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所謂的日本人的心理特質,其實是起源於他們對純淨的熱愛,和與之相輔相成的對汙染的憎恨。不然還能是因為什麽呢?事實上我們接受訓練,把他人對我們家庭榮譽感或國家自豪感的冒犯看作是被汙染的傷口,隻有通過洗冤辯護來徹底清洗,才能恢複潔淨並痊愈。在日本的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中,你經常會遇見許多宿怨世仇的例子。你可以把它們看作是日本人進行的晨浴,而日本這個民族對潔淨的喜愛已經演化成一種**。
接著,他又說,因而日本人“過著一種潔淨的、未被汙染的生活,就像盛放的櫻桃花樹一樣寧靜和美麗”。換言之,這種“晨浴”清洗掉了別人扔在你身上的汙穢,但隻要這些汙穢還粘在你身上,你就沒法成為一個高尚的人。日本人沒有接受過另一種倫理觀的教育,即沒人可以真的侮辱到你,除非你覺得自己被侮辱了;並且隻有“你自身的問題”才會玷汙你,而不是別人對你說什麽或做什麽。
經常在公眾麵前不斷提及這種對宿怨進行“晨浴”的理念,是日本的傳統。老百姓們對數不清的此類故事和英雄傳說耳熟能詳,其中最流行的莫過於史詩級傳說《四十七士物語》。這些故事被編入學校課本裏,在劇院中上演,被拍成當代電影,並被印成流行讀物。他們是日本現存文化的一部分。
許多故事都是關於日本人對偶然失敗的敏感。譬如,一個大名召集了三個家臣來猜一把製作精良的刀的鍛造者。他們各自猜了不同的人。當專家公布答案後,他們發現隻有名古屋三山正確辨認出這是村正鍛造的鋒刃。猜錯的那兩個家臣把失敗視為侮辱,打算殺死三山。其中一人發現三山睡著後,用三山自己的刀猛砍三山。但是三山活了下來。襲擊者此後一生都在謀求複仇。最後,他終於殺死了三山,履行了義理。
還有的故事是關於向自己的君主尋仇的必要性。在日本的倫理觀中,義理既意味著家臣對君主至死不渝的忠誠,也意味著一旦家臣感覺被君主侮辱,會立刻翻臉、仇恨對方。關於第一任德川將軍家康的故事中,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一個家臣聽說,德川家康在提及他時,說道:“他是那種會因魚刺卡喉嚨而送命的家夥。”這話是指,他會以不體麵的方式死去。這種評論對武士來說是無法忍受的。這個家臣發誓,他至死都不會忘記這個恥辱。那段時期,家康剛把江戶(現在的東京)設為京城,打算從這裏開始統一全國。因家康此時依然受到周圍敵人的威脅,這個家臣主動接觸敵人,提議在江戶城內縱火,把它付之一炬,借此他可以報複家康,履行義理。西方絕大多數對“日本式忠誠”的討論是完全不切實際的,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義理不僅僅意味著忠誠;在某些情形下,這種品質也要求背叛。正如日本人所說:“挨打的人會成為叛徒。”一個受辱的人也一樣。
以上的曆史傳說含有兩個主題:一是自己做錯了,卻向做對的人複仇;二是報複詆毀者,哪怕他是你的君主。這兩個主題在流傳久遠的日本文學中十分普遍,雖然情節各有不同。但是,當你翻閱當代的人物傳記、小說和事件紀實時,你會發現,無論日本人在傳統中多麽崇尚複仇,今天日本的複仇故事和西方國家一樣少,可能更少。這並非意味著,他們對榮譽不再那麽迷戀了,而是意味著,他們對失敗和詆毀的反應越來越具有防禦性而非攻擊性。人們和過去一樣,對羞恥很當真,但他們更常做的是麻痹自己的神經,而非挑起爭鬥。直接發起複仇攻擊,更可能發生在缺少法律的明治維新以前的時代。在近代日本,法律、秩序和處理好互相依存的經濟的難度,使得複仇行為轉到地下,或者指向自己的胸口。一個人可以暗中使計,悄悄報複敵人。這有點像古老的日本故事中的做法:主人把糞便暗藏在美味佳肴中,上菜給敵人吃,又不讓敵人察覺;這麽做唯一的目的是自己知道大仇已報,而賓客永遠不知道。但甚至這一類暗中侵犯也已經很少了,更多的是把矛頭指向自己。人們有兩種選擇:把它當作鞭策,激勵自己去實現“不可能”的目標,或者任由它噬咬自己的心靈。
