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巴納德是企業戰略的開山祖師，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則是企業戰略的傳道士。正是因為他孜孜不倦的宣傳推廣，才使得企業戰略廣為人知，深入人心。
德魯克於2005年去世，讓人感覺跟巴納德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那是因為德魯克活了95歲。實際上德魯克第一本書出版的時候，僅比巴納德的《經理人員的職能》晚一年，還是因為出版過程比較波折，耽擱了時間。
德魯克說：“寫作是我的職業，谘詢是我的實驗室。”德魯克一生出版了36本書籍，銷量超過800萬冊。他的書籍、講座和谘詢經驗成為企業家和管理學者取之不盡的思想寶庫。《藍海戰略》《平衡計分卡》《追求卓越》《基業長青》等暢銷管理學書籍，都可以在德魯克的著作中找到源頭。
德魯克還是一位引領時代的思考者。1950年初，他指出計算機終將徹底改變商業；1961年，他提醒美國應關注日本工業的崛起；20年後，又是他首先警告日本可能陷入經濟滯脹；1990年，他率先對“知識經濟”進行了闡釋。
盡管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德魯克一生都是管理學院的邊緣人，長期不被主流學界所接受。
德魯克通常對企業進行深入研究和觀察，在谘詢過程中發現問題，並在這種觀察和互動中形成一些頗具洞察力的觀點。在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什麽“管理模型”和“數據分析”，取而代之的則是一些直指人心的觀點和故事，成文風格簡單、清晰而有力。
在管理學界，這種研究方法被稱為“管理經驗學派”，但由於不符合科學的“學術規範”，沒有“模型”和“論證”，因此很難在學術論文中引用他們的“研究成果”。
有個段子，在一次午餐會上，幾位管理學博士在討論德魯克和一個助教誰的貢獻更大，那位年輕的助教做了一個合資企業盈利模式的調查研究。
德魯克本人對此提供了一個富有洞見的解釋：“為了控製學界，美國政府隻向那些用數學公式寫作的研究人員提供研究資金，自己這類深入實踐的學者被拒之門外便順理成章了。”
美國的管理學院，則長期保持著理論重於實踐的傾向，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這就導致了一種比較荒誕的現象：提出突破性戰略理論的管理大師，很少是管理學院科班出身，要麽跟德魯克一樣是學院邊緣人（比如提出“顛覆式創新”的克裏斯坦森），要麽幹脆就是外行（比如物理學家安索夫、曆史學博士錢德勒、數學博士格魯克、退伍軍人彼得斯、電子學博士哈默）。
管理理論和實踐長期脫節現象的背後，隱藏著讓美國實業衰落的深層原因。但是，這一關係重大的矛盾，被美國長期處於世界頭號寶座的光環掩蓋了。
6.2 “為往聖續絕學”
除了研究方式的差異，德魯克之所以長期不受待見，還有更深的一層原因：德魯克的管理思想雖然對指導實踐確實有效，在企業界大受歡迎，卻與當時美國的主流管理思想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說是“學術異端”。
美國的主流管理理論，繼承自牛頓的機械世界觀。
這一世界觀可以很好地抓住許多弱相互作用係統的主要特征，但前提是符合線性相互作用近似條件。但真實世界並不總是這樣，甚至絕大部分情況都不是這樣的，包括企業在內的經濟係統便處處存在非線性相互作用，用複雜係統來描述才更貼近現實。
在牛頓世界觀之下，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是完全分裂的，呈現出截然相反的麵貌：在宏觀經濟學家的眼中，各種出於個體私利目的的混**易行為，會在神奇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構建出整體的和諧狀態；微觀經濟學家則把企業看作複雜精密的機器，通過精確地控製每一個運行細節，才能實現企業的運轉。
