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障政權的安穩，有的君主解除國民的武裝，有的把統轄的領土分割[103]，有的煽動他們彼此敵對，有的對掌權之初被懷疑有異心的人施以籠絡，有的興建城堡，有的則將城堡拆毀。這些作為的利弊得失無從判斷，除非針對那些國家的特殊狀況分別加以考量。話雖這麽說，我還是要在這個問題所容許的範圍內提出概括的看法。

新君主國的君主解除臣民的武裝，這種事從來沒有發生過。相反地，他一旦發現他們手無寸鐵，便總是要把他們武裝起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隻要他們有武裝，他們手上的武器就成了你自己的，以前受到懷疑的人會轉而對你效忠，原本效忠於你的人仍會繼續效忠，而且從臣民一變而為熱心的擁護者。由於不可能把全體臣民都武裝起來，有武裝的人得到你特別的關愛，利用他們對付沒有武裝的那些人自然比較安全。有武裝的人明白自己得到比較好的差別待遇，更會死心塌地追隨你；其他的人則會諒解你，認為有武裝的人麵臨較多的危險，也承擔比較繁重的職責，理當擁有較多的特權。可是，你一旦解除他們的武裝，也就得罪他們了，因為你表明了不信任他們，要不是認為他們膽怯，就是對他們缺乏信心，不論如何都會引起他們對你的憎恨。萬一到了這樣的地步，可是你又不能沒有武力，隻好求助於雇傭軍。雇傭軍的性質已經在前麵分析過了。不論雇傭軍多有效率，你都不可能仰賴他們保護你不受強敵侵犯，即使隻是應付對你心懷不滿的臣民也捉襟見肘。

然而，君主並吞新領土之後，就像把新肢接到舊軀體，有必要解除占領地居民的武裝，僅有的例外是有功於占領行動的那些人。即使是這些人，你也必須把握恰當的時間與機會削弱他們的武力，軟化他們的士氣。應該要有妥善的安排，務必使全國的武力都集中到你自己原有的領土出身的部隊。

我們的祖先以及被認為聰明的那些人總是說，保有皮斯托亞得靠黨派之爭，保有比薩得靠堡壘[104]。他們抱持這樣的想法，在某些屬地煽動紛爭，以便於控製。在意大利還保有某種程度的權力均衡的時代[105]，這樣的做法或許是可取的政策，可是我不相信在當今還能奉為金科玉律。我不認為透過黨派之爭有什麽效果可言：敵人逼近時，分裂的城市必定很快失守，因為勢力較弱的一方總是會投靠外部的武力，另一方也沒有能力抵抗外侮。

我相信是受到上述理由的影響，威尼斯人在他們的附庸城市煽風點火，使格爾夫和吉貝林兩派僵持不下[106]。他們雖然不容許流血衝突，但確實挑撥他們之間的糾紛，使他們不會團結一致對抗威尼斯人。然而，事實證明威尼斯人並沒有從中得到好處，因為他們在維拉打敗仗後，那些屬地城市中的一個黨派立刻鼓起勇氣，從威尼斯人手中奪走了全部的占領地[107]。此外，這種措施意味著君主軟弱：強大的政府絕不會允許這樣的分裂，因為分裂措施隻在和平時期管用，方便君主管理他的臣民，可是一旦戰爭來臨，此一政策之不可靠就暴露無遺了。

君主克服困難又打敗對手無疑就稱得上偉大。由於新君主比世襲的君主更需要聲望，因此運氣[108]打算使他成為偉大的君主時，會樹立許多敵人跟他作對，使他有機會擊敗他們，然後順著他們提供的階梯步步高升。因此，許多人認為明智的君主應該把握機會，耍些手段製造敵人，然後加以製服，為自己的聲望錦上添花。

君主，尤其是新君主，已經發現在掌權之初所懷疑的人比當時所信任的人更忠誠，也更有用。錫耶納的君主潘多爾福·佩特魯齊[109]起用大量曾經被他懷疑的人幫他治國。不過這種事，由於個別情況差異很大，沒辦法歸納出通則。我想說的隻是，對新政權懷有敵意的人，為了自保而需要靠山，那些人總是君主最容易爭取到手的人，而且他們知道需要靠後續的表現改變君主對他們的壞印象，自然更會盡心效忠。因其如此，君主從他們得到的助力將會超過當初受到信任的人，因為後者自恃伺候君主較有安全保障，難免掉以輕心。