日本人在失敗、詆毀和排斥麵前非常地脆弱,他們的內心極易受此困擾。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日本小說一遍又一遍地描述:受過良好教育的日本人,一會兒陷入憂鬱的絕境,一會兒又在暴怒中迷失自我。這些故事的主人公厭倦日常生活,厭倦家庭,厭倦城市,厭倦這個國家。但這種厭倦並非因為他們的理想太過遠大導致無論怎麽努力都無法實現抱負。恰恰相反,當日本人有追求時,無論這個追求有多麽不切實際,他們的厭倦都會完全地、絕對地消失。日本人特有的厭倦、苦悶,其實是一個民族由於太過敏感脆弱而生了病。他們對被人拒絕心懷恐懼,並把這種恐懼壓在心底,在生活中止步不前。日本小說中關於這種厭倦的描述完全不同於我們熟悉的俄國小說。俄國小說中的主人公感到生活苦悶乏味,通常都是因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喬治·桑塞姆爵士曾說過,日本人缺乏一種把理想和現實做對比的意向。這並不是說因為這種缺乏造成了日本人的厭倦,而是在討論日本人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哲學以及對生活的總體態度的。當然,這種和西方基本觀念的對比,已經遠遠超越了我們之前提及的例子,但它和日本人無法擺脫的憂鬱有著特別的聯係。日本和俄國一樣,經常在小說中描寫苦悶厭煩,這和美國形成鮮明對比。美國的小說不太觸及這個主題。在美國小說家的筆下,主人公的悲慘命運通常來自他自身的性格缺陷,或來自殘酷世界的接連打擊。他們很少描寫一個人單純的、簡單的厭倦。他們認為,個人對環境的不適應必定有一個理由以及一個發展過程。而這類小說總會激起讀者的憤怒,從道德上譴責主人公自身的缺陷或罪惡的社會製度。日本也有它的無產階級小說,主題是抗議城市中令人絕望的經濟環境以及商業漁船上的可怕事件。但在這種人物小說揭露的世界中,人們的情緒經常突然發作——如某個作家所說,就像飄**過來的有毒氯氣。無論是小說主人公,還是作者本人,都不覺得有必要分析環境或主人公的個人經曆,以解釋這片氯氣到底來自哪兒。它隻是走了,又來了。人們如此脆弱:以往日本小說主人公會去找自己的敵人清算,但現在的小說主人公則把這種攻擊性壓在心底,以至於他們自己都不確定他們的沮喪來自何處。他們也許會抓住某個事件來解釋這種沮喪,但這個事件留給人們的印象,不外乎是個符號罷了。
一個近代日本人會對自己做的最極端的攻擊行為,就是自殺。基於他們的信念,一次處理得當的自殺可以洗刷他的汙名,重建人們的記憶。美國人嚴厲譴責自殺,並把這種自我毀滅的行為視為一個人走投無路、向絕望屈服的表現;但日本人尊崇自殺,認為它是有意義的光榮之舉。在某些情況下,自殺是履行對名聲的義理、最令人尊重的方案。在新年那天無法還清債務的負債人,對某個不幸事件引咎自殺的官員,愛情沒有結果而雙雙殉情的戀人們……他們就像考試落榜的男孩或者避免被捕的士兵一樣,把終極暴力加在自己身上。一些日本權威人士說,這種自殺的傾向在日本是新出現的。到底是不是,很難判斷。數據顯示,近年來觀察者經常高估日本的自殺率。在上一個世紀,丹麥和納粹統治前的德國自殺人數占人口的比例,都高於日本任何一個時期。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日本人熱愛自殺這個主題,喜歡對此誇大其詞,就像美國人喜歡對犯罪大書特書一樣,他們都能從談論這些話題中間接獲得某種享受。日本人選擇詳述自我毀滅(自殺)事件,而非毀滅他人(犯罪)事件。用培根的話說,他們最喜歡講述那些“駭人聽聞的事件”。這麽做,可以令他們得到無法從其他行為中得到的滿足。
