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年輕的朋友告訴我,在她們女大學生宿舍,如果有校外的某某人來找她們中間的某一位,而此人不在,同學說:你留個家裏的電話號碼吧,那人回答說公用電話不好打;那你留個BP機號也行,那人說很抱歉本人沒有BP機——那就對不起了,實話對你說,你連個BP機都置不起,某某小姐根本連睬都不會睬你的。

如今小姐們心目中的理想情人,最低標準必須享有私人電話,最高標準自然無止無境,如住宅汽車存款一時未齊,最最起碼也得有個“大哥大”。

婦女解放運動廢除了包辦婚姻買賣婚姻之後,婦女獲得了自由擇偶的權利,這權利發展到20世紀,逐步得到了充分使用:50年代的女人隻要嫁一個革命領導幹部,自己頓時也就革命了;60年代隻要嫁一個家庭出身好的,自己也就變得幹淨;70年代如果嫁一個軍人或是工宣隊什麽的,女人便真的身價百倍了;80年代的女人嫁一個知識分子,聽上去就有了文化;到了90年代,女人隻要嫁一個“大哥大”,就大哥大起來;女人即使一貧如洗,隻要嫁個大款爺,自己也就成了款婆。

所以仔細想想,女人無論怎麽柔弱怎麽受男人壓迫,有一種優越性確實是男人所不及的——女人在急於改變自己處境或是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最省時省力最現成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嫁人。女人在不太老或不太醜的年齡,“性”是唯一的資源優勢。

以男人為中心的曆史悠久地寫著:夫榮妻貴。這點東西方大同小異。男子慷慨的施予,是希望因此控製女人成為他們死心塌地的附屬品。然而曆史走到今天,社會結構雖然已經被迫做了調整,女人的心理卻被上述的模式框定難以自拔。於是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女人一邊高喊著爭取婦女解放,可是內心深處,其實恰恰是極甘於依賴、慣於投靠、樂於夫唱妻隨、坐享其成什麽的。

一次在德國,同一些職業婦女討論性問題。那時我最困惑的,是關於西方國家婦女的賣**。對於妓女的認識,原本來自一些文學作品。小說中的女性,都是身世淒苦,被貧窮債務所迫,萬般無奈下才誤入風塵的。她們受盡摧殘欺淩,確實令人同情。但我在生活中所見,卻與此大為相異——女人並非為了活命,而是為了得到比一般勞動高得多的報酬去賣**,不但完全自覺自願,彼此甚至還千方百計地相互競爭。於是我問,她們為什麽非但一點也不水深火熱反而如魚得水樂此不疲,這些女人都怎麽了?

她們回答說,雖然她們不喜歡這樣,但這是她們自己的事。

也有人說,因為西方世界對女人的物質欲望刺激太強。女人有愛美的虛榮。

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商品社會,從東方到西方,依賴於男人生存的女人一直有各種理由和借口。你不知道女人究竟因什麽而依賴,但依賴卻是永遠的。

再比如,有男人從海外回國來覓準備迎娶的女友,國內的女孩第一關心的是此人有無綠卡,第二是有無穩定的工作和收入,第三是否已購下住房和汽車。至於文化程度、家庭背景、個人經曆、品性長相等根本無人過問。雖然這是一種青春與享樂的交易,有時甚至也挺公平,但為什麽女人總喜歡一次性“付款”(也有分期付款),將自己的靈肉作為抵押,高價出售而後一勞永逸,卻不願意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創造性勞動作為投資,獲得屬於自己的股份或是資產或是成果呢?

記得在幾年前曾說過,我認為婦女解放真正的障礙在於婦女自身。

女人喜歡自憐自愛地扮演受苦受難的弱者形象,女人從不願真實地解剖自己。有時女人在心理上故意誤導自我的迷失,認為依賴是大自然雌性動物的天性,所以女人自立便是一種異化。我一向認為在人類發展進步的道路上,應當盡量保護那些屬於自然和天性的東西,但恰恰在原始狀態的運動世界裏,“男”的和“女”的都必須自己奔波打食,獨往獨來,除了繁衍後代造窩哺乳外它們從不互相依賴——在這點上,動物的天性是完全自由的。而當“人”成為人成為高級動物之後,當商品和交換出現之後,女人才逐漸失去了自由而淪為家庭和性的奴仆。

所以,如果女人沒有獨立的自我意識,即使男人把天下的自由都給予你,你也永不會有心靈的自由。如果女人除了性資源外別無所有,那麽隻有出售自由來換取虛榮和財富。這便是女人比之男人更大的不幸和悲哀。

我在《如今誰甩誰》那篇隨筆中說,如今女人有了選擇的勇氣和膽魄,甚至不惜當一回“陳世美”,這是社會的進步,但我在這裏不得不說出關於選擇的另一個方麵,即女人在期待掌握自己命運的同時,卻仍然把脖子上的項鏈作為繩索,交到男人手中,這難道真是女人無法擺脫的一個怪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