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到了。誰說冬天花兒少？嘿，當天上往下撒雪花的時候，你攤開巴掌接吧。每朵花的形狀都不一樣，可都那麽美麗！

又是一個星期日。早晨，天上灰蒙蒙的，下雪花兒了。等大地鋪上厚厚的雪毯兒，我們就能團雪球兒，在胡同空地裏打雪仗了！

“炒豆兒”戴著好大一頂狗皮帽子，脖子上圍著好厚一條圍脖，手上套著熊掌般的一對大棉手套，跑到我家，噴著白氣，揚著大嗓門，向我宣布：“我發現了幾個真格兒的偵察兵！搞不清是‘侵略軍’還是‘友鄰部隊’！”

“嗨，”我不在意地說，“準是‘黑大力’、‘小緒子。’他們吧。”

“不是‘黑大力’他們！”“炒豆兒”頓著大棉窩，急得結巴起來，“是是是幾幾幾個大人！不信你去看！”

我就抓起帽子、圍脖，顧不得拿上手套，隨他跑了出去。跑到胡同當中的空地邊上，“炒豆兒”指給我看：“唷，可不是真格兒的偵察兵嗎！”

也難怪“炒豆兒”那麽認為。隻見離我們五六步遠的地方，有兩個穿皮夾克、戴皮獵帽的叔叔，支著一個比我們小孩還高的三腳架。三角架底下吊著個用線拴著的小銅錘，那兩個叔叔輪流把眼睛湊到三角架上好似望遠鏡的東西前頭，看一陣，打開皮麵本子記一陣。而對麵一百多步遠的地方，站著一個用大紅拉毛圍脖裹住頭的阿姨，用戴著紅毛線手套的手扶著一根帶尖鐵腳的木柱，看上去仿佛是根特大號的尺子……啊，我眨眼想了想就明白啦，這是搞測量呢！

十幾分鍾以後，我和“炒豆兒”就把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帶回了院裏——明年開春我們這條古老的胡同就要拆掉，將在這裏蓋又高又大又美的現代化大廈。那時候，我們各家都將搬到那新住宅區舒適的單元樓裏去住。

雪下得越來越大了，院裏的大人小孩們關於這件事的議論也越來越熱烈。“炒豆兒”在院裏得意地晃來晃去，活像發現了美洲新大陸的哥倫布一樣。

方伯伯把我們幾個小學生叫到他屋裏，一邊從取暖的花盆爐子裏夾出烤白薯來請我們吃，一邊打開了話匣子。方伯伯感慨地說：“咱們這個院子，還有‘炒豆兒’他們那個院子，再過去點程海岩她們那個院子……原來是連在一起的，是清朝一個王府的祠堂。我這間屋子，原來是擱祭器的——”

譚小波立即好奇地問：“我們家那兩間呢？”

“是祭祖先的儀式開始以前，王爺他們休息的地方。”

“我們家的呢？”“我們家的呢？”“我們家的呢？”這一來大夥全詢問上了。

方伯伯望著爐子裏跳躍的火舌，緩緩地說：“後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這祠堂成了軍閥作惡的地方；再後來，又成了國民黨的衙門，日本的特務機關……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落到了幾個國民黨‘接收大員’手裏，他們打著沒收敵產的名義，把這幾個院子貪汙下來，隔開租出去撈錢……新中國成立後，這幾個院子才回到勞動人民手裏，成了居民院。一住，可就快三十年啦！”看上去，方伯伯有點舍不得這個院子似的。

我們的心情可不一樣。

譚小波說：“快點拆了吧！我可不喜歡那麽高的紙頂棚，一掉土沙拉沙拉響，挺怕人的。”

我也說：“住樓多好呀，我表哥立東他們就住樓，比這舊房子強多啦！”

另外幾個小朋友也都說，寧願工人叔叔早點來，把這些古老的院子拆掉。

“炒豆兒”吞完最後一口香噴噴的烤白薯，舔舔嘴唇，認認真真地說：“我喜歡這樣的房子。”

“為什麽呀？”我和譚小波搶著問他。

“因為，住樓就不生爐子了，不生爐子就烤不了白薯，我愛吃烤白薯呀！”

包括方伯伯在內，大夥“嘩”地全笑了。

正笑著，立東表哥跑進來了，他已經知道了我們即將拆遷的消息，就建議說：“快到院裏照幾張相吧，留個紀念啊！我帶著相機哩！”

我們歡呼著跑到了院子裏。雪下得更大了，地上已經積了兩寸厚的雪，幾棵鬆柏樹戴上了美麗的雪帽，密密的雪花織成了一麵網。

我們請方伯伯一同來照，方伯伯問立東表哥：“這麽個天，能照出來嗎？”

立東表哥自豪地說：“沒技術的照出來準砸鍋，有經驗的仔細點能照好！”

正說著，“黑大力”、“小緒子”跑來約我們出去打雪仗，我們就熱情地邀他們一塊照相。程海岩也恰好跑來找我們院的女孩子玩，方伯伯便把她叫到身邊，約她照完相殺一盤象棋。剛拍了一張，立東表哥讓我們別動，打算再拍一張，我們卻又蹦又跳，拍著巴掌跑向了門口——原來是班主任呂老師和大隊輔導員馮老師來了。大考臨近，他們一塊來串胡同進行家訪，檢查我們溫習的情況。我們不由分說就把他們推到了正對鏡頭的位置。呂老師緊了緊咖啡色的花毛頭巾，四麵望了望說：“今天少一個人哇！”

我立刻猜出了她的念頭，轉念一想，便大聲提出了一個建議：“相片上應該有高山菊——她沒來，咱們堆個雪人代表她，好嗎？”

嗬，讚成的聲音差點沒把雪花嚇回天上去。不一會兒，一個瘦長的雪人就堆好了。譚小波拿來了兩支筆，一支蘸黑墨水的用來畫鼻、眼、耳，另一支蘸紅墨水的用來畫嘴，你別說，他畫得還真有點像高山菊的神氣。

“可這是個禿小子呀，哪是高山菊呀！”“炒豆兒”挑毛病說。

“腦袋上扣頂草帽，不就顯不出禿啦？”“黑大力”動上了腦筋。

話音落下沒多久，一頂草帽就扣上去了。

“高山菊得有辮子呀！”“炒豆兒”還挑毛病。

我想了想，便飛快地跑回家去。進了小廚房，我把牆上掛的蒜辮子摘下來，跑了出去。到了雪人前頭，我把蒜辮子往草帽底下一擱，嘿，兩隻辮子就搭在雪人肩膀上了。譚小波跟著就用墨把那辮子塗黑，於是，一個眉開眼笑的高山菊就站在我們當中了。

立東表哥退後好幾步，剛要按快門，“黑大力”陡然嚷了一嗓子：“等等！我請宋大哥去！”拔腿便跑出去了。

不一會兒，宋大哥隨“黑大力”來了，他隻穿著一身棗紅的運動絨衣，沒戴帽子，頭上卻冒著熱氣——原來他正在練舉重呢。呂老師見了他便同他握手說：“謝謝你配合學校做了好多工作！”馮老師捶捶他肩膀說：“你真有兩下子，把‘黑大力’的壞毛病都給扭過來了！”宋大哥隻是樂嗬嗬的，也沒說啥客氣話。大家自自然然地站到了一起，立東表哥拿出渾身解數，拍成了這張特殊的“全家福”。

現在我給你看的，就是這麽一張照片。希望你看到這張照片上的人物時，能想起有關的故事來。當然，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事兒，你如果聽著還有點滋味，那麽以後也許我還會接茬兒往下講，不過，那些故事將發生在另外的地方了。

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