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是一種債務,且必須被償還。但是在日本,所有的“報恩”行為都被認為屬於和“恩”完全不同的範疇。日本人覺得美國人的道德觀非常奇怪:把“恩”和“報恩”的範疇混為一談,且把“義務”和“責任”作為中性詞;這就如同美國人覺得,某些部落的經濟語言沒有區分交易中的“債務人”和“債權人”,也很奇怪。對於日本人來說,“恩”是一種最重要的,且永遠都存在的債務;而報恩則是積極的、箭在弦上的緊迫行為,可以用一係列其他概念的詞來稱呼。一個人身上背負的債務(恩)不是美德,他的報恩行為才是。一旦他為了感恩積極奉獻自己,他便擁有了美德。
美國人若想要更好地理解日本的道德觀,需要在腦海中把一切想象成經濟交易,並且要知道,在美國的財產交易中拒不履行債務那一方是會受到製裁的。在美國,人們必須履行自己的契約。你沒有任何借口把他人財產占為己有。一個人必須償還銀行債務,不能說不還就不還了。負債者需要對本金和利息同等負責。但美國人同時又覺得,愛國心和對家人的愛與經濟行為完全不同。愛是發自內心的,因為是無條件給予的,所以才最珍貴。愛國心則,是把國家利益置於一切之上,但除非美國正被敵軍侵略,否則它聽起來有些不切實際,和會犯錯的人類天性也不符合。當日本人覺得世上的每個人一出生就自動背負了債務時,美國人則覺得一個人應該憐憫並幫助他有需求的父母,不應該打老婆,應當撫養子女。但這些東西不可以像金錢債務一樣用數量計算,也不會像商業行為那樣在成功後得到獎勵。但在日本人看來,愛國心和對家人的愛,相當於美國的經濟償付能力。日本人履行愛國心和對家人的愛,就像美國人支付賬單或者抵押貸款的利息一樣,背後都有著很強的約束力。這種愛的義務並非隻有當國家宣戰或者父母病重這些緊要關頭時才需關注處理;它們是永遠都存在的陰影,就像一個紐約小農場主整日擔心抵押貸款,或者一個華爾街金融家賣空股票後憂心忡忡地看著股市上揚。
日本人把報恩分為截然不同的兩種類別,每種都有自己的規則:一種在數量和時限上都沒有止境;另一種可以計量且在某些特殊場合下必須償還。那些無止境的對債的回報被稱為“義務”(gimu)。如日本人所說:“人們從來都回報不了萬分之一的恩情。”人們的義務分兩種類型:對父母之恩的回報,是孝;對天皇皇恩的回報,是忠。這兩種義務都是強製性的,是每個人不可逃脫的命運。事實上日本的小學教育就被稱為“義務教育”,因為沒有其他詞能比“義務”更充分地傳達“必須”的意思了。生命中的一些變故可能會改變一個人義務的具體內容,但是義務是自動加在所有人身上的,超越一切。
這兩種義務都是無條件的。通過這些,義務成為不容置疑的絕對美德,日本式義務也逐漸偏離中國式孝道及對國家的責任。自從公元7世紀以來,中國的倫理體係就不斷被日本采用,“忠”和“孝”本來也是中國詞語,但中國人並不認為這些美德是無條件的。中國人認為有另一種美德超越了忠和孝,而且它是後兩者的前提。這就是“仁”,通常被翻譯為“仁愛”,但它幾乎涵蓋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際關係。父母必須有“仁”。一個統治者如果不“仁”,他的百姓即便反叛他,也是正當的。君主“仁”,是百姓“忠”的前提。皇帝和他的官員能在位多久,取決於他們是否“仁”。中國的倫理觀把“仁”當作人類一切關係的檢驗標準。
日本人的義務及報恩一覽表
一、恩:被動發生的義務。一個人“受恩”、“虧欠恩”,即從被動接受的觀點看,恩是一種義務。
皇恩:受恩於天皇。
親恩:受恩於父母。
主恩:受恩於主人。
師恩:受恩於老師。
人的一生中和所有人的往來都可能會受恩。
注:所有對你施恩的人都會成為你的“恩人”。
二、恩的回報。“償還”債務,向恩人“回報這些義務”,即從主動報恩的觀點看,這些報恩行為也是義務。
A. 義務。無論怎麽償還,都無法還清,且沒有時限。
忠:對天皇、法律和日本的責任。
孝:對父母和祖先(也含對子孫)的責任。
任務:對工作的責任。
