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名聲的義理”,是指保證名聲不被玷汙的責任。它涉及一係列的品質——有些在西方人看來可能是矛盾對立的,但對日本人來說是和諧統一的。因為,這些品質不是基於回報恩情的責任,而是“在恩情的範圍之外”的。它們是指那些不涉及虧欠,隻維護自身名譽的行為。因而,此類義理包括:遵守所有與“恰當地位”相對應的煩瑣禮儀;顯示對痛苦的堅忍;在專業技能和手藝上維護自己的聲譽;等等。對名聲的義理同樣要求人們采取行動,為自己洗刷恥辱和詆毀——詆毀會破壞一個人的好名聲,所以應該消除。一旦被詆毀,當事人可能有必要對詆毀者采取複仇行動,或者自殺。當然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還有許多其他可能的做法,總之,當事人絕對不能輕描淡寫,不加理會。
日本人沒有一個專門的詞用來稱呼我所說的“對名聲的義理”。他們隻把它描述為:在恩情範圍之外的義理。這是他們分類的基礎,但是這種基礎沒有道出這樣一個事實:“對社會的義理”是回報仁慈的責任,而“對名聲的義理”則首先包括複仇。事實上,西方語言把這兩者分成“感恩”和“複仇”兩大範疇,但日本人不以為然:為什麽一個人對仁慈的回報和對惡意的憤怒不能屬於同一種品德呢?
在日本,兩者正是屬於同一種品德。一個正義之人對侮辱和恩惠的感受同樣地強烈。無論是報複侮辱,還是報答恩惠,他的行為都是高尚的。他不用像美國人那樣把一個叫作侵犯,另一種叫作非侵犯。對他來說,隻有在“義理的範疇”之外發生的行為才可被稱作侵犯。所以隻要一個人在遵守義理的前提下,洗刷他人對自己的汙蔑,他就沒有犯下侵犯之罪。他不過是在清算舊賬。日本人說,隻要受到的侮辱、詆毀或者失敗沒有被報複或消除,“這世界就是失衡的”。一個正義之人必須試圖使世界恢複原來的平衡。這是人的美德,而非人性之惡。“對名聲的義理”以及日語中把它與感恩及忠誠結合的方式,其實在歐洲的某些曆史時期也曾是一種西方式美德。它在文藝複興時期非常盛行,特別是在意大利。它和古典時期西班牙的el valor espa?ol(西班牙的價值)和德國的die Ehre(榮譽)有很多共同之處,甚至和一百年前歐洲決鬥的道德基礎也有相似之處。無論是在日本還是歐洲,凡是那些視洗刷恥辱為美德的國家,其道德核心總是超脫了任何物質層麵的追求。當一個人越是為了“名譽”犧牲自己的財產、家庭和生命,他就越高尚。“對名聲的義理”是道德定義的一部分,也是這些國家提倡“精神”價值的基礎。它當然會為他們帶來巨大的物質上的損失,從損益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正是在這一點上,這種榮譽觀和美國生活中殘酷的競爭及公開的敵意截然不同。美國的政治和經濟交易可能完全不遵循遊戲規則,隻是一場為了得到或保住物質利益的戰爭。在美國,隻在一些特例中——比如,肯塔基山區的家族世仇——才流行這類屬於“對名聲的義理”範疇的榮譽觀。
但是,亞洲的傳統美德卻並不包含“對名聲的義理”,以及伴隨它的敵意和伺機報複。如人們常說的,它並不是“東方的”。中國人沒有這種觀念,泰國人和印度人也沒有。中國人覺得,這種對侮辱和詆毀的敏感是(道德上)“小人”的特征。和日本人相反,中國人不把它看作是理想中高貴品質的一部分。在中國倫理中,突然發作的暴力行為也是錯的,哪怕是出於報複侮辱的目的,也不會變得正確。他們覺得一個人表現得如此敏感是非常可笑的。他們不會試圖用高尚偉大的行動來證明那些誹謗毫無根據。泰國人也完全不會對侮辱如此敏感。和中國人一樣,泰國人重視詆毀的辦法,就是讓詆毀者自己顯得可笑,他們不會因此覺得自己的榮譽受到了質疑。他們會說:“暴露詆毀者粗鄙嘴臉的最好辦法,就是向他退讓、認輸。”
