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生活觀念和他們的“忠”“孝”“義理”“仁”和“人情”所包含的內容是一致的。他們眼中“人的所有義務”分成各個領域,就像在地圖上劃分了不同的省份。用日本人的措辭來說,生活包含“忠的圈子”“孝的圈子”“義理的圈子”“仁的圈子”“人情的圈子”以及其他更多圈子。每一個圈子都有其獨一無二的具體準則。一個人評判同伴不是通過觀察他們完整的人格,而是說“他們不懂孝”或者“他們不懂義理”。日本人不會像美國人那樣控訴某人“不義”,而是會列舉這人哪些行為不符合相對應的圈子。日本人也不會控訴某人“自私”或者“不善”,他們隻會列舉這人在哪些特殊領域中違反了準則。他們也不會訴諸絕對命令或者金科玉律,某個人的行為是否合理隻是相對於所在的圈子而言的。當一個人在“盡孝”時,他會這麽做;當他“出於義理”或者在“仁的圈子”裏行動時,他又會做完全不同的事(至少西方人會那麽覺得)。每個“圈子”的準則,都是這麽設定的:當它的內部條件改變了,就需要采取與之前截然不同的行為來應對。譬如,對君主的義理要求武士極度忠誠,但一旦自己的君主侮辱了自己,武士不背叛君主就算是最好的結局了。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日本民族和敵人頑抗到底,直到剩下最後一人。當天皇在廣播中宣布投降並改變了對“忠”的要求後,日本人立刻對外來者表現出合作誠意。

這一切都讓西方人很困惑。根據美國人的經驗,人們的行為“應當符合一貫的行為模式”。美國人區分忠臣和叛徒、合作者和頑抗者,就像把綿羊從山羊中挑出來。他們喜歡給每個人貼上標簽——他到底是慷慨的還是吝嗇的,是熱忱的還是疑慮的,是保守的還是開放的——並希望他接下來的行為能和之前保持一致。 美國人希望每個人都能信仰某個政治意識形態,並和對立的意識形態進行持續不斷的鬥爭。根據他們在歐洲的戰爭經驗,每個戰場都有合作派和抵抗派,他們不相信在戰爭勝利後抵抗派就會改變立場。在美國國內的政治爭議中,美國人也認識到有新政派和反新政派,他們相信即便出現新的形勢,這兩個陣營也會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立場。如果有人從籬笆的一頭翻到了另一頭——比如一個無神論者突然變成天主教徒,或一個“共產主義者”成了保守派——這樣的改變通常會被打上“皈依”的標簽,並要求建立起一個全新的性格以適應這種改變。

西方人對這種行為一體性的信賴當然並不總是合理的,但它也並非隻是幻覺。在大多數文化中,無論是原始的還是文明的,無論男女,人們都會認為自己的行為符合某一類型的人的特征。如果期待權力,他們會覺得自己的成敗與否取決於他人是否服從自己的意誌;如果期望被人愛戴,那麽身處冷漠的環境中就會感到沮喪。他們會把自己想象成極為正義的人,或者有“藝術氣質”的人,或者戀家的人。他們通常都會實現自己性格的“完形”。這為人類的存在帶來秩序。

西方人很難相信,日本人在從一種行為轉向另一種行為的過程中可以不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價。美國人的生活中不存在這種可能性。但是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這種矛盾是深植於他們的生活觀念中的,正如同美國人的行為一致性深植於美國人的生活觀念中一樣。西方人有必要意識到,日本人劃分生活的這些“圈子”不包括任何“惡的圈子”。這並不是說日本人意識不到任何惡意行為,而是指他們不把人類生活看作是一個善惡力量對決的舞台。他們把人類的存在看成是一出戲劇表演,需要人們平衡不同“圈子”的準則以及不同的行動方案,但每一個圈子和每一個行動方案本身都是好的。如果人們跟隨自己真正的直覺,每個人都是善的。如同我們之前提到的,日本人甚至認為中國人的道德準則證明了中國人需要那種東西,從而證明了中國人的品性低劣。日本人說,他們自己不需要這種全麵的倫理戒律。用我們之前引用的喬治·桑塞姆爵士的話說,日本人“不去抓住有關惡的問題”。根據日本人的觀點,他們可以避開人性之惡,充分解釋為什麽會有惡意行為。每個靈魂最初都是具有美德的,像一把新鑄造的劍一樣閃著光,但是如果你不持續打磨它,它就會變得黯淡、有瑕疵。如同他們說的,“我身體裏的鏽”和劍上麵的鏽一樣糟糕。一個人需要像保養他的劍一樣保養他的品格。但無論如何,他那光明的、閃光的靈魂依然藏在鏽跡下麵,他需要做的就是打磨拋光,使之再度生輝。