在學院派管理學家眼中，企業這層殼就如同一個“神奇的結界”，內外遵循完全不同的規律。這就如同亞裏士多德眼中的二重宇宙，地球上的物質按照“本性”運動，重的物體如泥土向地心運動，輕的物體如氣體向上運動；月下世界則充斥著神奇的“以太”，因此天體按照正圓的軌道進行。
牛頓打破了天上和地下的鴻溝，無論地球上還是太空中，物體都是依照相同的力學原理運動。在經管領域，牛頓世界觀卻造成了類似的鴻溝。
企業經營者要管理企業，需要同時應對內外部的雙重挑戰。因此，在那個時代要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首要的素質就是要學會成為“兩麵派”，要麽嘴上說一套，實際做另一套；要麽就內部一套，外部一套。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在《經濟學的又一個世紀》中評論道：20世紀的經濟學患了“精神分裂症”，即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脫節，這種脫節既表現為研究方法上的難以溝通，又反映出二者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與對立。
德魯克不願意做這樣的兩麵派，他始終致力於將理論和實踐、內部和外部統一起來，並一生孜孜以求，實現知行合一！
在主流經濟學中，均衡是核心概念，沒有創新的位置。德魯克的管理學思想，深受“創新理論之父”約瑟夫·熊彼特（圖4）的影響，從一開始就把創新置於管理理論的核心地位。
圖4熊彼特
熊彼特創新理論的核心是“創造性破壞”。這一理論認為，均衡不是經濟的最優狀態，反而是經濟係統死亡的終點。經濟發展的核心不在於均衡，而在於經濟結構的代謝更替。經濟發展是新的經濟結構不斷產生，破壞並取代舊的經濟結構，在走向均衡（死亡）的過程中再次被取代的過程。
“創造性破壞”的思想，可以說是與卡爾·馬克思的革命鬥爭理論一脈相承，隻不過馬克思的理論更偏重政治領域，而熊彼特更偏重經濟領域，但兩者都認為政治和經濟不可分割。
馬克思去世於1883年，同年誕生的梅納德·凱恩斯（1883—1946）和約瑟夫·熊彼特（1883—1950）後來從不同的角度就馬克思身後未盡的問題，繼續尋找答案。
在大蕭條之後，凱恩斯的理論掀起了“凱恩斯革命”，成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救命稻草。也正是“凱恩斯革命”撕裂了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一統天下的局麵，分成了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兩個相互矛盾的領域（因為凱恩斯隻描述了宏觀經濟領域）。在如今又麵臨重大危機之時，凱恩斯的理論被許多歐美政治家再次撿起來。
熊彼特的以創新為中心的經濟發展理論，則實質上成為如今中國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
熊彼特生前最後一本書《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就是向馬克思的致敬之作。熊彼特認為，馬克思是一位偉大的先知和預言家，他預言了資本主義必將毀滅，社會主義必將到來。熊彼特認為，馬克思雖然預言了結果，但實現的路徑不同。
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自身孕育的“創造性破壞”力量，隨著一次次破壞將變得越來越強，最終將毀滅資本主義自身，社會主義將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中誕生。
1949年12月30日，熊彼特在紐約的美國經濟學會做了一生中最後一次公開演講，名字叫作《**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的內容進行了概要式闡述，這篇演講稿後來也成為這本書的序言。兩天後，德魯克（圖5）和父親一起拜訪了熊彼特，一個星期之後熊彼特逝世。