近代日本的自殺比曆史故事中的自殺更具受虐色彩。在後者的故事中,一個武士奉命自殺,是為了免受可恥的死刑。這很像一個西方士兵,寧可被槍殺,也不願意被處以絞刑或落入敵軍手中遭受酷刑。武士被允許剖腹自殺,很像蒙羞的普魯士軍官有時被允許私下裏持槍自殺。當軍官知道自己除了死以外沒有別的方式可以挽回自己的聲譽後,他的上級會在他的房間裏留下一瓶威士忌和一把手槍。對一個日本武士來說,在這種情況下結束自己的生命隻是可選擇的方式之一;但死是必然的。在近代,自殺便是選擇死亡,選擇對自己行使暴力,而非刺殺其他人。在封建時期,自殺行為是一個人對自己勇氣和決心的聲明,但在今天成了主動選擇的自我毀滅。在過去兩代人中,每當日本人感到“世界失衡了”,即“方程式兩邊的結果”不相等,需要一次“晨浴”來洗刷汙穢,他們就越來越傾向於毀滅自己。
雖然自殺在封建時期和近代都有發生,但它作為己方贏得勝利的最後一招,也已經改變了原來的方向。德川時代一個著名的故事講述了一個位列將軍幕府的老顧問,把刀擺在自己**的腹部前,隨時準備在整個幕府和將軍代理人麵前剖腹自殺。此威脅式自殺一舉奏效,他因此確保自己推舉的候選人繼承了將軍之位。老顧問就此收手,沒有自殺。用西方人的話來說,這個老顧問是在脅迫對手。然而在近代日本,這種抗議性自殺已不再是談判手段,而是為信念獻身的行為。它通常發生在計劃失敗後,或者公開反對已經簽訂的協議比如《華盛頓海軍條約》,以求名留史冊。它通常經過刻意安排,以便能夠順利完成自殺影響公共輿論,而非像過去那樣隻是以自殺做威脅。
當對名聲的義理受到威脅時,人們越來越傾向於傷害自己,把攻擊的矛頭對準自己的內心。這麽做並不一定會涉及自殺這樣的極端行為,也許帶來的僅僅是抑鬱和消沉。這種典型的日本式厭倦,在日本受過教育的階層中十分普遍。社會學給出的理由是,知識分子階層太擁擠了,他們在整個等級體係中的地位又很不穩固。這中間隻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實現自己的抱負。在20世紀30年代,當局害怕他們會產生“危險思想”而對他們格外防備,使得他們更加脆弱。日本的知識分子通常把他們的挫敗感歸結於西化帶來的混亂,但這個解釋遠遠不夠有說服力。許多知識分子經曆了典型的日本式情緒波動,即從強烈的奉獻精神變成強烈的厭倦感。這種心理毀滅其實是很符合日本傳統的。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們中的許多人把自己從厭倦中拯救出來的方式,也是非常傳統的:他們欣然接受民族主義的目標,把攻擊的矛頭從自己的胸口又轉向他人。通過對其他國家發動集權主義侵略重新“找到了自我”。他們從負麵情緒中解脫出來,感到體內有了新的巨大能量。他們沒法在人際關係中釋放這種能量,但他們相信自己可以作為一個有征服能力的民族去對其他國家這麽做。
現在,戰爭的結果已經證明了這種信心是虛妄的,於是,消沉再次成為彌漫在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脅。無論目標是什麽,日本人都很難走出這種精神狀態。消沉已經根深蒂固。 “再也沒有轟炸了,” 一個在東京的日本人說道,“解脫是很棒的。但我們不再戰鬥了,也不再有目標了。每個人都有些恍惚,不關心自己手上做的事。我是這樣的,我妻子也是這樣的。人們像醫院裏的病人,對每件事的反應都很遲鈍,隻是發呆走神。人們在抱怨,政府對戰爭的善後和援助工作都進展緩慢,但我覺得,這大約是因為所有的政府官員都和我們感覺一樣。”日本這種危險的懶散狀態,在法國剛解放後也曾出現過。德國投降後最初的六到八個月都沒有出現這個問題,但在日本出現了。美國人很能理解日本人的這種反應,但他們覺得難以置信的是,日本人在消沉的同時,卻能對征服者表現得如此友好。幾乎是一轉眼,日本人立刻滿懷善意,接受了自己的戰敗及其後果。日本人對美國人致以鞠躬、微笑、揮手,甚至尖叫問候,歡迎他們的到來。引用天皇在投降詔書中的話,他們已經“接受了這種不可能”。但這些人為什麽不去重建他們的家園呢?在占領條約下,他們完全有機會這麽做。外國軍隊的占領並沒有深入到村莊,對各種事務的行政權也在日本人自己手上。但整個國家似乎都在忙著微笑和揮手,而不去處理自己的事務。這樣一個懶散的日本,恰恰又是同一個日本,曾在明治初年實現了複興的奇跡;也是同一個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精力充沛地準備軍事侵略;也是同一個日本,其士兵們在整個太平洋地區,一個島嶼接一個島嶼地拚死作戰。