日本人的這種生活觀念使得他們的神話傳說、小說和戲劇,在西方人看來似乎特別沒有說服力——除非西方人能夠改寫情節(他們經常這麽做),使之適應對“性格一致性”和“善惡衝突”的需求。但這並非日本人看待這些情節的方式。日本人在評論這些情節時總是說,主人公陷入了困境,被卡在“義理和人情的衝突”“忠和孝的衝突”以及“義理和義務的衝突”之間。主人公的失敗,通常是因為他讓人情妨礙了他履行義理,或者他不能同時“盡忠”和“盡孝”;因為義理,他不能做正義的事;迫於義理,犧牲了自己的家庭。日本小說和戲劇描繪的這些衝突,依然是兩種具有自我約束力的義務之間的衝突。它們都是“善的”。要在這兩者之間做選擇,就好像一個負債人欠了太多債而難以抉擇一樣。他必須在償還一些債務的同時忽略另外一些,事實上,隻償還一筆債務並不能替他免除剩餘的債務。

這種看待主人公生活的方式和西方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西方文學戲劇作品中的主人公善良,隻因為他們“選擇了更為善良的那一方”,和邪惡的對手做鬥爭。西方人常說:“美德者勝。”主人公最後應當幸福才對,因為善有善報。但是日本人對主人公那種“駭人聽聞”的故事百讀不厭,譬如,主人公因為無法協調他對世界的虧欠和對名譽的虧欠,最後隻能選擇一死了之。在許多文化中,這樣的故事讀起來似乎在教人們向殘酷的命運低頭。但是在日本恰恰相反。這些故事表達的是積極主動性和義無反顧的決心。主人公想盡一切辦法償還身上的債務,這麽做的同時忽視了其他的義務。而最終,他們不得不和自己忽視的“圈子”達成妥協。

日本真正的史詩級傳說是《四十七士物語》。雖然它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並不高,但對日本人的影響是無可匹敵的。每個日本男孩不僅知道故事梗概,也知道故事中的各種細節。這個故事一再地被講述和出版,並被拍成了受歡迎的現代日本電影係列。四十七士的墓地是深受好幾代日本人尊崇的聖地,成千上萬的人前往憑吊。他們在墓地上留下白色的拜訪卡片,使得墓地周圍成為一片白色的汪洋。

四十七士的主題主要圍繞對君主的義理。如同日本人看到的,它描述了義理和忠的衝突、義理和正義的衝突——而最終必然是義理勝出——以及“僅僅出於義理”和無限義理的衝突。四十七士的曆史故事發生在1703年封建製度最鼎盛的時期。在近代日本人的幻想中,那時候的男人都是大丈夫,履行義理時沒有絲毫的“勉強”。這四十七個主人公為義理奉獻了一切,他們的聲譽,他們的父親,他們的妻子,他們的姐妹,以及他們的正義感。最終他們以自殺的方式為“忠”獻上自己的生命。

