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Live in a Parasitic World
A sick planet, and how the most newly arrived parasite can be part of a cure
每當地球改變其存在形態[1]，現存的物種就會同時被毀滅。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寄生蟲身上，宿主動物死亡時，它們也同樣會被毀滅。
——約翰·布雷姆澤
在我造訪聖芭芭拉時，凱文·拉弗蒂向我展示寄生蟲如何主宰鹽沼，之後我和阿爾曼德·庫裏斯的一名碩士生共度了一個上午。這個年輕人名叫馬克·托欽，他帶領我穿過一間海洋生物實驗室來到角落裏的一扇藍色大門前。門上貼著標有“隔離”二字的牌子。托欽打開門，我們走進黑暗，我聽見了像是溪水流淌的聲音。托欽找到開關打開了冷陰極型熒光燈，燈光照亮了一張橫貫整個房間的高桌。房間左側是裝滿水的水族箱，螃蟹在白色網眼板的碎塊上爬來爬去。右側是幾個沉澱盆，裏麵壘著許多小杯，每個杯子裏都有一隻螃蟹泡在水裏。溪水流淌的聲音來自管道係統，它們從外麵的潟湖抽取海水注入水族箱，流過高桌，然後進入下水道回歸太平洋。
這些螃蟹是美娜斯濱蟹（Carcinus maenas），俗稱歐洲青蟹，有些有茶杯那麽大，有些隻有小酒杯大小。沿著加州北部和太平洋西北地區的海岸線散步，你經常會看見歐洲青蟹的身影，這個事實讓一些人感到恐懼。1991年之前，加州海岸沒有一隻歐洲青蟹。它的原產地在歐洲的海灘地帶。這是一種貪婪的動物，英國生物學家曾觀察到一隻青蟹僅在一天內就吃掉了40隻半英寸（約1.27厘米）長的鳥蛤。幾千年（甚至幾百萬年）來，全世界的其他地區都逃過了饑餓青蟹的荼毒，但人類發明船舶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青蟹一次會將數千隻肉眼幾乎看不見的幼體排入水中，船隻在取壓艙水時很容易把它們吸進船艙。大約200年前，前往美國殖民地的船隻把青蟹帶到了新大陸。它們很快在美國東海岸蔓延開來，吞吃新英格蘭和加拿大北部的貝類。曾經是新英格蘭整個漁業基礎的軟殼蛤蜊已經徹底消失。
歐洲青蟹也來到了南非和澳大利亞，不過數百年以來美國西海岸一直沒有淪陷。盡管有大量船隻來往於美國西海岸和歐洲及美國東海岸之間，但直到1991年才有漁民在舊金山附近第一次捕到歐洲青蟹。這一消息在海洋生物學圈子裏傳開，科學家頓時情緒低落。舊金山附近的幾乎每一種貝類都可以成為它的獵物，假如青蟹通過南下前往洛杉磯或北上前往東北部的船隻沿著海岸線蔓延，它就會在新的棲息地滋生，吞吃牡蠣、珍寶蟹和其他有價值的海產品，它挖的洞穴會破壞堤壩、防洪堤和水道，這將造成更大的破壞。阿爾曼德·庫裏斯說：“它是一場災難。它是你對最壞情況的想象。”
聖芭芭拉的隔離實驗室裏，歐洲青蟹在水箱裏漫步。有些青蟹失去了一隻螯，在原處長出了一隻白如鬼怪的新螯。還有一些更不一樣的，托欽把它們從水裏撈出來，上下顛倒讓我看，它們無助地揮舞著腿和螯，我發現它們的腹部有個奶油軟糖顏色的囊狀物。它們看上去和正常的螃蟹沒什麽區別，但已經變成了另一種東西。蟹奴蟲充滿了它們的身體，那正是雷·蘭克斯特噩夢中退化的寄生性藤壺。托欽、拉弗蒂和庫裏斯正在嚐試用蟹奴蟲從歐洲青蟹手中解救太平洋海岸。
19世紀末，科學家偶爾將寄生蟲學稱為醫學動物學。使用這個名稱是因為他們必須先將寄生蟲理解為擁有自然曆史的真正的有機體，然後才有可能去嚐試抵禦寄生蟲引起的疾病。到20世紀，這個名稱已經重獲新生。但現在患者不再是人，而是變成了自然界。外來物種不受控製地在各大洲和各大洋蔓延；本土動植物被新疾病追殺得節節敗退；森林變成樹樁，海岸線變成豪華公寓，生物棲息地一一消失。隨著生態係統的崩潰，科學家開始認識到寄生蟲對生態係統的健康至關重要。健康的生態係統充滿了寄生蟲，在某些情況下，一個生態係統依賴寄生蟲來保持健康。隨著人類改造世界，生物圈失去平衡，我們或許可以利用寄生蟲來幫助我們修正一些錯誤，或許還能防止我們犯下新的錯誤。
科學家在19世紀80年代第一次想到可以用寄生蟲治理害蟲。[2]最初的想法很簡單。寄生蟲是一種永不衰竭的廉價殺蟲劑。它能尋找並入侵宿主，擊敗宿主的免疫係統，很多時候會殺死宿主。使用殺蟲劑的農民每年至少要給作物噴灑一次殺蟲劑，但寄生蟲會不斷繁殖，追蹤新的宿主。按照倡導者的說法，播種一次寄生蟲你的麻煩就結束了。20世紀初期，農民確實見證了他們允諾的真實性。寄生蜂、寄生蠅和其他種類的寄生蟲消滅了介殼蟲、甲殼蟲和其他害蟲。寄生蟲並不能根除害蟲，但害蟲不再對整片農田產生威脅。
20世紀30年代，農用化學品產業誕生了。DDT上市，這種強大的殺蟲劑挾現代科學的榮光而來，這是一種人工合成的造物，人類能用它來駕馭自然。結果，生物防治走向了衰亡。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還有少數的科學家繼續研究寄生蟲，希望能讓生物防治重見天日。在接下來的40年間，化學殺蟲劑逐漸失靈。昆蟲演化出了DDT抗藥性。這種化學物質進入食物鏈，導致鳥產下蛋殼極薄的鳥蛋。反對化學殺蟲劑的環保運動應運而生，年邁的生物防治大師見到了卷土重來的希望。
阿爾曼德·庫裏斯說：“當時我在伯克利念研究生。事情太有意思了。有一些是老人家了，比我大二三十歲。他們是老一輩的農業研究者，打著蝴蝶結什麽的。那會兒是20世紀60年代，所以還有好多嬉皮士，兩夥人發現他們上了同一條船。剛開始感覺很奇怪，但後來會意識到大家站在一條戰線上。這是20世紀60年代曆史的一個側影。”