因為跟主題有關，我一定要提醒君主的是，如果獲得新領地是得到當地人的支持，一定要好好考慮那些人的動機。他們的動機如果不是發自內心的愛戴，而隻是對舊政權不滿，那麽新君主要跟他們維持友好的關係勢必煞費苦心而且困難重重，因為不可能使他們感到滿意。君主隻要細心斟酌個中道理，再參酌古今史實，就會明白對舊政權感到滿意因此起初與他為敵的人比較容易交心，反而是因為對舊政權感到不滿而幫助他占領該地的人難以相處。

為了確保政權，君主通常習慣營建堡壘，把堡壘當作馬韁和馬勒，用來遏製可能反抗的人，並且在遭遇突如其來的攻擊時提供穩當的庇護所。我讚同這樣的措施，因為古時候就是這樣。然而，就在我們這個時代，尼科洛·維帖利大人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權，不惜拆毀卡斯特洛市的兩座堡壘[110]。烏比諾公爵歸多巴多被切薩雷·博爾賈逐出國境，後來返回原有的領地，把所有的堡壘全部夷為平地，認為沒有堡壘比較不容易再度失去國家[111]。本蒂沃利奧家族返回博洛尼亞，也采取同樣的政策。由此可見，堡壘是否有用武之地，得看個別狀況才說得準，在某個情況下有利，在不同的情況卻有害。

這個問題可以大而化之地這麽說：君主如果認定自己的人民比外國人更可怕，那就應該建堡壘；如果認定外國人比自己的人民更可怕，那就不應該建堡壘。法蘭切斯科·斯福爾紮所建的米蘭城堡過去已經為斯福爾紮家族招來太多的戰爭，因此添加的麻煩遠過任何其他在地的騷亂，以後也會如此。所以說，不惹民怨就是擁有最可靠的堡壘。如果人民怨恨你，堡壘也保護不了你，因為人民一旦揭竿起義，就永遠不缺乘機而入的外國勢力。在我們這個時代就可以看明白，堡壘不曾帶給任何君主好處。僅有的例外是福爾利伯爵夫人，她在丈夫吉羅拉莫遇害之後，逃進自己的堡壘躲避人民的襲擊，等待來自米蘭的援兵，終於奪回政權。當時情況特殊，沒有外國軍隊能夠協助人民。但是後來切薩雷·博爾賈對她發動攻勢，敵視她的民眾就跟那個外國人[112]勾結在一起了。由此可見，她不惹民怨比興建堡壘更能保障安全。

把這些事情全麵考慮的結果是，我認為興建堡壘和不建堡壘同樣值得稱讚，但是我譴責依賴堡壘卻忽視民怨的人。

[103]由不同的黨派各自統治一部分領土，以收彼此牽製之效。

[104]關於“靠黨派之爭”，見《論李維羅馬史》第三卷第二十五章和第三卷第二十七章；關於“靠堡壘”，見該書第二卷第二十四章。

[105]指1454年簽訂《洛迪條約》到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的40年間。

[106]格爾夫和吉貝林是12—15世紀意大利的兩大政治黨派，地方勢力摻雜國際強權之爭，因此如果一方得到教皇的支持，另一方就轉而支持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反之亦然。此處馬基雅維利用於泛稱黨派政爭。

[107]在維拉打敗仗：見注55。布雷西亞和維羅納率先反抗，帕度亞、維辰劄和其他城市接著響應。

[108]運氣：擬人格，猶言“運氣女神”。馬基雅維利沿襲中世紀的觀念，把無常的命運設想為一位女士手握轉輪，因此起伏不定。

[109]潘多爾福·佩特魯齊（1452—1512）是切薩雷·博爾賈的死敵，於1500年在錫耶納掌權。馬基雅維利以外交使節的身份跟他有過數麵之緣。

[110]傭兵指揮官尼科洛·維帖利（1414—1486）控製卡斯特洛市，於1474年遭教皇西克斯圖斯四世撤職，被迫交出政權，後來得到佛羅倫薩人的幫助，於1482年再度掌權，摧毀教皇所建的兩座堡壘。

[111]歸多巴多（1472—1508）十歲時成為烏比諾公爵，1502年被切薩雷·博爾賈驅逐。他利用1503年亞曆山大六世之死重掌政權，著手拆除城內的堡壘，使烏比諾蛻變成文藝複興之宮。

[112]“那個外國人”指切薩雷·博爾賈，隻花六天就攻陷伯爵夫人藏身的城堡，事情發生在14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