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日本這樣極端要求回報義務和自我克製的倫理規範,或許會持續不斷地視人類欲望為罪惡,並要求將其從人類的內心根除。這是很經典的佛教教條。但更令人吃驚的是,日本的倫理規範竟然對感官享樂十分歡迎。盡管日本是世界上佛教最盛行的國家之一,它的倫理觀在這一點上卻和釋迦牟尼以及佛典的教義南轅北轍。日本人並不譴責自我滿足。他們不是清教徒,並且認為肉體上的享受是好事,值得培養。他們看重肉體上的快感,同時明白這種享樂要有度,不能影響生活中的重要事宜。
這樣一種倫理規範使得日本人的生活時刻保持著高度緊張。一個印度教教徒比美國人更容易發現日本人接受感官享樂的後果。美國人不相信享樂還需要特意學習;他們可能會拒絕沉溺於感官享樂,但心裏清楚自己抗拒的是一種已知**。事實上享樂和責任一樣,都是需要學習的。許多文化並不教人們怎麽享樂,因而那些文化中的人特別容易自我犧牲、為義務獻身。在這樣的國家中,出於對其他問題的考量,有時候甚至男女之間的身體吸引也會被盡量限製,以確保不對家庭生活的平穩造成威脅。日本人一方麵培養身體的享樂能力,一方麵又設立倫理規範,告誡人們不能把享樂當作一種正經的生活方式,這使得他們的生活處理起來更困難了。日本人把肉體享樂當作藝術去培養;當他們充分品嚐到樂趣後,又會為履行義務而犧牲享樂。
日本人最喜歡的肉體小享受是泡澡。無論是最貧窮的種稻農民,還是卑微的仆人,或是富有的貴族,他們每天傍晚時分必做的便是把自己浸泡在溫度剛好的洗澡水中。 最常見的浴池是一個木桶,下麵生著木炭火加熱,以保持水溫在四十三攝氏度或更高。他們在進浴池前先清洗全身,然後任自己享受浸泡時的溫暖和放鬆。他們在泡澡時會以胎兒的姿勢抱膝而坐,水沒至下巴。和美國人一樣,他們每天沐浴是為了清潔身體,但他們對泡澡的重視中還帶著一種被動放縱的藝術感,這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沐浴文化都難以模仿的。他們說,一個人年紀越大,就越懂得享受這種藝術。
日本人離不開泡澡,因而有各種各樣減少泡澡成本和麻煩的方法。在城鎮中有像遊泳池一樣的公共大浴池,人們在同一個池子裏泡澡,也有機會和鄰居聊上幾句。在農村,幾個女人輪流在院子裏準備泡澡水——日本的禮節並不要求人們在沐浴時回避他人的目光,家人們輪流入浴。日本的任何家庭,哪怕上流社會的家庭,也總是按照嚴格的次序進入家庭浴池,通常最先入池的是客人,隨後是祖父、父親、長子等,直到家中地位最低的仆人。他們出浴時渾身被泡成了龍蝦似的紅色,然後全家人聚在一起,享受晚飯前、一天中最放鬆的時刻。
日本人不僅極為享受泡熱水澡,也很熱衷“鍛煉”。傳統上“鍛煉”包括了最刺激的衝冷水澡習慣,也叫“冬煉”或者“冷水苦行”。至今日本人依舊這麽做,隻是不再遵照傳統的形式。它要求人們黎明之前出門,坐在刺骨的山泉瀑布下麵,或者寒冬夜晚在沒有暖氣的房屋內朝身上倒冰涼的水。這些可不是輕易可以做到的。帕西瓦爾·洛威爾描述了19世紀90年代的這種習慣。渴望獲得治愈病患或預測未來的超能力的人——盡管他今後不打算成為祭司——在每天睡覺前都會進行“冷水苦行”;淩晨兩點當“神靈都在沐浴”的時候,他又會起床再進行一次。此外,他早上正式起床後、中午和黃昏時分都會分別重複一次。
黎明前衝冷水澡在打算學習彈奏樂器或準備從事其他世俗職業的人們中間特別流行。為了鍛煉身體,人們把自己暴露在極度寒冷之中。據說學書法的孩子需要一直練到手指凍僵、長凍瘡。這被認為是一種美德。近代的小學學校內都沒有暖氣設備,據說這更能鍛煉孩子的意誌和品格,以便今後能夠應對生活中的困難。西方人印象更深刻的是日本人不斷地感冒和流鼻涕,而日本人壓根兒不想去預防這些。