B. 義理(“義理”是日文特有詞,包含了情義、道義等)。須如數償還,且有時間限製。
1. 對社會的義理
對領主的責任。
對親家的責任。
對他人的責任,因為受恩於他人,如獲得錢、恩惠、事業幫助(如“工作同伴”)。
對遠親的責任(伯母、伯父、外甥、侄子),不是因為受恩於他們,而是因為受恩於共同的祖先。
2. 對名聲的義理(也就是名譽)
有人侮辱自己,或者把失敗歸咎於自己時,為自己“洗刷”汙名的責任,即報複或者複仇。(注:這種反擊不被認為是侵犯。)
不承認自己(專業上)的失敗或者無知。
遵守日本禮儀的責任,即實施一切尊重上級的行為,不逾越地位地生活,在不合適的場合克製情感表露,等等。
中國的這種倫理觀念從未被日本接受。偉大的日本學者朝河貫一在談及中世紀時期的中日對比時,說:“這些觀念顯然和日本的天皇權威有衝突,因而從未被全盤接受過,哪怕隻是理論上。”事實上,在日本,“仁”成了一種匪徒的品質,完全喪失了它在中國倫理觀中的崇高地位。在日本,“仁”的發音是jin(寫法仍和中國的漢字一樣)。“行仁”或者“行仁義”對於最高層來說也不是必須具備的美德,“仁”已經被完全排斥在日本人的倫理體係之外,“行仁”簡直像是在做什麽非法的事。它也可以是值得稱讚的行為,比如把自己的名字列在公共慈善的募捐簿上,或者寬恕一個罪犯。但是它毫無疑問是分外的事,不是你必須去做的。
“行仁義”還有另一種“非法”的含義:它通常是匪徒看重的品格。對於德川時期的那些強盜和暴徒——武士佩帶雙刀,而他們隻佩帶單刀——“行仁義”是一種榮譽:當一個匪徒向陌生人尋求庇護,陌生人為了以後不遭到匪徒團夥的報複,就會答應下來,因此就是“行仁義”。在近代用法中,“行仁義”的地位變得更低了,經常出現在對應受懲罰的行為的討論中。日本的報紙說:“普通勞工仍在行仁義,他們必須受到懲罰。警察必須確保街頭巷尾中依舊盛行的行仁義現象被取締。”當然,他們指的是在敲詐勒索團夥和黑社會中依舊盛行的“強盜的榮譽”。特別是在近代日本,當小工頭非法雇用沒什麽技術的工人,通過剝削他們來牟利,就像世紀之交時美國碼頭上的那些意大利工頭那樣,他們就被說成是在“行仁義”。 中國觀念中的“仁”在日本被貶損得無以複加了。日本人篡改和貶低中國倫理觀中關鍵的一項美德,並使得再無其他相應品德來約束“義務”,於是孝道便成了日本人必須履行的責任,哪怕它會縱容父母的罪行和不公。隻有當孝道和對天皇的義務衝突時,才可以被廢除。此外,哪怕你的父母為老不尊,或者正在破壞你的幸福,你也一樣不能舍棄孝道。
有一部現代日本電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位母親在兒子那裏意外發現了一大筆錢。兒子是已婚的鄉村教師,他從村民那裏籌集到這筆錢,是為了替一個即將被父母賣入妓院的女學生贖身。那女孩的父母也是迫於無奈,由於鄉村饑荒,一家人都快餓死了。鄉村教師的母親自己經營著一家規模可觀的餐館,生活富裕,但她從兒子那裏偷走了這筆錢。兒子知道是自己母親拿的,卻不得不扛下了所有的指責。他的妻子發現真相後,留下了一封遺書,說丟錢的責任在於自己,隨後抱著他們的孩子一起投河自盡。事情被公開後,甚至沒有人質疑這個母親在整個悲劇中的責任。兒子履行了孝道後,隻身前往北海道去磨煉自己的意誌,以求日後能堅強地應對同類考驗。他是一個自命高尚的悲劇英雄。
作為美國人,我自然覺得應該對這個悲劇負責的人是偷錢的母親,但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卻強烈反對我的觀點。他表示,孝道經常會和其他品德衝突。如果男主人公足夠智慧,他或許能找到一種方式協調兩者的衝突,並且不失去自己的尊嚴。但是,如果他譴責自己的母親,哪怕隻是在自己心底默默譴責,都不可能再保住自尊。
