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問題是：這個方案是如何展開的?它如何將具有哲學反思能力136的個體與現代社會世界進行和解?簡短的答案就是：通過理論。這一方案打算讓具有哲學反思能力的個體與社會世界進行和解，所采用的方式就是為他們提供一種哲學解釋，並表明他們——一般是現代人——在現代社會世界中就是在家中。黑格爾認為，有人為了把握現代社會世界是家，就需要哲學這一工具。隻有通過哲學的幫助，人們才能明白：首先，隻要現代社會世界有可能使人們實現自身的個體性與社會成員身份，它就是家；其次，現代社會世界事實上滿足了這一條件。黑格爾同時也認為，如果沒有具體的哲學解釋，對於那些“有一種內在的聲音召喚他們進行理解的人”(PR,T14)來說，也就沒有什麽東西能夠令他們滿足，這些人也正是該理論所打算針對的具有哲學反思能力的個體。

通過提供某種哲學解釋來展開和解方案，正好解釋了如下問題，即黑格爾為什麽認為某人為了達成和解，就必須具有哲學反思能力。除非某人滿足了這一條件，否則他就無法理解針對社會世界就是家的相關解釋。記住如下這一點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即黑格爾認為，隻有那些“有一種內在聲音在召喚他們進行理解的人”才需要這種解釋。他認為，我們需要方案所提供的哲學解釋，並且這種需要本身是有一些主觀條件的，但這種主觀條件與能夠運用這種解釋所需要的主觀條件是一樣的。

事實上，這兩個條件是相同的，這對他的解釋來說非常關鍵，因為這種(所謂的)同一性正好保證了那些需要和解的任何人都能夠得到和解。但是，有可能值得指出的一點是，這兩個條件是否同一的問題，還不甚清楚。有人似乎能夠具有足夠的反思能力，從而與現代社會世界發生異化，但他卻又沒有充足的哲學能力去運用哲學化的和解理論。作為哲學家，黑格爾第一個體會到，現代社會生活到處彌漫著一種反思的性質，但我們根本不清楚，黑格爾是否認識到了這種基本的反思性會使異化的主觀條件變得更加大眾化。①黑格爾有時候似乎寫道，人們必須接受哲學教育，或者無論如何要展現一種“更好的意誌”(bessere Wille)(PR,§138R)或一種“高貴的品質”(edlerer Natur)(VG,173/143),從而去體驗主觀異化。但是，現實情況則是(在黑格爾時代這確實是真實的),普通人都足以能夠體驗到主觀異化。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普通人之所以足以能夠體驗到主觀異化，其原因恰好能夠在黑格爾所努力強調的如下特征中被找到：即現代社會生活到處彌漫著的反思性質。

第四節 和解方案何以可能

我們在上麵講到，黑格爾的和解方案是通過理論而得到和解的，這自然會引發出下麵的問題，即這種方案是何以可能的。如果有反思能力的個體所體驗到的異化形式是真實的，那麽它何以能夠僅僅通過社會安排的轉型而得以克服呢?①從表麵上來看，異化能夠通過理論而得以克服，這種觀念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黑格爾為異化這一現代困境所提供的解決方案看起來也是非常奇怪的。但是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黑格爾如何回應這種擔憂。他可能會指出，有反思能力的個體所能體會到的異化的具體形式是純粹主觀異化，是異化的真正形式。他會解釋說，個體之所以會遭受這種形式的異化，原因就是他們不能理解他們所處的社會世界(和他們自身)。

這一點也表現在《法哲學原理》導言所包含的如下段落中：“存在於作為自我意識精神的理性與作為當下現實性的理性之間的東西，將前者與後者區分開來並阻止其在後者中找到滿足的東西，正是某種抽象物的束縛，這種抽象物尚未獲得解放從而能夠變成概念。”(PR,T14)。黑格爾所講的“作為自我意識精神的理性”意味著具有哲學反思能力的個體；“作為當下現實性的理性”指的是現代社會世界。當黑格爾講到有反思能力的個體與現代社會世界發生分離的時候，他所想的正是有反思能力的個體與現代社會世界之間的主觀分裂，或者換句話說，是他們的主觀異化。“某種抽象物的束縛”是指他們對社會世界或其自身的理解的束縛。這種理解可以通過隱喻的方式描述為一種“束縛”、鎖鏈或枷鎖，因為它將他們與現代社會世界相割裂。它之所以被描述為“抽象的”,是因為它是單麵的、錯誤的。如果他們的理解能夠“獲得解放從而變成概念”,那麽他們就能獲得對環境的正確的哲學理解，就能夠理解社會世界是家，從而在社會世界的係列安排中找到“滿足”。