德魯克自述，熊彼特對他一生的道路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對熊彼特的評價是：“在某種方式上，凱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傳統的最著名的哲學家的對抗——最有光彩、最聰明、最難以擊敗的詭辯者巴門尼德和反應緩慢、醜陋但富有智慧的蘇格拉底之間的柏拉圖式的論辯。在兩次大戰期間，沒有人比凱恩斯更有光彩、更聰明。而熊彼特則相反，似乎平平常常——但他有智慧。聰明贏得一時，而智慧天長地久。”
圖5熊彼特與德魯克
6.3 “為萬世開太平”
德魯克雖然深受熊彼特思想的影響，同樣致力於探索人類的未來，但德魯克的政治立場與熊彼特不同。他更偏向保守自由主義，希望在資本主義框架之內找到通向未來之路，而不是像熊彼特那樣，認為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社會主義才是人類的未來。
為了找到通向未來的大門，德魯克將目光投向了實踐色彩更為濃厚的企業管理領域。但是德魯克從來沒有把視野局限於商業和企業管理的狹窄範圍，而是整個人類社會，而且從一開始就是從曆史、宗教、哲學、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角度進行大時空尺度的思考，研究如何在連續均衡與非連續變革之間找到平衡。
在進入管理領域之前，德魯克寫了兩本書，分別是1939年出版的《經濟人的末日》及1942年出版的《工業人的未來》，都是對“二戰”中的政治經濟和國際形勢進行評述，並大膽地對未來走向進行了預測。這兩本書雖然看起來與企業戰略無關，卻是德魯克此後一生研究企業戰略的思想基石。
在《經濟人的末日》中，德魯克著重論述古典自由主義社會（以財產所有權的多寡決定社會地位的社會，書中表述為重商主義社會）必將終結，在其原則上企圖建立通過“經濟自由”帶來“社會公平”的“經濟人社會”的願望落空，納粹極權社會的出現，正是舊社會秩序崩潰的結果。
德魯克是這樣論證的：工業化大生產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聯係，經濟自由不僅不會造就平等，反而會造成更大的不平等，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失去了合法性根基，法西斯主義應運而生。他宣稱成功地發現了社會公平的奧秘在於廢除自由一切可能的實質內涵，從而保證充分就業避免蕭條，於是大眾紛紛投入法西斯主義懷抱，形成了納粹極權社會。
在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幾乎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時代（雖然美國羅斯福政府已經采取了很多偏離古典自由主義的政策，但屬於“能做不能說”，而且在當時美國輿論讓他遭到很多攻擊與批判，認為羅斯福是在走社會主義路線）。這本書批判的矛頭直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根基“理性經濟人”的假設，無異於“異端邪說”。德魯克費盡周折，才找到願意出版此書的出版社。
德魯克在書中不僅預言了“二戰”必然爆發，而且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政治變革做了許多預言，包括希特勒將會屠殺猶太人、斯大林和希特勒簽署協定……也預言了納粹由於其先天不足，無法整合社會，必將失敗。其中許多預言隨著戰爭進程一一得到驗證。
在1939年那樣黑暗的時刻，這本書給人帶來光明的希望，所以丘吉爾稱它是“唯一一本了解並解釋了兩次大戰間世界形勢的書”。在其擔任首相後，將這本書列為英國人必讀書，要求英國軍官人手一本。
在反法西斯戰爭最為艱苦的1942年，德魯克的第二本書《工業人的未來》出版了。德魯克在序言中寫道：“這是我唯一一部公開闡發基本社會理論的書籍。”
這本書中，德魯克再接再厲，對已經走入工業時代的人類世界在戰後如何重建，進行了大膽推演和預言。
上一本書《經濟人的末日》論證了古典自由主義社會和納粹極權社會都必然崩潰，那麽未來人類將何去何從？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試圖為人類尋找一條出路。
