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希望……(在私人關係中)遵守諾言並且履行義務……就必須一開始就慎重考慮你是否能夠勝任。如果你……讓自己為不明智的義務所束縛,你會發現自己處於進退不能的境地。如果你確信自己不可能遵守諾言、維持正義(敕諭把正義定義為履行義務),你最好立刻放棄你的(私人)諾言。從古代起就不乏例子,偉人和英雄慘遭不幸,死後留下汙名,隻因為他們信守小節、不辨大義,或因為忽略公共職責正道,信守私人關係。

如我們已經提到的,所有這些認為“忠”比“義理”重要的指示都沒有提到“義理”二字,但每個日本人都知道這個說法,“因為義理,我無法行使正義”。敕諭用另一種方法表達:“如果你確信自己不能遵守諾言(你的個人義務),維持正義……”敕諭以天皇權威的名義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應當拋棄義理。謹記,義理隻是較低準則。人們隻要遵守了較高準則,就是有德之人。

稱頌“忠”的聖典是日本最為根本的文件。但很難說,它對義理隱晦的貶損是否會削弱公眾對義理這一職責的擔當。日本人經常引用敕諭的其他部分——“正義即履行義務”“心誠者,萬事可成”——來為自己及他人的行為解釋和辯護。但是,盡管引用這些都很得當,日本人卻很少提及那些反對信守私人關係的告誡。在今天,義理依然是重要的美德,在日本說一個人“不懂義理”是對他最嚴厲的譴責。

日本倫理觀並不會因為引入一個較高法則的概念就得到簡化。正如同他們常常誇耀的,日本人沒有一個現成的、普遍適用的美德標準來衡量所有善行。在大部分文化中,一個人越是具有善良、節儉等美德,事業越成功,他就越有自尊。他們設立的人生目標通常都是幸福、權力、自由、社會地位的提高,等等。但日本人遵循一些更為特定的準則。無論是在封建時期還是在《軍人敕諭》中,哪怕在討論較高法則時,對等級製中高位者的義務也要壓倒對低位者的義務。它們不是普遍適用的,而是針對各個階層的。較高法則對西方人而言,通常意味著對忠誠本身的堅守,而不是對某個特定的人或者特定事業的忠誠。但對日本人來說並非如此。

如果問近代日本人,哪種道德品質可以超越所有“圈子”的限製,他們通常都會選擇“誠”(makoto)。大隈伯爵在討論日本人的倫理觀時說,誠是“所有準則中的準則;所有道德教誨的基礎都包含在這一個詞中。除了這孤零零的一個‘誠’外,我們古代用語中就沒有其他表達道德的詞了”。日本近代小說家們曾在20世紀初期提倡新的西方個人主義,但如今他們也對西方式的方案感到不滿,而試圖提倡把“誠心”作為唯一的、真正的“主義”。

這種對“誠”在道德上的強調得到了《軍人敕諭》的支持。敕諭的最前麵是一篇曆史序言,相當於列舉華盛頓、傑弗遜和其他“建國之父”的美國式序言。在日本,以下這段話提及了“恩”和“忠”,把全文推向**。

朕賴汝等為股肱,汝等仰朕為首領。朕能否保護國家以報上天之恩,報祖宗之恩,端賴汝等克盡其職。

然後是五項訓誡:第一項,最高美德即履行“忠”的義務。一個軍人無論多麽有才能,如果他不夠忠,便隻是個傀儡;一支軍隊如果不忠,遇到危機,隻會亂作一團。“故不可被輿論引入歧途,不可幹預政治,務必全心盡忠,並牢記義重於泰山,死輕於鴻毛。”第二項,遵守與軍中階銜對應的儀表標準和行為。“下級應視上級之令為朕意,上級應體諒善待下級。”第三項是英勇。真正的大勇不同於“熱血野蠻行徑”,它應當為“不輕視弱者,不畏懼強者。那些讚賞真正大勇的人應當在日常交流中,以溫和為先,然後才能贏得他人的愛和尊重”。第四項是反對“信守私人關係”。第五項則是節儉。“你若不以簡樸為旨,會變得柔弱且輕浮,喜好奢侈揮霍;最終變得自私卑劣,墮落至極,連忠誠和大勇都不能令你免受世人唾棄……朕終日煩憂,為防此惡習發生,需諄諄告誡。”

