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後,美國人參與了日本政府的管理工作——他們完全有理由對此感到自豪。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三方聯合製定了美國在這方麵的政策,並於1945年8月29日通過電台發布,最終由麥克阿瑟將軍巧妙地付諸實踐。但美國人自豪的理由常常被美國報刊及電台中的黨派吹捧和攻擊所掩蓋。即使是足夠了解日本文化的人,也不確信目前的政策是否明智可取。
日本投降時期的一個重大問題還是占領的性質問題。勝利方是應該繼續保留利用現有的政府乃至天皇呢,還是應該廢棄它們?是否應該讓美國軍政府的管理滲透到縣鄉一級?意大利和德國采用的模式是在當地設立盟軍軍政府總部並作為戰鬥力量的一部分,把地方行政事務掌控在盟軍行政官員手中。當日本投降的時候,太平洋地區的盟軍軍政府官員以為在日本也會采用同樣的模式。日本人也不知道他們將被允許保留多少對本國事務的責任。《波茲坦公告》上隻是說:“日本領土上由盟軍指定的點都應該被占領,以確保完成我們在此提出的基本目標。”並且必須永遠消除“那些欺騙和誤導日本國民並使之發動世界侵略戰爭的勢力”。
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聯合向麥克阿瑟將軍發出的指令,體現了對以上事務的重要決定,即日本人將對本國的行政管理和重建負責。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也完全支持這個決定。“最高司令官將會通過包括天皇在內的日本政府機構和機關行使權力,直至能夠滿意地推進美國的目標。而日本政府將會被允許在麥克阿瑟將軍的指導下,在內政事務上行使政府的正常職能。”因此,美國對日本的管理方式與德國和意大利的管理方式很不一樣。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僅僅是一個利用日本從上到下各級官僚的組織。它直接向日本帝國政府傳達信息,而不是向日本國民。它的職責是替日本政府指明努力的目標。如果某個日本內閣大臣覺得這目標不可能達到可以提交辭呈,但如果他的反對有道理,也可以讓指令得以修正。
這是一個大膽的舉措。從美國人的觀點來看,這個政策的好處足夠明顯。正如同希爾德林將軍在那時說的:“利用國民政府的好處是巨大的。如果沒有日本政府為我們所用,我們將不得不直接操縱這台管理七千萬人口國家所需的複雜機器。這些人在語言、習俗和觀念上都與我們不同。通過清理日本政府機構並把它當作工具加以利用,我們節約了自己的時間、人力和資源。換言之,我們要求日本人收拾自己的家,同時會提出明確要求。”
在華盛頓製定政策的期間,依然有許多美國人擔憂日本人**沉消極和不友善。一個伺機複仇的國家可能會破壞一切和平計劃。事實證明這些擔憂是多餘的。其原因不在於關於戰敗國、政治或經濟的普遍真理,而在於日本獨特的文化。很可能,這個善意的政策在其他任何民族那裏,都不會取得像在日本一樣的成功。在日本人看來,戰敗固然殘酷,但這個政策促使日本實行新的國策,使他們不感到那麽羞恥。他們如此順從地接受這個政策,恰恰因為受文化製約的特殊國民性格。
在美國,人們不斷爭論采取的和平條約到底應該是嚴厲的還是寬厚的。但真正的問題其實並不在於嚴厲還是寬厚,而在於把握好不多不少、恰到好處的分寸,以打破傳統的、危險的攻擊性模式,設定新的目標。最終選擇哪種方式取決於國民性格,以及該國的傳統社會秩序。譬如說,正因為普魯士的專製主義已經在家庭和日常市民生活中根深蒂固,某種和平條約對於德國便是必不可少的。對德國采取的明智和平的指令自然也和對日本的不同。德國人和日本人不一樣,不認為自己對世界和曆史虧欠恩情。他們奮鬥不是為了償還不可估量的債務,而是為了避免淪為受害者。父親是一個專製的形象,和其他地位高的人一樣,如那句俗語所說,由他來“強迫別人尊重他”。如果不能得到尊重,他會感覺受到威脅。在德國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兒子都會在青春期反抗專製的父親,在成年後,又會向父母所過的那種單調乏味的生活妥協。德國人的人生最高峰就是狂飆突進的叛逆青春期那幾年。
