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是美國人最早接觸的有關日本的人類學著作,對西方的日本學研究以及人類學學科都具有重要意義。一位研究日本的美國學者曾表示:“自從《菊與刀》1946年出版以後,似乎任何人對日本的研究都隻是在給這本書加腳注罷了。”
我第一次讀《菊與刀》時還是一名學新聞的大四學生,對菊與刀所象征的日本人的雙重性格印象極為深刻。如今我已學習了四年的人類學博士課程,重新翻譯《菊與刀》讓我得以細致地閱讀英文原文,仿佛與生活在半個多世紀前的本尼迪克特進行了超越時空的交流。
曾修過一門“女性人類學家”的課,課上介紹了許多和本尼迪克特同時代的女性人類學家。作為一個人類學女學生,我一直對她們心懷崇敬。那個時代的女性必然在個人生活中付出了巨大代價,才能在男性統治的學術界中贏得一席之地。而本尼迪克特是她們中間最為特別的。
本尼迪克特1887年生於紐約中產家庭,大學主修英國文學,曾以多個筆名發表大量詩歌。她於1921年(34歲)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人類學,師從美國人類學之父法蘭茲·鮑亞士。1931年留校擔任助理教授,1946年(59歲)被推舉為美國人類學會會長,並於同年出版《菊與刀》。
不同於許多早期的美國女人類學家離經叛道的形象,本尼迪克特始終顯得溫柔、害羞和內斂,這或許和她童年時患病喪失部分聽力有一些關係。當她在書裏強調日本人性格的雙重性時或許已經意識到:其實每個人的性格,包括她自己,都可能是豐富而矛盾的。
本尼迪克特的父親在她童年時便去世了,母親終日以淚洗麵。年幼的她從此格外抑製情感流露,甚至直言:“我不愛母親,我恨她沉溺於悲傷。”本尼迪克特從小迷戀死亡,她曾經研究了不同印第安部落對死亡的反應,並出版《文化模式》一書。她雖與一位生物化學家結婚,但更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是她與誌同道合的女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之間的愛情。這一切表明,雖然本尼迪克特外表隱忍內斂,其實內心又很固執和叛逆。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不斷想象日本人若讀到書中的種種描述會做何反應。我寫信給日本成城大學的陳力衛教授,詢問日本人對《菊與刀》的看法。他答複:“該書是否經得起曆史的驗證,隻需看看至今為止在日本的發行量。”截至1995年,口袋書小開本已被加印101次;截至1999年,日譯本《菊與刀》賣出230萬冊。它被譽為現代日本學的鼻祖,亦被戰後的高中教科書引用。假設日本人反對書中的描述或者心存不滿的話,這本書是不可能在日本保持半個多世紀的暢銷紀錄的。
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研究日本人的國民性格、思維和行為方式,其研究成果將幫助美國政府預測日本人的行動並製定針對性的政策。成果中的一些內容是加密的,非機密部分則在日本投降後加以補充並出版成書。以鮑亞士為代表的文化人格學派認為文化是個體性格的聚合;性格根源於文化並受文化製約,而不是一係列孤立的生理特質。他們采用心理分析式的方法研究文化模式和性格的關係,《菊與刀》便是這種方法的典範。
人類學研究幾乎都離不開掌握當地語言和在實地中的參與性觀察,但由於時間緊迫和受到戰時國際關係的局限,本尼迪克特沒有學習日語,所用素材也都是訪談、傳記、小說、電影、廣播等二手信息。但令人欽佩的是,她對日本戰敗後短期狀況的預言幾乎都被證實是正確的,這或許可以證明二手信息的可取之處。這種間接研究方法近年來又重新受到重視,為“虛擬人類學”所借鑒,用於研究網絡群體等對象。
《菊與刀》在大眾中廣為傳播,但業界對它的學術價值卻褒貶不一。我給本係老師大貫惠美子寫信,約她談一談對本書的看法。大貫惠美子是目前最著名的日裔美國人類學家之一,她深入研究過日本士兵,並出版了諸如《神風特攻隊日記:反思日本學生兵》《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日本曆史上美學的軍國主義化》等著作。
我們約了一個上午在她的辦公室見麵。大貫博士一走進辦公室,立刻準確迅速地從擺滿上百本書的書架上拿起一本英文版《菊與刀》,說:“這本書已成為研究日本的‘聖經’了。”
“你認為她對那個年代的日本人的描述準確嗎?”我問。
“不夠準確。許多印象都比較刻板,比如覺得日本士兵‘不怕死’,寧可剖腹自殺也不投降。但其實並非如此。”
“你的意思是,日本士兵並不會為了天皇頑抗到死?”我略有些吃驚,因為這正是本書試圖解釋的一個謎團之一。而日本軍人極為效忠天皇,動輒以剖腹自殺謝罪。這也是許多中國人經常在文學、影視中看到的。
“不,不,日本人不是這樣的。”她拿給我看她的兩本書,“他們一樣很怕死,和美國、中國的士兵沒有區別。他們被迫衝鋒陷陣,不然指揮官就會開槍打死他們。沒人會快快樂樂地去為天皇赴死。他們視死如歸的形象隻是日本領袖們的期待罷了。我的這兩本書研究了大量神風特攻隊士兵的日記和書信,有的士兵甚至在信中埋怨:‘日本政府這麽做是在謀殺我們。’”
“那麽,過去和今天的日本人對天皇的真實看法是什麽?”