睡覺是深受日本人喜愛的另一種享樂,也是日本人最有成就的藝術之一。他們不管以什麽姿勢,且在任何美國人看來完全不可能的環境中,都能完全放鬆入睡。這令很多研究日本的西方學者感到吃驚。美國人把失眠當作精神緊張的同義詞,並且根據美國人的標準,日本人的精神應該是高度緊張的。但日本人總能像孩子一樣安然入眠。他們每天晚上就寢時間也很早,很難找到另一個東方國家像他們這麽做。在夜幕降臨後不久就睡著了的村民們,並不像美國人一樣是在為第二天積蓄能量,他們沒有這種計算能量的概念。一個很了解日本人的西方人寫道:“去日本後你必須不再相信今晚的睡眠和休息是在為第二天的工作做準備。你必須意識到,睡眠和恢複體力、休息以及消遣沒有任何關係。”正如同對工作的提議一樣,睡眠也是“一個獨立事件,無關乎我們已知的生或死”。美國人習慣於通過睡眠來恢複體力。大多數美國人早上醒來的第一個念頭,是算算昨晚到底睡了幾個小時。睡眠時間可以預示今天將擁有多少能量和效率。但日本人睡覺是為了其他原因——他們喜歡睡覺。如果手邊沒什麽事情,他們就高高興興地去睡覺了。
出於同樣的原因,日本人在犧牲睡眠時意誌也是非常堅定的。一個準備考試的學生可以日夜不休地複習,卻不想想多一會兒睡眠可能會讓他在考試中發揮得更好。在軍隊訓練中,睡眠是隨時可以為紀律犧牲的。都德上尉在1934年至1935年間和日本軍隊一起工作,他曾講述了他和手島上尉的一次交談。在和平時期的軍事訓練中,部隊“有兩次都是連著行軍三天兩夜,除了十分鍾小憩和找機會打個盹兒外,沒有其他機會可以睡覺。有時候人們隻能邊走邊睡。一個少尉在熟睡中,撞到了路邊的木堆,引起了哄笑”。最終到達兵營後,還是沒人可以睡覺;他們全都被分配了站崗或者巡邏的任務。都德上尉問:“那為什麽不讓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睡覺呢?”“噢,不!”手島上尉回答,“完全沒必要。他們都知道如何睡覺。他們需要訓練的是如何保持清醒。”這段話總結了日本人的觀點。
吃和取暖以及睡覺一樣,既可作為一種自由享受的放鬆,也可作為一種鍛煉意誌的訓練。吃對日本人來說如同一種休閑時進行的儀式,他們每一餐都會上無數道菜。上的每一道菜都隻有一湯匙那麽多,但色味俱全。其實,“吃”更像是一種訓練。埃克斯坦引用一個日本農民的話說:“快吃快拉是日本人的美德之一。”“吃本身沒那麽重要……吃是為了維持生命,因而吃應當盡可能簡單快速。我們不鼓勵孩子特別是男孩像歐洲孩子一樣吃得很慢,而是鼓勵他們吃得越快越好。”在訓練僧侶的佛教寺院,僧侶們在飯前祈禱中如是告誡自己:食物隻是良藥。這意味著鍛煉意誌的人不應當視食物為享受,而隻能把它們當作必需品。
根據日本人的邏輯,強製剝奪食物是測試一個人“堅定意誌”的好辦法。絕食給了人們顯示自己有多麽堅忍的機會,如同拒絕溫暖和睡眠一樣。同時,絕食也讓人們有機會像武士一樣在饑腸轆轆的時候“用牙簽剔牙”。如果一個人通過了絕食測試,他不但不會因為缺乏卡路裏或維他命而能量降低,反而會因為精神勝利而能量倍增。日本人不像美國人一樣覺得身體的養分和身體的能量之間有一一對應的關係。 所以,戰時的東京電台會告訴防空洞中的避難者,練健美操可以讓饑腸轆轆的人重新變得強壯起來。
浪漫的愛情是日本人培養的另一種“人情”。盡管愛情常常與婚姻形式以及對家庭的責任相衝突,但愛情在日本依然是人們熟悉的話題。日本的小說中充滿了愛情故事,並且和法國文學一樣,主人公都是已婚人士。在平時的閱讀和交談中,殉情是深受喜愛的話題。10世紀的《源氏物語》和其他國家的國民級小說一樣,細致描寫了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封建時期君主們或者武士們的愛情傳說也一樣具有浪漫主義色彩。這是日本小說的首要主題。在這方麵,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之間的差異巨大。中國人刻意淡化浪漫愛情和性欲享受的重要性,以省去不少人和人之間的麻煩,他們的家庭也因此更為和諧平靜。