事實上,日本人並沒有變。他們的反應也符合他們一向的行為模式。對日本人來說,在積極奮鬥和消磨時光之間的情緒波動是很自然的。此時的日本人很清楚自己的首要任務是在戰敗後留下一個好名聲,自己所能做的就是表現友好。作為必然的結果,許多日本人認為,表現友好的最安全方式就是依賴美國。他們很容易覺得,任何努力都可能招致猜疑,還不如什麽都不做。懶散的情緒因此蔓延開來。
但其實,日本人並不享受消沉。“從懶散中醒來”或“從懶散中喚醒別人”,都是在日本經常能聽到的對改善生活的呼籲,這些句子也經常掛在電台播音員的嘴邊,甚至在戰爭期間也是如此。日本人用自己的一套方式鼓勵人們對抗消極。在1946年春天,日本的報紙不斷討論:“全世界都在看著我們”,而轟炸後的一片狼藉還沒清理,破損的公共設施也沒修複,這會對日本的名譽造成多大的玷汙!他們抱怨那些流離失所的家庭,說他們太過懶散,晚上聚集在火車站過夜,被美國人看到他們的悲慘。日本人很能夠理解這種對“好名聲”的追求。他們希望,作為一個國家,他們能夠盡最大努力,將來在聯合國重新贏得一個受人敬重的席位。這也是為榮譽而奮鬥,隻是朝著新的方向。如果未來軍事強國之間能維持和平,日本將會選擇一條新的道路實現其自尊。
在日本,贏得名譽是一個永恒的目標,因而人們必須為自己贏得尊重。但是,得到尊重的方案像工具一樣,可以因形勢變化而隨時拿起放下。一旦形勢發生變化,日本人便會改變方向,為自己製訂一套新的方案。和西方人不同的是,這種改弦易轍對日本人來說無關乎道德問題。西方人熱衷於各種“原則”,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堅定信念。西方人即使戰敗,信念也不會改變。我們隨處可見,戰敗的歐洲人聯合起來,轉而進行地下運動。但是在日本,除了少數頑固分子外,日本人從沒有組織過任何對抗運動,或者秘密反對美軍的占領。他們覺得,堅守以前的方案沒有道德上的必要性。從日本投降後最初幾個月開始,美國人就可以獨自搭乘擠得像沙丁魚罐頭的火車前往窮鄉僻壤,一路上非常安全;昔日狂熱的民族主義軍官,如今會沿途向他們致禮。美日之間沒有任何宿怨。當美國人的吉普車穿過村莊時,道路兩邊站滿了日本兒童,喊著“你好”和“再見”;而那些懷抱嬰兒的母親,則會揮舞嬰兒的小手向美國士兵致意。
日本在戰敗後的種種快速變臉,讓美國人很難完全放心,但又無計可施。對美國人來說,這比俘虜營中日本戰俘的態度變化更讓人費解。戰俘自認為他們對日本而言相當於已經死了,而一個“死”人什麽事都可能做出來,所以他們突然變臉,美國人尚可理解。但了解日本的西方人中極少有人預測到,日本戰俘的變化也會發生在整個戰敗後的日本。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相信:日本人“隻知勝敗”;在日本人的眼中,失敗是一種恥辱,必須靠決絕的持續暴力來洗刷。有些人則相信,日本人的國民性格不允許他們接受任何和平條約。這些研究日本的學者都不懂“義理”。日本人有各種各樣贏得尊重的方案,但這些學者隻是單獨挑出了“複仇和攻擊”這種顯著的傳統方案。他們沒有考慮到日本人可能會隨形勢變化而改弦易轍,選擇另一種方案。他們把日本有關攻擊的倫理觀和歐洲的混淆了起來。歐洲的倫理觀認為,任何人或國家若要對他人開戰,首先要確認自己的立場是永恒正義的,並要從仇恨和義憤中汲取力量。
日本人的侵略性則源自不同的地方。他們極度渴望在這個世上為人尊敬。他們看到軍事力量令某些強國贏得世人尊重,便也著手執行相同的方案,以求與這些強國並立。他們必須加倍努力,因為日本國內的資源很稀缺,科技很落後。當日本人盡了很大努力依然失敗後,他們便相信,侵略並非一條可贏得尊重之路。義理含有兩層同等的含義:侵犯對方或者互相尊重。失敗後,日本人從前者轉向了後者,且在心理上沒什麽負擔,因為他們的目標依然是贏得“好名聲”。