但日本文化的問題不是極端的專製主義。日本父親尊重年幼的孩子,這在幾乎所有的西方觀察家看來都稱得上出類拔萃。正因為日本孩子習慣了和父親之間真正平等的情誼並公開以父親為傲為榮,父親隻要簡單改變一下語氣,就能令孩子按照囑咐行事。但父親不會對年幼的孩子嚴厲,日本的孩子也不會在青春期反抗父母的權威。相反,青春期的日本孩子們在世人評判的目光下,成為自己家庭富有責任感和順從的代言人。如日本人所說,他們顯示出對父親的尊重,是“為了練習”或“為了訓練”。意思是,作為受尊重的對象,父親成了一個超人格的符號,象征了等級製度和恰如其分的生活方式。
父親在孩子最初的經曆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是整個日本社會的模式,即位居等級製上層且受到最高級別尊重的人,並不行使專製權力。位於等級製頂端的官員們通常並不掌握實權。上至天皇,下至底層,都有顧問和隱藏的勢力在幕後發揮作用。在20世紀30年代,青龍會式的超民族主義組織之一的領導人,對東京一家英文報紙的記者說過一段話,可謂對日本社會最精確的描述之一。他說:“日本社會是一個三角形,由一個角上的大頭針固定。”換句話說,三角形躺在桌上,所有人可以看見,但大頭針是看不見的。三角形有時候偏向右邊,有時候偏向左邊,都是以一個隱蔽的支點為中心,左右搖擺。如西方人經常說的,一切不過是“鏡中迷惑人的幻象”。日本社會盡一切努力把專製權威藏在幕後,令一切舉動看似在對象征性地位示忠,而這個象征性地位通常都是和實權疏離的。日本人一旦發現了剝掉麵具後的權力根源,就會把這根源視作剝削者,配不上整個係統。這和他們對放高利貸者及暴發戶的看法如出一轍。
正因為日本人以這種方式看待世界,所以無須成為革命者便可以反抗剝削和不公。他們並不希望破壞社會的基本結構。日本人可以在不攻擊整個係統的前提下開始實行最徹底的改革,正如明治維新時期做的那樣。他們稱之為“複古”,即“退回”到過去。但他們從來都不是革命者。西方作家有的把希望寄托在日本發生意識形態領域的群眾運動;有的則誇大戰爭期間的地下運動,希望從中找到可以帶領日本投降的領袖;有的自日本投降後就一直預言激進政策會在日本民調中勝出——但是他們全都嚴重錯估了形勢。他們所做的一係列預言都是錯的。保守派首相幣原男爵在1945年10月組閣時發表的演講更符合日本人的想法:
新日本的政府有一個尊重全體國民意願的民主形式……在我們國家,自古以來,天皇都是把他的意願作為國民的意願。這是明治天皇憲法的精神,而我講的民主政府正是這種精神的真正體現。
他用這種措辭來表達民主,對美國讀者來說似乎毫無意義。但毋庸置疑的是,這種複古之說的基礎,比起西方的意識形態基礎,將更有利於日本擴大公民的自由領域,提高國民福利。
當然,日本也會試驗西方的民主政治體製。但是西方的製度在日本不見得就能像其在美國一樣,成為改善世界的可靠工具。普選以及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固然可以解決許多問題,但同時也製造了同樣多的問題。當這些問題愈演愈烈時,日本人就會修正美國人賴以實現民主的這些方法,到那時美國人就會激動地聲稱這場戰爭白打了。他們總是相信自己的道路是絕對正確的。但是,普選在日本重建和平國家的漫長過程中,至多不過起輔助性作用。自從19世紀90年代試行第一次選舉以來,日本並沒有發生過什麽根本性的改變,因而小泉八雲所描述的一些老問題今後還可能重現:
在那些激烈的競選中確實不含任何個人仇恨,而此類仇恨曾令很多日本人失去生命;在令人震驚的充滿暴力的議會辯論中,也很少見到針對個人的敵意。政治鬥爭並不是個人之爭,而是藩閥利益之爭,或者黨派利益之爭。而每個藩閥或者黨派的忠誠追隨者,都把這種新的政治理解為一種戰爭的新形式——為了領袖而打的效忠之戰。
20世紀20年代選舉中,村民們通常會在投票前說:“我的脖子已為刀清洗過了。”這句話把選舉比作過去有特權的武士對普通百姓的侵犯。哪怕在今天,日本選舉所包含的意義也和美國的不同,而無論日本是否在推行危險的侵略政策,情況都是如此。