敕諭的最後一段把這五項訓誡稱為“天地之公道,人倫之綱常”,亦是“軍人之靈魂”。而這五項訓誡的“靈魂”便是“誠”。如果心不誠,言語、行動無論多麽優秀,都不過是表麵文章,徒勞無功。“唯有心誠者,萬事可成”。因而,這五條訓誡其實“很容易遵循和實行”。敕諭在說明白所有品德和義務後才添加“誠心”,這是很典型的日本特色。日本人不像中國人,把所有品德建立在仁愛之心的敦促之上。他們首先製定義務的準則,最後才要求人們在履行這些義務時投入全部心思、全部精神、全部力量和全部意誌。

在佛教禪宗派的教義中,誠也具有相同的意義。在鈴木大拙論禪的偉大手冊中,有一段禪宗師徒的對話:

僧問:“當獅子抓住對手,無論是兔是象,它都竭盡全力,請問它的力來自哪兒?”

師答:“誠的精神。誠,即不欺騙,即意味著‘獻出一切’。禪語謂之‘全體作用’,即毫無保留,毫無偽裝,毫無浪費。當一個人照此生活,便可成為金毛獅;他是剛強、真誠、全心的象征。他是神人。”

前文已簡略提到“誠”這個字在日本特殊的含義。但makoto和英語中“誠”(sincerity)的意思並不一樣。與英語中的“誠”相比,它的含義寬廣得多,同時又狹窄得多。西方人很容易發現makoto的意思比他們的語言中“誠”的意思狹窄。西方人經常說,當一個日本人說某人“不誠”,他的意思隻是那個人不同意他的觀點。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在日本,說一個人“誠”並不涉及他的行為是否真誠地“發自內心”的愛、恨、決心或驚奇。美國人表示讚許時說“他見到我時是真的高興”或者“他真心感到滿意”。這些說法對日本人來說都很陌生。他們有一係列的俗語來表達對這樣一種“坦誠”的鄙視。他們會嘲笑道:“看那隻青蛙,一張嘴就把內髒都亮出來了。”“像個裂開的石榴,口一張就顯出心裏麵有什麽。”任何人“把感受和盤托出”都是丟人的;這會“暴露”他自己。在美國這一類重要的“誠”的含義,在日本“makoto”的含義中卻不見了。當那個日本男孩控訴美國傳教士不誠,他並不考慮傳教士是否“發自內心”地覺得窮小夥想去美國的主意讓人吃驚。在近十年中,日本政治家控訴美國和英國不誠——正如他們一直控訴的那樣——他們甚至不關心西方國家是否是按他們的真實感受行動的。他們也不是在控訴西方國家虛偽——這是一個沒什麽分量的指責。同樣,當《軍人敕諭》說“誠是五項訓誡的靈魂”,它並不是說“誠”可令人們的各種高尚行為都發自內心,言行與內心的敦促一致。當然,它也沒有命令人們必須“發自內心”地遵從各自差異巨大的信念。

不管如何,makoto在日本有積極的含義。既然日本人如此強烈地強調這一概念在倫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美國人必須理解日本人使用它時的含義。《四十七士物語》很好地闡釋了makoto的基本含義。在那個故事中,“誠”是比義理更進一步的要求。“義理且誠心誠意”和“僅僅出於義理”之間有著天壤之別,而前者中的義理“是永恒的榜樣”。用當代日本人的話說,“是誠令它堅持”。根據上下文,這句話中的“它”是指任何日本人的道德準則或者“日本精神”所要求的態度。

戰爭安置營中此詞的使用方法和《四十七士物語》中的用法完全一致。它清楚地顯示了,誠的邏輯可以延伸到什麽程度,以及它的意思可以和美國用法多麽不一樣。親日的“一世”(生在日本、移民美國的人)指責親美的“二世”(美國出生的日本第二代移民)缺少makoto。一世的意思是,這些二世不具備堅持“日本精神”的靈魂品質——此“日本精神”依照的是日本戰時的官方定義。一世並不是在說他們後代的親美態度是虛偽的。恰恰相反,當二世自願加入美國軍隊並以發自內心的熱情支持美國時,一世便愈加指責他們不誠。