寄生蟲生物防治就這樣煥發了新生命，這次它擁有了更加堅實的科學基礎。昆蟲能演化出DDT抗藥性，但寄生蟲也能演化。寄生蟲能產生新的分子配方來攻擊宿主，抵消害蟲可能演化出的抗藥性。一些科學家認為，寄生蟲能夠通過讓大自然恢複一定的平衡來控製害蟲。大多數害蟲都是歐洲青蟹這樣的外來物種，是人類把它們帶到了新的土地上。它們的危害之所以會如此巨大，是因為它們逃離了原有的寄生蟲，開始不受拘束地繁殖了，而本地物種必須和自己的寄生蟲做鬥爭。生物防治的理論認為，從入侵者的故鄉引入寄生蟲實際上隻是重建自然約束的一種方式。
事實上，新時代的生物防治已經在控製某些危險的宿主方麵取得了驚人的成就。舉例來說，它很可能從饑荒中拯救了非洲的大部分地區。[3]木薯之於非洲，就相當於大米之於中國和馬鈴薯之於愛爾蘭。木薯能長到3英尺（約0.9米）高，寬闊的綠葉和菠菜一樣營養豐富，而且味道還更好。菠菜根沒什麽用處，但木薯粗大的根部富含澱粉。木薯生命力頑強，能在其他植物的根部會腐爛的地方生長，因此在非洲比較濕潤的一些村莊，木薯是人們與饑饉之間的唯一屏障。從象牙海岸的塞內加爾到印度洋岸邊的莫桑比克，2億人以木薯為生。但是在1973年，木薯開始死亡。
紮伊爾首都金沙薩附近的小塊土地上，木薯葉開始卷曲和萎縮，因此缺少光合作用，導致根部停止生長。短短幾年內，這座城市周圍的木薯產量大幅度下降，供一家人一周生活的木薯比一個月的工資還貴。與此同時，從布拉柴維爾、卡賓達到拉各斯和達喀爾，非洲大西洋沿岸其他港口城市附近的木薯也開始死亡。
人們打開枯萎的木薯葉，發現了白色的斑點，在放大鏡下斑點變成了數以千計的扁平白色昆蟲。非洲以前從未見過這種昆蟲，事實上，世界上很多地方以前都沒見過這個特別的物種。它們被稱為木薯綿粉蚧（cassava mealybug），是吃植物的諸多寄生蟲之一，特異寄生於它們的宿主植物。這種昆蟲會用吻管刺穿木薯葉，把身體固定在上麵。它吸食植物的漿液，同時注入一種能阻止根部生長的毒素，目的很可能是讓綿粉蚧能通過葉子汲取更多的食物。木薯綿粉蚧隻有雌性，一隻雌性綿粉蚧能在它短暫的一生中產下800顆卵。生長季節結束時，僅一株植物就有可能長出20 000隻綿粉蚧來。
木薯葉的卷曲也是綿粉蚧的毒素引起的。枯萎可能有助於它們在植物間傳播。在健康的木薯田裏，葉子彼此交織得密不透風，將風越過植物引向上方。但是，木薯被綿粉蚧寄生之後，葉子之間就會出現空隙，讓風在枝葉之間穿梭，帶著幼蟲去侵占其他植物。盡管這僅僅是個推測，但毫無疑問的是隻要一塊田裏有一株木薯被綿粉蚧寄生，其他的也就在劫難逃了。更雪上加霜的是，木薯是一種可扡插繁殖的植物，農夫可以剪下一根枝條，然後去另一個地方開辟一塊新的田地。隻要葉子上藏著一隻綿粉蚧，這塊新田地和它周圍的舊田地就都會被感染。
綿粉蚧從港口到港口的跳躍很可能就是這麽完成的。有人甚至可能把綿粉蚧帶上了飛機，因為在1985年，綿粉蚧忽然出現在數千千米外的坦桑尼亞，然後開始在田地之間蔓延。無論它蔓延到什麽地方，它都不隻是僅僅奪走農民一年的收成。農民需要通過扡插來重新播種，但他們剪下的枝條都攜帶著綿粉蚧，因此農民還失去了未來幾年的收成。
1979年，一名瑞士科學家來到伊巴丹，尼日利亞的這座大學城位於木薯綿粉蚧肆虐之地的中心。他叫漢斯·赫倫，是一名昆蟲學家，從小在他家位於蒙特勒郊外的農場工作。20年後，我來到內羅畢訪問他，他告訴我：“我從小到大眼看著我們從幾乎百分之百的有機農業變成了完全使用殺蟲劑的農業。”他已經頭發花白，但依然精力充沛，說起話來像開機槍，一口氣能說一個小時。“我記得很清楚，在10年之內，我們從幾乎不使用化學品到使用各種除草劑和殺蟲劑。放學後我要開著拖拉機下地，用那些化學品處理我們的馬鈴薯、煙草、小麥和其他作物。我記得那些人來農場向我父親推銷化學品。我見過我們以前是怎麽種地的，然後又怎麽跳上這台‘跑步機’，使用越來越多的化學品。”
赫倫去上大學，希望能找到辦法從“跑步機”上跳下來，但又不至於摔得太慘。他首先在瑞士學習生物防治，後來就讀於生物防治的複興之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國際熱帶農業研究所給了他一份工作，更確切地說是一個挑戰：他能不能找到一種寄生蟲來防治木薯綿粉蚧？他連想都沒想就接受了。“去尼日利亞是個好機會，能讓我在大尺度上實踐我在伯克利和蘇黎世學到的東西。”
赫倫來到伊巴丹時，他發現當地的大多數科學家都確定他會慘敗。他們是育種專家，以生長迅速和抗病蟲害為目標培育新的雜交品種。他們很確定自己能應付綿粉蚧的災難。他們說：“綿粉蚧？沒問題，育種，這就是解決方案。”他們見到赫倫，想法和他背道而馳：“伯克利來的那家夥，他知道什麽？一個生態學怪胎。”赫倫並不反對育種，但就目前的危機來說，根本沒時間等他們育種。綿粉蚧正在從一個城市彈射到另一個城市，然後（按赫倫的說法）“像沙塵暴似的”吞沒周圍的農田。培育出一個抗病蟲害的雜交種有可能需要10年時間，但10年後很可能已經不存在木薯供他們拯救了。
為了找到能防治木薯綿粉蚧的寄生蟲，赫倫必須先找到這種綿粉蚧的來源地。它們似乎是在金沙薩附近忽然冒出來的，與非洲已知的任何一種粉蚧都沒有親緣關係，而是和大西洋彼岸尤卡坦半島生活在棉花上的一種粉蚧有關聯。“於是我就心想：嗯，它來自中美洲，很有意思，因為木薯最初也來自美洲。葡萄牙人在奴隸貿易中把木薯帶到了非洲。那時航程非常漫長，木薯放在底層船艙裏，海水會殺死上麵的所有東西，所以他們沒有把昆蟲帶過來。因此這些植物愉快地生長了幾百年，直到有人帶來了綿粉蚧。”赫倫推測，之所以沒人在新大陸見過木薯綿粉蚧是因為那裏有某種寄生蟲控製住了它。“假如沒有控製住，我們肯定早就知道了。”
赫倫查閱昆蟲學和農業期刊搜尋有關吃木薯作物的昆蟲的論文。“有些東西說不通。過去50年以來，美洲的科學家一直在研究木薯，也做過育種，但沒人見過那種粉蚧。另一方麵，有很多野生木薯被用作觀賞植物，它們非常漂亮。於是我就心想，也許有人把一棵好看的植物帶到了非洲。既然多年以來從沒有人在木薯上發現過這種粉蚧，那它為什麽會存在呢？因此我要研究的不隻是木薯，還有和它有親緣關係的野生植物。”