日本賴以重建一個和平國家的真正力量在於,它能夠在一個行動方針失敗後立刻投身於其他方針。日本人具有靈活應變的品質。他們曾試圖通過戰爭在世界上贏得“恰當的地位”,但失敗了。現在他們可以拋棄這個方案了,因為所接受的訓練使其有能力順應任何方向的改變。而那些擁有更絕對倫理觀的國家總是相信自己在為原則而戰。當他們向勝利者投降時,會說:“我們戰敗了,正義一方輸了。”而他們的自尊會要求他們繼續努力,下一次扭轉局麵。否則便會痛心疾首,不斷懺悔。但日本人不是這樣。投降後的第五天,在美國人尚未登陸之前,東京一家大報《每日新聞》在談及戰敗及其帶來的政治變化時說:“但是,所有這些對於最終拯救日本來說,都是好事。”社論強調,每個人都應當時刻牢記他們完全被打敗了。正因為憑武力建造一個強國的努力徹底失敗了,他們必須走另一條和平國家的道路。東京另一家大報《朝日新聞》也在同一星期發表文章,認為日本後期“對軍事力量的過度信賴”是一個在內政和國際政策中的“嚴重錯誤”。它說:“過去的觀念令我們一無所獲,反而遭受那麽多苦難,我們應該拋棄它並迎接一個基於國際合作與愛好和平的新觀念。”
西方人認為這種改變是原則性的改變,因而持懷疑態度。但是,無論在人際交往中,還是國際關係中,“改變”都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旦某個行動方針落空,日本人便認為這方針是“錯誤”的,並把它當作已注定的敗局拋棄,因為他們不可能固守注定要失敗的方針。20世紀30年代,日本人普遍認為軍國主義是贏得世界崇拜的途徑,盡管這種崇拜隻是針對武裝力量。他們接受了實行這樣一個方針所需要的全部犧牲。1945年8月14日,天皇——日本最具發言權的人——向國民宣布他們戰敗了。日本人接受了這個事實及其暗含的一切。它意味著美軍要來了,於是日本人歡迎他們;意味著皇朝擴張事業失敗了,於是他們願意製定一部宣告戰爭非法的憲法。投降後的第十天,國民報紙《讀賣新聞》以“新藝術和新文化的起步”為題寫道:“我們必須堅信軍事失敗和國家文化價值毫無關係。軍事失敗可以變成動力……隻有國家戰敗的教訓才能使日本人真正走向世界,客觀看待一切。過去扭曲日本人思維的每一種非理性因素都必須經過徹底分析,並予以消除……正視失敗的殘酷現實需要勇氣,但我們必須對日本文化的未來有百分百的信心。”他們的行動方針失敗了,現在他們開始嚐試體會人生的和平藝術。社論裏也重複提到:“日本必須贏得世界其他國家的尊重。”日本人有責任在一個新的基礎上贏得這種尊重。
這些報紙的社論不僅僅代表了少數知識分子的聲音。東京街頭和偏僻村莊裏的普通人也同樣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美國占領軍難以相信,眼前這些友善的人們不久前還立誓要拿竹矛奮戰到死。日本人的倫理觀中包含了許多美國人會駁斥的觀點,但美國人在占領日本期間的經驗充分證明了,與己迥異的倫理觀也可以有許多值得稱讚的方麵。
在麥克阿瑟將軍領導下,美國人已經認可了日本人履行新路線的能力。如果美國人堅持用羞辱的方式阻撓日本人履行這一路線,在西方文化中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西方的倫理觀相信羞辱和懲罰是促使惡人認罪的有效社會手段。這樣的認罪是改過自新的第一步。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日本人對此看法不同。他們的倫理觀要求人們對自己行為的一切影響負責,而犯錯導致的“自然後果”會讓他們相信這並非原本想要的。這些“自然後果”甚至也可能包括了全麵戰爭的失敗。但是,日本人並不會因為失敗而覺得自己被羞辱了,從而心生怨恨。在日本人的詞典裏,個人或國家隻能通過詆毀、譏笑、輕蔑、貶損以及揭露丟臉的事等手段來羞辱對方。當日本人認為自己被羞辱了,複仇便是一種美德。無論西方倫理觀多麽強烈地譴責這樣的信念,美國占領日本的有效性取決於美國人在這點上的自我克製。日本人嚴格區分哪種是他們十分憎惡的嘲笑,哪種是投降條約帶來的包括解除軍備及負擔苛刻賠償在內的“自然後果”。