日本人所使用的“誠”的基本含義是,滿懷**地遵循日本道德準則和“日本精神”所指示的道路。無論makoto在特定的上下文中有什麽特殊含義,永遠都能解讀為對“日本精神”和對公認的道德指南的頌揚。一旦人們承認“誠”這個字不具備美國人的那種含義,便會注意到這是所有日文文本中最有用的一個字。因為它幾乎可以鑒定出,哪些才是日本人真正想要強調的正麵品德。人們總是用makoto來稱讚一個大公無私的人。這反映了日本倫理觀對謀取私利的極大厭惡。利,如果不是等級製分配的自然結果,便會被認定是剝削的結果。人們仇恨的放貸人就是那些偏離自己的階級地位、從工作中謀利的人。人們總是宣稱他“缺少誠”。人們也總是用makoto來稱讚一個不感情用事的人,在日本人的觀念中,這代表了自律。一個稱得上“誠”的人,絕不會在不想激起對方的攻擊時,出言不遜侮辱對方。這也代表了日本人的理念:一個人應當對自己的行為以及行為產生的任何後果負責。最後,隻有一個誠的人才能“領導他人”,有效運用他的管理技能,且不會在心理上產生矛盾。這三層含義以及其他更多的含義,非常簡明地陳述了日本倫理觀的同質性。它們反映了,一個人隻有遵守這些準則,才能實現目標,且不陷入衝突。

盡管《軍人敕諭》和大隈伯爵試圖簡化日本的道德體係,但正因為日本的“誠”具有如此多種含義,它並沒能真正簡化日本的倫理觀。它既沒有構成日本道德觀的“根基”,也不是其“靈魂”。它是任何數字上的指數,可令該數字的值變大。比如二次方可以使9,或159,或b,或x,毫無二致,都變成其本來的平方。同樣地,makoto可以使日本道德中的任何一項都變得更為強大。它自身從來都不是一項獨立的品德,而是狂熱分子對其信念的熱情。

無論日本人做了何種努力,日本的道德準則依然是分散獨立的狀態,道德原則依然是平衡不同的行為,而這些行為本身都是善的。日本人製定的倫理觀如同一場橋牌遊戲,優秀的玩家能遵守遊戲規則,並在規則內出牌、獲勝。他和低劣玩家的區別在於,他接受過計算推理的訓練,完全知道對手的出牌在遊戲規則中意味著什麽,從而打出對應的牌。如我們所說,他規規矩矩地出牌,每一步都必須考慮無數的細枝末節。遊戲規則把任何出其不意的情況都考慮在內了,而計分辦法也是事先就達成統一的。美國意義上的“善意”在此是不相幹的。

在任何語言中,當人們討論在何種背景下才會失去或得到自尊時,其實也表達了他們的生活觀。日語中的“自重”即向他人顯示你是一個謹慎的玩家。英語中的“自重”意味著有意識地遵守有價值的行為準則——不向他人獻媚,不說謊,不做假證。在日本,自重的字麵意思是“有分量的自己”,反麵則是“輕浮廉價的自己”。當一個人說:“你必須自重。”他的意思是:“你必須仔細衡量此形勢下的所有因素,不要做任何會招致非議或降低你成功機會的事。”“自重”經常暗示著與此詞在美國的意思完全相反的行為。雇員說:“我必須自重。”他的意思不是指堅持自己的權利,而是指不能對雇主說一些會招致麻煩的話。在政治用語中,“你必須自重”也是相同的意思。它意味著一個“有分量的人”如果做出談論“危險思想”這樣的草率行為,他就是不自重。在美國,自重則意味著必須憑良心和自我立場思考問題,即使這種思想很危險。在日本卻並非如此。

“你必須自重”,日本父母經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用來告誡未成年的子女。它是指他們應當遵守禮節,不辜負大人們的期望。譬如,他們告誡一個女孩坐時不能亂動,雙腿擺放得體;一個男孩應鍛煉身體,並學會察言觀色,“因為現在是決定你未來的時刻”。當父母對孩子說“你表現得不像一個自重的人”,這是在責備孩子舉止不得體,而不是說孩子們缺少為維護權利挺身而出的勇氣。

一個農民若無法還清欠債務,他會自責道:“我本應當自重的。”這並不是在指責自己懶惰或對債主卑躬屈膝,而是說他應該早就預見到突**況,安排財務時更為慎重。一個在社區中有一定地位的人說“自重要求我這麽做”,他並不是說他不能辜負誠實正直的準則,而是說他在處理事務時必須充分考慮他的家族所處的地位,必須根據自己的地位身份行事。

一個商業領導者在談及他的公司時說“我們必須顯示自重”,意思是必須更為審慎和警惕。一個複仇者說他必須“自重地複仇”,並不是說他將以德報怨、喚起敵人的悔恨,也不是指他在複仇時會遵循什麽道德規則,而是說“我應當徹底地報仇”,即計劃周密,考慮該形勢下的一切因素。日語中最強烈的表達是“因自重而更為自重”,這意味著要極度謹慎小心,絕不可倉促地下結論,要計算所有的道路和方法,這樣才可用最恰當的力量,剛好達到目的。