該書首先延續了《經濟人的末日》的論題，“二戰”的起因是工業化摧毀了舊的社會秩序，納粹政權的興起證明了舊秩序無可挽回的衰敗，建立一種新社會秩序，是人類必須解決的重大命題，否則，“如果一個社會不能有效地避免或者阻止烏合之眾似的群氓的形成和發展，那麽它就注定在劫難逃”。
德魯克將這種社會新秩序定義為，建立在自由基礎上的功能性社會。
他首先定義了什麽叫功能性社會：“它必須能夠將客觀現實組織為處於良好的社會秩序狀態，它必須掌控這一物質世界，使其對個人而言具有意義並且可以理解，它還必須建立起合法的社會政治權力。”
他接著闡述為什麽要建立功能性社會：“隻有當社會能夠給予其個體成員以社會身份和社會功能，並且社會的決定性權力具有合法性時，社會才能夠成為社會，否則就不能發揮功能。”
對個人來說，喪失身份和功能、未能融合進社會、缺乏與社會的功能關係，往往成為一種“起消解作用、威脅性的幽靈般的神秘力量”，對社會構成威脅和危險：“否則，個人隻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社會原子，在社會空間中毫無目標地漂遊浮**……否則無以形成社會結構，有的隻是一個空白虛置的社會，僅靠奴性和惰性而勉強聚合在一起。”
論述到這裏，一個重大的理論疑難擺在德魯克麵前。根據德魯克的推理，古典自由主義社會=自由+財產私有+經濟人，它必然導致極端不平等，因此崩潰無可避免。
納粹極權是舊秩序崩潰後，為了解決遺留的問題而生。納粹極權=反自由+財產私有+超人領袖，也必將失敗。
推理到這裏，似乎所有可能的道路都被堵死了，德魯克所提出的“建立在自由基礎上的功能性社會”，又如何建立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德魯克必須對“自由”進行重新定義。
在書中，德魯克對當時美國社會對“自由”的幼稚理解加以無情的嘲弄。他舉了一個例子：紐約市剛剛舉行了一場自由大集會，口號是“自由真開心”，這反映出“自由國家”最大的弱點：政治感覺與政治理解的混亂與錯失。而這一切混亂，都要歸源於古典自由主義鼻祖約翰·洛克將自由定義為一種不容侵犯的“自然權利”。
德魯克對此進行了重大修改，將自由定義為一種選擇權，並將選擇與責任掛鉤：“自由的本義是一種負責任的選擇……真正的自由乃是選擇的自由，並承擔責任。”自由如果無須承擔責任，結果就隻能是如托馬斯·霍布斯所說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即陷入無政府狀態和對抗一切、反對一切的混戰。
德魯克認為自由的唯一來源在於人類的不完美，不存在絕對真理或絕對理性，更不存在某人或某些人擁有絕對知識、絕對把握、絕對真誠或絕對權利。正因為每個人都不完美，因此每個人都應當為自己的選擇負責。自由是從人類固有的弱點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力量，並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自由不是目標而是一種組織形式，是對人類自身弱點的代償手段。
在此基礎上，德魯克認為自由隻有在功能性社會中才能存在，無政府社會並不存在自由。自由政府同樣需要選擇與之掛鉤的責任。
德魯克分析了英美兩國自由政府形成的曆史，總結出自由社會和政府的三條原則：第一，“現實主義”，不把過去理想化，對自己現階段所處的環境不抱幻想，采取現實的態度對待現實。這一條相當於“實事求是”。
第二，“分離原則”，把財產看作權力的合法基礎，信奉政治統治和社會治理的分離。這一條從“政教分離”演化而來。
第三，“因循習慣”，以既定的社會現實作為政治和社會活動的基礎，以已被驗證有效的舊工具為依托，選擇簡單、廉價、普通的製度。這一條體現出每個社會都是獨一無二的，是曆史演進的結果，與“普世價值”正好相反。
對照疫情蔓延的當下世界，德魯克對自由的論述尤為振聾發聵。今天的歐美人民把自由理解為自行其是，政府官員則將其理解為一種不負責任的甩鍋手段，卻對中國的抗疫措施指手畫腳，認為其缺乏自由。如果歐美國家的政府和人民理解“自由是與責任相掛鉤的選擇權”“自由並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那麽他們的抗疫工作不會搞得像今天這樣一團糟。