無論在小說中還是在現實中,一個年輕男人在成家後都會背負起沉重的孝道。除非在某些“摩登”的圈子中,通常一個體麵家庭的父母會通過媒人來挑選兒媳婦。家族比兒子本人更在意是否能挑選到一個好媳婦,因為聯姻不僅涉及金錢往來,這位妻子還將被錄入家譜中,生養兒子,替家族傳宗接代。通常的習俗是,媒人會為這對年輕男女安排一次雙方父母都在場的、比較隨意的會麵,但年輕男女並不交談。有時候父母會為兒子準備一樁權宜婚姻:女方的父親從經濟上得到好處,而男方父母則得以和背景好的家庭聯姻。有時候父母會挑選一個人品好的姑娘。一個好兒子對父母之恩的回報,就是不質疑父母的決定。結婚後,他的回報依然會繼續。特別是當這個兒子是家族繼承人時,他必將和父母一起生活。然而眾所周知的是,婆婆總是不喜歡兒媳的。婆婆總會對兒媳百般挑剔,甚至可能會把她趕回娘家,或者解除婚姻——哪怕兒子很滿意自己的妻子,隻想和妻子一起生活。日本的小說和自傳不僅傾向於描述妻子的苦難,也很喜歡強調丈夫的痛苦。當然,丈夫屈從解除婚姻的決定,其實是在行孝道。
美國的一個“摩登”的日本女人,曾在自己東京的家中,收留一個被婆婆趕出家門且懷了孕的年輕妻子。這個妻子被迫和悲傷的年輕丈夫分離。她生著病,傷心欲絕,卻絲毫沒有責怪自己的丈夫。逐漸地,她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轉移到了即將出生的孩子身上。可是,孩子一生下來,那個婆婆就帶著沉默、順從的兒子來了,要求帶走孩子。當然,這孩子是屬於婆家的,所以婆婆帶走了孩子,但隨後孩子立刻被送進了寄養家庭。
所有這些行為都不時地摻雜在孝道中,被視為是對父母之恩的合理回報。在美國,這些故事會被看作是對個人正當幸福的外來幹涉。但是日本人可不會把這種幹涉看作是“外來的”,因為他們把虧欠視為一切的前提。在日本,這類故事有點兒像美國故事:一個老實人曆盡艱辛、吃盡苦頭,堅持還清債務。它們都講述了真正高尚的品德,即人們如何為自己贏得尊敬,並頑強地接受人生挫折。但是,無論這種挫折多麽高尚,都自然會在人們心中留下一絲怨恨,所以值得一提的是亞洲人關於“可恨之物”的諺語——緬甸人列出了“火、水、盜賊、官員和惡人”;而日本人則列出了“地震、打雷和父親”。
與中國不同的是,日本的孝道並不包括幾個世紀前的祖先世係,以及從他們衍生出的龐大宗族。日本人的祖先崇拜隻針對近祖。墓碑上的字體必須每年重新描畫,以顯示主人的身份。當在世者都不再記得某個祖先了,自然也就無人打理他的墳墓了,家庭神龕中也沒有他的靈位了。日本人隻對那些尚活在記憶中的人虔敬,他們隻注重此時此地。許多作家都曾提到,日本人缺乏對抽象思維或憑空想象的興趣;對比中國的孝道,日本版孝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日本版孝道最重要、最實際的意義在於,它把盡孝的義務局限在在世者之間。
在中國和日本,孝道遠不止對父母和祖先的尊重與服從那麽簡單。美國人認為對孩子的照顧取決於母親的本能和父母的責任感,但中國人和日本人則表示這取決於一個人對祖先的尊敬。日本人對此說得非常明確:人們通過把自己受到過的照顧傳遞給子女,來償還對祖先的虧欠。日語裏沒有一個詞可以表達“父親對子女的義務”,所有此類責任都被包含在對父母以及祖父母的孝道之中。“孝道”要求一家之長對子女擔負起各種責任,教育兒子和弟弟,管理家產,救濟貧窮的親戚,以及數不清的日常責任。日本製度化家庭的嚴格限製,同時也控製了能被義務服務的對象的人數。如果兒子死了,父親出於孝道的義務,要承擔起養活其遺孀及其子女的責任。同樣,如果女兒喪夫,父母有時候也要接濟她和她的家庭。但他們沒有義務照顧一個喪夫的侄女或者外甥女,若有人這麽做了,他就是在履行一種完全不同於孝道的義務。人們有義務撫養和教育自己的親生子女。但如果有人教育侄子,慣例上他應該把侄子合法地領養為兒子。如果他們還是叔侄關係,他就沒有義務教育他。
孝道並不要求人們在接濟他人(甚至是貧窮的直係近親)時表現出尊重和關愛。年輕的寡婦被家人稱為“冷飯親戚”,意思是,她們吃的都是冷菜剩飯。她們需要對每個家庭成員保證隨叫隨到、唯命是從,並且服從家人替她們做的決定。她們和自己的孩子都是低人一等的窮親戚。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中,她們受到的待遇也許不那麽差,但一家之長並沒有義務善待她們。兄弟們在互相履行責任時,也沒有義務非要懷著熱忱;人們經常稱讚道:盡管某對兄弟痛恨彼此,做哥哥的還是盡職履行了對弟弟的義務。