在整個拉丁美洲尋覓一種沒人見過的昆蟲，這會比培育能抗病蟲害的木薯更加耗費時間。不過，在野生木薯的整個分布區域內，赫倫找到了幾個木薯遺傳多樣性較高的熱點地區。那裏很可能也是吃木薯昆蟲多樣性最高的地區，而正在吞噬非洲木薯的昆蟲很可能就在它們之中。
1980年3月，赫倫出發前往美洲。他先參觀了幾家博物館的植物藏品，研究木薯的幹燥標本。因為他覺得說不定已經有人發現了他要找的東西。“但我一無所獲，於是我對自己說，咱們去看看活樣本吧。我去加利福尼亞買了輛大型廂式車，在車廂裏搭建個實驗室，安裝了床和其他生活設施。我開車穿越中美洲，一直來到巴拿馬，尋找野生木薯和栽培品種。”
赫倫在中美洲搜尋目標時，當地的昆蟲學家也在有組織地尋找這些昆蟲。他們在搜索中發現了許多種未知的粉蚧，但都不是正在肆虐非洲的那個物種。“於是我決定，好吧，咱們離開中美洲，去南美洲看看。我把廂式車停在巴拿馬的機場，搭飛機去哥倫比亞找我的一個朋友。我們一起去委內瑞拉，來到委內瑞拉北部木薯多樣性的核心地區之一。我們開車跑了幾個星期，找到了很多種吃木薯的綿粉蚧，但就是沒有我要找的那一種。為了告訴他我在找什麽，我把拍好的照片留給他，照片顯示被粉蚧寄生的時候植物會變成什麽樣，然後我就回非洲了。”
赫倫返回伊巴丹後不久，他的朋友托尼·比洛蒂去了巴拉圭。他是去看望幾個在和平隊服務的美國同胞的，他知道那裏是拉丁美洲的一個木薯多樣性熱點區，也是赫倫唯一沒來得及去的地方。有一天他開車經過一片木薯田，注意到幾株植物看上去不太對勁。他停車摘下木薯葉。打開一看，裏麵正是赫倫在找的那種粉蚧。
赫倫收到消息，請比洛蒂把昆蟲樣本送到大英博物館，讓那裏的昆蟲學家確定物種。盡管樣本已經死了，但昆蟲學家還是識別出它們正是肆虐非洲的那種粉蚧。昆蟲學家解剖粉蚧，在它們體內找到了赫倫尋覓的真正目標：寄生蜂。赫倫終於找到了非洲所需要的寄生蟲，這種寄生蟲把木薯綿粉蚧控製在巴拉圭的一個角落裏，將它變成一種微不足道的害蟲。他請巴拉圭的昆蟲學家把活粉蚧送到英國，請科學家在隔離環境下培育，這樣就能在宿主身上出現寄生蟲時及時捕獲它們了。他把非洲的粉蚧和木薯也送到同一個隔離地點，科學家讓寄生蟲在非洲木薯的粉蚧上產卵。更重要的是，實驗表明，這些寄生蜂隻會在木薯綿粉蚧體內產卵。它們還沒有適應其他粉蚧的免疫係統，蜂卵在其他粉蚧體內會被包進囊體窒息而死。赫倫認為這種寄生蜂可以被安全地引進非洲。3個月後，赫倫收到了他的第一批寄生蜂。
他已經做好了準備。他和他在伊巴丹的學生們建造了溫室，在裏麵培育被粉蚧感染的木薯，然後捕獲在粉蚧上生長的寄生蜂，他們還搞清楚了如何讓寄生蜂**。他們收集了幾百隻能產卵的雌性寄生蜂，於1981年11月在伊巴丹校園周圍的農田裏第一次放飛。“不到3個月，粉蚧種群就崩潰了。這時我們知道我們算是做對了。從一無所知到有了行之有效的控製手段，我們隻用了一年半。”
生物防治盡管迎來了複興，卻依然是個規模不大的產業。昆蟲學家在實驗室裏培育寄生蜂，裝進小小的容器，然後開車帶著容器去果園或玉米田。不過，赫倫內心懷著一個偉大的夢想：把這種寄生蜂播撒到整個非洲的土地上。“要說生物防治有什麽是我不喜歡的，那就是我們隻能小打小鬧，花錢能省則省，使用二手燒杯，在小籠子裏培育寄生蜂——而不是盡可能用最好的方式。生物防治為什麽會輸給化學品，這就是原因。”
他知道實現這個夢想會很昂貴：3000萬美元。“然後人們就叫我吹牛大王。我說：‘你聽我說，在你們美國，加州出現了一次果蠅暴發，比起非洲的災情隻有針尖那麽小一丁點，你們在一年內就花了1.5億。現在我們說的是2億人處於危險之中，而不是幾家出產橙子的公司。我們要處理的土地有美國國土的1.5倍那麽大。光是用籠子、驢馬和自行車，我們不可能完成任務，必須使用科技、機械、電子和飛機。’”
也許正是“飛機”這個詞讓人們疑慮重重。赫倫聲稱他可以像灑農藥一樣從飛機上把寄生蜂播撒到整個非洲。他會用二氧化碳讓寄生蜂休眠，然後裝進泡沫橡膠做的圓筒，每個圓筒250隻，最後把圓筒放進由一家奧地利照相機生產商為赫倫定製的彈倉。赫倫打算在飛機飛過農田時讓飛行員準確投放寄生蜂。“就像在開戰鬥機。你看著準星就知道什麽時候該投彈了。我們在伊巴丹的一個遊泳池做過實驗。我們飛過遊泳池，投放寄生蜂。時速180英裏（約289千米），我們還是能投進去。”
與此同時，赫倫在伊巴丹周圍的農田裏投放的寄生蜂一直在持續繁殖。放飛兩年後，他決定去看看它們擴散到了哪兒。“我們先徒步走。我們心想，哦，沒什麽了不起的，走一走就能看見。我們走了一整天，總是能找到它們的蹤跡。我們心想，肯定是弄錯了吧。從沒見過這種寄生蜂的分布範圍超過幾千米。第二天，我們開車出去。我們開了150千米，這才終於發現找不到寄生蜂了。”
1985年，由於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赫倫成功募集到300萬美元的啟動資金，他的飛行員開始用寄生蜂轟炸鄉村。這些寄生蟲從他的飛機上落入農田，範圍遍及尼日利亞、肯尼亞、莫桑比克，還有從大西洋沿岸到印度洋沿岸的其他國家。他的團隊每個月能培育出15萬隻寄生蜂，盡管其中有許多會在從伊巴丹到放飛地點的漫長旅途中死去，但實際上隻需要一隻有生育能力的雌蜂在飛行和投放中活下來就行，它會主動去尋找宿主。即便在寄生蜂之中，這個巴拉圭物種獵殺宿主的能力也非同凡響。赫倫帶著近乎父母的自豪感說：“這種寄生蜂演化出了異常強大的搜尋能力。在一塊100米見方的農田裏，隻要有一株植物上長了粉蚧，我的寄生蜂就能找到它。我們做過實驗。我們先清理幹淨農田，然後把粉蚧放在一株植物上，從農田一角放飛寄生蜂。它們會在一天內找到那株植物。我們還做過其他實驗。我們先把粉蚧放在一株植物上，然後清理掉，之後放飛寄生蜂，它們會落在同一株植物上。植物釋放出的某些物質吸引了寄生蜂，就像求救信號。”