美國人在這一點上當然更能夠理解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但是這種理解不管怎樣仍是很膚淺的。美國人在性欲享受的問題上有許多禁忌,日本人卻沒有這些。在這個方麵日本人完全沒有道學氣,美國人反倒有。日本人覺得性和其他任何的“人情”一樣,隻要不影響重要事宜就完完全全是好的。“人情”中沒有罪惡,因而沒必要對“性快感”進行道德說教。美國人和英國人覺得日本人珍藏的畫冊很色情,並以獵奇的目光看待吉原(日本藝妓和妓女集中的區域)。日本人經常評論歐美人的這種態度。早在和西方接觸的初期,日本人就對來自西方的批評十分敏感。他們試圖通過法律讓自己的行為習慣更接近西方人的標準。但是,沒有任何法律法規能夠消除文化上的差異。
受過教育的日本人都十分清楚,某些事情他們自己不覺得**和傷風敗俗,美國人和英國人卻那麽覺得;但是,這些日本人沒有意識到,美國人的傳統態度和日本人的“人情不應幹擾生活正事”的信念之間,橫臥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正是這條鴻溝,令美國人無法理解日本人對愛情和性欲享受的態度。日本人把屬於妻子的範疇和屬於性欲享受的範疇劃分得非常清楚,而這兩者是同等公開且坦率的。但它們之間的劃分並不像美國那樣——男人公開承認妻子的地位,卻對性欲享受一事遮遮掩掩。日本人把兩者分開,是因為前者屬於一個男人的主要義務領域,而後者則屬於次要的消遣領域。日本人一向讓各個領域“各就其位”,這令他們把家庭中那個理想的父親和那個尋花問柳的男人也分得一樣清楚。日本人不像美國人那樣,把愛情和婚姻看作是同一件事。美國人越是以選擇配偶為目的,就越在意愛情。“相愛”是美國人結婚最好的理由。結婚後,丈夫如果對其他女人動心思,便是對妻子的侮辱,因為他把隻應當屬於妻子的東西給了別人。但日本人不這麽看。在選擇配偶時,年輕人通常都屈從父母的選擇,奉命結婚。他必須遵守夫妻關係之間的一套繁文縟節。哪怕在一個和睦相處的家庭中,子女們也絲毫看不到父母之間有什麽帶性暗示的親昵舉動。如同一個當代日本人在一本雜誌中所說:“婚姻的真實目的是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任何其他目的都歪曲了婚姻的真正意義。”
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個男人隻有把自己局限在這樣的生活中才是高尚的。如果負擔得起,他會養一個情婦。與中國不同的是,他不會把自己迷戀的女人納為小妾。如果他那麽做了,便是把生活中本應分隔的兩個領域混在一起了。這個女人可以是個藝妓,精通音樂、舞蹈、按摩及其他消遣技藝;也可以是個妓女。通常,他會和這個女孩的藝館或者妓院簽一份合約。這份合約能夠防止女孩被突然拋棄,並保障她得到一份經濟回報。他會幫助女孩另覓住所、獨自生活。隻在極少數例子中,這女孩生了孩子,隻有當男人想要把這孩子和自己其他的孩子一起撫養成人時,他才會把她接回家住。但這女孩在他家裏的身份不是妾,而是一個仆人。這孩子會稱呼男人的合法妻子為“母親”。孩子和生母之間的關係是不被承認的。中國人的傳統模式是東方式的一夫多妻製,這和日本的習俗完全不同。日本人保證家庭義務和“人情”,哪怕在空間上,也是分隔的。