在那時候,所有的大名都會定期覲見將軍,於是幕府指定了兩個大名來掌管覲見儀式,其中一個是淺野侯。這兩個掌管儀式的大名都是從地方上來的君主,因而不得不向在幕府中任職的、地位很高的大名吉良侯請教禮儀。不幸的是,淺野侯最智慧的家臣大石——故事的主人公——當時剛好外出了,淺野侯沒有機會谘詢他的意見。不諳人情世故的淺野侯在向吉良侯請教禮儀的時候沒有獻上“厚禮”。而另一個負責掌管儀式的大名則在一批精通世故的家臣們的提醒下獻上了許多重禮。吉良侯因沒有收到厚禮,而不情願指教淺野侯,他故意指示淺野在儀式上穿一套完全不合禮儀的服飾。覲見儀式那一天,淺野侯按照吉良侯的描述穿戴好出現了。當他意識到自己因違反禮儀而受到了侮辱後,他拔出劍,刺傷了吉良侯的前額,隨後被眾人拉開。作為一個有尊嚴的男人,報複吉良侯的侮辱是一種美德,也符合“對名聲的義理”,但是,在將軍的宮中拔劍違背了“忠”。淺野侯正當地履行了“對名聲的義理”,但他隻能按照剖腹的規矩自殺,才能盡忠。淺野侯退回到自己的官邸,打扮一番,等待他最智慧和最忠心的家臣大石歸來。主仆兩人久久地凝視對方,用眼神道別,隨後淺野侯擺出合適的坐姿,把刀紮入肚子,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因為淺野侯違反了“忠”,招致幕府不悅,所以沒有親戚願意繼承他死後遺留的位置。最終,淺野侯的封地被沒收了,家臣們都成了無主的浪人。

根據義理的責任,淺野侯的武士家臣們應當和他們死去的主人一樣剖腹自殺。如果為了履行對君主的義理,他們隻要重複了淺野侯因“對名聲的義理”而做的事,就能表達他們對吉良侯侮辱他們君主的抗議。但大吉卻私下認為,剖腹這麽小的舉動不足以表達他們的義理。他們必須完成君主當時因為被其他家臣拉開而沒有完成的複仇。他們必須殺死權高位重的吉良侯。但這麽做又必定會違背“忠”。由於吉良侯極為接近幕府,浪人們是不可能從政府那裏得到官方許可來實施複仇的。在許多常見的案例中,任何謀劃複仇的團體都會向幕府稟告他們的計劃,並陳述他們最終會完成複仇或放棄計劃的最後期限。這樣的安排可以讓一些幸運的人協調好“忠”和“義理”的衝突。大吉知道這條路對他和同伴行不通。因而,他把過去曾是淺野侯家臣的浪人們召集起來,但隻字未提殺死吉良侯的計劃。根據1940年日本學校教授學生的版本,大吉總共召集了三百多個浪人,而他們全部同意剖腹自殺。但是大吉知道,並非他們所有人都具有無限義理——用日本人的話說,就是“有義理且誠心誠意”的人——因而並非所有人都值得信賴,並可以托付向吉良侯複仇這種危險大事的。為了把那些“僅僅出於義理”的人和具有義理且誠心誠意的人區分開來,他拿如何分配君主個人財產一事來考驗他們。在日本人的眼中,這測試似乎在說,雖然他們尚未同意自殺,他們的家人已經可以分得好處。分配財產的標準在浪人中引起巨大的分歧。總管一向是家臣中間領取俸祿最高的,他帶領一部分人提議按照以前的俸祿比例分配財產。但大石則帶領另一部分人提議,在所有人中平均分配財產。一旦大石找出了所有“僅僅出於義理”的人,他就同意了總管按俸祿比例分配財產的計劃,然後允許那些得到財產的人離開隊伍。總管走了,但他也從此背負了“敗類”“不懂義理之人”以及“渾蛋”等惡名。大石認為隻有四十七人對義理足夠堅定,可以放心告知他的複仇計劃。這四十七人向大石保證:任何誠信、情感和義務都不會妨礙他們履行自己的誓言。義理將是他們的最高準則。四十七人割破手指,歃血為盟。

他們的第一個任務是麻痹吉良侯,轉移他的注意力。他們先假裝解散,不再關注名譽之事。大石整日沉溺於最低等的妓院,或者和人打架鬥毆,臉麵盡失。在自暴自棄的生活的掩飾下,他和妻子離婚了——這對任何打算違背法令的人來說,是很常見、很徹底且合理的一步,它可以讓妻子孩子不被自己最後的行動牽連。大石的妻子傷心地離開了他,但他們的兒子加入了浪人行列。