要理解“對名聲的義理”的完整意義,就不能不把它和日本其他的“非侵犯性”品質相比較。日本人生活中的某些特定情形,會要求人們具備一係列品質,除了複仇心外,還包括冷靜和克製的行為。堅忍冷靜,是一個值得尊重的日本人必須具備的自我控製能力,也是“對名聲的義理”的一部分。它要求女人在分娩時不能哭喊,男人遭遇疼痛和危險時不能情緒化。當洪水即將衝走日本的村莊時,每個有自尊的日本人會收拾起他必須帶走的物品,尋找避災的高地。整個過程沒有哭喊,沒有四處奔逃,也沒有恐慌。當颶風暴雨來襲時,人們也展現了同樣的自我控製能力。這樣的行為可以展現日本人的自尊,盡管他們也許無法完全做到。日本人覺得美國人的自尊不要求他們自我控製。由於日本人的自我控製含有“位高則任重”的意思,所以在封建時期對武士的要求比對百姓更高。但是,雖然對百姓的要求沒有這麽嚴格,卻依然遵守所有階層的生活準則。如果說對武士的極致要求是他們能夠完全忍受肉體上的疼痛,那麽對普通百姓的極致要求則是忍受佩刀武士的侵犯。
日本很多家喻戶曉的故事主題都是堅忍的武士。武士必須忍受饑餓。不過這一點幾乎不值一提。他們奉命在哪怕快餓死了的時候,也要假裝自己剛剛吃過,並用牙簽剔牙。日本格言說:“雛鳥啼哭討食,武士牙簽剔牙。”在此次戰爭中,這句話成了新兵的軍中格言。他們也不能對疼痛妥協。日本人的態度就像那個少年兵對拿破侖的反駁:“受傷了?不,陛下,我已經被打死了。”一個武士直到死都不應當露出一點痛苦的跡象,他必須忍受疼痛,不能皺一下眉頭。據說,1899年去世的勝伯爵小時候睾丸曾被狗撕裂。雖然生於武士家庭,但當時他家幾乎一貧如洗。當醫生為他做手術時,他父親用劍指著他的鼻子,說:“如果你哭喊一聲,我就會殺死你。至少這樣死還不至於太丟臉。”
“對名聲的義理”也要求人們遵照各自的身份地位生活。一個人如果做不到,他就不配有自尊。德川時期的《取締奢侈令》詳盡規定了各個階層的一切吃穿用。遵照這些標準來生活,是日本人保持自尊的一部分。法令依據的是世襲的階級地位,這一點令美國人感到震驚。美國人的自尊是與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聯係在一起的。然而,捆綁各階層的“取締奢侈令”否定了美國社會的基礎。德川時期的法令還有此類陳述:甲階層的農民隻能給孩子買這樣那樣的玩偶,而乙階層的農民隻能買另一種玩偶。這些規定也令美國人感到震驚和恐懼。但是,美國社會其實也有自己的一套約束規則。比如說,一個工廠主的孩子擁有一整套電子火車玩具,而一個佃農的孩子有個玉米棒當玩偶就心滿意足了,美國人默認這種區別,從不加以指責。美國人接受收入上的差距,並認為這是合理的。爭取一份更高的薪水已經成了美國人自尊體係中的一部分。如果玩偶是根據收入來分配的,那就不會違背美國人的道德觀念。人們變富了自然會給自己的孩子買更好的玩偶。但是在日本,變富則可能遭到人們的質疑,安守本分、各就其位才不會。甚至直到今天,日本人無論貧富,還是通過遵守等級製的種種習俗來保持自尊。這種品質對美國人來說十分陌生。法國人托克維爾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指出了這一點。他生於18世紀的法國,盡管對追求平等的美國不吝讚美,但托克維爾本人熟悉並熱愛的還是貴族的生活方式。他認為盡管美國具有各種美好品質,卻缺少真正的尊嚴。他說:“真正的尊嚴意味著各就其位,不卑不亢。不論對於農民還是王子來說都是一樣的。”托克維爾應該能夠理解日本人的態度,即階層差異本身並不使人羞恥。