雖然隻有上層階級才養得起情婦,但大多數日本男性都會不時地招藝妓或妓女。這樣的招妓行為通常都是公開的。妻子會為晚上外出消遣的丈夫整理打扮。丈夫光顧的藝妓或者妓院可能會把賬單寄給他的妻子,而妻子會付清賬單,並視為分內之事。她也許會不高興,但也隻能生生悶氣罷了。盡管光顧藝館比光顧妓院的花費高很多,但在藝館裏花錢享受的夜晚並不包括性行為。他得到的是一群裝扮美麗且舉止優雅的女孩們提供的娛樂服務,而這些女孩是專門接受過嚴格訓練的。為了能夠和某個藝妓交往,男人要麽成為她的主顧,簽下令她成為自己情婦的合約,要麽用自己的魅力迷倒她,這樣她就會主動獻身了。但是,和藝妓女孩們共度的晚上並非毫無性意味。她們的舞蹈、談笑、歌聲、姿態都是帶著傳統的性暗示的,並且經過精心設計以表現上層階級的妻子所不能表現的。她們屬於“人情的範疇”,並使男人從“孝的範疇”中得以短暫解脫。因而男人沒有理由不去縱情享樂,隻不過這兩個領域是分開的。
妓女住在有許可證的妓院裏。在和藝妓消磨了一個晚上後,男人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去光顧妓院。妓院的費用很低,因而沒錢的男人可以用這種放鬆方式使自己得到滿足,不再惦記著藝妓。女孩的照片展示在妓院外麵,客人通常都會花很長時間公然地站在門口研究這些照片,並做出選擇。妓女的地位很低,並不像藝妓一樣被人高高地捧在上麵。她們通常都是窮人家的女兒,在家中經濟窘迫時被家人賣給妓院,也不會像藝妓那樣接受娛樂技藝的訓練。在早期,妓女們通常會自己坐在公共場所,像肉體商品一樣,表情木然地接受客人們的挑選。當日本意識到西方國家不支持這種習俗後,便不再允許她們坐在街頭。如今這種形式已被照片取代了。
男人可能會挑選其中一個女孩,成為她唯一的主顧,並與妓院簽訂合約。這樣的女孩都是受到合約保護的。但是,一個男人也可以不簽任何協議,就讓一個女傭或者女售貨員做自己的情婦。這些“自願的情婦”是最脆弱、最得不到保障的。她們通常是和男方相愛了,但又被排斥在所有公認的義務範疇外。美國人的一些故事和詩歌中描述了被愛人拋棄的、“懷抱嬰兒”慟哭的年輕女人,日本人讀到後,便認為這些生養私生子的母親就是他們的“自願的情婦”。
同性之間的縱欲也是傳統“人情”的一部分。在古代日本,同性縱樂是被武士、僧侶等上流社會男性接受的一種行為。在明治時期,日本為了得到西方人的讚許,宣布許多傳統習俗為非法,那時候它也規定了同性性行為應當受到法律的懲罰。但是,日本人至今認為這種習俗是“人情”之一,沒必要進行道德說教,但又必須有度,不能幹擾正常的家庭生活。因而,盡管有的男性會選擇成為專業的男藝妓,但總體來說男人或者女人不太可能會徹底“變成”同性戀(用西方人的措辭)。日本人很吃驚,美國竟然有成年人在同性性行為中扮演被動角色。日本成年男性通常都會尋找少年當自己的性伴,因為他們覺得一個成年男性扮演被動角色有損尊嚴。日本人劃定界限,明確什麽可以做且能保持自尊,隻不過他們的界限與美國人的不同。
日本人也不認為**一事關乎道德問題。沒有一個民族像日本一樣有這麽多**工具。在這方麵,日本人試圖讓這些工具不要太招搖,以免遭到外國人的指責,但他們自己並不覺得這些工具是罪惡的。歐洲大部分地區甚至比美國更激烈地反對**,這種態度是在西方人成年以前就深植在他們的意識中的。男孩從小就會聽到大人悄悄說,**會致人發瘋,或頭發變禿。當他還在幼年時,母親就會監視他,一旦發現他**就會當作大事,施以體罰。她可能會綁起他的雙手,也可能會嚇唬他,說上帝會懲罰他。日本人在幼兒和少年時期從沒有過這種經曆,因而長大成人後也不會抱有西方人那種態度。他們對**沒有任何罪惡感,並認為隻要它處於正經生活中的次要位置,就不算過度縱欲。
酗酒是另一種被許可的“人情”。日本人覺得,美國人發誓滴酒不沾實屬西方人的怪癖之一。他們對於美國某些地方的禁酒令也持有同樣感覺。在日本人眼裏,喝清酒是一種正常人都不會拒絕的享受。但酒精畢竟屬於次要的消遣,也不會有一個正常人會過度沉溺於此。根據日本人的思維方式,人們既然不擔心“變成”同性戀,那麽也不用擔心“變成”酒鬼。確實,嗜酒成癖的酒鬼並沒有成為日本的社會問題。酒精是令人愉悅的消遣,家人或者公眾都不會覺得一個醉酒的男人很討厭。日本人喝醉後不太可能變得暴力,自然也沒人覺得他會揍自己的孩子。一般常見的是,人們在喝醉後擺脫了日本嚴厲的禮節束縛,大哭一場,或者放浪形骸、縱情聲色。在都市的清酒聚會上,人們甚至喜歡坐到對方的大腿上。
