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的一個早晨,和總統見麵之前,海倫·杜·普雷先跑了五英裏,整理一下思路。她知道不僅是整個行政部門,包括她本人,現在都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十字路口。

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她因為拒絕在彈劾肯尼迪的議案上簽名而成為了肯尼迪心中的英雄和高級幕僚,這一點還是讓她很高興——盡管肯尼迪的想法完全來自於男性的榮譽感,而這一點正是她看不上的。

還有很多危險的問題。克裏到底做了什麽?有沒有可能他本來是可以阻止這次原子彈爆炸事件的?他真的任由炸彈爆炸,隻是因為這樣可以挽救總統嗎?她相信克裏做得出來,不過弗朗西斯·肯尼迪不是這樣的人。但是毫無疑問,隻有得到總統的許可,克裏才敢那麽做。

可是呢,話說回來,現在肯尼迪的性格中出現了一種危險的傾向。很明顯,他希望能有一幫馬屁精來組成國會,可以執行他的命令。他會讓這樣的國會做什麽呢?顯而易見,肯尼迪會利用詐騙操縱和賄賂組織的指控來打壓蘇格拉底俱樂部中的所有重要成員。這樣運用權力是十分危險的。他會不會拋棄所有民主和倫理準則,就為了推行他“讓美國更美好”的願景?肯尼迪努力想要保護克裏,而奧德布拉德·格雷則開始反叛。海倫·杜·普雷很害怕出現這種分歧。總統幕僚存在的意義就是為總統服務,副總統必須跟從總統,沒得商量,除非她辭職。這樣的話不僅對肯尼迪是個巨大的打擊,也是她政治事業的終結。她將成為最終的背叛者。可憐的弗朗西斯,他又會怎麽對付亞布裏爾呢?

她意識到,肯尼迪也會變得殘忍無情,就跟他的對手一樣。國會、蘇格拉底俱樂部、亞布裏爾。啊,弗朗西斯可以把他們都滅掉——人生悲劇已經不可逆轉地改變了他的思考方式。

她覺得背後直冒冷汗,大腿的肌肉酸痛,她幻想著就這樣一直跑下去,跑下去,永遠不用回到白宮。

載德·安納肯醫生很害怕與肯尼迪總統及其幕僚會見。讓他講解科學的同時還要把政治和社會目的攪和進來,這讓他有些不舒服。他本來是絕對不會做總統的醫療科學顧問的,但是隻有這樣,他才能保證自己深愛的國家腦科學研究中心有充足的資金,所以他才勉為其難地接受了。

他直接麵對弗朗西斯·肯尼迪的時候,情況還不算太壞。總統很聰明,而且有點科學天分,當然,報紙上所謂總統原本能成為偉大科學家的說法仍屬無稽之談。但是肯尼迪的確懂得研究的微妙價值,也明白即便是最不著邊際的科學理論,也可能帶來奇跡般的效果。肯尼迪並不是問題,關鍵是他的幕僚、國會以及所有官僚老爺們,還要算上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他們總想在背後對他的研究進行偷窺。

直到安納肯開始為華盛頓服務,他才多少意識到科學和社會之間的巨大差異。人腦研究在科學上已經出現巨大飛躍,但是政治和社會學原則還依然停留在原地不動。

他發現,人類竟然還在發動戰爭,這不僅要耗費巨大的代價,而且無利可圖;醫學上已經有了治療措施,可以抹去人類的殺人傾向,但是男男女女仍然在自相殘殺,這真是不可思議,令人費解。科學上的基因拚接技術受到政治家和新聞媒體的攻擊,就好像生物重組是對聖靈的腐蝕一樣,這讓他感到那些人十分卑鄙。特別是當前的基因構成證明,人類遲早都是要滅亡的。

安納肯醫生已經得到通知,大概知道了這次會麵的基本內容。他們仍然懷疑原子彈爆炸是恐怖分子陰謀的一部分,目的就是削弱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也就是說,他們仍然想知道兩個年輕的物理教授——格萊斯和提波特——與恐怖分子頭目亞布裏爾之間是否有什麽聯係。他們想問他的問題就是,是否應該使用PET腦掃描技術來審訊在押嫌疑人,並且確認最終的真相。