整個東京的人都猜測他們想要複仇。所有尊敬浪人的人都相信四十七士必定會試圖殺死吉良侯。但四十七士否認了這樣的企圖。他們假裝自己是“不懂義理”的人。嶽父們對他們尊嚴盡失的行為感到憤怒,把他們趕出家門,甚至令女兒解除婚約。朋友們也都嘲笑、鄙視他們。某天一個親近的朋友撞見大石喝得醉醺醺的,在和女人們嬉鬧。大石甚至對他也否認了對君主的義理。“複仇?”他說,“這太傻了。每個人應當享受生活。沒有比喝酒享樂更棒的事了。”大石的朋友不相信他的話,便把他的刀從鞘裏抽出來看,以為它會閃閃發光,證明大石所言不實。但呈現在眼前的刀刃鏽跡斑斑。他不得不信了,於是在大街上踢打醉酒的大石,並向他啐唾沫。

其中一個浪人需要錢來完成他在複仇計劃中的任務,他竟然把自己的妻子賣去當妓女。這女人的哥哥也是個浪人,當他發現妹妹知曉複仇計劃後,竟然提議親手殺死妹妹,他希望能通過此舉對大石示忠,讓大石把他也吸收為複仇成員。另一個浪人殺死了自己的嶽父。還有一個浪人把自己的妹妹送給吉良侯當女傭兼情婦,這樣他們就能得到宮中的內部消息,判斷何時可以動手。他的妹妹在複仇完成後必定會自殺,因為她必須以死來洗刷自己侍奉吉良侯的汙名,哪怕她隻是假意侍奉。

12月14日,一個下雪的晚上,吉良侯舉辦了一場聚會,守衛們全都喝得酩酊大醉。浪人們突襲了防守堅固的吉良侯府邸,製服了守衛們,直達吉良侯的房間。吉良侯不在那裏,但床褥還有餘溫。浪人們便知道他一定藏在府邸的什麽地方。最後他們發現一個人蜷縮在儲藏木炭的獨立小木屋裏。一個浪人用刀刺穿了小屋的牆壁,但他抽回刀一看,沒有任何血跡。其實刀已經刺傷了吉良,但在刀被抽回去的那一刻,吉良用衣袖擦幹淨了上麵的血跡。但他的詭計並未奏效。浪人強迫他從木屋裏走出來。但他又聲稱自己不是吉良,隻是吉良家的總管。就在這時,四十七士中有一人認出了吉良前額的傷疤,這正是淺野侯在將軍宮中用劍所傷。他們確認他就是吉良後,要求他立刻剖腹自盡。吉良拒絕這麽做——這證明他確實是個懦夫。浪人們揮起淺野侯曾用於剖腹的刀,砍掉吉良的首級,並鄭重地把首級清洗一番。做完這些事後,他們帶著兩度染血的刀和割下的首級,列隊前往淺野侯的墓地。

浪人們的壯舉使東京城裏的居民激動振奮。那些曾質疑浪人的家人和嶽父們也都衝上前去擁抱他們,表達自己的敬重。一些大藩主在沿途歡迎款待浪人。最終浪人們到達了墓地,他們獻上的不僅有劍和首級,還有一封寫給君主的禱文。這禱文至今仍被日本人保存著。

我們今天來此地向您獻上我們的敬意……隻有完成了由您開始的複仇大業之後,我們才敢這麽做。等待複仇時,一日如三秋……現在,我們終於帶著吉良侯的首級來到您的墓前。您去年萬分珍視這把刀並把它托付給我們,現在我們把它帶回來了。我們祈禱您能用它再砍一次敵人的首級,永遠消除心頭遺恨。四十七士敬悼。

雖然已經報答了義理,但他們還需要盡忠。隻有一死才能兩全。他們沒有背叛忠,卻違反了政府禁止“未經申報的複仇”的規定。在“忠”的名義下,無論要求是什麽,他們都必須履行。將軍幕府下令四十七士剖腹自殺。正如日本五年級課本中所說:

他們替君主報仇,義理堅定不渝,必然被後世看作是永恒的榜樣……因而幕府經過慎重考慮後要求他們剖腹,是為一舉兩得之計。

這意味著,通過親手殺死自己,浪人們同時償還了對義理和對義務的最大虧欠。

這部日本民族史詩的每一個版本都有一些不同。在近代的電影版中,最開始的賄賂主題變成了性的主題:吉良侯被人發現想追求淺野侯的妻子。正因為他心懷不軌,所以才故意給出錯誤的禮儀指示以羞辱淺野侯。賄賂的情節被刪除了。但所有這些對義理的責任被描述得十分細致,令人不寒而栗——“為了義理,他們拋妻、棄子,並失去(殺死)父母”。

這類描寫義務和義理衝突的主題,也是其他許多故事和電影的基礎。日本最優秀的曆史電影之一講述的是第三任德川將軍在位時期的故事。這個將軍在還很年輕、未經世事的年紀就被推舉上台,他的國家也因這次繼位分成了兩派,一派人想擁立另一個年紀相仿的近親。盡管這第三任將軍上台後的執政很出色,另一派的大名卻很不服,心中的“恥辱感”日益滋長。他一直等候著複仇時機。有一次終於接到通知,將軍及其隨從將會巡遊一些藩國,接待的任務落到了他的身上。他希望能趁此機會雪恥,並履行“對名聲的義理”。官邸本身防守堅固,他又做了更多的準備,堵死了所有的出口,封鎖了整座官邸。然後他又做手腳埋下機關,隨時可以讓牆和屋頂在將軍及其隨從的頭頂坍塌。他還刻意安排了聲勢浩大又周密細致的招待方案。他指派一個武士在將軍麵前跳舞,並在舞蹈的**時刻拔劍刺向將軍。出於對君主的義理,這個武士不能拒絕大名的命令。但是“忠”卻又禁止他對將軍下手。電影銀幕上的這場舞蹈充分體現了這種矛盾心情。他必須這麽做,又不能這麽做。他幾乎就要動手了,但他又不能。盡管有義理存在,但“忠”的影響還是太強大了。舞蹈越跳越亂,引起了將軍一行人的懷疑,他們離開了自己的座位。絕望的大名立刻下令摧毀整棟房子,將軍雖然逃脫了舞者的刺殺,卻眼看著要被廢墟埋葬。就在這時,跳舞的武士上前,帶領將軍一行人穿過地下通道,安全地逃到了空曠的場所。“忠”最終戰勝了“義理”。將軍派人向這位帶路者致謝,並要求他跟他們一起回東京接受榮譽。但帶路者回頭望了望倒塌的官邸,說:“不可能了。我會留下來。這是義理。”這位武士隨後在廢墟中自殺——通過死,他做到了忠和義理的兩全。

這些古時候的傳說並沒有著重描寫義務和“人情”之間的衝突。在最近幾年,它才逐漸成為一個主要的主題。近代的小說不再淡化而是越發強調愛情和善良——為了義務和義理,這兩者都必須舍棄。如同他們的戰爭電影在西方人看來像是優秀的反戰宣傳一樣,這些小說在西方人看來,也像是在表達人們希望能夠遵從內心活著的願望。它們當然證明了人具有這種衝動。但是一再討論這些小說和電影情節的日本人從中看到了不同的意義。西方人同情主人公是因為他墜入愛河,或者珍視個人的抱負,但日本人指責主人公讓這些“人情”妨礙了他履行義務或者義理。西方人很可能會覺得,這標誌著反抗傳統以及衝破障礙、尋找幸福的力量。但根據日本人的標準,真正堅強的人應該是那些可以漠視個人幸福並堅持履行義務的人。他們認為,性格的強大主要體現在服從上,而非反抗。因而,這些小說和電影的情節在日本人眼中的意義經常不同於西方人眼中的意義。