大貫博士講述了天皇在日本的曆史地位變化,和《菊與刀》的描述相同。隨後,她說道:“天皇對大多數日本人特別是普通百姓來說是隱形的,幾乎不存在。至於二戰,不少人認為天皇應當承擔一部分責任,至少會埋怨他為什麽不早一點宣告投降,這樣就可以避免第二顆原子彈和那麽多日本平民的傷亡。”
“那麽,你如何看待本書的價值?”我又問。
“我不能簡單給出一個‘好’或者‘不好’的答案。它無疑是偉大的,但還是避免不了刻板印象。”
“可本尼迪克特寫此書的目的之一正是要打破美國人心中的日本人非理性、野蠻、未開化等刻板印象。”
“對,但她陷入了另一種對日本人的刻板印象。那個時代的美國人類學家喜歡總結群體性格,相當於默認每個文化中的人都是一樣的,比如,美國人都是熱愛平等和自由的,但是你看看這裏,”她指著窗外說道,“你覺得路過的每個人都在意平等和自由嗎?社會中有不同的階級、年齡、性別、種族,文化內部的差異是巨大的。”
我追問道:“如果我們完全放棄‘集體特征’,會不會讓‘文化’這個概念本身都失去意義?因為所謂文化也是一種對集體特征的提煉。”
“這確實是個問題。”她回答,“但要知道,文化不是靜止的,是多層次的,需要放在曆史的進程中去看。”
和大貫惠美子一樣,一些評論家也持有相似觀點。他們認為日本人在戰時的行為具有雙重性,他們表麵上對政府無比忠誠,實則保留了真實的自我和生活方式。文化研究的缺陷在於把文化置於社會、經濟、政治、曆史之上,沒有考慮時代背景變遷,也沒有考慮社會內部的階層關係,更沒有關注文化永遠是開放的,個人的能動性也會塑造文化趨勢。他們指出,《菊與刀》沒有區分統治階層(政權、軍隊、官方語言)和普通民眾,把代表了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宣傳資料當作日本普通民眾的觀點,比如《軍人敕諭》。又譬如,“恩”主要是政權的自我呈現,而不是日本人日常用語的一部分;那些宣揚精神戰勝物質的廣播代表了軍事觀點,而非日本的民間文化。
但本尼迪克特真的忽略了這些嗎?我卻不那麽認為。她把日本歸為恥感文化,而非罪感文化。兩者的區別在於恥感不是來自絕對道德,而是來自外部製約,是需要觀眾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社會、政府和他人見證,惡行沒有被揭露,人們不會感到羞恥。既然日本社會的外部製約一直隨時代變化,道德觀也就應勢而變。這個觀點其實點明了日本人有一個和外部製約分離的自我。本尼迪克特描述了現代人對履行某些義務的怨恨,證明了她並沒有忽略日本人的身心分離。本尼迪克特並非想要分析每個人內心深處的具體想法,她要預測的是他們在外部製約下的行為,哪怕違心,也是出於對外部評價的介意。
有一些讀者可能會認為《菊與刀》抬高了美國式民主、自由,貶低了日本文化,並透露著種族優越感。我忍不住替本尼迪克特叫冤:作為鮑亞士的學生,她遵循了文化相對主義,時刻避免著民族中心主義。她本人又是女性主義者和反種族主義者,其他幾部著作甚至曾得罪南方的白人至上主義人士,被稱為“共產主義者”。本尼迪克特並沒有一味譴責日本的等級製度。譬如,日本的《取締奢侈令》規定了什麽階層的孩子可以玩什麽樣的玩具。對此,追求平等的美國人感到震驚和恐懼。但本尼迪克特卻指出,美國不同收入家庭的孩子玩具其實也差異巨大,但人們從不質疑這種基於金錢的約束規則。她不斷把日本文化與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做比較,並時刻保持著自省。她也並沒有極力推銷美國式民主,相反卻謹慎地告知美國人:鑒於日本特殊的文化背景,西方製度對日本重建和平國家未必那麽有效,普選也頂多起輔助作用,而美國人如果把自己的觀念和生活方式強加給日本人,則必定會失敗。
而經曆過日本侵略戰爭創傷的中國讀者可能會覺得本尼迪克特過於“中立”和“包容”了。中國讀者更希望讀到她對二戰時期日本國民性格的譴責和鞭撻。但《菊與刀》是一部人類學著作,而非紀實文學。正如著名日本文化研究學者伊恩·布魯瑪所言,隻有客觀的評估才是有效的、有價值的,而保持中立也是人類學的價值所在。
《菊與刀》不僅幫助世界了解日本,也成為美國占領日本和進行政治幹預的工具。人類學從最初受聘於殖民政府研究非洲、南美洲、亞洲部落文化,到後來服務位於發達國家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其與權力階層的合作一直為人詬病。而今天的人類學家們會回避某些帶有明顯政治和軍事意圖的研究項目,嚴肅考慮其中的道德關係。
1945年以後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已經極大地改變了當代日本人的生活。當然,每一個社會都是極為多元甚至分裂的,並且時刻經曆著變遷。要了解一個社會,恐怕僅憑一本書或一個結論提供的畫像遠遠不夠。而了解一個國家亦是如此。
何晴 2015年11月 於美國麥迪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