這個問題讓安納肯醫生很是煩躁。為什麽原子彈爆炸之前他們沒要求他進行PET測試?克裏斯蒂安·克裏曾經說過他一直忙著處理劫機危機,炸彈威脅看來沒那麽重要。典型的混蛋邏輯。而且,肯尼迪總統出於人道主義原因,當時拒絕了克裏進行PET腦掃描測試的要求。是的,如果兩個年輕人是無辜的,而掃描期間他們的大腦受到了傷害,那麽這個測試的確不人道。但是,安納肯知道這其實是政治家遮羞的理由罷了,他曾經向肯尼迪概述過測試的全過程,肯尼迪也明白PET掃描幾乎是絕對安全的,而且能夠讓測試者誠實地回答問題。他們本來完全可以找到原子彈的準確位置,並且將其拆除,本來一切都來得及。

這麽多人在爆炸事故中傷亡,至少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但是安納肯對兩名年輕的科學家隱隱還有些佩服,他希望自己能有他們那樣的膽魄,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具有現實意義的,雖然的確非常瘋狂,但是有意義。他們的行為說明,由於人們普遍的知識更加豐富,於是個人造成核災難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同時,某個貪婪的企業家或者妄想自大的政治家也可能會做出同樣的事情。但是這兩個小子很明顯一心要搞社會改革,而不是什麽科學實驗。他們考慮的是壓製科學,停止其發展的步伐。當然,真正的解決辦法是改變人的基因結構,讓暴力行為不可能發生。就是要在基因中和大腦裏增加一個停止信號,好像給引擎安裝刹車一樣,如此而已。

安納肯在白宮的內閣會議室等著總統到來,一邊閱讀自己帶來的一摞備忘錄和論文,這樣別人就不會來打擾他了。他經常感到自己對總統的那幫幕僚十分抗拒。克裏斯蒂安·克裏總是盯著國家腦研究中心的一舉一動,有時候還突然甩給他一個秘密研究命令。安納肯不喜歡這樣,所以經常顧左右而言他,希望能將克裏打發過去。但是他很驚奇地發現,克裏在這樣的事情上總是比他聰明。至於其他的幕僚,尤金·戴茲、奧德布拉德·格雷和阿瑟·威克斯,他們簡直就是原始人,沒有任何科學素養,全部精力都放在相對來說不那麽重要的社會和國家事務上。

他注意到副總統海倫·杜·普雷也在場,還有中情局的局長西奧多·泰佩。女人能做美國副總統,他一直都感到不可思議,因為他覺得這一點從科學角度上說不通。做大腦研究的時候,他認為總有一天會發現男性和女性的大腦存在本質區別。不過他並沒有發現,這讓他覺得很可笑。覺得可笑是因為如果他真的發現了兩者的差異,那可真是要天下大亂了。

他總是把西奧多·泰佩看成像尼安德特人一樣的史前人類,因為此人常喜歡在外交事務上耍陰謀詭計,卻又沒有任何實質效果。最後不過就是比別國的人民多占那麽一點優勢,長期來看,這根本就是徒勞無功的努力。

安納肯醫生從手提箱中拿出幾篇論文,其中一篇很有意思,介紹了一種叫超光子的假設性粒子。他敢肯定這個會議室裏沒有一個人聽說過這個詞。盡管安納肯醫生的研究領域是大腦,但是他對各個學科的知識都有廣泛涉獵。

所以,他現在就在研究這篇關於超光子的論文。超光子真的存在嗎?物理學家們已經為此爭論了二十年。超光子如果存在,愛因斯坦的理論就會分崩離析。超光子運動的速度將超越光速,但是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沒什麽能超過光速。的確,已經出現了這樣一種論調,就是超光子從本質上就比光速快,可是它到底是個什麽東西呢?而且一個超光子的質量還是個負數,應該說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實生活中的不可能在數學的奇妙世界裏都能變成可能。然後又會怎樣呢?誰知道?誰在乎?這個房間裏那些位高權重的人肯定是不知道也不在乎的。真是諷刺。就算把這些人所有的知識都集合起來,也無法匹敵超光子對人類生活的改變。

最後,總統走進房間,所有人都站起來,安納肯醫生也把論文收起來。如果他保持警覺,並且數數房間裏人的眨眼次數,那麽他就會很享受這次會見。研究證實,一個人眨眼的次數可以顯示他是否說謊,這個房間裏將會出現很多次眨眼。

