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外婆家在浦江縣岩頭鎮曉山村，離我家項宅村有八裏遠。我外公叫張若柱，外婆洪氏（名字已無法考證）。
我的外公外婆很長壽：外公1959年去世，外婆是到1975年才去世的，我從小就受到外公外婆一家人無微不至的關懷與照顧，至今還曆曆在目。
從我孩童時代，懂事那天起，就知道我父親是竹匠（篾匠），常年在外打工，農忙時也無暇顧及自家田地的農活。所以每到耕種農忙時節，我家的農活都是外公帶著舅舅，並帶上他們的農具與耕牛來到我們的田間地頭忙碌著，外公與舅舅那一絲不苟、深耕細作的精神，至今還時常浮現在我的腦海裏……當時，我雖然年幼，但也沒閑著，幫助外公放牛割草，讓耕牛吃飽，吃好，盼它在深耕細作中出力，高效。
我上小學六年級時，我父母帶哥哥、妹妹遠涉安徽寧國謀生，我一個人留在浦江老家上小學、中學。1955年那年冬天，我在外公外婆家過寒假，天氣十分寒冷，晚上我與外公睡同一張床，我倆是分頭睡的，外公怕我冷，睡不著，每天總是把我冰冷的雙腳，放在他老人家的腋下，一直到把我雙腳暖熱，讓我安詳入睡才罷休。
1956年暑假，我在外公家度假時的一個夜晚，在外公家曉山村村口的樟樹明堂上，聽了一場由名人演出的浦江地方曲藝“浦江道情”，終生難忘。
浦江道情俗稱“唱新聞”，演唱者多是盲藝人，演出場地不限，演出道具極其簡單，一個漁鼓、兩片竹拍即可。
浦江道情地方特色鮮明：
（1）浦江道情多用浦江方言演唱，素材來自民間口耳相傳的故事和社會新聞，具有濃鬱的生活氣息和鄉土氣息。唱起來有板有眼，有聲有色；聽起來悅耳動聽，親切感人，深受浦江人民喜愛。
（2）能用口技配合漁鼓竹拍，發出暴風驟雨、雷電轟鳴、虎嘯狼嚎、雞鳴犬吠之聲，聽者如身臨其境。更奇的是還能用漁鼓竹拍演奏戲曲浦江亂彈中的“頭台”，雖隻是一人用漁鼓和竹拍演奏，可聽起來卻是滿台簫笙共奏，鍾鼓齊鳴。
（3）浦江道情擅長於敘事抒情，具有淨化世俗的社會功能。唱道情一人多角。演唱者在同一節目裏能塑造眾多的人物形象，刻畫不同的人物性格，及時反映現實社會生活和重大曆史變革。從土地改革到農業合作化，從“新長征”到改革開放，從計劃生育到移風易俗，曆次政治風雲無不在嘭嘭的漁鼓聲中展現出波瀾壯闊的圖景。道情擔著道德教化的重任，為時代前進鼓與呼。外公家所在的曉山村，每年農曆八月初一有“試水龍”的習俗。所謂“水龍”就是一台簡易的活塞式往複泵型消防滅火機，該機在一隻大木桶裏安裝著兩隻活塞式往複泵，兩隻泵中間有一立柱，頂端安裝著一根長約8米的木質杠杆，兩端分別由4位小夥子上下按動，驅動往複泵運行。當有村民家裏發生火災時，迅速把該滅火機運到火災現場，一部分人挑水不斷往大木桶裏加注，另一部分人操作杠杆，驅動往複泵，把水泵往高處，撲滅火情。
外公是1959年冬去世的，那年我從衢州化工專科學校回家過暑假，是外公來我家養病最後一次見麵。8月末的一天，在我送他老人家回家的路上，他邊走邊給我講了許多有關蔣介石反攻大陸的事，言談中流露了他對國家分裂的憂患和對解放台灣的渴望，同時還囑咐我：你年齡還小，萬一蔣介石反攻大陸，打起仗來，要往浦江家鄉方向跑，確保自身安全，以免家人惦記，充分體現外公對小外孫在外念書的親切惦念與牽掛。此次永別的情景，永遠記在我的心中。
我從小對外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外公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有在煤油燈下寫日記的習慣，長年如一日，從不間斷。日記內容主要有當天天氣情況和當天資金（錢）收支情況，到年底還有一個收支總決算；當天村裏發生比較大的事兒。為此，平時村民遇到查詢往日天氣，村裏發生大小事情時都會去問我外公，外公就成了這方麵的活字典，受到村民們的一致好評。我這一輩子，愛寫日記的習慣，就是受我外公的影響養成的。
從我小時懂事那天起，就知道外公是一位當地遠近聞名的“風水先生”，誰家要選宅基地或給老人預選墓地，包括家裏做飯的鍋灶、豬欄、床鋪等都會請我外公去看風水後決定位置與朝向，外公深受鄉親們的歡迎。我第一次看到羅盤就是在外公手裏看到的。