所有這些“自重”的含義都切合日本人的生活觀,即你在這個世界上的每一步都需要“規規矩矩”、仔細小心。這種定義“自重”的方式不允許人們把“善意”當作失敗的借口。一舉一動都會產生後果,人們不能不衡量後果就行動。慷慨大方雖然是好的,但也要考慮到,受恩者會因此覺得他不得不對你“虧欠恩情”。你必須謹慎。你可以批評他人,但也要準備好承受被批評者的怨恨。年輕藝術家所指責的美國傳教士的那種譏笑行為其實也沒什麽問題,因為傳教士的出發點是好的。他隻是沒考慮到他在棋盤上每走一步棋的全部意義。在日本人看來,這種譏笑代表了修養不夠、不懂規矩。

日本人把自重等同於小心謹慎,也就是要察言觀色,看周圍人的一舉一動透露了什麽信息,並且時刻意識到周圍人在評判自己。他們說:“因為有社會(周圍人)的存在,一個人必須自重。”“如果沒有社會,人們就不需要自重。”這兩句話是對自重的外部約束力的極端陳述,而不考慮合理行為的內在約束力。日本人有時候和清教徒一樣,對私人罪孽積累的反應極為強烈,因而他們故意誇大社會製約的作用。這和許多國家的流行語一樣誇大其詞。不管怎麽樣,這些極端陳述都精確指明了日本人看重的是什麽,即,他們重視的是恥感,而非罪感。

在人類學對不同文化的研究中,恥感文化和罪感文化之間的區別是一個重要主題。罪感文化是指,社會向人們灌輸絕對的道德標準,並依靠它來發展個人良心,但一個人在這類社會中(比如美國)如果不懂社交,即便這不是什麽罪,他也會有恥感。他可能會因為在某些場合穿著不當或者說錯話,而感到懊惱、羞恥。在一個恥感為主要製約的文化中,對那些西方人覺得應該感到罪惡的行為,人們也會感到懊惱羞恥。這種羞恥感可以非常強烈,且無法像罪惡感一樣通過懺悔或者贖罪來減輕。一個犯下罪行的人可以通過坦白傾訴來緩解內心壓力。懺悔機製既被用於世俗的心理治療,也被許多宗教團體使用,雖然這兩者在其他方麵鮮有共同之處。西方人知道,懺悔能給罪感帶來解脫。但是在以恥感為主要製約的文化中,人們的恥感不會因為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或者向神父懺悔而得到解脫。事實上,隻要他的不良行為沒有“泄露出去”,他就不會感到羞恥,懺悔對他來說隻是自尋麻煩。因而恥感文化中沒有懺悔機製,就連向神靈的懺悔都沒有。他們沒有贖罪儀式,隻有祈福儀式。

真正的恥感文化依賴的是外部對善行的認可;與之相反,真正的罪感文化則依賴於把罪惡變成一種內在的觀念。恥感是對他人的批評產生的反應。一個人感到羞恥,要麽是因為他被公開嘲笑和排斥,要麽是因為他幻想自己被人嘲笑了。無論哪種情況,都會對他的行為產生強大的約束力。但恥感要求有觀眾,或者至少在當事人的幻想中有一個觀眾。罪感卻不一樣。在有的國家,名譽意味著不辜負自我心中的形象,那麽即便惡行不被任何人發覺,他也會感到罪惡,而這種罪感實際上可以通過懺悔來解脫。

早期定居美國的清教徒試圖把整個道德觀建立在罪惡感上。所有精神病專家都知道,當代美國人總是被良心折磨著。但是如今在美國,羞恥感反倒成為越來越沉重的心理負擔,而同時人們卻越來越少像過去幾代人那樣體會極度罪惡感。這種現象在美國被解釋為道德的鬆弛。這麽解釋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這也是出於美國人並不希望恥感成為道德基調,且沒有把伴隨羞恥感出現的個人的極度懊悔與基本道德體係聯係起來。

但日本人這麽做了。對他們來說,沒有遵循對善行的明確指示,沒有平衡各項義務,或沒有為突**況做好準備,都是令人羞恥的。他們說,羞恥感是美好品德之本。一個對羞恥感很在意的人自然會遵守所有善行的準則。“知恥之人”有時候被翻譯為“有德之人”或者“值得尊敬之人”。在日本的倫理觀中,羞恥感的重要地位相當於西方倫理觀中的“問心無愧”“篤信上帝”和回避罪惡。因而,從邏輯上講,一個人在死後不會受到懲罰。除了了解印度經典的僧侶之外,大部分日本人對那種今世積德、後世受報的輪回概念很陌生。除了一些熟讀《聖經》的基督教皈依者外,日本人也不承認死後會有善報、惡報,或有天堂、地獄。