婆婆和媳婦之間的矛盾恐怕是最大的。媳婦作為一個陌生人住到了新家庭中。她有義務去了解婆婆習慣怎麽操持家庭,並且學著照做。在許多例子中,婆婆都會明確表示年輕的兒媳配不上自己的兒子;在其他一些例子裏,我們可以推測出婆婆非常嫉妒兒媳。但是正如日本諺語所說:“無論兒媳多麽可恨,生下來的孫子都是可愛的。”因而孝道總是存在於婆媳之間。兒媳們在表麵上無比低眉順眼,但是這些溫順迷人的姑娘在曆經歲月後也會變得苛刻、挑剔,和自己以前的婆婆一樣。作為年輕的妻子,她們不能流露出一絲敵意,但是她們並沒有因此就變成本性溫良的人。等到了晚年,她們就會把常年累積的怨恨發泄到自己的兒媳身上。今天,日本女孩會公開談論嫁給一個不繼承家業的兒子的好處,因為這樣她們就不必和霸道的婆婆住一起了。
“盡孝”並不一定要讓整個家庭充滿關愛。雖然在有些文化中充滿關愛是一個大家庭道德法則的關鍵,在日本卻不是。正如一個日本作家所說:“日本人格外尊重整個家庭,因而他們不大看重每個家庭成員,或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雖然並非每個日本家庭都是如此,但這段話描述了大致的情況。日本家庭強調的是履行義務和回報恩情。家中長輩擔負起巨大的責任,其中之一是確保年輕人做出必要的犧牲。即使年輕人感到怨恨,也無濟於事。他們必須遵守長輩的決定,否則就是不遵守孝道。
以上這種家庭成員之間的彼此怨恨,在日本的孝道關係中十分顯著、典型,但不存在於其他類似的義務關係中,比如對天皇的效忠。日本政治家們用盡心思把天皇塑造成一個神聖的領袖,並使他與喧鬧平庸的世俗生活隔離開來。隻有這樣,天皇才能令所有子民全心全意為國家服務。把天皇說成是子民的父親是不夠的,因為家庭中的父親,盡管肩負所有的義務,受到的評價卻可能並不高。天皇隻能是超脫所有世俗考量的聖父。對天皇效忠是一種最崇高的美德,人們必須狂熱地仰慕這個幻想中的、未被俗世汙染的“好父親”。早期明治維新的政治家們在拜訪西方各國後,寫道:這些國家曆史的前進都是由統治者和百姓之間的衝突推動的,這不符合日本精神。他們回到日本後在憲法中寫道:統治者是“神聖且不可冒犯的”,並且不對國務大臣的任何行為負責。天皇將是日本統一的最高象征,而非擔負職責的國家元首。由於天皇約七個世紀以來都不再是實際的統治者,因而很容易永久維持其在後台的角色。明治政治家們隻需要在所有日本人心中,把天皇和無條件的最高美德——忠——聯係起來。在封建時期的日本,“忠”曾是對世俗領袖將軍的義務。這一漫長的曆史警告明治政治家們,如果想要實現“日本精神的統一”這一目標,他們必須在新體製中做些什麽。在將軍兼任征夷大元帥和執政首領的那幾百年裏,盡管人們也對他“忠”,但反抗其統治的叛亂和刺殺的陰謀卻也十分頻繁。對將軍效忠時常與對封建君主的義務衝突,並且對後者的忠往往比前者更有強製性。畢竟,對自己的君主效忠是基於麵對麵的直接接觸,而相比之下,對將軍的忠則顯得有些疏遠。在動亂時期,武士家臣也為逼將軍退位和擁立自己的封建君主而戰。明治維新的提倡者和領軍人物為反抗德川幕府鬥爭了一個世紀,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效忠天皇。而此時天皇隱居幕後,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想象天皇的形象。明治維新正是尊王派的勝利。正是從效忠將軍到效忠具有象征性的天皇的轉變,才讓1868年的事件可以被稱為“王政複古”。天皇依然繼續遁世。他授予“閣下們”權力,但他本人並不執掌政府或軍隊,也不頒布政策。和以前差不多的那些顧問——雖然他們經過了更好的挑選——繼續執掌政府。真正巨大的變化是發生在精神領域的,因為“忠”從此意味著每個人必須回報神聖的領袖,即最高祭司。這也是日本統一和永恒的象征。