在對各種文化客觀研究的今天,不同的民族通常對“真正的尊嚴”有不同的定義,正如同他們對“羞恥”有不同的定義一樣。有些美國人在叫嚷:“日本人沒有自尊,除非我們強迫他們接受平等主義。”他們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義的毛病。如果真像這些美國人說的想要一個有自尊的日本,他們就必須先認清楚日本的自尊根基是什麽。和托克維爾一樣,我們逐漸認識到並相信,貴族式“真正的尊嚴”正從近代世界中消失,一種新的更高貴的尊嚴正在取而代之。毫無疑問,日本也是一樣。但是,日本今天必須在它自己的基礎上重建其自尊,而不是西方人的基礎。日本必須以自己的方式來淨化自尊。
除了各就其位以外,“對名聲的義理”也必須匹配其他方麵的各種責任感。借錢者想要貸款時,可以拿自己“對名聲的義理”做擔保。一代人以前,日本人通常會說:“如果我還不了債,我願意被公開嘲笑。”如果他真的還不了債,他不會照字麵意思真的被公開嘲笑。日本沒有那種公開審判或者公開侮辱的習慣。但每當新年臨近時,舊賬必須清算,那些無力支付的負債人很可能會以自殺來“洗刷汙名”。如今的除夕夜,依然會有人通過自殺來補救名譽。
各式各樣職業上的責任感都涉及“對名聲的義理”。當某些特殊狀況令某人進入公眾視野並成為眾矢之的時,日本人的要求總是令人難以置信。譬如,日本有許多校長自殺,盡管他們和火災沒關係,但是學校的火災差點燒毀了天皇的照片。也有一些老師衝進大火搶救天皇照片而被燒死。他們的死,顯示出他們多麽重視“對名聲的義理”,以及對天皇的“忠”。在其他許多有名的故事裏,有些人在捧讀天皇的《教育敕諭》或者《軍人敕諭》時口誤、念錯了字,最後竟以自殺洗刷汙名。在現任天皇在任期間,有人因為不小心給兒子起名“裕仁”(當今天皇的名字,在日本絕不能說出口),最後居然殺死了自己的孩子並自殺。
“對名聲的義理”嚴格要求專業人士,卻不一定像美國人理解的那樣,必須對專業水準有很高的要求。教師會說:“作為一個教師,我如果承認自己不知道,就沒法履行對名聲的義理。”他的意思是,如果他不知道青蛙屬於哪個物種,他也隻能假裝他知道。一個英語教師哪怕隻學過幾年英語的皮毛,也絕不會承認,任何人都有可能指出他的錯誤。“對教師名聲的義理”特指這種自我防禦。為了履行對商人名聲的義理,商人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他的資產幾乎耗盡,或者他為公司製訂的計劃失敗了。外交官在義理上也不能承認他的外交政策失敗了。以上所有這些義理的提法,都把一個人和他的工作高度等同起來。任何對他的行為或能力的批評自然等同於對他本人的批評。
對於他人對自己無能和失敗的指責,其實在美國也經常會出現與日本人相似的反應。美國人對於他人的詆毀也總是火冒三丈,但很少會像日本人一樣自我防禦。如果一個美國老師不知道青蛙屬於什麽物種,他覺得最好承認自己不知道,而不是假裝知道,即便他可能忍不住會掩飾自己的無知。如果一個商人不滿意他自己提出的方針,就應該下達一個新指令。他不認為自尊是建立在堅持自己永遠正確之上的。如果錯了,他應該要麽辭職,要麽提前退休。但是日本人的這種防禦心根深蒂固,因而在日本,不當著別人的麵過多地指出他專業上的失誤是比較明智的做法,也是到哪兒都適用的禮儀。
當一個人輸給對手時,他的這種敏感性表現得格外明顯。他可能隻是在競選某個職位時敗給了對手,或者在一次競爭激烈的考試中落榜了。失敗者對此“感到羞恥”。雖然在某些例子中,這種羞恥感會激勵他們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它也可能帶來危險的副作用。失敗者感覺失去了自信,變得或憂鬱,或憤怒,或兩者都有。他不再付出努力。美國人有必要認識到,競爭在日本並不會像在美國一樣,產生社會所期望的積極效果。美國人極為依賴競爭,並視之為“有益的事”。心理學實驗顯示,競爭可以激勵美國人工做出最好的成績。在競爭的刺激下,人們會發揮得更好。