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承受”的報答

日本人常說:“最難承受的是義理。”人們必須履行義理,這和他們必須履行義務一樣,隻不過義理是一係列與義務不同的責任。在英語中沒有和“義理”相對應的詞。人類學家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發現各式各樣奇怪的道德義務的種類,但義理是其中最奇特的一個。它是日本所獨有的。“忠”和“孝”在日本和中國文化中都存在,盡管日本人對這兩個觀念做了修改,但它們和其他東方國家所熟悉的道德指令依然很相似。義理既不是來自中國儒學,也不是來自東方佛學,它是一個日本獨有的類別。如果不考慮義理,就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做法。日本人在談論動機、名譽或男男女女在日本遭遇的窘境時,都會不斷地提及義理。

對西方人來說,從報答舊恩到複仇,義理的表單上列出了一係列最為迥異混雜的義務(見第107—108頁圖表)。也難怪日本人從未嚐試向西方人解釋義理;他們自己的那些全日語詞典都幾乎不能定義它。我把其中一本詞典的釋義翻譯為:“正當的途徑;人們必須跟隨的道路;為免遭世人非議而隻好勉強去做的事。”一個西方人也許沒法領會其中的含義,但是“勉強”一詞就指出了義理和義務的不同之處。義務,無論它對個人提出了多麽苛刻的要求,至少代表了一係列他應當履行的責任,是他本來就虧欠了親密家人,以及代表國家、生活方式和愛國心的統治者的。每個人從一出生起,就和親密家人及統治者有了強有力的緊密聯係,因而是虧欠他們的。盡管人們可能在完成義務要求的某些行為時很“勉強”,但義務本身從來不會被定義為“勉強”。而“履行義理”則會引起難以名狀的不快。要在“義理的領域”裏當一個負債者是最難的。

義理有兩個完全不同的類別。我把一個稱為“對社會的義理”——字麵意思是“報答義理”——指對他人報恩的義務。我把另一個稱為“對名聲的義理”,指確保自己的名聲和聲譽不被他人玷汙的責任,有點像德國人捍衛的“榮譽”。“對社會的義理”可以被粗略描述為完成契約關係,與之相對,義務則是完成與生俱來的對親密家人的義務。因而義理包括背負起對親家的所有責任;而義務則是一個人對自己直係親屬的義務。日本人稱呼嶽父、公公為“義理父親”;嶽母、婆婆為“義理母親”。他們把姻兄弟、姻姐妹稱為“義理兄弟”和“義理姐妹”,這種叫法專門用於配偶的兄弟姐妹或者兄弟姐妹的配偶。婚姻在日本當然是一種家庭之間的契約。人們終生都要對配偶的家庭履行契約性責任,即“履行義理”。需要履行的最沉重的義理應當針對安排契約的那一代人,即,雙方父母。而重中之重的義理則是年輕妻子對婆婆的義理,因為按照日本人的說法,新娘要搬去生活的家庭不是她出生的家庭。丈夫對嶽父嶽母的責任雖說有些不一樣,但也足夠令他害怕了。因為隻要嶽父嶽母有困難,他就不得不借錢給他們。此外,他還必須完成其他一係列契約責任。如一個日本人所說:“如果一個成年兒子為自己母親做一些事,那是因為他愛她,這就不可能是義理。當你的行為發自內心時,你就不是在履行義理。”有人謹慎周全地履行了他對嶽父嶽母的所有責任,但其實他隻是在盡一切努力避免遭到世人可怕的譴責——“這家夥不懂義理”。