弗朗西斯·肯尼迪穿著舒適的寬鬆褲和白襯衫,外麵套一件無袖藍色開司米毛衫,他來參加會麵似乎心情很好,對於一個正在經曆重重困難的人來說,真是很不尋常。

跟大家打過招呼之後,他說:“今天我們請安納肯醫生來幫大家解決問題,確認恐怖分子亞布裏爾是否和原子彈爆炸有任何關聯。由此,我們也可以就報紙和電視上的指控作出回應。他們說我們這些政府官員本來可以在爆炸之前確認原子彈位置的。”

海倫·杜·普雷覺得她一定得提那個問題:“總統先生,您在對國會發表演講的時候說,亞布裏爾是原子彈爆炸陰謀的參與者。您當時很強調這一點,您這樣說有確鑿的證據嗎?”

肯尼迪對這個問題早就胸有成竹,所以他平靜而篤定地道:“我當時相信是真的,我現在也相信是真的。”

“但是有沒有確鑿證據呢?”奧德布拉德·格雷緊逼一步。

肯尼迪和克裏迅速交換了個眼神,然後轉向安納肯,突然很和藹地咧嘴一笑:“這就是我們到這裏來的目的,找出證據。安納肯醫生,你怎麽看這個問題?或許你能幫助我們。就算幫我個忙吧,你先不要琢磨你筆記本上那些宇宙的秘密了,你的發現已經夠多了,讓我們都陷入了麻煩。”

安納肯曾經當著總統的麵在筆記本上劃拉數學公式,所以他明白總統表麵上對他讚揚,實則是在指責他。他說:“我仍然不明白,當初在原子彈爆炸之前,您為什麽不肯簽署命令進行PET測試。您已經將兩個年輕人拘押,而且按照《核武器控製法》,您也有權作出決定。”

克裏斯蒂安馬上說:“我們當時正處在更大的危機當中,你應該還記得,所以我以為這事還能再多等一天。格萊斯和提波特宣稱他們是無辜的,而我們手頭的證據足夠拘押他們,卻不夠起訴。後來有人指點了一下提波特的父親,結果我們就麵臨了一大幫昂貴的律師,隨時等著找我們的麻煩。所以,那時我們決定先等到別的危機過去,或許就可以多找到一些證據。”

副總統杜·普雷問道:“克裏斯蒂安,你知道老提波特是從哪兒得到指點的嗎?”

克裏斯蒂安說:“我們查詢了波士頓所有電話公司的記錄,希望能找到老提波特電話的源頭,但是至今仍一無所獲。”

中情局局長西奧多·泰佩說道:“你們有那麽多的高科技設備,應該早就查出來了。”

“海倫,你讓大家都跑題了,”肯尼迪說,“我們還是回到正題上來吧。安納肯醫生,讓我來回答你的問題。克裏斯蒂安是想幫我分擔一些壓力,這也是總統需要幕僚的原因。但是我決定不授權那個腦測試,是因為根據報告,測試存在傷害大腦的危險,而我不想冒這個險。那兩個年輕人什麽都不承認,除了那封恐嚇信之外,也沒有證據表明確實有這樣一顆炸彈。現在,新聞媒體是在對我們惡意中傷,背後撐腰的便是國會議員。我想問一個具體問題。如果我們給亞布裏爾以及提波特和格萊斯兩位教授都做PET腦掃描,是否就可以排除他們之間共謀的可能性?這個測試能解決問題嗎?”

安納肯醫生幹脆地說道:“是的,但是現在你們的情況不一樣了。你們希望使用《核武器控製法》在刑事審判中搜集證據,而不是要發現某個核武器的藏匿地點。這樣的情況下無權使用PET掃描測試。”

“而且,”戴茲跟著說,“因為他們有合法申訴的權利,我們對他們也做不了什麽。”

肯尼迪總統對戴茲冷笑一下。“醫生,”他說,“我們手裏還有亞布裏爾,我希望亞布裏爾能接受這個腦測試。我們得這麽問他:他還有沒有什麽大陰謀?原子彈爆炸是不是陰謀的一部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麽後果將十分嚴重。他們可能還有進一步的陰謀,破壞麵或許比紐約市還要大。恐怖組織百人先驅團中的其餘成員還會安置其他的核彈。現在你明白了嗎?”