隻有黑格爾對其曆史情境的理解被闡明，他的解決方案就不再是令人奇怪的。如果由於黑格爾同時代的那些具有反思能力的人不能夠理解他們的社會世界(或他們自身),他們就是被異化了的；如果沒有通過哲學理論的幫助，他們的社會世界(或他們自身)就不能夠得以理解；因此，他們就恰好需要關於現代社會世界與現代人的哲學解釋。這種解釋可以使他們理解社會世界就是家，通過把握這一事實，他們就能夠與社會世界的安排取得和解(PR,T14)。黑格爾對他同時代的那些具有反思能力的人的困境所做的診斷可能是錯誤的，但是與他對這一困境的理解相關，他為此所提供的答案是非常合理的。

許多人認為，黑格爾相信通過理論來求得和解總是有可能的，其中最著名的當數馬克思。①我們一直以來沒有充分理解的一點是，黑格爾恰恰否認這種看法。盡管黑格爾確實認為理論能夠促成和解，但是他認為，隻有當一些客觀的社會條件恰到好處的時候——即它們可以使社會世界成為家——理論才能做到這一點。①黑格爾認為，世界曆史就是能夠產生這些條件的過程。②他認為，在羅馬帝國時代(PhG,355—359/290—294;VPG,380-385/314-318)或中世紀(VPG,440-491/366-411),社會世界就不是家。③羅馬世界不能產生共同體；中世紀世界不允許個體性。在這些時代裏，任何想要通過理論將人們與社會世界達成和解的嚐試都是沒有意義的。它所需要的並不是人們意識的轉型，而是客觀社會安排的轉型。

隻要我們認識到，在黑格爾看來，唯有必要的客觀社會條件恰到好處，理論才能夠促進和解，那麽我們就能夠更好地理解他與馬克思的關係，因為現在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正如人們通常所認為的，他們之間的基本差異應該與客觀社會條件的重要性無關。但是，實際上，這一點正是他們都讚成的。像馬克思一樣，黑格爾認為，如果社會世界是異化的，那麽它的社會安排就必須轉變，以使其變得值得和解。這也正是他的《世界曆史哲學講演錄》一書的主旨。④他也和馬克思一樣，認為如果沒有一場革命的話，社會世界就不可能成為家。①但是，他與馬克思也有所不同，馬克思認為，革命將要到來，而黑格爾認為，革命已經發生——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他們二者之間的基本差異在於，黑格爾肯定了現代社會世界是家這一命題，但馬克思否認這一命題。

現在，如果我們概括一下和解方案的觀念，我們就可以認為黑格爾和馬克思所從事的基本事業是一樣的，但形式卻有所不同。我們可以說，馬克思致力於“政治化的”和解方案，而黑格爾卻致力於“哲學化的”和解方案。

政治化的和解方案始於如下命題，即現代社會世界不是家。它力圖通過改變主要的社會製度，使之值得和解，從而來獲得和解的客觀條件。它不尋求直接將人與社會世界進行和解，而是要改變社會世界使之值得和解。它之所以是“政治化的”,因為它力圖通過改變政治而使和解成為可能。

哲學化的和解方案始於如下命題，即盡管社會世界看起來不是家，但140事實上它就是家。②它之所以是“哲學化的”,是因為它力圖向人們提供關於主要社會製度的哲學解釋，通過這種解釋，使人們能夠看清他們所處的世界雖然看上去不是家，但事實上就是家，從而使他們與社會世界得以和解。這一方案就是通過對社會世界的真實本質提供某種理性洞察(vernünftige Einsicht),從而達成和解(PR,T14)。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哲學化的和解方案也是“政治化的”,因為它在力推和解的時候，它也表達了某種政治態度：接受與肯定。

馬克思認為，哲學化的和解方案本質上是意識形態性的；因為在他看來，如果社會世界是家，那麽這就根本不需要社會理論。①說一種方案是“意識形態性的”,也就是說它本就是某種形式的“錯誤意識”,或者它有助於形成某種形式的“錯誤意識”(即對社會世界或其成員的錯誤解釋，這種解釋有助於將壓迫固定化或合法化)。馬克思論證了，隻有當社會世界的運動以及它就是家這一事實都非常明顯時，社會世界才是家。在他看來，如果你需要某種理論，社會世界才會是家，那麽你所生活的世界就根本不是家。然而，黑格爾對於社會世界是家持有一種非常不同的觀念：即社會世界既可以是家，同時也需要理論。他認為，曆史轉變使得現代社會世界成為家，其中包括了市民社會與現代國家的出現，同時也產生了對社會理論的需要。同時，他在更一般的意義上論證了，現代性的條件使得理論不可或缺，這些條件包括現代國家的範圍與複雜性，以及有反思能力的個體要求對他們的社會安排有“理性洞察”這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