“入贅女婿”的例子就生動且明確地反映了人們是如何感知“對親家的責任”的。入贅女婿是指“嫁”給妻子的男人。當一個家庭隻有女兒,沒有兒子,父母通常會為其中一個女兒招一個丈夫,以傳承家族的姓氏。入贅女婿的名字會從他自己家族的戶籍上刪除,改用嶽父的姓氏。他和妻子的家人同住,對嶽父、嶽母履行義理,在他死後也會和妻子的家人葬在同一塊墓地。總之,所有的習俗都嚴格遵照女人嫁入婆家的模式。為女兒“領養”一個丈夫,並不僅僅是因為自己沒有生兒子;通常,雙方家庭都希望能從這樁婚姻中受益。這些婚姻因而被稱為“政治聯姻”。女方的家庭可能很窮卻擁有社會地位,男方可能會用金錢回報自己階層的提高。或者,女孩的家庭可能很富有,有經濟能力為男孩提供教育;男孩作為回報,脫離自己原本的家庭。或者,女孩的父親通過這種方式,得到了一個公司潛在合夥人。無論哪種情況,入贅女婿肩負的義理格外沉重——但這也是合理的,因為在日本,更換姓氏、加入其他家庭的戶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在封建時代的日本,一個入贅女婿為了向新家庭證明自己,在打仗時要站在嶽父的這一邊,哪怕這意味著殺死自己的父親。在近代日本,涉及入贅女婿的“政治聯姻”幾乎給年輕人套上了一副最沉重的枷鎖,把他和嶽父的生意或者家族財產綁在一起。特別是在明治時期,這種聯姻很多時候都是對雙方家庭都有利的。但是入贅女婿通常十分厭惡自己的身份。日本有句俗語:“若仍有三合餘糧(約0.47升),就絕不要入贅。”日本人認為,這種厭惡正是“因為義理”。如果美國人也有類似的入贅習俗,他們很可能會說,他厭惡是“因為這讓他感覺自己不像個男子漢大丈夫”,但日本人不會這麽說。義理本身就特別難履行,讓人很“勉強”,所以,“因為義理”就已足夠表達日本人對這種沉重關係的看法了。

不僅僅對親家的責任是義理,對舅父母、伯父母和甥侄的責任也屬於這一類別。在日本,對這樣相對親近的親戚的責任都不能算作孝道,這便是日本和中國家庭關係的一大區別。在中國,許多類似的親戚,甚至更疏遠一些的,都可以分享共同的資源。但是在日本,他們隻是義理親戚,或者“契約”親戚。日本人指出,這些人通常從未施恩於你,而你卻應該為他們提供幫助;你對他們報恩,其實是在回報你們共同的祖先。這個出發點和必須照顧子女的出發點是一樣的。但是,照顧子女是一種義務,而對這些相對疏遠的親戚的幫助則被歸為義理。當一個人不得不幫助這些親戚,正如同他不得不幫助自己的親家時,他會抱怨道:“我為義理所累。”

如果談及偉大的傳統義理關係,比起姻親關係,絕大部分日本人更先想到的是家臣和君主,以及家臣和同伴的關係。一個值得尊重的人應當忠於他的上級和同階層同伴。這種義理被視作武士的美德,為大量傳統文學作品所稱頌。在舊日本,在德川家康統一日本以前,人們認為這種美德比“忠”——當時是對將軍的義務——更偉大,更珍貴。在12世紀時,一個源氏將軍要求一個大名交出他所庇護的敵對領主,大名回複了一封信,至今仍被日本人妥善保存。這個大名表示自己非常討厭人們指責他沒有履行義理,甚至不願意以忠的名義來違背義理。他寫道:“我對公共事務沒什麽個人控製權,但在值得尊重的人們之間,義理是一種永恒的準則”,甚至超過將軍的權威。他拒絕“對值得尊重的朋友做出不忠誠的舉動”。舊日本的這種至高無上的武士美德充斥在大量的曆史傳說中,至今仍在日本廣泛流傳,還被改編成能樂、歌舞伎和神樂舞蹈。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一則傳說是關於一個體形巨大、不可戰勝的浪人(沒有君主,靠自己的智慧謀生的武士),即12世紀的英雄牟慶。牟慶沒有任何背景,隻有令人稱奇的力量。寄身在一個僧院時,他砍殺每個經過的武士,隻為了收集他們的劍,籌措資金,來為自己打造一套封建時期上乘的裝備。他的舉動把僧院的和尚都嚇壞了。最終他要挑戰的對手是一個在他看來瘦弱、年幼的紈絝子弟。這回他卻遇到了勢均力敵的對手。這個年輕人是源氏後代,正謀劃為家族奪回將軍地位。事實上這個年輕人就是日本人愛戴的英雄源義經。牟慶對源義經獻上了熱忱的義理,並在之後為他立下了無數功績。但是最後他們敗下陣來,率領追隨者勉強突破了敵軍的嚴密包圍,並且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走遍日本替寺廟化緣的朝聖者。為了掩人耳目,源義經扮作化緣隊伍中的普通一員,而牟慶則假裝是領隊。他們撞見了敵人在他們逃跑路線上設立的關卡,牟慶編造了一長串寺廟“募捐者”名單,並假裝從他的卷軸上念出名單。他們幾乎蒙混過關了。但在最後一刻,盡管衣著卑微,源義經貴族般的優雅舉止還是引起了敵人的懷疑。他們把化緣隊伍重新叫了回來。牟慶立刻采取行動,才完全打消了敵人對源義經的懷疑:他為某件小事斥責源義經,並扇了他幾耳光。敵人這回信了。因為如果這個朝聖者是源義經的話,他的任何一個家臣都不可能舉起手來對抗他。如此違背義理是不可想象的。牟慶的不敬舉動拯救了這一行人的性命。等他們一抵達安全的地方,牟慶就跪在源義經的腳邊,請求賜死。他的主人仁慈地赦免了他。