安納肯醫生問道:“總統先生,您覺得有這種可能性嗎?”

肯尼迪說:“我們得澄清一切疑慮。我會簽署命令,聲明按照《核武器控製法》,此醫學性審訊有足夠根據。”

阿瑟·威克斯說:“這會造成嚴重的騷亂,他們會說我們實施前腦葉白質切除術。”

尤金·戴茲冷冷地問:“難道不是嗎?”

安納肯醫生突然大為惱怒,他在美國總統的麵前極力克製著自己。“這不是前腦葉白質切除術,”他說,“隻不過是化學物質幹預下的腦掃描,病人在審訊結束之後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除非發生一點小小失誤。”戴茲說。

宣傳部長馬修·格萊德斯說:“總統先生,測試結果將最終決定我們作出怎樣的聲明。我們必須非常小心,如果測試證明亞布裏爾、格萊斯和提波特之間確實存在共謀關係,我們就沒什麽顧慮了。如果證明他們之間沒有關係,你就得有很多解釋工作要做。”

肯尼迪幹脆地道:“我們繼續談別的問題吧。”

尤金·戴茲看著麵前的簡報說:“國會要求傳訊克裏斯蒂安到他們的調查委員會。蘭博蒂諾參議員和金茲眾議員想從他這裏尋求突破。他們宣稱,而且已經廣而告之各大媒體,說總檢察長克裏斯蒂安·克裏是所有這些荒謬行動的始作俑者。”

“啟動行政特權,”肯尼迪說,“作為總統,我命令他不必接受任何國會委員會的傳喚。”

安納肯醫生對這些政治議題感到膩煩,就開玩笑道:“克裏斯蒂安,你為什麽不做一名誌願者,接受我們的PET掃描呢?這樣你就可以毫無爭議地證明你的清白,同時也保證了所有行動都是正當的。”

“醫生,”克裏斯蒂安說,“我對你所謂的自證清白不感興趣。清白這玩意兒是你的科學永遠也證明不了的。腦掃描測試是為了證明另一個人的誠實,我對這種做法是否正當也不感興趣。我們這裏討論的不是清白或者道德,我們討論的是運用權力來推動社會運轉,在這個領域,你的科學完全無用。就像你經常跟我說的,不要涉足那些你並不專業的領域。所以我得說,操你媽的。”

在這樣的幕僚會議上,這種情緒爆發是極為罕見的,在副總統杜·普雷在場的情況下使用粗俗的語言則更是不被容許——雖然這並不代表副總統是個古板的女人。內閣會議室的人都為克裏斯蒂安·克裏的情緒失控而吃了一驚。

安納肯醫生嚇了一跳。他不過是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他跟很多人一樣喜歡克裏。這個人溫文爾雅,彬彬有禮,而且看起來比別的律師要聰明得多。安納肯醫生身為一名出色的科學家,對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淵博很是自豪,但是很遺憾,他一樣有著人性的小小弱點,因此克裏的話讓他的感情很受傷害。所以他想也沒想就說:“你過去在中情局工作,克裏先生。中情局總部大樓有塊大理石碑,上麵寫著‘知曉真理,便得自由’。”

克裏斯蒂安又恢複了他的好脾氣。“那可不是我寫的,”他說,“而且我也不信那套。”

安納肯醫生也回過神來,開始分析剛才那段小插曲。為什麽一個開玩笑的問題會讓他產生那麽激烈的反應呢?總檢察長這位世界地位最高的法律長官,難道真有什麽實情隱瞞不成?他真是巴不得能把這個人送上腦掃描的手術台。

弗朗西斯·肯尼迪一直在旁邊看著兩人鬥氣,目光嚴肅,但似乎也被逗樂了。此時他和藹地說道:“載德,到時候你能讓這項大腦測謊技術進一步完善,消除那些副作用,我們可能就得把這個行動隱藏起來。在這個國家,沒有哪個政治家能經得住它的考驗。”

安納肯醫生打斷他的話:“這些問題都完全不相關。行動已經開始了,科學已經開始了對人類大腦的探索。一旦某個行動開始實施,你就無法讓它停止,起義的路德分子們已經證實了這一點,他們無法阻止工業革命的進程,你不能禁止火藥的使用——日本人在幾百年裏都嚴禁火藥,結果被西方國家征服,才明白了這個道理。一旦發明了原子彈,你就不能阻止它爆炸。大腦測謊技術也會一直存在,我向你們各位保證。”