當美國人獨自做事時,他們沒法達到有競爭者相伴時的那種成績。但是在日本,實驗顯示的結果卻相反。這種實驗結果在童年期結束後尤為明顯,這可能是因為日本兒童對於競爭更持遊戲態度,不太擔心它。但是對於年輕人和成人來說,競爭越激烈,人們的表現越差。那些已取得好成績的實驗對象,在獨自工作時錯誤更少,速度更快,但一旦有了競爭對手,他們就開始犯錯,速度也慢了下來。他們發揮最好的時候,是當他們與自己過去的成績做比較的時候,而不是在與他人的成績做比較的時候。日本的實驗組織者正確分析了競爭狀態下日本人成績糟糕的原因。他們說,當這個項目引入競爭對手後,實驗對象最關心的是他們失敗的危險,於是工作也受到了影響。在實驗對象的感受中,競爭就像是一種侵犯,以至於他們把注意力都放在他們和侵犯者的關係上,而非他們手頭的工作上。
最會影響這些被測試的學生情緒的,是失敗帶來的恥辱。就像一個不願意辜負“對專業名聲的義理”的教師或者商人,學生們也不願意辜負對學生名聲的義理。輸掉比賽的那支學生隊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會任由自己沉浸在失敗的恥辱中自怨自艾。賽艇運動員若輸了,會撲倒在船上,趴在自己的船槳邊哭泣哀歎。輸了比賽的壘球運動隊員們則會抱在一起大聲慟哭。美國人會說,這些人都不是好的失敗者。美國人的禮儀希望失敗者承認對手獲勝是因為他們更優秀,並與勝利者握手祝賀。美國人無論多麽恨自己被打敗,都會鄙視那些輸了比賽就情緒激動的人。
日本人總是想方設法避免直接的競爭。他們的小學盡可能減少競爭,這幾乎超出了美國人的想象。日本的教師們接受訓練,教導每個孩子去追求個人更好的成績,但不給孩子提供機會去和其他人比較。日本小學從不讓任何學生留級。所有孩子都同時入學,並且一同完成整個小學教育階段。他們的小學成績單是基於孩子的品行打分,而非他們的學習成績。當競爭真的不可避免的時候,比如中學的錄取考試,氣氛會變得極為緊張。每個老師都能說出一些他們認識的男孩因為沒考好而自殺的故事。
日本人在一生中都盡量減少直接的競爭。美國的“絕對命令”是在和同伴競爭中取得好成績,然而日本基於恩情的倫理觀則不容許競爭。日本的整個等級製體係以及詳盡的階級規範都減少了直接競爭。日本的家庭內部也是如此。從製度上來說,日本的父子不像美國的父子一樣存在競爭關係:他們可能會互相排斥,但不會互相競爭。日本人覺得很驚訝,美國家庭中的父子會搶著使用家中小汽車,或者爭奪母親(妻子)的注意力。
無處不在的中間人製度是日本人防止競爭雙方當麵對峙的顯著方法之一。隻要有人擔心失敗後蒙羞,他就需要中間人。因而中間人可以為各種場合服務:協商婚事、招聘、辭職以及其他數不盡的日常事務。中間人通常替雙方傳達意見。但在有些重要的場合,比如協商婚事,雙方都會聘請自己的中間人,並在和自己的中間人商討各種細節後,才開始與對方協商。當事人一旦直接交流,難免會聽到一些有損他們“對名聲的義理”的要求或者指控。通過中間人這種間接方式,他們就可以避免麵對這些。中間人也會通過展示談判能力為自己贏得聲望,並因為成功的斡旋而贏得社區的尊重。如果協商順利,中間人自己的身價也會上漲,變得更有麵子,從而以後協商成功的概率也會更高。此外,中間人既要替客戶弄清楚雇主對職位的要求,也要把員工辭職的決定轉達給雇主。