書中的其餘篇幅，都在詳細闡述如何建立這樣的功能性社會。“經濟人”概念在政治經濟實踐都已經失敗的情況下，德魯克認為，隻有把工廠社區作為治理單位，才能建立工業化的功能性社會。
“我們時代的社會危機的重要真相在於，工業工廠已成為基本的社會單位，但卻仍然未成為社會公共機構……要使建立一個既是自由的，又是功能性的社會成為可能的唯一解決辦法，就是把工廠建成自我管理的社區。”這樣，工廠社區提供個人以身份，社會提供人們以功能，工廠內部的權力是建立在其成員負責任的選擇基礎上，工業社會才有可能是一個自由社會。
如何實現功能性社會的社會治理呢？德魯克總結出兩點：
1. 不能複古，反對納粹極權主義並不是要讓古典自由主義卷土重來，必須接受工業社會這個現實；
2. 放棄對藍圖和萬靈藥的幻想，樂於去做卑微和瑣細之事，針對當前的問題，找到逐步完善但行之有效的解決之道。
6.4 夢想的幻滅
德魯克餘生的所有工作和著述，可以說都在身體力行地去尋找建立社會新秩序的解決之道。他之所以投身於管理領域，根本的出發點是為了讓自己的社會理論和社會理想找到落地的實現圖景。
因為《工業人的未來》這本書談到了工廠社區的重要性和可能性，1943年底，通用汽車CEO斯隆邀請德魯克到通用汽車進行調研，德魯克欣然接受了邀請，單槍匹馬開始了對通用汽車公司內部管理結構的研究。
四年後，德魯克將研究心得寫成他的第一本管理學著作《公司的概念》。這本書“講述擁有不同技能和知識的人在一個大型組織裏怎樣分工合作”，盛讚了通用汽車的事業部分權製，但同時指出，通用將員工看作追求利益過程中應該削減的成本，這是有問題的。員工是人，是應該活用的經營資源。
德魯克認為，隻重視命令和管理會陷入官僚主義的誤區，導致無法應對今後出現的劇烈變化，必須建立對員工委任放權讓他們自我管理的機製。這也是以企業為中心的產業社會成為“功能性社會”的關鍵。
德魯克關於放權的真誠建議，卻觸怒了因為輝煌業績日趨傲慢的通用汽車管理層，將這本書列為通用內部的禁書。這本書卻讓其他公司如獲至寶，特別是陷入危機的福特公司，這本書成為其重建公司的指路明燈。
1954年，德魯克出版了《管理的實踐》，奠定了其管理大師的地位。其中提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簡稱為MBO），它是德魯克所提出的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概念，並已成為當代管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MBO是對巴納德的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其最大優點是它使得一位經理人能控製自己的成就。自我控製意味著更強的激勵：一種要做得最好而不是敷衍了事的願望。它意味著更高的成就目標和更廣闊的眼界。
1985年，德魯克出版了《創新與企業家精神》，被譽為是繼《管理的實踐》之後，德魯克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這本書是對熊彼特創新理論在企業管理實踐方麵的係統性總結，強調當前的經濟已由“管理的經濟”轉變為“創新的經濟”。
1999年，德魯克出版了《21世紀的管理挑戰》，將“新經濟”定義為知識經濟，未來的企業需要提高知識工作的生產力，並建立生物型組織來與之相適應。任正非所強調的“知本主義”，企業將不再是資本雇用智力，而是智力雇用資本，可能就是來源於此。
德魯克在《工業人的未來》中指明，並且在此後一係列著作中不斷明晰的道路，就是歐美國家在戰後實際所走的道路。
古典資本主義已經毀於大蕭條和“二戰”，凱恩斯與德魯克互為表裏，對資本主義進行了一係列重大修改，使得修正後的資本主義一直發展到今天。相對於治標不治本的凱恩斯，德魯克的貢獻更加重要，起到了固本培元、易筋洗髓的作用。
德魯克一生雖然著述無數，但是他目睹了一個個曾經具有輝煌曆史的偉大企業的轟然倒下。他所說的“自由是與責任相聯係的選擇權”，表麵看上去無懈可擊，卻忽略了選擇與責任之間是有時滯的。相對於公司和國家的壽命來說，公司領導人和政府官員的任期很短，因此他們盡可以追求短期效益，甚至“殺雞取卵”，而對長期負麵後果視而不見。隻要任期內獲得豐厚回報，哪管卸任之後洪水滔天！