日本曾取得過戰勝另一強國的巨大勝利。隻要敵國沒有羞辱自己,日本作為勝利方就會小心避免羞辱被俘的敵人。有一張婦孺皆知的照片拍攝了俄國軍隊於1905年在旅順口投降的情景。照片顯示俄國人佩帶了日本人的軍刀,由於他們沒有被繳械,隻能通過製服的不同來區分俄國軍人和日本軍人。根據日本人對此次投降廣為流傳的描述,當俄國司令官斯提塞爾將軍示意他願意接受日本的投降條件後,一個日本上尉和翻譯便帶著食物前往他的司令部。“除了斯提塞爾將軍的那匹馬外,其他馬都已經被殺死吃掉了,所以日本人帶給他們的五十隻雞和一百個雞蛋的禮物非常受歡迎。” 斯提塞爾將軍和乃木將軍在第二天如約會麵。“兩個將軍緊緊握手。斯提塞爾表達了他對日本人的勇氣的欽佩,而……乃木將軍則稱讚俄國人長時間英勇的防守。斯提塞爾對乃木在戰場上失去兩個兒子表示同情……斯提塞爾把他的白色阿拉伯駿馬送給了乃木將軍,但乃木表示,盡管他十分希望能從將軍手上接過馬並留下,但必須先把馬呈獻給天皇。但他同時承諾,如果這匹馬被下賜給他——這非常可能會發生——他會像愛護自己的馬匹一樣好好照顧它。”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將軍在自家前院中為斯提塞爾將軍的駿馬建造了一間馬廄。據描述,這間馬廄甚至比乃木自己的家更為氣派招搖,在乃木將軍死後,這個馬廄成了乃木國家神社的一部分。
據說,自俄國人此次投降到占領菲律賓的那些年間,日本人已經改變了許多。譬如,全世界都聽說過他們在菲律賓的殘暴、肆意的毀滅行為。但是,對於一個道德觀應勢而變的民族,上述結論不一定是必然的。首先,敵人在巴丹戰役之後沒有投降——隻有局部地區投降了。甚至後來當輪到日本人在菲律賓投降時,日本人也依然在戰鬥。其次,日本人從不認為俄國人在20世紀早期曾“侮辱”過他們。然而,每個在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長大的日本人,都認為美國人的政策“很看不起日本”,或者用他們的話來說,“視為糞土”。日本的這種反應主要是基於《限製亞洲移民法案》,以及美國在《樸次茅斯和約》和《華盛頓海軍條約》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國在遠東日益增強的經濟角色及其對世界上有色人種的種族歧視態度,也加強了日本人的這種看法。因而,日本在戰勝俄國後和它在菲律賓戰勝美軍後的兩種做法,顯示了其在自身受辱和不受辱的時候截然不同的行為模式。
美國最終的勝利使日本人所處的形勢再次發生改變。正如同日本生活中的慣例,最終的戰敗令日本人拋棄了以往履行的方針。日本人獨特的倫理觀允許他們把舊賬一筆勾銷。美國的政策和麥克阿瑟將軍的對日管理隻堅持那些在日本人看來是“自然後果”的懲罰,避免在剛撤銷的賬目上又添上新的屈辱。這種政策奏效了。
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一點處理得非常好。正是天皇首先拜訪麥克阿瑟將軍,而非麥克阿瑟將軍先拜訪天皇,這對日本國民起了示範作用,其意義是西方人難以估量的。據說,當麥克阿瑟司令部建議天皇否認自己的神性時,天皇提出異議道,要從他身上剝離他原本就沒有的東西,會讓他很難堪。他真誠地表示,日本人從未把他當作西方意義上的神。麥克阿瑟的司令部則勸說道:“西方觀念中認為天皇自稱是神,這對日本的國際聲譽很不利。”最終,天皇願意承受否認神性可能會造成的難堪。在新年第一天,他發表了聲明,並要求把全世界媒體對他聲明的評論翻譯給他看。讀完這些評論後,他給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帶去信息,表示他很滿意。顯然過去外國人並不理解,他很高興自己澄清了這一點。