日本人用各種禮儀來避免那些可能會讓人羞愧的、有損“對名聲的義理”的處境。因而日本人需要盡量減少的不僅僅是直接競爭,還有其他種種狀況。他們覺得,主人待客時應當穿著體麵,對客人致以某些歡迎禮節。所以,如果客人發現農民還穿著勞作服裝在家中,就不得不先等上一會兒。在換上合適的衣服並安排好適當的禮節以前,農民會假裝沒看見上門的客人。即使主人不得不在客人等待的那個房間裏換衣服,也是一樣;在裝扮整齊以前,他會假裝自己不在場。在農村地區,男孩們可以在全家人入睡後,去拜訪已經就寢的女孩。女孩可以接受或者拒絕他們的求愛。男孩會用一條毛巾蒙住自己的臉,這樣他就算被拒絕了,第二天也不必感到羞愧。這種偽裝並非是為了防止女孩認出自己,而隻是純粹的鴕鳥策略,這樣他就不必承認自己曾受辱。禮儀也要求人們盡量不去關注一個項目,直到它能確保成功。在簽訂婚約以前,媒人的任務之一是為準新娘和準新郎安排一次相親。他/她要確保這次會麵看起來很不經意,因為如果在這個階段會麵的意圖就說得太明白的話,那麽萬一協商破裂,其中一家或者兩家人的名譽就會受損。由於這對年輕人必須由各自的父母或其中一人陪同,媒人就扮演男主人或女主人的角色。最好的安排是,在一年一度的**展或者賞櫻節上,或者在一個知名公園或娛樂場所,他們全都假裝不經意地“撞見對方”。
通過這些以及其他許多辦法,日本人避免了因失敗而蒙羞的場合。雖然他們強調自己有責任洗刷受辱的名聲,但事實上,他們盡量使自己越少感到羞辱越好。這與許多同樣重視洗刷汙名的太平洋島嶼部落,形成鮮明對比。
在新幾內亞和美拉尼西亞從事種植的原始民族中間,正是讓人憤怒的侮辱給了部落或是個人行動的動力。譬如說,甲村是否舉行宴會取決於是否有其他村子的議論,從而把積極性調動起來。其他村子可能會議論第三個村子,說他們太窮了連十個人都喂不起,或者太過吝嗇把芋頭和椰子都藏了起來,或者首領太愚蠢不懂怎麽組織宴會等。受到議論挑戰的甲村,便用盛大的排場和熱情來款待所有賓客,為自己掙得名聲。婚事安排和經濟交易也常常來自同樣的動力。或者,當兩邊準備開仗時,他們會首先互相辱罵、挑起對方的憤怒,然後才搭弓射箭。哪怕隻是處理最小的事情,他們的解決方式都像要決一死戰似的。這種侮辱對行動是一種很大的激勵,這樣的部落也常常有很強的活力,但是,從沒有人會說這些部落很懂禮儀。
相反,日本人是有禮貌的典範。從他們出色的待人接物中就可以看出,他們在極力限製那些洗刷汙名的場合。日本人雖然仍把令人憤怒的侮辱當作鞭策,他們還是希望這種情形盡量不要發生。他們認為,隻有在某些明確規定的場合,或者當消除侮辱的傳統習俗在壓力下失效時,洗刷汙名的情形才應該發生。毫無疑問,正是對這種鞭策的使用,使日本有能力在東亞占統治地位,也促成了它在過去十年間對英美的政策。但是,關於日本對侮辱的敏感和對複仇的渴望,許多西方國家的討論更適用於新幾內亞那些利用侮辱的部落,而非日本。許多西方人對日本此次戰敗後的行為預測太脫離實際了,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日本人給予“對名聲的義理”的特殊限製。
日本人雖然禮貌,但美國人不應該低估他們對詆毀的敏感度。美國人喜歡互相鬥嘴,隨意評論,並將之視作遊戲,因而他們很難認識到這些輕微的批評對日本人來說極為嚴重。日本藝術家牧野芳雄在美國出版了自傳,書中生動地描述了日本人對“譏笑”的典型反應。牧野成年後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美國和歐洲度過的,但他強烈地感覺自己仿佛依舊住在位於愛知縣農村的家鄉。父親曾是地位很高的地主。他作為年紀最小的孩子,從小在優良的家庭環境中享受了萬千寵愛。但在童年末期,母親去世了;不久以後父親破產,變賣了所有家產來支付債務。家庭破碎了,牧野又身無分文,無法實現自己的雄心壯誌。他的誌向之一就是學習英語。為了學習語言,他給附近的一個教會學校當看門人。在十八歲時,雖然從未去過比附近幾個小鎮更遠的地方,但牧野已經下決心要去美國。
我拜訪了一個傳教士。比起其他人來,我最信賴的就是他了。我告訴他我想去美國,並希望他能給我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但令我極為失望的是,他叫道:“什麽?你想去美國?”