赫倫在引入寄生蜂的各個國家培訓了1200人，教他們如何辨認這種寄生蜂。投放寄生蜂幾個月後，他們開始勘察農田，確認寄生蜂的傳播速度和木薯綿粉蚧的情況。“放飛12個月後，所有投放地區的問題都消失了。效率竟然這麽高，我們自己都不敢相信。”
最後一次飛行投放寄生蜂是在1991年，接下來的幾年間，昆蟲學家繼續追蹤它的影響。投放寄生蜂的大約95%農田裏，粉蚧已經徹底絕跡。由於失去了宿主，寄生蜂也隨之減少到了隻剩下寥寥無幾的幸存者。粉蚧在剩下的5%農田裏繼續繁衍，但赫倫能夠說明原因：農民種田種得不夠用心，因此作物長勢很差，以木薯為食的粉蚧也往往營養不良。赫倫使用的那種寄生蜂對宿主的尺寸頗為挑剔，會用觸角像尺子似的衡量粉蚧的大小，然後才確定該生出什麽性別的後代。（雌性寄生蜂**時，會把雄性的**儲存在一個腺體裏，留待以後用來給卵子受精。寄生蜂的基因會讓未受精卵長成雄性，而受精卵全都長成雌性。）
寄生蜂選擇在個頭較小的粉蚧裏隻產下會孵化出雄性的卵。其中的邏輯在於雄蜂的價值不高。卵在較小的粉蚧中成熟為成蟲的成功率較低，因為可供寄生蜂吃的食物比較少。由於寄生蜂會把雄蜂產在較小的宿主體內，隻有少數雄蜂能夠活到成年。但這並不重要，因為隻需要幾隻雄蜂就能給許多雌蜂授精了。
在寄生蜂的如此策略的作用下，一塊長勢較差的木薯田裏會誕生大量雄蜂。雄蜂不產卵，因此對粉蚧不構成威脅，粉蚧也就有機會能迅速重建種群了。“我們告訴農戶：聽我說，隻有在其他情況全都正常的時候，生物防治才能發揮作用。要是你不去除雜草，那就沒人能拯救你的收成了。”
陽光燦爛的那一天，赫倫在內羅畢向我講述了木薯綿粉蚧的故事。1991年他搬到內羅畢，成為國際生理學與生態學國際中心的主任，這座巨大的建築物位於肯尼亞首都郊區，門口立著蜣螂的雕像。這份工作是他拯救了2億人的主糧作物的諸多獎賞之一。國際中心裏充滿了昆蟲學家，嚐試尋找利用昆蟲的方法，生產蜂蜜和絲綢，消滅病蟲害，從而使人類生活得更好。有一種在莖稈上鑽孔的害蟲多年來一直在危害非洲東部的玉米，但赫倫手下的科學家已經在印度找到了一種能夠寄生它的寄生蜂。我前去拜訪的時候，他們已經在肯尼亞放飛了這種寄生蜂，想看它能不能在野外生存下來。它生存下來了，現在他們想知道的是它的擴散範圍。不過知不知道這一點對他們來說無關緊要。
拉弗蒂和庫裏斯想對歐洲青蟹做的事情正是赫倫對木薯綿粉蚧做的事情。他們知道在歐洲，蟹奴蟲等寄生蟲荼毒了大量青蟹，但他們在舊金山灣解剖的青蟹體內沒有寄生蟲。這大概是它能在新棲息地勝過其他蟹類的原因之一。於是拉弗蒂和庫裏斯開始考慮將蟹奴蟲引入加利福尼亞。他們可以向太平洋投放蟹奴蟲寄生的歐洲青蟹。它們會像微型寄生蟲播種器一樣把幼蟲噴進海水。幼蟲會找到未被寄生的青蟹，鑽進去然後伸展觸須。但向加利福尼亞引入蟹奴蟲不會產生寄生蜂對木薯綿粉蚧相同的效果，因為兩種寄生蟲的生態大相徑庭。寄生蜂會吞吃宿主的內髒然後啃出一條路鑽出宿主的身體從而殺死粉蚧。蟹奴蟲雖然不會殺死青蟹，但會使宿主失去生育能力，同時讓宿主與健康青蟹競爭食物。拉弗蒂建立的數學模型預測，假如向太平洋引入蟹奴蟲，青蟹數量會降低，但比木薯綿粉蚧的降低速度慢。使得青蟹數量降低的原因是蟹卵的減少，而不是蟹本身的死亡。因此等蟹奴蟲和青蟹最終達到平衡時，青蟹隻會減量而不會被消滅。
但是在拉弗蒂和庫裏斯看來，他們似乎別無選擇。庫裏斯說：“其他可選擇的方法在生態方麵的影響要糟糕得多。船上的反藤壺塗料正在嚴重汙染我們的河口。北邊的俄勒岡有人向灘塗噴灑抗幽靈蝦的藥物，想用來保護該死的引進養殖牡蠣，結果他們殺死了珍寶蟹。”
拉弗蒂和庫裏斯有好幾年無法籌集到資金來研究蟹奴蟲，但是到了1998年，歐洲青蟹已經蔓延到了華盛頓州的海岸。它對普吉特海灣構成了威脅，那裏的珍寶蟹產量極為巨大。庫裏斯和拉弗蒂終於得到了他們需要的資金。他們聯係了研究蟹奴蟲和相關寄生性藤壺的世界級專家——丹麥科學家延斯·赫格。赫格給他們送來了滿滿幾冰櫃被寄生蟲感染了的歐洲青蟹。
庫裏斯的研究生馬克·托欽把這些青蟹養在一個隔離的實驗室裏。不過他不能完全封閉這個房間，因為蟹和寄生蟲都需要流動的海水才能生存。托欽搭建管道，從太平洋抽取海水，海水流入一組水族箱，溢出的水流有可能攜帶肉眼看不見的蟹奴蟲幼蟲，因此必須經過一係列過濾器和砂土沉澱盆，然後再通過出水管流向附近的一個潟湖。
托欽花了幾個月逐漸熟悉蟹奴蟲和它奇異的生命周期。他學會了辨別青蟹什麽時候會準備好從腹部的囊中釋放出新的一批幼蟲（囊會從奶油軟糖色變成暗焦糖色）。他會把這時的青蟹放進小塑料杯以采集幼蟲，然後吸出含有蟹奴蟲幼蟲的水，倒入放有健康青蟹的另一個杯子，等待雌性蟹奴蟲鑽進新宿主的身體。
他每天都會抓住一隻青蟹的螯，用手指捏緊它的肢體。為了逃生，青蟹會從內部切斷肢體，讓身體落回水中。托欽會把斷肢拿到顯微鏡底下，觀察幼蟲如何抓住蟹鉗上的絨毛，刺進蟹鉗關節的柔軟之處。雌性蟹奴蟲成功感染青蟹後，他會等待它發育成青蟹腹部的硬結，然後嚐試讓雄性蟹奴蟲鑽進去。
幾個月之後，托欽能夠從幼蟲到成蟲培育蟹奴蟲了。1999年年初，他把他學到的知識用在加利福尼亞本地的蟹類身上。他選擇了一種常見的普通濱蟹——黃色食草蟹（Hemigrapsus oregonensis），將其暴露在蟹奴蟲之下。這大概是這兩個物種有史以來第一次相遇，一方麵是加利福尼亞的土生蟹類；另一方是來自歐洲的寄生性藤壺。托欽等著看會發生什麽。
他發現一隻雌性蟹奴蟲毫不費力地進入了濱蟹的身體，甚至把觸須長進了新宿主的身體。但接下來就出問題了。在歐洲青蟹體內，寄生蟲能小心翼翼地把觸須纏繞在神經上，不但不會損壞神經，還能通過神經向宿主傳遞改變心智的信號。但在濱蟹體內，蟹奴蟲的觸須似乎破壞了宿主的神經。每天早晨托欽走進實驗室都會發現有幾隻濱蟹翻了肚皮，盡管還在呼吸，但已經完全癱瘓。幾天之後，被感染的濱蟹全都死了，體內的蟹奴蟲也隨之死去。
魯莽地將寄生蟲引入新的棲息地有可能會造成災難，其原因正是它們在發揮良好作用時還保留了巨大潛能。寄生蟲擁有一整套複雜精細的戰術，它們能用這些戰術來對付宿主，也能通過演化來微調戰術，進而入侵新的宿主物種和新的防禦機製。而寄生蟲一旦進入新的棲息地，我們就不可能再把它們收回來了。這是個單向的實驗。