美國的政策也允許日本人獲得一定程度的滿足。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的聯合指令上詳細說明:“對於以民主為基礎組織起來的勞力、工業和農業團體,應當給予鼓勵和提供便利。”日本勞工在許多行業中都組織起來了。活躍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傳統農民組織又重新顯示其力量。對許多日本人來說,現在他們改善生活的積極主動性證明了,日本人也從戰爭中有所收獲。一名美國記者曾描述道,一個東京的罷工者抬頭看著美國大兵,興高采烈地說:“日本贏了,不是嗎?”今天日本的罷工在許多方麵類似於過去的農民起義,而過去農民的訴求總是和他們背負的、妨礙了正常生產的沉重賦稅和無償勞動有關。但日本的罷工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階級鬥爭,也並不試圖變革係統本身。今天,整個日本的罷工都不會令生產減速。他們最喜歡的罷工形式是:工人“占領工廠,繼續工作,通過增產讓管理層丟臉。三井持有的一家煤礦,罷工者把所有管理層阻攔在礦井外,把日產量從250噸提高到620噸。在足尾銅礦的工人在‘罷工’期間也增加了產量,並把自己的工資翻了一番”。
當然,無論推行的政策顯示出多麽明智的判斷力,對任何戰敗國的管理都不是一件易事。在日本,糧食、住所和經濟轉型等問題都不可避免地變得十分尖銳。但是如果對日管理不利用日本政府部門,這些問題則可能更為尖銳。美國當局在戰爭結束前特別擔憂日本士兵的複員問題,如果沒有保留日本官員,這一問題的威脅性肯定會更大,盡管現在也不容易解決。日本人很清楚其中的難度,上個秋季的報紙都曾充滿感情地談道,對於那些吃了那麽多苦的士兵來說戰敗多麽令人痛苦啊。但是報紙懇請他們不要讓感情幹擾“判斷力”。被遣返本國的士兵通常都顯示出令人矚目的“判斷力”,但失業和戰敗也令一些人投身到以民族主義為目標的舊式秘密結社中。他們很容易憎恨自己現在的處境,因為日本不再賦予他們過去的特權地位。過去,受傷的士兵穿一身白色,街上行人紛紛向他鞠躬致禮。哪怕在和平時期,村民們也會為入伍的新兵舉辦歡送會,為退伍的老兵舉辦歡迎接風會。聚會上備有酒水茶點,村民盛裝舞蹈,士兵坐在受尊敬的主座上。但現在,複員士兵得不到這樣的關注了。隻有家人會安置他們,僅此而已。在許多城市和鄉鎮,他們甚至受到了冷落和疏遠。一旦了解了日本士兵對這種變化的痛苦心情,就不難理解他們會多麽滿足於和老戰友相聚、緬懷過去日本將榮耀托付於軍人的時光了。有一些老戰友也會告訴他:“那些已經在爪哇、山西和滿洲與盟軍作戰的士兵是多麽幸運啊。為什麽要絕望呢?你也會再度作戰的。”民族主義秘密結社在日本是很古老很古老的組織;它們為日本民族“洗刷汙名”。那些隻要有仇未報就感到“世界失衡”的人一向都是秘密結社的潛在成員。這些團體(如黑龍會和玄洋社)所提倡的暴力,是日本道德觀允許的為了“對名聲的義理”而采取的暴力。日本政府如果想要消除這種暴力,必須在今後的若幹年中繼續努力淡化“對名聲的義理”,並強調義務。
僅僅要求正確的“判斷力”是不夠的,對日管理還需要重建日本經濟,以令那些二三十歲的日本人擁有生計,並“各就其位”。農民的生活必須改善。每當經濟蕭條時,日本人就會回到過去的農村。但許多小農場債務纏身,不少地方還要交佃租,無法養活那麽多人口。工業也必須發展起來。由於日本人強烈反對由長子以外的其他兒子繼承遺產,因而後者隻能到城市中去尋求財富。
毫無疑問,擺在日本人麵前的是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道路,但如果國家預算在重整軍備上節省了財力,他們就有機會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十年中,日本把一半的國家財政收入花費在維持軍備和軍事力量上。像這樣的國家,隻要摒棄此類財政開支,並逐漸減輕農民的賦稅,就有可能為健康的經濟打下基礎。如前文所述,日本人對農業產出的分配是60%歸耕種者,40%交納賦稅和佃租。這與同是水稻國的緬甸、泰國形成強烈對比,在後兩個國家中,留給耕種者的傳統比例都達到了90%。而正是農民身上沉重的賦稅,使日本政府有可能負擔得起龐大的軍費。