如果企業管理者也像橋梁工程師那樣，為工程質量終身負責，那麽也就不會出現許多企業被職業經理人玩死的悲劇了。
德魯克不斷反思這一現象，越來越意識到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仍然難以擺脫“理性經濟人”的詛咒。他所設想的“建立在自由基礎上的功能性社會”仍然難以建立。因此，他在晚年時期，將研究重心轉向非營利性組織。德魯克認為，以使命驅動、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的非營利組織，而非以賺取利潤為目標的企業，才是他推崇的理想的載體。
然而，這個世界又有幾個人會為偉大的理想奮鬥終身呢？把希望寄托在人的崇高情操之上，正好落入了德魯克自己早年所批判的誤區。這說明德魯克的理論和實踐已經走入了死胡同。
從這個角度來說，德魯克相當於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孔子”，在禮崩樂壞的時代，希望憑一己之力，著書立說，傳播思想，重建社會秩序。最後他也落入了類似孔子的困境。
盡管如此，如果直到今天，美國仍然走在德魯克的道路上，可能距離衰落仍然有相當的距離。
加速這一轉變的原因在於，與德魯克成名的幾乎同一時期，一位流亡美國的俄裔女猶太作家也名聲大噪。她的作品對美國人的思想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前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年輕時就是她的忠實粉絲。
這位女作家就是《源泉》《阿特拉斯聳聳肩》等暢銷商業小說的作者安·蘭德。
安·蘭德雖然一生中從來沒有接觸過企業管理，但是她的小說的主人公大多是企業家。安·蘭德完全憑借自己的想象，描繪了一個由自私而精明的商人、科學家、藝術家等社會精英組成的世外桃源，有著田園詩般的詩意，現實社會中的欲望都能得到滿足。在這裏，維係一切的不是道德而是金錢，金錢被視作崇拜的偶像，是自由交換和公平正義的象征，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創造者和思考者。
安·蘭德的作品極力宣揚個人主義、理性的利己主義（“理性的私利”），以及徹底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相當於把德魯克在《經濟人的末日》中大肆批判並宣判死刑的古典自由主義又給撿回來，裝扮一新後推銷給美國的年輕一代。
諷刺的是，這種基於個人好惡而不是理性分析的價值觀包裝的快餐小說，遠比注重調查研究的德魯克的管理理論著作更受歡迎。安·蘭德的小說印數超過兩千兩百萬冊，是德魯克全部著作總和的好幾倍。
當經曆了“二戰”痛苦的老一輩人故去後，特朗普（生於1946年）這樣的年輕精英成長起來。上頂級商學院（特朗普畢業於沃頓商學院），把安·蘭德的宣傳洗腦奉為圭臬，非理性地崇拜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將其小說中的主人公奉為人生榜樣，並引以為豪。
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期間，曾不止一次在演講中公開聲明：“我是安·蘭德的忠實讀者！”他還提到安·蘭德的代表作《源泉》，稱“這是一本有關商業、美、人生、（內心）情感的書，裏麵幾乎談到了一切”，並以小說中的主人公霍華德·洛克自詡。
如果德魯克泉下有知，看到美國成了今天這個樣子，距離他的理想已經是南轅北轍，不知會有什麽感想。
15年前的2005年11月11日，德魯克帶著理想未竟的遺憾，永遠離開了這個他無限熱愛的世界。他留下了一句“管理要做的事情隻有一件，就是反抗熵增”，作為他一生研究實踐的總結。
中美兩家偉大的企業——亞馬遜和華為，不約而同地將這句話作為企業戰略管理的核心，也為後來的我們指引了繼續前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