製止木薯綿粉蚧侵襲是個了不起的成功故事，但也存在慘敗的事例。夏威夷的森林就是一個明證。[4]那裏充滿了外來的寄生蟲，引入它們是為了消滅害蟲。其中有寄生蠅，引入它是為了消滅一種椿象。但這種寄生蠅也能寄生寇阿蟲（koa bug）——一種豔麗的本地昆蟲，現在已經近乎絕跡。還有寄生蜂，引入它是為了防治危害農作物的飛蛾，但後來也擴散到了許多本地物種身上。引入寄生蜂之前夏威夷每年都會經曆飛蛾大暴發，高峰期的時候飛蛾糞便從樹上掉下來的聲音就像在下冰雹。鳥類吃飛蛾的毛蟲，用毛蟲喂養雛鳥。然而自從引入寄生蜂，多種當地飛蛾每隔一二十年才能勉強暴發一次。夏威夷的森林鳥類在日益減少，生物學家認為部分原因正是飛蛾的大量死亡，鳥類就此失去了食物。沒有鳥類為樹木授粉和傳播種子，森林本身很可能也受到了影響。
夏威夷的困境是生物防治失敗的最佳例證，因為夏威夷是一個小的獨立的生態小島。批評者認為，還有許多其他的事例等待被訴說。例如在美國，20世紀曾經引入過三十餘種寄生蟲來殺死舞毒蛾（gypsy moth）[5]。這些寄生蟲對舞毒蛾的防治收效甚微，但其中有一些開始殺死美麗的天蠶蛾，使得天蠶蛾瀕臨滅絕。
考慮到這些災難，拉弗蒂和庫裏斯等生物學家對使用寄生蟲的態度更加謹慎。他們之所以對蟹奴蟲設置了如此漫長而煩瑣的實驗，原因就在於此。見到濱蟹死亡後，他們在珍寶蟹上重複實驗。得到的結果相同：癱瘓，繼而死亡。庫裏斯說：“萬一我要為珍寶蟹的滅絕而負責，我的名聲會一敗塗地。我會變得和引入殺人蜂的那家夥一樣。那位可憐的老兄，40年以來一直過著自責的生活。問我在不在乎本地的濱蟹？當然在乎。在這個問題上，我的價值觀不會向任何人妥協。”
1999年秋，拉弗蒂向同事們報告了這個壞消息。當時連北至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都發現了歐洲青蟹的蹤跡，那裏離它在舊金山的登陸地超過了1000千米。拉弗蒂也給我發了電子郵件，我收到後立刻打電話給他。我問他失不失望。他說：“怎麽說呢，作為一名科學家，你永遠不該感到失望。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你無法控製現實的樣子。”
但看著歐洲青蟹如此蔓延，他還是會感到灰心喪氣。“我的直覺說，假如你在西海岸釋放蟹奴蟲，它們對本地蟹類的影響很可能沒這麽大。我們發現的僅僅是它們有這個能力。”把蟹奴蟲的幼蟲和珍寶蟹放在一個容器裏，這和把幼蟲放進大海不是一碼事。“它必須自己解決一些問題，例如它去哪兒有可能找到宿主。”
蟹奴蟲及其近緣物種以陽光和宿主分泌的化學物質為線索，將自己放在可能碰到青蟹的地方。這些地方很可能讓它們不會碰到其他物種。拉弗蒂告訴我，他做的另一項實驗證實了這個猜想。他得到了另一種寄生性藤壺，它是蟹奴蟲的近親，生活在太平洋綿羊蟹（sheep crab）體內。隨後他采集了與綿羊蟹生活在同一區域內的加利福尼亞濱蟹，但一次都沒有發現濱蟹攜帶任何寄生性藤壺。他把濱蟹暴露在寄生蟲之下，寄生蟲依然可以很容易地感染它。因此，一定有什麽東西在野外環境中阻止藤壺感染濱蟹。
但是，假如你想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海洋中用寄生蟲做生物防治，[6]你必須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行。我問拉弗蒂有沒有其他阻止青蟹蔓延的點子。他說：“總之我認為我們不能對這場屠殺袖手旁觀。”他告訴我歐洲青蟹還有一種名叫同形蝤蛑虱（Portunion conformis）的寄生蟲。這是一種等足目動物，與球潮蟲是近親，它在青蟹體內獨立演化出了類似於蟹奴蟲的生活方式。它以顯微級的幼蟲形態進入青蟹體內，然後破壞宿主的性腺並取而代之。它最後會占據青蟹身體的很大一部分，重量能達到青蟹體重的五分之一。通過破壞青蟹的性腺，它閹割了自己的宿主。和蟹奴蟲一樣，它也能讓雄性青蟹雌性化。沒人在實驗室環境中培育過蝤蛑虱，但拉弗蒂想嚐試一下。假如能夠成功，他想用這種寄生蟲做蟹奴蟲未能通過的實驗。
拉弗蒂說：“這是一種極為美麗的寄生蟲。”他讓我想象一個半透明的大口袋，一端有個開口，裏麵裝著許多金色的卵，“很難用語言形容。它們就像……我的天，它們不像你能想象的任何東西。”研究寄生蟲有時候固然會令人沮喪，但寄生蟲學家永遠能從它們的美中找到慰藉。
赫倫和拉弗蒂在大自然參差的邊緣開展工作，木薯田和牡蠣灘曾經也是荒野，但被人類改造成了一種新的大雜燴。在這裏，外來物種隻需要短短幾周就能遷移數千英裏；在這裏，能夠在持續性的混亂中繁衍生息的物種往往適應得最好。假如我們願意尊重寄生蟲的演化能力，寄生蟲也許能夠緩解我們對這些地方造成的衝擊。但另一方麵，我也想了解世界上相對來說尚未被人類觸及的那些地區的情況，尤其是寄生蟲是否能幫助它們保持完整。
因此我來到哥斯達黎加的叢林中，和丹尼爾·布魯克斯一起采集蛙類標本。我們在瓜納卡斯特保護區內走動，這是一個麵積達22萬英畝（約890平方千米）的自然保護區，由幹燥林、雨林和雲霧林組成，從太平洋海灘一直延伸到火山山頂。20年前，瓜納卡斯特的森林在減少，牧場主無視畜牧業利潤越來越低的事實，不斷砍伐樹木，為放牛而開墾草場。在該地區工作的生物學家丹尼爾·簡森決定利用這個好機會。他成立基金會，開始收購牧場，雇用失業的牛仔擔任“分類觀察員”：通過采集物種標本、解剖和描述來記錄瓜納卡斯特地區的生物多樣性。就這樣，森林不但得到了拯救，而且擴大了麵積，森林周圍的住戶有了要保護它的動力。瓜納卡斯特保護區沒有圍牆。