日本曆史上的其他事件有過相似的局麵,也曾令西方人困惑。1862年,當一個叫理查德森的英國人被殺害時,日本長期以來的封建鎖國政策剛剛結束,幕布尚未完全拉開。薩摩藩是仇視白人夷狄的溫床,薩摩藩的武士在全日本以傲慢和好戰聞名。英國人以懲罰日本人為由,派了一支遠征軍前往日本,炮轟薩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兒島。日本人在整個德川時代都在製造軍火,但他們仿造的隻是古董葡萄牙手槍,因而鹿兒島當然不是英國戰艦的對手。但是這次炮轟的結果令人吃驚。薩摩藩不但沒有發誓總有一天會向英國複仇,反而尋求英國人的友誼。他們看到了對手的偉大之處,希望能向他們學習。他們和英國人建立了貿易往來,並於第二年在薩摩藩建立了一所大學。正如一個當代日本人寫道:那所大學“揭開西方科學的神秘麵紗,傳授學問……因生麥事件而萌芽的友誼得到了持續發展”。生麥事件便是指英國派來遠征軍報複炮轟鹿兒島一事。
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另一個和薩摩藩同等好戰且極端仇視外國人的是長州藩。這兩個藩都積極領導並推動了王政複古。沒有實權的天皇宮廷頒布一道天皇詔書,命令將軍在1863年5月11日以前把所有夷狄趕出日本的領土。將軍幕府並沒有理會這個命令,但長州藩卻相反。它從自己的港口,向那些從海岸邊經過,正要穿越下關海峽的西方商船開炮。日本的槍支和彈藥都很低級,不足以損壞船隻。但是為了給長州藩一個教訓,西方各國組成的國際艦隊很快摧毀了長州藩的幾個港口。在轟炸之後,盡管西方勢力索要三百萬美元的賠償金,長州藩卻做出了和薩摩藩同樣奇怪的反應。正如諾曼在提及薩摩藩和長州藩事件時說道:“這些曾是攘夷先鋒的藩突然變臉,無論其背後的動機多麽複雜,人們不得不尊重他們的行為所展現的現實主義和鎮靜態度。”
這種應勢而變的現實主義是日本人“對名聲的義理”的光明一麵。如同月亮一樣,義理也有其光明麵和黑暗麵。正是它的黑暗麵,令日本把美國的《限製亞洲移民法案》和《華盛頓海軍條約》看作是對日本的極大侮辱;也正是它的黑暗麵鞭策日本發動了這場災難性的戰爭。同時,正是它的光明麵令日本在1945年能心懷善意接受投降及其後果。其實無論哪種做法,都符合它一向的行為模式。
近代日本的作家和宣傳人士從義理的眾多責任中挑選一部分呈現給西方人,並稱它們是對“武士道”狂熱崇拜的結果。很多理由可以證明,這種提法是很具有誤導性的。武士道是一個近代才出現的官方提法,在日本,人們對這個提法,不像對“迫於義理”“僅僅出於義理”“竭力履行義理”等提法那樣,具有很深的民族感情。武士道這個提法也無法表現出義理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它隻是宣傳人士的靈感罷了。此外,武士道成了民族主義者和軍事主義者的口號,而隨著那些領袖人物的名聲敗壞,武士道這個觀念的名聲也敗壞了。但這並不代表日本人不再“懂義理”。西方人在當下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更有必要去理解,義理在日本意味著什麽。把武士道等同於武士也同樣造成了誤解。義理是一種對所有階層普遍適用的美德。如同日本的其他義務和紀律,你的社會地位越高,肩負的義理就越“重”。但義理是對社會所有階層的要求,至少日本人認為義理對武士的要求更高。但一個外國觀察家則可能覺得義理對普通人的要求最高,因為普通人從遵守義理中得到的回報更少。而對一個日本人來說,在他的世界裏受人尊重便是充分的回報了,因為“一個不懂義理之人”依然是一個“可悲之人”,受到其同伴的鄙視和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