保守的日本人會嚴格區分飲酒和吃飯。在供應清酒的鄉村聚會上,隻要一個人嚐了一口米飯,就意味著他不會再喝酒了。他由此進入另一個“圈子”,他必須保持兩者分開。在家裏他可以在飯後喝清酒,但他不會同時又吃飯又喝酒。他必須在開始一種享受時,放棄另一種。
日本人的“人情”觀帶來一些重要的後果。它從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哲學中肉體和精神這兩種力量在人類生活中互爭上風的觀點。在日本哲學中,肉體並不是罪惡的,而享受肉體的快感也並非罪行。精神和身體並非宇宙中相互對立的兩股力量。日本人從這種信念中得出了一個邏輯結論:世界並不是善和惡的戰場。喬治·桑塞姆爵士寫道:“縱觀日本人的曆史,他們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沒有能力去發現,或者不願意去抓住有關惡的問題。”事實上,日本人不斷地把他們的信念當作自己的生活觀。他們相信人類有兩個靈魂。這兩個靈魂並非是不斷在鬥爭的“善”與“惡”,而是“溫柔”的靈魂和“粗暴”的靈魂。在每個人和每個國家的生活中,都有一些場合需要“溫和”的靈魂,一些場合需要“粗暴”的靈魂。這兩個靈魂並非一個注定要下地獄,一個注定要上天堂。他們在不同的場合中都是必須存在且有益的。
甚至日本人的神靈也明顯善惡並存。最受歡迎的神祇是素盞鳴尊,天照大神的弟弟,也被稱為“迅猛的男性威嚴”。他對自己的姐姐天照大神做了可恥的事,若放在西方神話中,定會被視作惡魔。天照大神因懷疑他來找自己的動機,試圖把他趕出自己的房間。他便開始惡意撒野,在大神和同伴舉行嚐新儀式的餐廳內拋灑糞便。他破壞分割稻田的田埂,這是很嚴重的罪行。但他犯下的最可怕的罪行——也是西方人覺得最難以理解的——是,他竟然在天照大神的臥室頂上挖了一個洞,並把一頭“被他用落後的剝皮術剝去毛皮”的雙色花斑馬扔進姐姐的臥室。因為這些壞事,素盞鳴尊受到了眾神嚴厲的懲罰,被逐出天宮,流放到了“黑暗之地”。但他仍是日本眾神中最為人所喜愛的一個,並受到了與其相應的敬拜。此類神的角色在世界各地的神話中都很常見,但是他們通常被排斥在更高的倫理宗教之外,因為善惡鬥爭的宇宙哲學讓人們覺得,超自然神靈被劃分成非黑即白兩種派別更合適。
日本人的態度很明確,他們從不覺得與邪惡鬥爭是一種美德。正如同他們的哲學家和宗教老師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強調的,這樣善惡對立的道德準則並不適用於日本。他們常常十分高調地表明,這恰恰證明了日本民族的道德優越性。而中國人的道德準則必須把“仁”,也就是正義與慈愛的行為,提高到一個絕對標準的地位;通過對照這個標準,所有人和所有的行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不足之處。“這樣的道德準則對中國人來說是好事,因為中國人低劣的人性需要這種方式的人為約束。”18世紀的神道家本居宣長如是說。 近代的佛教老師和近代民族主義領袖都針對這個主題寫過著作,或者發表過演講。他們說,日本人的本性便是好的、值得信賴的,因而不需要和自己邪惡的另一半進行鬥爭。他們需要做的隻是擦淨自己的靈魂,並令自己的行為舉止適合每個不同的場合。即使之前任由自己變“髒”了,汙穢雜質也很容易移除,人性之善可以再度放光。日本的佛教哲學比其他任何國家的佛教哲學更進一步教導:每個人都是潛在的佛,“美德”不在於佛經的教誨,而在於每個人能從開悟的、純真的靈魂中發現什麽。人們為什麽不相信自己在靈魂中的發現呢?邪惡並非人類靈魂所固有的。《聖經》詩篇裏說:“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但日本人沒有這種神學觀念,他們也沒有關於人類墮落的說教。“人情”也是神的賜福,人們不應當加以譴責。的確,無論是哲學家還是農民都沒有譴責過“人情”。