日本人也是以同樣的評價體係來評判他們自己的或其他人的生活。他們認為當個人欲望和義務準則起衝突時,一個人若無法割舍個人欲望,他就是弱小的。他們以此評判各種各樣的情況,但與西方倫理觀最為對立的一條則是男人對待妻子的態度。妻子與男人“孝的圈子”並不相幹,父母才是圈子的中心。所以男人的責任很明確。一個具有強大的道德品質的男人為了盡孝,應當遵從母親的決定和妻子離婚。如果他愛他的妻子,並且妻子已給他生了一個孩子,那麽這個男人的決定便顯得他更為“強大”。用日本人的話說:“孝,可以令你把妻子、兒女置於陌生人的位置。”對妻子、兒女的態度,充其量不過屬於“仁的圈子”。在最壞的情況下,他的妻子、兒女甚至不能對他有任何要求。哪怕婚姻幸福,妻子也不會處於義務的中心。一個男人不應當把他和妻子的關係提升到和他對父母及國家的感情同等的高度。20世紀30年代,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分子公開談到他十分高興能回到日本,原因之一是他和妻子的團聚。這番言論竟成了醜聞。他應該說他高興是因為他能和父母團聚,因為見到了富士山,因為他可以為日本的民族事業獻身了等等。但是他的妻子不該屬於這麽高的層次。

近代日本人也表示,他們不滿道德準則如此強調各個層麵和各個“圈子”之間的區別。在日本,很大一部分思想教育都致力於把“忠”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正如同政治家們通過把天皇放在頂端,撤銷將軍和封建君主,來簡化等級體係一樣,在道德領域,他們通過把所有較低層次的道德都歸在忠的範圍下,來簡化義務體係。通過這種方法,他們不僅在“對天皇的崇拜”之下統一了整個國家,還減輕了日本道德觀分散獨立的狀態。他們試圖教導人們,通過“盡忠”,你便履行了其他所有的職責。他們使得“忠”不再是生活中的一個圈子,而是整個道德拱門的基石。

對這種安排最佳且最權威的宣言是明治天皇在1882年頒布的《軍人敕諭》。這份敕諭和另一份《教育敕諭》都是日本真正的聖典。日本的所有宗教都沒有聖典:神道沒有,佛教各派要麽脫離文字經文來製定教義,要麽以反複念誦“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妙法蓮華經”等經文來代替聖典。然而明治天皇的告誡敕諭才是真正的聖典。在宣讀敕諭的神聖儀式上,聽眾們屏氣凝神、滿懷敬意地深深鞠躬。這些敕諭的地位就如同《摩西五書》,人們從聖殿中取出宣讀,讀完後又畢恭畢敬地放回原處,然後聽眾才可散去。宣讀者如果讀錯了一句話,會在事後引咎自殺。《軍人敕諭》主要是頒給現役軍人的。他們要逐字逐句學習敕諭,每天清晨默默冥想十分鍾。《軍人敕諭》也會在重要的民族節日、新兵入伍、老兵退伍等場合上正式宣讀。中學和補習班的男孩們也要學習《軍人敕諭》。

《軍人敕諭》是一份隻有幾頁紙長的文件,分成各個條目,清晰明確。但不管怎樣,在西方人看來它異常費解,裏麵提的準則似乎互相矛盾。善良和美德被認為是真正的目標,並以西方人能夠理解的方式加以描述。然後敕諭又告誡聽眾,別像過去死得不體麵的英雄那樣,“忽略公共職責正道,信守私人關係”。這是日本官方的翻譯,雖然不是逐字翻譯,但它充分代表了這句話的原意。敕諭繼續說:“你們應當慎重對待這些古代英雄傳達的警告。”

如果不了解日本人的義務體係,就很難理解所傳達的“警告”。整個敕諭顯示了官方淡化義理、強調“忠”的努力。敕諭中通篇都沒有出現“義理”這個詞,盡管在日本它是個家喻戶曉的詞。敕諭沒有提到義理,但強調了較高法則“忠”和較低法則“信守私人關係”。敕諭努力想要證明,較高法則能夠充分成為衡量所有美德的標準。它說:“正義便是對義務的履行。”一個忠心耿耿的人自然擁有“真正的大勇”,這意味著“在日常交流中,以溫和為先,然後才能贏得他人的愛和尊重”。敕諭暗示,隻要遵循這些規則就已足夠,不必應用義理。義務以外的責任都是較低的法則,人們必須慎重考慮才能承擔它們。它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