克裏說:“這項技術違背憲法。”

肯尼迪總統幹脆地道:“我們可能不得不修憲。”

馬修·格拉德斯的臉上露出恐懼的表情:“如果新聞媒體聽到了這段對話,他們會把我們從這座城市趕出去的。”

肯尼迪說:“要用恰當的措辭,在恰當的時間,將我們的談話告知公眾,這就是你的工作了。記住,美國人民要作出選擇,就在憲法的框架下。現在,我認為解決所有這些問題的辦法就是發動反擊。克裏斯蒂安,以詐騙操縱和賄賂組織法的名義對伯特·奧蒂克提起公訴。他的公司夥同舍哈本君主國以欺詐的手段造成石油短缺,從而抬高價格。以犯罪預謀控告他們,這是其一。”

他轉向奧德布拉德·格雷:“敲打敲打國會讓他們搞搞清楚,主要電視台網來更新執照的時候,會發現他們的執照就要被新聯邦通信委員吊銷了。那些大銀行和華爾街原來占盡行業優勢給自己撈了不少錢,新的法律也要對此進行監管。我們得給他們點顏色看看,奧托。”

海倫·杜·普雷知道,盡管副總統在公開場合必須讚成總統的決定,但在目前這種私下會議中,她完全有權利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不過她還是猶豫了一下,然後才謹慎地說:“您不覺得我們會一下子樹敵太多嗎?是不是等到我們競選連任成功之後再采取這些行動更好呢?如果我們真的能得到更加支持我們政策的國會,何必要與現任國會開戰呢?我們現在並不占絕對優勢,為什麽要讓所有的利益集團都站在我們的對立麵?”

“我們不能再等了,”肯尼迪說,“無論我們做什麽,他們都準備向我們進攻。不管我們怎樣妥協,他們都要繼續阻止我競選連任,阻止我建立新的國會。我們反擊他們,是為了讓他們重新考慮,他們簡直是天不怕地不怕,我們不能再由著他們為所欲為了。”

大家都沉默不語,隨後肯尼迪站起身,對他的幕僚說道:“你們可以進一步研究細節,然後把必要的計劃方案做出來。”

就在這時,阿瑟·威克斯提到,國會唆使了媒體對肯尼迪總統發動攻擊,大肆宣揚針對總統的安保措施耗費了國家巨大的人力和財力。

威克斯說:“他們這次抨擊的關鍵就在於把您抹黑成類似愷撒一樣的國王形象,而您的特勤局就像是皇家衛隊。對公眾來說,一萬個人外加一億美元隻用來保衛一個人,即使是美國總統,也太過分了一些。這樣會造成很糟糕的公眾形象。”

大家依然沉默。對肯尼迪家族的幾次遇刺事件的回憶讓這個話題變得特別敏感。而且,他們所有人都在肯尼迪身邊工作,因此都明白,總統現在對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很不放心。肯尼迪轉向總檢察長:“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我們應該接受批評。克裏斯蒂安,我知道我給過你一項權利,可以否決任何對安保工作進行改變的議案。不過嘛,如果我們宣布將把特勤局白宮分部的人員削減一半,預算也同樣削減一半,你看如何?克裏斯蒂安,我希望這次你不要使用你的否決權。”

克裏斯蒂安笑了笑:“或許我幹得有點積極過頭了,總統先生。我不會行使否決權,何況您總是可以否決我的否決權嘛。”大家都大笑起來。

但是格萊德斯對這種看似輕鬆的勝利好像還是很擔心:“總檢察長先生,你不能光說不做。國會會一直盯著我們的預算和款項支出數字的。”

“好吧,”克裏斯蒂安說,“但是當你對媒體公布這個消息的時候,一定要強調我對此強烈反對,並且要讓他們感到,總統是在國會的壓力下屈服了。”

肯尼迪說:“我很感謝各位,現在休會。”

