家徐渭、〈南詞敘錄〉注譯與南曲概論》（Hsü Wei as Dramatic Critic：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Nan-tz’u hsü-lu：Account of Southern Drama）[166]中，以徐渭的《南詞敘錄》為對象，對其進行了翻譯、注釋和研究。其後，梁啟昌將其修改後作為專著出版，題為“戲曲評論家徐渭及其〈南詞敘錄〉注譯”[167]。費春放編譯的《中國自孔子至現代的戲劇與表演理論》（Chinese Theories of Theater and Performance from Confucius to the Present）一書，節譯了徐渭的《歌代嘯》開場詞與《題昆侖奴雜劇後》。[168]茅國權、柳存仁的專著《李漁》第六章為“李漁的戲劇理論”，介紹和翻譯了李漁戲劇理論的主要內容。[169]費春放編譯的《中國自孔子至現代的戲劇與表演理論》一書，還節譯了《閑情偶記》的“詞 曲部”中的立主腦、重機趣、戒浮泛、語求肖似等節，“演習部”中的解明曲意、教白、脫套等節，以及“聲容部”中的文藝、歌舞等節。[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