羞恥感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據了首要地位,和其他深切感受到羞恥感的部落或國家一樣,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很在意公眾評價。他想象別人對他抱有什麽樣的看法,並根據別人的看法調整行為。當每個人按照相同的規則玩遊戲並互相支持時,日本人便可以輕鬆、悠閑地參與。當他們感覺這是在履行日本的“使命”時,則會帶著狂熱玩這場遊戲。當他們試圖把日本美德輸出到外國時最易受到攻擊,因為對善行的那一套指示在其他地方根本行不通。他們在大東亞充滿“善意”的使命失敗了,許多人發自內心地怨恨中國人和菲律賓人對他們的態度。

那些經常到美國來學習、經商,且沒有受到民族主義情緒蠱惑的日本人經常深切感受到,一旦他們試圖在一個規則不那麽嚴格的世界中生活,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就都“失敗”了。他們覺得,日本人的美德無法順利地輸出。此話的重點並非是說,每個人都很難改變自己身上的文化習慣。他們想說的遠比這更多。他們有時候會把日本人適應美國生活的難度,和所知的中國人及泰國人的情況做對比,顯然後者的難度小得多。日本人的問題在於,他們從小到大培養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他人對自己遵規守禮的認可之上的。然而,當外國人壓根兒不在意這些禮節的時候,日本人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他們千方百計試圖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找到相似的細致周密的禮節。但最終發現根本找不到的時候,一些人感到很憤怒,另一些人則感到恐慌。

對於在寬鬆文化中的生活體驗,沒人比三島女士在自傳《我的狹島祖國》中所描述的更為出色了。她極度渴望到美國的大學去念書,但保守的家人不願意接受美國獎學金的恩惠。她最終說服了家人,去了衛斯理學院念書。她說,老師和其他女學生們都特別和善,但正因為如此,她覺得生活更加艱難。“日本人通常都為自己的完美舉止而自豪,但我的這種自豪感卻被殘忍地傷害了。我生我自己的氣,氣自己不知道如何舉止恰當,也氣周圍人似乎都在嘲笑我過去的修養。除了這種含糊而強烈的憤怒感外,我再也感受不到其他的情緒。”她感覺自己“像從其他星球來的,原有的理智和情感在這個世界毫無用處。我在日本接受的教養,要求我的一舉一動都要優雅,說出口的每個字都要合乎禮儀,但這些卻令我在新的環境中特別敏感和難堪,在社交時完全不知所措”。她用了兩三年時間才逐漸放鬆,開始接受其他人提供的好意。她最後認為,美國人的生活帶著一種她稱之為“微妙的親密感”的東西。然而,“當我三歲時,我體內的親密感就被扼殺了,因為在日本它被視作魯莽、輕浮”。

三島女士把她在美國認識的日本女孩和中國女孩做對比,並評論美國生活對她們的影響多麽不一樣。中國女孩具有“沉著的風度和社交能力,而大部分日本女孩卻沒有。這些來自上流社會的中國女孩是地球上最優雅的生物。她們既和藹可親,又具有皇室般端莊的儀容,就好像她們是世界真正的女主人。哪怕在美國這個機械化和快節奏的偉大文明中,她們也絲毫不受幹擾,保持了無畏和沉著的風度,這和日本女孩的過度敏感與怯懦形成鮮明對比,也顯示了社會背景的根本性不同”。

三島女士和其他許多日本人一樣,感覺自己就像一個網球專業選手參加了棒球錦標賽,本來的專業性完全作廢。她感到以前所學的技能無法在新的環境中發揮作用,所受的訓練也毫無用處。因為美國人不需要這些東西。

一旦日本人接受了美國不成文的行為準則,無論接受到什麽程度,他們都難以想象自己還能再適應日本嚴苛的生活了。有時候他們把過去的生活稱為“失去的天堂”,有時候是“桎梏”,有時候是“監獄”,有時候又是裝點著矮鬆的“小花盆”。隻要這棵迷你鬆樹的樹根不撐破盆底,它就是一件能夠為迷人的庭院增添雅趣的藝術品。但一旦它被移植到了正常的土壤中,這棵矮鬆就再也不能被放回盆中了。這些人認為自己不可能再成為日本庭院中的裝飾品,因為他們體會到了日本道德困境的最極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