在下一個十年中,任何不擴充軍備的歐洲或亞洲國家都將比那些搞軍備擴張的國家更具有潛在優勢,因為前者的財富可用於建設健康、繁榮的經濟。美國人很少會在對亞洲和歐洲的政策中考慮到這一點,因為美國人知道他們的國家不會因為昂貴的國防項目而陷入貧困。美國沒有被戰爭摧毀過。美國不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並且工業產能過剩。美國具有完善的用於大規模生產的機械設備,如果不開啟軍備、奢侈品或福利和研究設施的大項目,大量人口會失業。他們對可盈利的資本投資需求十分緊迫。但在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情況又不一樣了,甚至在西歐也很不同。盡管背負了巨額的戰爭賠款,一個不允許在今後十年內重新武裝的德國將會為健康、繁榮的經濟打下基礎,這對於將擴充軍備的法國來說,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日本對中國也具有相似的優勢。軍事化是中國目前的目標,而它的雄心也得到了美國的支持。日本的財政預算中如果不包含軍事化目標,它將為今後許多年的繁榮提供支持,並讓自己成為東方貿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可以把自己的經濟建立在和平利益的基礎上,並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這樣一個和平的日本可以在世界各國中贏得受尊重的地位,而美國如果能繼續利用其影響力支持這個項目的話,也會對日本很有幫助。
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做到的一件事是,通過命令的方式創造一個自由、民主的日本。這在任何被統治的國家中都從來沒有奏效過。沒有外來者可以強迫一個有自己習俗和觀點的民族按照外來的方式去生活。不能以寫入憲法的方式強迫日本人接受被選舉者的權威,不能強迫他們忽略等級製中設定的“各就其位”,也不能強迫日本人效仿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自由輕鬆的人際交往、對獨立的迫切要求,以及對自主選擇伴侶、工作、住所和履行義務的熱忱。但是日本人自己相當明確哪些方向是有必要改變的。自從投降後,他們的公眾人物便說,日本必須鼓勵本國的男性和女性都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相信自己的良知。盡管他們沒明說,但許多日本人都把他們的話理解為在質疑“恥”在日本的角色,以及希望同胞擁有更大的自由,即追求不懼被“世人”非議和排斥的自由。
無論日本人多麽心甘情願去承受社會壓力,這種壓力對於個人來說還是太苛刻了。社會壓力要求他隱藏個人的感情,放棄個人的欲望,作為家庭、組織和國家的代言人站出來承擔責任。日本人表明了,他們可以承受這樣一種生活方式要求的一切自我約束,但壓在他們身上的分量實在太沉重了。他們不得不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高度壓抑。日本人不敢去冒險過一種心理代價較小的生活,但最終被軍國主義者引上了一條需要不斷付出代價的漫長道路。在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後,他們變得自以為是,並看不起那些道德觀沒那麽苛刻的民族。
日本人通過承認侵略戰爭是個“錯誤”、是失敗的方針,邁出了社會變革的第一步。他們希望能在和平的國家中贏回受尊重的地位,這就必須實現世界和平。在今後的若幹年中,如果俄國和美國都為了準備開戰而擴充軍備,日本會利用它的軍事經驗參戰。但承認這一點並不能質疑日本實現和平的內在可能性。日本的動機是應勢而變的。如果情況許可的話,它會在和平的世界中尋求自己的位置;否則,它會成為武裝陣營的一員。
當下的日本人視軍國主義如熄滅的火焰。他們會關注軍國主義在世界其他國家中是否也一樣會失敗。如果沒有失敗,日本會重燃自己的好戰**,並顯示出能對戰爭做出多大貢獻。如果軍國主義在別處也失敗了,日本就會證明它吸取到一條多麽深刻的教訓:帝國主義的擴張絕不是一條通向榮譽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