在這些古老的傳說中,義理都是發自內心的,不帶絲毫怨恨。它是近代日本對黃金時代的幻想。這些傳說告訴人們,在那個年代,義理中沒有“勉強”。如果義理和忠衝突,一個人可以堅持義理,並受到敬重。當時的義理穿著封建關係的外衣,是人們喜愛的直接人際關係。“懂義理”意味著終生對君主效忠,而作為回報,君主會關愛自己的家臣。“回報義理”意味著對君主奉獻一切乃至生命,因為家臣本來就虧欠君主一切。

當然,這不過是幻想罷了。封建時期的日本曆史表明,戰爭時期許多武士都會被敵對陣營的大名收買。更重要的是,如下章所述,君主如若侮辱自己的武士,武士棄他而去甚至投靠敵軍,都是傳統且合理的做法。日本人熱衷複仇的主題,就和他們熱衷盡忠捐軀的主題一樣。這兩者都是義理;忠誠是對君主的義理,而對侮辱的複仇則是“對名聲的義理”。在日本,這兩者是盾牌的兩麵。

不管如何,對於今天的日本人來說,這些有關忠誠的古老傳說都不過是令人愉悅的幻想罷了。因為如今,“回報義理”不再是對自己合法的君主效忠,而是對各式各樣的人履行各式各樣的義務。今天關於義理的各種諺語充滿了怨恨,且不斷地強調公共輿論迫使人們去履行違背自己意願的義理。他們會說:“我安排這門親事隻是出於義理。”“因為義理,我才不得不把這職位給他。”“我必須去見他,隻是因為義理。”他們不斷地說,自己“為義理所累”,詞典把這個說法翻譯為:“我不得不這麽做。”他們說:“他用義理來強迫我。”“他用義理把我逼得走投無路。”這些說法意思都是通過提及以往所施的恩情迫使講話人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無論是在農村小商鋪的買賣中,還是在大財閥的上流圈子裏,或是在日本內閣,人們總是“受迫於義理”,並且“被義理逼得走投無路”。一個求婚者可能會利用兩個家庭之間的老交情或者經濟往來,迫使準嶽父接受提親;另一個人則可能用差不多的手段,獲取一個農民的土地。那個被“逼迫”的人也覺得自己必須服從。他說:“如果我不幫助我的恩人,我義理的名聲就會很差。”根據日本詞典的解釋,以上所有這些表達,都暗示了“勉強”,以及“僅僅為了合乎禮儀”而不得不服從。

義理的規則,完全就是強製性回報的規則;它們並非“十誡”那樣的、一係列的道德規則。當一個人受迫於義理,可能意味著他不得不否決自己的正義感。他們經常說:“因為義理,我不能夠堅持正義。”義理的規則和“愛鄰居像愛自己一樣”沒有關係。他們並不要求一個人發自內心地舉止仁慈。他們說,一個人必須履行義理,是因為“如果不這麽做,人們就會把他看作‘不懂義理的人’,從而讓他抬不起頭”。正是害怕非議,人們才不得不服從。事實上,“對社會的義理”在英語中常常被譯為“屈從公共輿論”,詞典也把“因為是對社會的義理,所以隻好接受”翻譯為“人們無法接受任何其他的做法”。