在美國人聽來,這樣的教義似乎會導致一種縱欲享樂的哲學。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日本人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務定義為履行義務。他們完全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即回報恩情意味著要犧牲個人的欲望和享受。對他們來說,把追求快樂當作嚴肅的生活目標的想法是令人吃驚且不道德的。快樂是一種放鬆,條件允許時人們可以沉醉其中,但如果把它抬高為評判國家和家庭的標準則是難以想象的。人們如果要履行“忠”“孝”和“義理”的義務,必定會遭受痛苦,這是他們早就預料到的了。這種義務會讓生活更艱難,但他們已有心理準備。他們經常需要為了履行義務而放棄某些享受,盡管他們不覺得這些享受是邪惡的。這需要堅定的意誌,而這樣堅定的意誌正是日本人最欣賞的美德。
和日本的這種想法保持一致的是,日本的小說、戲劇中很少出現“快樂圓滿的結局” 。美國的普通觀眾渴望看到解決方案。他們想要相信,主人公從此以後幸福快樂地生活。他們想要看到善人有善報。如果他們必須在戲劇的結尾時失望難過,那也是因為主人公的性格有缺陷,或因為他成了不良社會秩序的犧牲品。但他們最樂意看到的,還是主人公擁有一個一切圓滿美好的結局。當普通的日本觀眾看到無情的命運令主人公最終走向悲劇,或令可愛的女主人公被殺害時,他們已經坐在劇院裏哭成了淚人。這樣的情節是晚上娛樂的**部分。人們去劇院正是為了看這一幕。甚至他們的近代電影也是建立在男女主人公經曆苦難的主題上的。他們墜入愛河,卻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愛人;他們幸福地結婚,其中一方卻為了履行義務自殺;為了拯救丈夫,激勵他磨礪自己的演藝天賦、擁有新生活,妻子在丈夫成功的前夕隱身於都市人海;當丈夫功成名就之時,妻子卻毫無怨言地在貧窮中死去。日本人不需要快樂圓滿的結局,對自我犧牲的男女主人公的憐憫和共鳴便能令他們滿足。日本人的痛苦並非來自上帝的審判,而是顯示了他們正在不計代價地履行自己的義務,任何事情,哪怕遺棄、疾病、死亡,都不能令他們偏離正道。
日本人近代的戰爭電影也繼承了相同的傳統。看過這些電影的美國人經常說,這些電影是他們見過的最好的反戰政治宣傳。這是典型的美國式反應,因為這些電影完全是在描述戰爭帶來的犧牲和痛苦。它們不會著墨於閱兵、軍樂隊,也不會誇耀艦隊演習或大型槍械。無論這些電影描述的是日俄戰爭,還是中國事變,它們堅持刻畫的都是:單調枯燥的泥濘行軍、淒慘艱苦的近身廝殺、難分勝負的一次次戰役。他們的電影銀幕上沒有勝利的畫麵,甚至沒有自殺性的衝鋒。電影中顯示的隻有日軍在深陷泥濘、麵目相似的中國小鎮上的夜宿;或者日本家庭三代人的代表,也是三場戰爭的幸存者,分別成了傷殘、瘸子和瞎子;或者士兵死後,在日本的家人為失去丈夫、父親和養家糊口者而慟哭,但依然隻能相依為命,繼續生活。在日本戰爭電影中你是看不到像英美合拍電影《亂世春秋》中那種激動人心的場景的。日本人甚至不會把傷殘老兵如何康複的主題改編成劇本。電影中也不會提到這場戰爭的目的究竟是什麽。銀幕上的所有人已經付出一切來回報恩情了,這一點對日本觀眾來說已經足夠。因而在日本,這些電影其實是軍國主義者的政治宣傳。讚助方知道,這些是不會在日本觀眾中激起反戰情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