人們的“忠”之所以能夠很容易地轉移到天皇身上,當然也得益於一則講述“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後裔”的傳統民間神話。但是這一則指出天皇神性的神話傳說並不如西方人認為的那麽重要。當然,那些反駁天皇是神後裔的日本知識分子並沒有因此質疑人們是否應當對天皇忠誠;而接受了天皇是神後裔的普通百姓其實和西方人的出發點也不是同一個。Kami這詞被翻譯成“神”,其字麵意思是“頭”,即等級製的頂端。和西方人不同的是,日本的人和神之間並沒有隔著鴻溝,任何日本人在死後都可以變成kami。在封建時期,人們“忠”的對象是沒有神性的等級製的頭頭。能夠把“忠”轉移到天皇身上,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日本沒有朝代更迭,隻有一個皇室貫穿曆史。西方人也許會抱怨:這種所謂的連續性其實是個騙局,因為日本繼承皇位的規則不符合英國或者德國皇家繼承規則。但這種抱怨是毫無根據的。日本的規則就是日本的規則。根據日本規則,它的皇室繼承“從古至今”都沒有中斷過。中國有史以來經曆了三十六朝更替,但日本沒有。它雖然也接受了各種變化,但社會構架從未瓦解,模式也一直沒變。在王政複古前的上百年中,反德川勢力正是利用了這種曆史觀的說法,而非神性後裔論,來推翻德川幕府。他們說,對等級製最高地位者的“忠”,就應該獻給天皇一個人。他們把天皇擁戴為國家的最高祭司,而這一角色並不一定是神性的。皇室的連續性比天皇是神的後裔更為關鍵。
近代日本盡了一切努力,使“忠”隻特別針對天皇本人的形象。明治維新後的第一個天皇是一個重要且莊嚴的人。漫長的在位期使得他很容易在臣民心目中符號化。天皇在公眾麵前的偶爾亮相均伴隨著極為隆重的朝拜儀式。當聚集的人群在他身前跪拜時,四下一片寂靜,沒人敢抬起眼睛直視。一樓以上的窗戶都被關閉了,因為沒有人可以從高處俯視天皇。天皇和他的高級顧問的接觸也同樣是遵從等級的。他並不召見行政官員。隻有一些有格外特權的“閣下”才能“覲見”他。他不對有爭議的政治問題頒布詔書;通常詔書的內容都是關於倫理、節儉,或者宣告爭端已被解決,用於安撫民心。當他病重臥床時,幾乎整個日本都成了寺廟,所有崇拜他的民眾都在為他虔誠祈禱。
通過所有這些方式,天皇成了一個超脫一切政治紛爭的符號。就好像人們對星條旗的忠誠高於且超越所有的黨派政治一樣,天皇也是“不容違背”的。我們每次升旗、降旗時都會有一個儀式,而我們曾以為這種儀式不適用於個人。但是,日本的至高象征就是一個人,並且日本人最大限度地仰仗這一點。他們可以去愛戴他,而他也會有所回應。日本人會因為天皇“關心他們”而感動得欣喜若狂;他們會獻上自己的生命,來“使他放心”。在一個像日本這樣完全基於人際關係的文化中,天皇是忠誠的符號,其意義遠超國旗。如果老師在上課時說一個人的最高職責是愛國,這個老師會被認為不合格;因為最高職責應當描述為:對天皇本人的報恩。
“忠”提供了一個天皇和臣民關係的雙重體係。臣民可以越過任何中間人,直接對天皇效忠;他可以用自己的行動“使陛下放心”。但是,天皇對臣民的命令則需要通過他們之間所有的中間人來層層轉達。“這是天皇禦旨。”這句話會立刻激發人們對天皇的“忠”,可能比其他現代政權具有更強大的約束力。羅裏曾描述過一次和平時期的軍事演習。一個軍官帶隊出發時下令,沒有他的許可,誰都不許從水壺裏喝水。日本軍隊訓練時經常要在艱苦的環境中連續行軍五六十英裏不休息。那一天因為口渴和筋疲力盡,二十個士兵暈倒,五個一命嗚呼。事後查看他們的水壺,竟然都還是滿的,這一切隻因為“那個軍官下達過命令。這是天皇禦旨”。