把履行義理和美國人的償還債務做比較,最有助於我們理解日本人的態度。在美國那些財務交易中,任何人如果不能及時還清債務,就會被宣告破產——這是嚴厲的懲罰。而日本人認為,一個不能回報義理的人相當於人格破產了。對於受到的小恩惠,比如一封信、一件小禮物,或是一句對償還銀行貸款和利息的及時提醒,美國人不認為非回報不可。但日本人覺得,生活中的任何接觸,都可能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讓你背上義理,不得不還。這意味著,日本人要小心記錄自己本不放在心上的一言一行,因為它們都可令自己背負義理;也意味著每個人要在一個複雜的世界中謹小慎微地生活。

有關義理的日本觀念和償還債務的美國觀念還有一個相似之處:回報義理時通常必須如數償還、等量回報。在這方麵,義務就很不一樣,因為無論你做多少,義務都是償還不清的,而義理則不是無限的。在美國人看來,有時候日本人的回報已經遠遠超出當年欠下的恩情了,但日本人不會這麽覺得。美國人認為日本人的禮物饋贈習慣也很奇怪:一年中有兩次,每個家庭會隆重地包裝一些禮物,作為對半年前收到的禮物的回贈;或者,一個女傭的家庭會年複一年捎禮物給主人家,以感謝雇用她的恩情。但其實,日本人忌諱回禮的價值大過收到的禮物。回贈昂貴的物品並不會讓自己受人尊敬。有一個關於禮物的不好聽的說法是,這個贈予者“用值錢的大魚回報了小魚蝦”。對於回報義理也一樣。

任何的交換,無論是勞力交換,還是商品交換,都會被記錄下來,妥善保存。在農村,有些記錄是由村長保管,有些則是由勞動組的成員保管,有些是家庭和個人的記錄。根據日本的習俗,參加葬禮的人會帶來“香典”。親戚也許還要帶來染色的布匹以製作送葬的幡。鄰居們也會過來幫忙,女人們在廚房裏忙活,男人們則挖墳、製棺。在須惠村,村長把這些事情都記錄在冊。對逝者的家人說這是一份很寶貴的記錄,因為它顯示出鄰居們都送了什麽禮,幫了什麽忙。他們可以從這份表單中知道自己欠了哪家哪戶多少禮,這樣當那戶人家有家人去世時,自己可以回報相應的贈禮。這是一種長期的禮尚往來。在農村的葬禮上,也有一些短期的交換,比如舉辦的喪宴。幫忙製作棺材的人會由主人提供吃喝,而他們會帶給主人一些大米,作為對一部分膳食的回報。這些大米也會被載入村長的記錄。在大部分喪宴中,賓客們還會帶來米酒,作為對聚會飲品的部分補償。無論這些場合是源於出生、死亡、插秧、蓋房還是社交聚會,所有交換的義理都會被詳細記錄下來,以便日後償還。

日本還有另一個關於義理的習俗,和西方償還債務的習俗相似。如果回報逾期拖延了,你的虧欠就會增加,就像利息一樣。埃克斯坦博士曾講述一個他和日本製造商打交道的故事。這個製造商資助他到日本搜集野口英世的傳記材料。埃克斯坦博士回到美國後完成這本書,並最終把手稿寄到了日本。可他既沒有得到簽收確認,也沒有收到任何回信。他自然很擔心會不會是這本書中的某些內容冒犯了日本人,但是他的去信依然沒有得到回複。幾年以後,製造商終於給他打了一個電話。他當時已經身在美國,打完電話後立刻趕去博士家裏,並捎去了幾十株日本櫻花樹。這份禮物極為慷慨、奢侈。正因為這份回禮拖延了那麽久,所以它必須很豐厚。這個送禮者對埃克斯坦博士說:“您當時沒有想要我立刻回報吧?”

一個“被義理逼得走投無路”的人經常被迫償付那些會隨時間增長的債務。一個人可能會向一個小商人求助,隻因為他是那個商人少年時期的老師的侄子。由於這個學生在年輕時無法向老師回報義理,這債務便經年累月地累計,如今這個商人不得不“勉強”地提供幫助,“以免遭到世人的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