白宮軍事辦公室主任亨利·卡努將軍是所有行政人員中最積極向上、鎮定自如的人。他積極向上,因為他覺得自己幹的是全國最好的工作,他隻需對美國總統負責,而且掌管著保存在五角大樓的總統秘密資金,除了總統和他本人之外,該項資金不必經過任何審計。此外,他還是一名嚴格意義上的管理者,他不必決定政策問題,甚至連建議都不必給。他負責為總統及其幕僚安排好所有的飛機、直升機以及豪華轎車;他負責白宮建築和維護方麵的支出,而且被列為機密;他負責著“足球”機關,監管那裏的準尉,以及他為總統保管的存有原子彈密碼的手提箱。每當總統想做點什麽需要花錢的事,但是又不想讓國會和媒體知道,亨利·卡努就會從秘密資金中支出,同時將其款項賬目批準為最高機密。

所以,一個五月下旬的下午,當總檢察長克裏走進他的辦公室時,亨利·卡努熱情地跟他打了個招呼。他們過去一起共事過,而且在他剛從事這方麵的管理工作時,總統曾經授意卡努,總檢察長想要什麽,都可以從秘密資金中支出。一開始幾次,卡努還和總統一起查賬,後來也就隨他去了。“克裏斯蒂安,”他高興地說,“你來是為了消息還是鈔票呢?”

“兩樣都要。”克裏斯蒂安說,“首先是錢。我們要向公眾保證削減白宮特勤局一半的人手和預算,所以我總得走個形式。其實就是一紙調動而已,其他什麽都不變。但是我不希望被國會揪住資金的尾巴。所以你們軍事顧問辦公室得從五角大樓弄到這筆錢,然後將這筆錢的使用批為最高機密。”

“老天,”亨利·卡努說,“這可是很大一筆錢啊,我辦是可以辦,但是不能堅持太久。”

“隻要撐到十一月的大選結束就行,”克裏斯蒂安說,“然後我們要麽給一腳踢出去,要麽就強勢連任,讓國會不敢再有什麽異議。但是現在我們必須得裝裝門麵。”

“好吧。”卡努說。

“然後是消息,”克裏斯蒂安說,“最近有沒有國會委員會的人來打探消息?”

“當然有了,”卡努說,“比以往來得多。他們一直想弄清楚總統到底有幾架直升機,幾輛豪華轎車,幾架大型客機,就是這些亂七八糟的事兒唄。他們還想弄清楚行政部門到底在幹些什麽。要是他們真知道了這些東西的真實數量,非發瘋不可。”

“具體是哪些議員?”克裏斯蒂安問。

“金茲,”卡努說,“他有個行政助理,薩爾·特洛伊卡,這小子聰明著呢。他說他就是想知道我們到底有幾架直升機,我告訴他有三架。他說‘我聽說你有十五架’,我就說‘白宮要十五架直升機到底能有什麽用?’但是他的數字已經很接近了,我們有十六架。”

克裏也很奇怪:“我們要十六架到底能有什麽用?”

“直升機很容易壞,”卡努說,“如果總統跟我要一架,然後我說沒有,因為都在修理呢,這樣能行嗎?而且,有幾個幕僚也經常要用直升機。你這方麵還不錯,克裏斯蒂安,但是中情局的泰佩和威克斯絕對是用了很多次。戴茲也是,至於什麽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你還是不知道的好,”克裏斯蒂安說,“我想要你寫份報告,任何議員來打探總統的後勤服務的,都要報告。這關係到安保工作。這是最高機密,直接向我報告。”

“好的,”卡努很興奮,“任何時候你需要對私人住宅進行維護,我們也可以從秘密資金裏給你支出。”

“謝了,”克裏斯蒂安說,“我自己有錢。”

當天晚間,肯尼迪總統坐在橢圓辦公室,抽他的纖細型哈瓦那雪茄。他把白天的事情又回顧了一遍——隻不過稍稍亮了亮手裏的幾張牌,他就獲得了幕僚的支持。

克裏的反應還是那麽恰如其分,就好像他能看透總統的心思,卡努已經向他匯報過了;安納肯可進可退;如果不小心的話,海倫·杜·普雷倒可能是個麻煩,但是他需要她的頭腦,以及她在女性組織中的政治人脈。

弗朗西斯·肯尼迪感覺棒極了,連他自己都很驚奇。他已經不再沮喪,而且精神抖擻,這是自妻子病逝以來從未有過的最佳狀態。這是否因為他終於將美國巨大而複雜的政治機製玩弄於股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