20世紀90年代末，我訪問瓜納卡斯特的時候，簡森已經基本上完成了保護區的建設。他把更多的時間花在他真正熱愛的事業上——收集哥斯達黎加的蝴蝶。他在保護區總部的住所是波紋鐵皮屋頂下的三個房間，你進去後必須彎下腰，因為房梁上掛著幾十個塑料袋，每個裏麵都有一隻毛蟲在啃樹葉。簡森告訴我：“我的目標是在被埋入這片土前找到所有種類的毛蟲。”瓜納卡斯特不但擁有規模可觀的原始森林，更重要的是，這裏的森林將會繼續生長，變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生態係統。他說：“1000年以後你再來，會發現它依然存在。”
一天晚上，布魯克斯和我闖進簡森的住處。那天我們解剖了很多標本，見識了許多寄生蟲，最後決定開車去半小時車程外的酒吧喝一杯。路上，布魯克斯的四驅越野車的車燈照亮了路上一具毛茸茸的屍體。我們停下，倒車。是一隻剛死不久的狐狸，尾巴還是一團漂亮的灰色皮毛。我們把屍體扔進車鬥，掉頭返回瓜納卡斯特。我們來到簡森家，布魯克斯拎起狐狸，走向簡森家的前門。他把死狐狸放在前廳的水泥地上。它看上去完好無損，隻是受到了猛烈的撞擊，眼睛像穹頂一樣從腦袋上突出來。簡森問：“咦，這是怎麽了？”
簡森的妻子溫妮從裏屋出來，看著麵前的情形。她的寵物豪豬埃斯皮尼塔趴在她的肩膀上，驚恐地豎起了剛毛。溫妮對布魯克斯說：“你跟著貓學壞了，會帶這種禮物上門。”
你需要深厚的交情才能把一隻血淋淋的狐狸扔在別人家的地上，而簡森和布魯克斯自從1994年以來就有了這麽好的友誼。（簡森甚至用布魯克斯的名字給他發現的一種寄生蜂命名。）他們認識時，簡森正在找人幫忙統計保護區內的所有物種。沒有人在這麽大的尺度上完成過類似的工作，簡森估計瓜納卡斯特有235 000個物種。他夢想能編輯一份完整的物種名錄供科學家當黃頁使用。科學家可以從中挑選他們想研究的物種，搞清楚生物多樣性如何在熱帶雨林中建立和維持。布魯克斯聽說了這個項目立刻就申請加入了。
兩人初次見麵的時候，簡森被布魯克斯弄得有點迷惑。布魯克斯把死狐狸扔在簡森家的地上時，我也能從簡森的表情中讀到那種困惑。一個人怎麽會被一具屍體搞得這麽興奮？當時布魯克斯開始向簡森傳遞“福音”，直到簡森看到寄生蟲學的光明。簡森對我說：“這家夥的出現徹底改變了我對老鼠的看法。現在我眼中的老鼠就是一個裝滿絛蟲和線蟲的口袋。你抓起這隻快樂的老鼠，切開它，它身體裏全是寄生蟲。”
炫耀過我們發現的東西後，布魯克斯和我帶著狐狸回他的棚屋。布魯克斯打開日光燈，飛蛾穿過鐵絲網蜂擁而入。他把狐狸放進冰箱，它旁邊還有一隻貓鼬和一隻貘——都是他幸運發現的，等待他抽出時間去解剖。
喝完酒（罐裝的自由古巴雞尾酒），11點左右，我們開車回到保護區。布魯克斯在棚屋旁停車，重新打開燈。想要觀察寄生蟲，最好的方法就是解剖剛死亡的屍體。隨著屍體的腐爛，寄生蟲會失去方向，漂離原先的棲息地，很快也會死去，屍體逐漸分解。布魯克斯從冰箱裏取出死狐狸，然後拿起手術剪。
狐狸的體內環境頗為簡單：它體內充滿了鉤蟲，這些寄生蟲導致它內髒長期出血。“這家夥的鉤蟲感染太嚴重了。”正在顯微鏡下切開狐狸腸道的布魯克斯說。在這次解剖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布魯克斯本人。解剖狐狸的時候他不停地道歉：“對不起，對不起。”還不停咒罵狐狸愚蠢的死法，控訴撞擊如何擠爛了它的肺部。在瓜納卡斯特工作的其他科學家覺得布魯克斯像個吸血鬼，隻在能夠切開森林裏那些美麗動物的時候，這名科學家才會對它們產生興趣。但我從沒見過任何人會像他那樣發自肺腑地哀悼一隻死去的動物。
1996年，在和哥斯達黎加政府磋商的時候，簡森建立完整生物名錄的夢想破滅了。項目資金將從清點物種這個核心目標上轉移到其他地方，簡森對此很不高興，於是決定徹底放棄。按照他的說法：“我們一槍打死了馬。”不過，布魯克斯還是從加拿大政府那裏爭取到了足夠的資金，得以繼續研究寄生蟲。他估計保護區的940種脊椎動物體內儲存著11 000種寄生蟲（隻包括寄生性動物和原生動物），其中大部分還不為科學界所知。布魯克斯說：“我剩下的整個職業生涯就花在清點上了。”我很想知道他為什麽想要這麽折騰自己。
接下來的一天，我數次向他提出這個問題，他每次告訴我的答案都不一樣。在瓜納卡斯特這樣的熱帶森林中，生物多樣性豐富得驚人，但要是沒有手術刀的幫助，你根本見不到其中的大部分物種。布魯克斯說：“毫無疑問，寄生蟲的物種比自生生活的物種更多。你做一種鹿的標本，同時也做了四個界的20種寄生蟲的標本。”
假如這還不夠，我們還可以出於文明的私心為這個項目辯護。大多數藥物的起源都能追溯到某種生物體中的天然化合物，無論是來自真菌的青黴素還是洋地黃的強心苷。僅僅在過去這幾年裏，科學家才開始研究寄生蟲的藥典。蟲草屬的真菌會入侵昆蟲，在昆蟲體內萌發出花朵般的莖幹，它是重要的免疫抑製劑——環孢素的來源。鉤蟲分泌出的化學分子能和人類血液中的凝血因子完美結合，生物技術公司正在試驗將其用作外科手術時的血液稀釋劑。蜱蟲為了方便吸血，[7]也能對我們的血液做手腳，它使用的化學物質不但可以溶解血栓，還能降低炎症反應和殺死企圖進入傷口的細菌。寄生蟲還有很多其他手段在等待科學家的解釋。血吸蟲能從我們的血液中竊取某些物質來偽裝自己，騙過人體免疫係統，但沒人知道它們是怎麽做到的。要是科學家能搞清楚，也許能把他們的發現應用於器官移植。醫生也許能夠讓患者的血直接流過捐獻者的肺髒，把它偽裝成一個受到保護的巨大血吸蟲。這樣患者就不需要麵對免疫抑製劑帶來的危險了。這還僅僅是少數幾種寄生蟲，天曉得其他幾百萬種寄生蟲都演化出了什麽化學物質呢？
布魯克斯和我從解剖任務中抽出一天去遠足時，我認識到了清點寄生蟲的另一個理由。我們開車爬上可可火山（Volcan Cacao）的山坡，道路是用石塊鋪成的，我們在一輛陸地巡洋艦的後座上顛簸。牧場主砍掉了山坡上的大部分森林，還好自然資源保護者已經買回土地，正在等待森林重新生長起來。我們在森林邊緣停車，然後徒步走進去，樹木的海洋頓時淹沒了我們，藍色的閃蝶在樹蔭中拍打翅膀，像魚一樣遊過我們的頭頂。我們穿過一條小溪，細雨從濃密的樹冠中灑了下來。布魯克斯停下腳步，朝著上遊和下遊方向張望。他說：“這地方本應該到處都是蛙類。”但實際上一隻都沒有。