我外婆是典型的勤勞、賢惠的賢妻良母型的小腳女人。從小對我精心嗬護與照顧，特別是1955年與1956年寒暑假，我都是在外婆家度過的，大大減緩了當時對父母兄妹不在身邊的相思之苦。
1972年7月，我專程回到老家浦江，看望我外婆她老人家，那是我與她最後一次見麵，當時我為感恩外婆大愛，送給她10元錢（那時我每月工資是55元），她老人家無論如何不收，還給與我同去看太外婆的我兒子項曉壯包了5元紅包，後來在親人們的勸說下，才收下了我的10元感恩錢，使我內心得以平靜。
外公外婆育有一男三女，長女是我媽張鳳梅，次子是我舅舅張茂良，三女兒和小女兒是大姨張世芝與小姨張除梅。
在我的記憶中，我舅舅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但他從我外公手裏學得了一手農業精耕細作的好手藝，經常受他的幫助，使我們這個缺乏農業勞動力的家庭深受其益。
舅舅非常疼愛我，記得1955年初夏的一個星期天，他專程來看望我一個人在家上小學的生活狀況。舅舅到達我家時，我正在和麵，準備自己做手工刀切麵吃。他看著我用細胳膊、小手和麵：加水少了，麵粉無法成團，即使成團了，麵團太硬，我和不動；加水多了，麵團太軟，無法擀麵，更不能切麵條。舅舅看著我好可憐，好心疼啊！看得眼圈都紅了……最後是舅舅來和麵、擀麵、切麵，才完成這餐美味、可口的刀切麵。
從我小時候起，舅舅就對我這個聰明、伶俐的小外甥讚賞有加，特別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我從小學、中學、中專，一路升學，成為項宅村第一位大學本科畢業生，之後又分配到首都北京，到一機部通用機械研究所工作，舅舅也為有我這樣的外甥而自豪。
所以在舅舅的心目中，我這個外甥一定神通廣大，能辦大事。早在1969年，他寫信給我，要我給他村裏的碾米機，配買一台功率為7.5kW的380V三相異步電動機。那時還是計劃經濟的年代，全國所有的機電物資都是按計劃生產，按計劃調撥的，像舅舅家那樣的偏僻農村，是根本無法買到電動機的。
我接到舅舅的信後，決心要把買電機的事辦好，想到了參加過全國閥門電動裝置聯合設計的河南開封電機廠技術科長方銘同誌，經方銘與廠領導反複協商決定：以次品電動機名義，變通賣給我舅舅村裏一台正品電動機。
舅舅村裏收到電動機後，當時的生產隊長非常高興，為表謝意，許諾我舅舅，等村口那棵大樟樹砍伐後，送給我一個樟木箱。在那個年代，送個樟木箱，是一件非常珍貴的禮物。樟木箱有特殊的香味，且不生蟲子，存放任何衣物，無被蟲咬之患。
遺憾的是這件禮物，一直到我舅舅1995年7月去世也沒有能兌現。因為村口那棵大樟樹，後來是承包給個人砍伐的，承包人不願意做樟木箱送人，村幹部也沒有辦法，隻能作罷，為此舅舅很生氣，成了他老人家的終身遺憾！
1961年，正值國家困難時期，我在浙江衢州上大學，因全家生活在浦江難以為繼，我父親就帶著我哥及4個妹妹舉家遷徙（實際上是逃荒）到浙江昌化，投奔在昌化石坎大隊任黨支部書記的堂哥於小許所轄的第4小隊（小隊長是堂哥於小富）宋家村落戶。此後一直到1995年這34年間，我在外忙於我的事業。隻在1972年7月回過一次老家浦江。
我1972年7月回浦江探親是從昌化出發的，那時交通不便，從昌化要坐長途汽車到杭州，再乘火車（綠皮慢車）到浦江縣唯一的火車站——鄭家塢火車站，還要轉乘汽車到離我舅舅家最近的汽車站——黃宅站，然後再步行10公裏才能到我舅舅家——曉山村。那天我到黃宅下汽車時就已經黃昏，我理了個發，吃了碗麵條後開始步行，往曉山村出發……
當我步行到離目的地還有半小時路程的岩頭鎮上一條古老街道時，夜幕中，忽然聽到有人叫我：“走來的是美根嗎？”走近一看，啊，原來是舅舅叫我。舅舅想外甥心切，等了我一天，眼看天黑下來了，也沒見外甥到家，所以就前來接我了。