在民政方麵,“忠”幾乎對從喪葬到稅收的一切事務都有約束力。稅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員都是臣民表達忠心的中介。日本人的觀點是,遵紀守法便是他們對最大的債務——皇恩的回報。這與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形成強烈的對比。對美國人而言,全國上下都很討厭各種新法條——從街頭紅綠燈到所得稅——並認為它們是在幹涉個人自由。聯邦法規遭受了雙倍的懷疑,因為它幹涉了每個州製定自己法律的自由。許多公民都覺得華盛頓官僚機構是把這些法規強加在他們的身上,簡直無論多麽激烈的譴責都不足以平息怒火。也正因如此,日本人覺得美國人是一個目無法紀的民族;美國人則覺得,日本人是一個隻懂順從、缺乏民主觀念的民族。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是,這兩個國家公民的自尊關聯著不同的態度。在美國,一個人的自尊取決於他能否掌控自己的事務;在日本,自尊則取決於他能否回報他所認可的施恩者。但這兩種態度各有難處:美國人的難處在於,盡管某些法規對整個國家有益,卻很難讓民眾接受;日本人的難處則在於,需要一生都活在恩情的陰影之中,很痛苦。每個日本人都在嚐試如何既不觸犯法律又規避掉自己背負的義務。他們也會欣賞某些形式的暴力、直接行動和私人複仇,而美國人則不會。盡管日本人具有以上這些特質,和其他一些可能被激發的特質,他們依然不會去質疑他們肩負的“忠”。
當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宣布投降時,整個世界都看到了“忠”所展現的難以置信的威力。許多和日本有過接觸或對它有所了解的西方人都曾經說過,日本人是不可能投降的。他們堅持認為,若幻想讓遍布亞洲和太平洋島嶼的日本軍隊和平地放下武器,那就太幼稚了。許多日本的武裝部隊還沒有在當地打過敗仗,並且他們依然相信自己是在為正義而戰。日本本島上也都是誓死抵抗者。占領軍——它的先鋒部隊規模比較小——如果前進至軍艦炮彈的射程之外,則可能會麵臨被屠殺的風險。在這場戰爭中,日本人毫無顧忌,不惜一切代價。他們就是一個好戰的民族。但是,以上這些美國分析家們沒有考慮到“忠”。天皇一開口,戰爭就停止了。在天皇的聲音出現在廣播之前,一些激烈的反對者在皇宮周圍拉起了警戒線,企圖阻止停戰詔書的宣布。但是,一旦停戰詔書從天皇口中讀出來,所有人都立刻服從了。無論是在滿洲或爪哇的前線指揮官們,還是身在日本的東條英機們,無一反對。美國人的軍隊在機場降落後,遇到了有禮貌的迎接。一個外國記者寫道,他們早上降落時手上還緊緊握著手槍,到了中午時已經把槍收了起來,到了傍晚他們開始逛街買小工藝品了。此刻,日本人通過遵守和平的方式,來“使陛下放心”;而一周以前,他們還在發誓要頑抗到底,哪怕隻剩一根竹竿,也要擊退夷狄,“使陛下放心”。
對於這個現象也沒什麽可奇怪的,除非某些西方人不能理解,影響人行為的情感本身是各式各樣的。有些西方評論家宣稱,除了對日本民族斬草除根外,沒有其他辦法。有些則說,日本隻有自由主義者當權且推翻現有政府,才能拯救自己。以上說法如果是針對一個全麵投入、全民支持戰爭的西方國家,是說得通的。但是,他們錯了。他們錯在把極為西方式的行動方針強加給日本。甚至在和平占領日本的幾個月後,有些西方評價家依然在預言:一切都失敗了,因為日本沒有發生西方式的革命,或因為“日本人不知道他們已經被打敗了”。這是基於西方是非標準的優秀西方社會哲學。但日本不屬於西方世界。它沒有采用西方國家的最後一招——革命。它也沒有搞陰謀破壞來對抗美國的占領軍。它使用了自己的力量,即在戰鬥力完全瓦解前,有能力要求所有人通過無條件投降這一代價,來對天皇效忠。在日本人看來,雖然他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他們也得到了最為看重的東西——現在他們終於可以說,這是天皇下達的命令,即使它是投降的命令。盡管戰敗了,最高的準則依然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