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蛙類開始從中美洲的高海拔地區消失。你在可可火山上找不到任何種類的蛙。生物學家剛開始完全不知道是什麽導致了蛙類的死亡，他們隻知道蛙的屍體到處堆積，鳥類根本不去碰它們。直到1999年，一名生物學家才分離出了有可能是罪魁禍首的東西：一種來自美國的真菌。[8]它的孢子在水中傳播，能接觸到蛙類的皮膚，然後孢子會鑽進蛙類的身體，吞噬其皮膚中的角蛋白，釋放出一種毒素，迅速殺死宿主。這種真菌沒有殺死中美洲的所有蛙類，唯一的原因是它隻適應涼爽的氣候，而中美洲天氣太熱，而且它無法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區生存。
到科學家辨識出這種真菌的時候，他們已經來不及有所作為了。他們隻能看著這種寄生蟲從一座山到另一座山向南傳播。布魯克斯說：“我們應該了解那種真菌才對。要是我們清點過蛙類的寄生蟲，中美洲的山頂上現在也許還會有蛙類。但我們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人類對寄生蟲同樣沒有特別的防護，而寄生蟲有可能會從受到侵犯的雨林中突然冒出來。發現埃博拉病毒起源的不會是醫生，而是動物學家，他們能在非洲雨林中查明原先攜帶這種病毒的是什麽動物。
但在布魯克斯眼中，他的名錄並不隻是一份死亡與破壞的清單。它也許能夠幫助科學家衡量瓜納卡斯特和類似森林的生態健康情況。生態係統與人有類似之處[9]。假如一個人健康，所有組成部分都會以應有的方式互動：肺部吸收氧氣，胃部消化食物，血液攜帶各種物質流向人體組織，腎髒濾出廢物，大腦思考世界和想晚飯吃什麽。但假如一個人生病了，有幾個組成部分停止工作，這會搞亂人的整個身體，有時候會迫使其他組成部分跟著停工。一個生態係統能夠延續幾千年甚至幾百萬年，是因為它的各個組成部分能夠良好協作：蠕蟲為土壤通氣，真菌與樹根糾纏、提供養分，吸收碳水化合物作為交換等。水、礦物質、碳和能量在生態係統中像血液一樣循環。事實證明，生態係統也會生病。引入寄生蟲會殺死寇阿蟲，而傷害有可能會像漣漪一樣擴散，波及森林中的樹木。
醫生不會等患者去世才宣布他們生病了。他們會尋找容易偵測的早期線索，哪怕一開始並不知道真正的問題是什麽。假如可能致命的細菌已經在人體內的某處安營紮寨，你並不需要去搞清楚作怪的究竟是什麽微生物，隻需要查一下有沒有發燒就行了。生態學家希望能找到某種東西，這樣就可以在傷害波及生態網中的所有元素之前發現這個生態係統生病了。他們一直在篩選組成生態係統的所有物種，希望能找到某個物種來扮演類似於體溫指標的角色。有人研究螞蟻和其他昆蟲，有人研究在森林地表築巢的鳴禽。很多候選者都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上無法滿足要求。想要判斷狼之類的頂級捕食者是否在減少，這個任務相對簡單，因為它們相對來說數量較少、體形較大。但是，等環境壓力的影響沿著食物鏈向上傳遞到狼的時候，生態係統很可能已經病得無藥可救了。
包括布魯克斯在內的一些科學家認為寄生蟲是生態健康的一個標誌，但和大多數人心目中的方向不同。直到不久以前，大部分生態學家都將寄生蟲視為環境衰敗的一個標誌。假如某種汙染物損害了生態係統成員的免疫係統，它們就會變得更容易感染疾病。在一些情況下，這個判斷確實是正確的，但你很容易錯誤地認為這是一般性的規則。如此想法能一直追溯到蘭克斯特：寄生蟲的興起象征著退化的時代。布魯克斯和我在低矮森林中采集的蛙類相當健康，數量也很多，甚至會在我們的路線上跳來跳去，而它們身上全都是寄生蟲。寄生蟲事實上標誌著這個生態係統運行良好[10]，沒有受到壓力；而反過來——這麽說也許很奇怪：假如寄生蟲從一個棲息地消失，那麽這個生態係統就很可能出問題了。
在寄生蟲的整個生命周期中，它們對汙染的毒害往往非常敏感。例如吸蟲，它先從卵中孵化成微小的毛蚴，毛蚴全身覆蓋頭發般的纖毛，在水中遊動，尋找螺類寄生；數代之後，尾蚴從螺體內鑽出來，尋找哺乳類的宿主。毛蚴和尾蚴形態的吸蟲的存活都依賴潔淨的水體。盡管這隻是科學家的推測，但確實有一些堅實的證據能表明它是正確的。新斯科舍的河流曾經因為上風向煤礦造成的空氣汙染而酸化，加拿大生態學家在一條嚴重汙染的河流的水源地投放石灰，中和了酸性物質，然後在接下來的數年間捕捉鰻魚[11]。另外還有一條未經處理的河流與加入石灰的這條河流匯集，他們在那條河流裏同樣捕捉鰻魚。經過對比，他們發現加入石灰的河流中的鰻魚攜帶的絛蟲、吸蟲和其他寄生蟲要豐富得多。生態學家將調查範圍擴大到新斯科舍海岸區域的大部分河流，發現受汙染最嚴重的水體中的鰻魚體內寄生蟲最少。
寄生蟲能夠發揮生態哨兵的作用，還有另一個原因：它們位於許多生態網的頂端。你向一條河流傾倒含鎳廢水，小動物吸收了一些，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但隨著鎳在食物網中逐漸上升——小魚吃橈足動物，大魚吃小魚，鳥類吃大魚——汙染物的濃度會變得越來越高。而即便是頂級捕食者也會成為寄生蟲的獵物，因此寄生蟲會在體內凝聚更多的汙染物。絛蟲體內的鉛或鎘的濃度有可能比它們所寄生的魚高數百倍，比魚體外的水高數千倍[12]。