見麵後舅舅異常高興，殺雞、買魚、買肉、買豆腐，以家鄉最高的禮儀，盛情款待我這個10多年沒有見麵的外甥，還有跟我同去的媽媽和我的兒子項曉壯。舅舅還專門帶我去看了一下村裏的碾米機，感謝我為村裏解決了配套碾米機的電動機，並再次提到村頭大樟樹砍伐後送我樟木箱的事，說：“舅舅給你盯著，保證讓村裏兌現。”
這次回浦江，我還專門帶大姨小姨的女兒季玉珍、戴水蓮去浦江縣城玩了一趟，我還特地在縣城東街的冷飲店請兩個表妹吃了冷飲。當時我還是個不滿30歲的男青年，兩個表妹都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由於表兄妹難得一見，當時表現得親密無間，冷飲店服務員還誤認為我們是戀人呢！我再次回浦江老家，是時隔23年之後的1995年春節，是聽說舅舅身體欠佳，我專程回去看了他老人家，這時舅舅已躺在**，很少下地活動了，當我把帶去的一斤上等東北人參送到他手中時，老人的眼中發出了喜悅的光芒。對於一位年邁的、生活在病榻上的老人來說，看到禮物喜悅心情的“精神療效”，可能遠勝於人參本身的功效。
這次與舅舅見麵後，時隔半年，我在黃山接到舅舅因病去世的電報，我立即收拾行裝，踏上了回鄉的路，可惜從屯溪到杭州後已經沒有當天到浦江的火車，隻能在杭州過夜，乘第二天上午的火車。到達曉山村，我舅舅的遺體已經入殮，親人的離去，悲痛之情使我在舅舅的靈柩前嗷嗷大哭，久久不能平靜。
我大姨張世芝出嫁於浦江縣七裏鄉十裏頭村，姨父是村裏的生產隊長，名叫季宗讚，離我項宅村五裏遠。從我小時起，大姨就對我疼愛有加，她是唯一一位在我上大學時去學校看望過我的親人（因為她的親家當時正好在衢縣衢化101廠工作）。1968年我結婚時，大姨還特別製作兩條棉被送我，上麵還繡著我與胡玉蘭的大紅色姓名，讓我們小兩口倍感高興。時至今日，我還與大姨的孫子季德意、孫女季玲玲常有聯係，他們兄妹倆頭腦靈活，都是大學文化，都有美好的未來。
我大姨與我舅舅一樣，也是少言寡語的內向型性格。我對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我獨自一人留在項宅村上小學六年級時，按我母親的安排我是寄住在大姨家，因為大姨家離我當時就讀的七裏鄉中心小學僅2裏路，比到我家項宅村還要近1裏。但後來我僅在大姨家寄住了一星期就不去了，天天回到我自己的家裏去，一個人開火做飯，獨自生活，其原因是我在大姨家生活感到不方便，不自由。大姨當時自己還沒有孩子，家裏隻有一張床，我每晚要與大姨、大姨父三人同睡一張床，心裏總感到挺別扭。當時大姨家也十分貧困，不可能為了我的寄住，去增添一張床與一套被褥，事後對於我不去她家寄住，大姨內心是怎樣想的，我始終沒有問，也沒有聽我媽說起過，至今還是個謎呢！
我小姨張除梅則完全是能說、善聊的外向型性格。之所以名字叫“除梅”，原因是我母親叫“鳳梅”，外婆生下舅舅之後，連續生了2個女兒，所以到小姨這裏，外公不想再要女兒了，所以取名“除梅”。
由於我媽在外婆家裏是老大，而且18歲就與爸爸結婚了，導致小姨年齡與我哥僅差3歲，與我隻差7歲，所以可以說從小我們兄弟倆就與小姨一起長大，我們經常在一起放牛、割草、采野果、掏鳥窩、捉迷藏、做遊戲。雖然是姨媽和外甥關係，但情同姐弟。
我小姨張除梅膚白臉圓、大眼睛，人長得挺漂亮，待人熱情、好客，性格外向、開朗。1955年7月我高小畢業，升學考試後，在外婆家過暑假時，收到了浦江中學的錄取通知書，當時我父母不在浦江，家裏又十分貧困，是小姨一手籌劃，張羅著幫助我上浦江中學的。1956年農曆十月二十日，是到浦江縣城趕廟會的日子，小姨在趕廟會之餘，懷中抱著剛出生不久的表妹戴水蓮，專程來學校看望我，臨走時還送我二角錢，這對於我這個遠離父母的“孤兒”來說，內心感到十分溫暖，是小姨在我孤獨時給了我“母愛”。在當時，二角錢就可以買到十個大肉包，四個包子可管一頓飯呢！
我小姨於1955年冬嫁於浦江縣七裏鄉戴宅村，離我家項宅6裏路。小姨的孫子戴攀峰現在在浙江省委組織部工作，孫女戴丹丹是華東交通大學教授。小姨的孫子這一代人將來一定是很有出息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