他的妻子當時也在同一個房間,他們兩人一起譏笑我。在那一刻,我感覺好像頭頂的血液降到了腳底。我在原地沉默地站了幾秒鍾,然後沒有和他們道別就徑直回到了自己的房間。我對自己說:“一切都結束了。”
第二天早上我就離開了。現在我想寫出我當時這麽做的理由。我總是認為,“不誠”是世界上最大的罪行,而同時,沒有比譏笑更不誠的事了!
我總是原諒他人的憤怒,因為偶爾脾氣暴躁也是人性之一。我通常也會原諒對我撒謊的人,因為人性是那麽脆弱,人們經常沒有足夠堅強的意誌來克服障礙,道出真相。我也會原諒那些傳播無根據謠言詆毀我的人,因為當有其他人勸你這麽做時,你很可能抵抗不了**。
甚至根據個案的情況,我也可以原諒殺人犯。但是譏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諒。因為人們正是因為內心不誠,才會譏笑無辜的人。
讓我告訴你們我對兩個詞的定義:殺人犯——謀殺他人肉體的人。譏笑者——謀殺他人“靈魂”和心靈的人。
靈魂和心靈,遠比肉體更加珍貴,因而譏笑是最可怕的罪行。確實,那個傳教士和他的妻子試圖謀殺我的靈魂和心靈,我當時體會到了強烈的心痛,感覺我的心在呐喊:“你們為什麽這麽做?
第二天早上,牧野芳雄把他的所有物品打成包袱,離開了教會學校。
傳教士譏笑一個身無分文的鄉下男孩想去美國當藝術家的念頭。牧野感覺他被傳教士的不誠“謀殺”了。隻有等到他實現了目標,他才能洗刷自己被玷汙的名聲。在被傳教士“譏笑”後,他沒有其他選擇,隻能離開那裏,並證明自己有能力去美國。牧野指控傳教士時用的英文單詞是“不誠”(insincerity),這或許讀起來有點奇怪;對於美國人來,那個傳教士的驚歎似乎是相當“誠”(sincere)的。但牧野其實是在使用這個詞的日本意思。日本人覺得一個人看不起他人,卻又不想激起他人攻擊自己,那他就是不誠的。這樣的譏笑充滿惡意,證明了此人的“不誠”。
“甚至根據個案的情況,我也可以原諒殺人犯。但是譏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諒。”既然“原諒”是不合適的,那麽另一個對“詆毀”可能的反應是複仇。牧野通過來到美國為自己洗刷了汙名。但是對侮辱或者失敗的複仇,在日本傳統中是地位很高的“好事”。寫書給西方讀者看的日本人有時候會用生動的形象化比喻來描述日本人對複仇的態度。1900年新渡戶稻造曾在《武士道》一書中寫道:“複仇中的某些東西可以滿足人們的公平感。我們對複仇的感覺完全就如同我們的數學能力,除非方程式兩邊的結果相等了,否則總感覺有事未完成。”岡倉由三郎在《日本的生活和思想》一書中,把複仇與一個特別的日本習慣做了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