與營自生生活的生物不同，寄生蟲會遊曆它所屬的生態係統的許多個層級，有能力“報告”它在旅途中見到的損害情況。寄生蟲在它的生命周期中，有可能必須經過多個宿主，它們每一個在棲息地中都占據著自己的生態位。卡平特裏亞鹽沼的吸蟲必須生活在角螺體內，而角螺靠灘塗上的藻類生存；吸蟲離開角螺後需要找到一條鰹魚，而鰹魚必須吃浮遊生物才能生存；最後吸蟲還必須進入一隻健康鳥類的腸道，在那裏發育為成蟲。假如這些宿主中有一個消失，吸蟲就會受到影響。1997年，凱文·拉弗蒂發現，在卡平特裏亞鹽沼退化最嚴重的區域，寄生蟲的種類隻有未退化區域內的一半，單種寄生蟲的數量也少一半。鹽沼的一些區域正在恢複之中，到1999年，這些區域的角螺體內的寄生蟲已經恢複到了原始鹽沼的水平。
這正是布魯克斯在哥斯達黎加解剖蛙類的原因。“你發現這家夥帶著九隻、十隻寄生蟲跳來跳去，看見它健康又快樂。你了解了蛙類體內的每一種寄生蟲，然後某天你發現少了些什麽，那麽蛙類或某個中間宿主就肯定出了問題。失去一種寄生蟲，就說明生態係統的網絡中失去了某些東西。”等布魯克斯完成了他的清點工作，研究者就有可能通過卵和幼蟲來辨別寄生蟲，也就沒有必要再讓更多的宿主獻出生命了。
寄生蟲也許不隻代表生態係統的健康狀況良好，對生態係統來說甚至有可能至關重要。假如牧場主在脆弱的草原上過度放牧牛羊，就會導致這個區域的生態環境變成荒漠[13]。據生態學家所知，這樣的改變幾乎不可逆轉，因為荒漠灌木會重新構造土壤，使得草地無法卷土重來。判斷在一塊特定的土地上允許放牧到什麽程度，這個任務既困難又政治敏感。牧場主通常會給牲畜吃藥，盡可能消滅腸道寄生蟲，但寄生蟲也許能夠讓牲畜和它們賴以為生的草保持某種微妙的平衡。某些種類的寄生性蠕蟲的幼蟲通過黏附在牲畜吃的草上進入牲畜體內。寄生蟲進入羊的腸道後會成熟，開始吸食羊的部分食物。羊生活在寄生蟲造成的影響之下，往往壽命較短，產崽較少。結果，寄生蟲縮減了羊群的規模。
這樣的漲落能夠改變整個生態係統。假如牧場主在半幹旱的草原上過度放牧羊群，隨著羊群的繁殖，植物規模會縮小。但另一方麵，放牧也改變了寄生蟲：有了更多的羊，寄生蟲能夠大量繁殖，更多的幼蟲擠在日益減少的草葉上，一頭羊被感染的概率因此大大增加。換句話說，過度放牧會自動觸發寄生蟲暴發，從而縮小羊群的規模，草原於是得以恢複。很快，羊群的數量又會反彈，但由於寄生蟲的管製，羊群的規模永遠不會大到把草原變成荒漠的程度。牧場主與其給牲畜喂抗寄生蟲的藥物，最終會毀掉放牧的土地，還不如允許寄生蟲控製羊群並從中獲益。
但寄生蟲穩定性這一理論目前基本上還隻是個想法，因為科學家對大自然中的寄生蟲知之甚少，這是丹尼爾·布魯克斯待在哥斯達黎加的另一個原因。“人們能在這兒驗證寄生蟲穩定性的想法，因為30年以內這兒都不會變成停車場。寄生蟲也許能抑製振**，假如它們確實在產生影響，那你就不會想要消滅寄生蟲了。”
換言之，為了管理瓜納卡斯特，你必須了解這裏的寄生蟲。布魯克斯說：“假如我們想保護這樣的一個地方，就必須知道在微觀層麵這裏都發生了什麽。我們需要搞清楚該如何與寄生蟲合作。我們需要搞清楚有機體需要什麽和想要什麽，這樣我們就能既利用它們又不至於消滅它們了。”
布魯克斯談論人類的語氣讓我想起了寄生蟲利用宿主的方式：寄生蟲會演化出感知能力，知道宿主需要什麽和想要什麽，知道什麽對宿主來說生死攸關，這樣寄生蟲就不至於毀滅自己了。在我為這本書往返於世界各地的時候，我時常將大自然視為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總和。從飛機上向下看，我見到了蘇丹的泥濘湖畔、洛杉磯附近猶如電路板的住宅區、哥斯達黎加行將崩潰的牧場和零星的小塊森林，浮現在我腦海裏的是名叫蓋亞的概念[14]。這是一些科學家提出的設想，他們認為生物圈（一切生命的棲息地，包括海洋、陸地和天空）是某種超級有機體。它擁有自己的新陳代謝，在整個世界的範圍內循環利用碳、氮和其他元素。螢火蟲用來發光的磷在螢火蟲死去後進入土壤，它也許會被一棵樹吸收，送進它的一片樹葉，樹葉反過來落入一條河並被帶向大海，有光合作用的浮遊生物吸收了磷，又被吃草的磷蝦吃掉，磷蝦通過糞便把磷釋放到海洋深處，又被遊**的細菌吸收，然後循環回到海麵上，最後在許多年後沉澱在海床中。蓋亞和我們的身體一樣，也通過新陳代謝來維持整體性和穩定性。
人類存在於蓋亞之中，我們依靠它來生存。最近我們的生活方式是竭澤而漁。我們在農場裏掠奪表層土壤，卻不更換它；我們在海中大肆捕撈；我們成片砍伐森林。我想到了布魯克斯剛剛說的，我們應該學會如何利用大自然但又不消滅它。
“你說得就好像我們是寄生蟲。”我說。
布魯克斯聳聳肩，他能接受這個想法。他說：“一種不會自我調節的寄生蟲遲早會步入滅絕，說不定同時還會帶走宿主。地球上大多數物種都是寄生蟲的事實告訴我們，這種事並不經常發生。”
我思考了一下他的說法。這可以是寄生蟲在我們心目中的新意義，這個意義能夠取代蘭克斯特的墮落者、絛蟲猶太人和演化失敗者的所有古老怪談。這個意義忠於生物學，沒把生命變成恐怖電影，寄生蟲不會破胸而出。在這個意義中，我們是寄生蟲，而地球是宿主。這個隱喻未必完美，但很有道理。我們為了我們的目標而改造生命的生理結構，我們開采肥料覆蓋農田，就像寄生蜂改造宿主毛蟲的生理結構，製造它需要的那些食物。我們耗盡資源，隻留下廢物，就像瘧原蟲把紅細胞變成垃圾場。假如蓋亞有免疫係統，那大概就是疾病和饑荒，它們能夠阻止爆炸性增長的物種占領整個世界。但我們用醫藥、幹淨的廁所和其他發明躲過了這些安全機製，這些事物讓我們把幾十億人口放在了這個星球上。
當寄生蟲沒什麽可恥的。我們加入了一個曆史悠久的公會，它誕生於這個星球的嬰兒時期，已經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生命形式。然而，我們在寄生生活方麵還很笨拙。寄生蟲能夠極為精確地塑造宿主，為了特定的目標而改變宿主，帶寄生蟲返回溪流中它們祖祖輩輩的棲息地，讓幼蟲去燕鷗體內發育成熟。寄生蟲也是造成必要傷害的專家，因為演化已經教會了它們，毫無意義的傷害終將傷害自己。假如作為寄生蟲的我們也想獲得成功，就必須向這些大師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