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認為天皇無可指摘的統一論調，在美國人聽來卻十分虛偽。因為美國人覺得，世上沒有一個凡人可以免受懷疑和批判。但是毫無疑問，直到戰敗，日本人依然持有這個看法。那些審訊戰俘最有經驗的人，都認為沒有必要在每份審訊筆錄上注明：“拒絕反對天皇。”所有戰俘都拒絕說天皇的不是，甚至包括那些和盟軍緊密合作，為其向日本軍隊做廣播的人。在我們搜集的所有戰俘審訊筆錄中，隻有三份委婉地反對天皇。其中隻有一份敢於直言：“保留天皇是個錯誤。”第二份則說：“天皇是個意誌薄弱的人，隻是一個傀儡。”第三份不過是揣測天皇可能會讓位於皇太子，如果廢除君主製，日本的年輕女性則有希望過上她們羨慕的美國女性的自由生活。
因此，日本的指揮官們正是利用了全國上下對天皇的這種崇敬。他們會在軍中分發所謂“天皇恩賜”的香煙，或者在天皇生日時，帶領全體部下向東方三鞠躬並高呼“萬歲”；“即便軍營受到日夜轟炸”，他們也不忘和全體部下在每個清晨和黃昏，吟誦天皇在“軍人敕諭”中向軍隊頒賜的“聖旨”，“他們吟誦的聲音在森林中久久地回**”。軍國主義分子們極力利用人們對天皇的忠誠。他們號召所屬官兵要“實現天皇陛下的心願”“掃除天皇所有憂慮”，要“以崇敬之心報答陛下的仁慈”“為天皇效命”。但是，這種對天皇意誌的服從卻可能是一把雙刃劍。正如同許多戰俘所說：“隻要天皇有令，哪怕手上隻剩一根竹竿，也會奮戰到底；同樣，隻要天皇一聲令下，日本人會立刻收手。”“如果天皇頒發命令，日本明天就會扔掉手中的武器。”甚至最具沙文主義色彩的“滿洲關東軍”也會“放下武器”，因為“隻有天皇的旨意才能令日本國民心甘情願地接受戰敗結果，為重建家園而活下去”。
日本人對天皇的這種無條件、無保留的忠誠，顯然與他們對其他人及集體的批判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無論是日本的報紙雜誌，還是戰俘證詞，都充滿了對政府和軍部領袖的批判。戰俘們咒罵、譴責某些前線指揮官，特別是沒有和部下共患難，自己坐飛機撤退，卻把部隊撇在身後繼續作戰的那些人。在他們嚴厲批評這些軍官時，當然也會稱讚另外一些。顯然日本人具備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日本本島的報紙雜誌也會批評“政府”。他們希望政府能更多地擔當起領導和協調的職責，但顯然現在政府做得很不夠。他們甚至也會批評政府限製言論自由。1944年7月，東京的某家報紙刊登的一篇會議報告便是很好的例子。那次會議是由媒體編輯、前國會議員、日本的極權主義政黨——大政翼讚會的領導人等參加的。會議上一個發言者說道：“我覺得振奮民心的方法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是言論自由。最近幾年，日本國民沒法坦率地說出心底的真實想法。他們擔心一旦觸及某些話題就會遭受責怪。他們顧慮很多，隻顧做表麵文章，長此以往變得懦弱膽小。這樣的話，我們永遠不可能發揮全體國民的力量。”另一個發言者談及此問題時更進一步：“我幾乎每個晚上都會和選區的選民座談，並就許多事情征求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幾乎全都不敢直言。沒有言論自由，就無法激發鬥誌。在所謂的《戰時刑事特別法》和《國家安全法》的嚴格限製下，國民變得和在封建製度時期一樣膽小。所以，國民本該發揮的戰鬥力，至今沒有被激發。”
由此可見，即便在戰爭時期，日本人也會批判政府、最高指揮部和頂頭上司。他們是用批判的眼光承認整個等級製度的優越性。然而，唯獨天皇免受批評。天皇的至高地位直到近代才得以確立，為什麽會受到如此的尊重呢？究竟是國民性中的哪一點，令日本人把天皇置於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戰俘說，隻要天皇一聲令下，日本人可以“舉著竹竿”奮戰至死，也可以心平氣和地接受戰敗和淪陷。這是真的嗎？戰俘們究竟在胡說八道誤導我們，還是道出了真相？
所有這些關於日本人作戰行為的重要問題，從反唯物主義的偏見到對天皇的態度，都與日本本土和抗戰前線的形勢有著聯係。此外還有一些態度問題與日本軍隊的關係更為密切。其中之一是他們對作戰部隊犧牲損耗的態度。日本的廣播電台在介紹美國把海軍勳章授予台灣海峽機動部隊指揮官喬治·艾斯·麥肯因將軍時，顯得難以置信，這表明了他們在此問題上的態度與美國截然相反。
“指揮官喬治·艾斯·麥肯因將軍被授予勳章的原因並非他擊退了日本軍隊——雖然不明白為什麽他們不以此為理由，但是尼米茲的公報宣稱他的確擊退了日本軍隊……他們給出的麥肯因將軍受勳的理由竟是成功救出兩艘損壞了的美國軍艦並安全護送回基地。這個小小的信息很重要，這證明它不是虛構的，而是真實的……我們並非要質疑他救出軍艦一事的真實性，隻是想讓大家知道這個奇特的事實：在美國，你隻要救出兩艘破損的軍艦，就可以被授予勳章。”
美國人對一切救人於危難的行動都感到興奮。如果他救出的是“受傷的”或者“被損壞的”，則更是英雄行為。日本人則拒絕此類拯救，甚至連美國人在B29轟炸機和戰鬥機上配備安全裝置，都被日本人斥為“膽小”。日本的報刊和廣播電台不斷強調，隻有視死如歸、臨危不懼才是美德，謹小慎微的態度一點都不高尚。他們對待犧牲的這種態度也體現在對待傷患士兵和瘧疾病人的態度上。在他們看來，這些傷病員如同廢物。醫療服務設施本來就嚴重缺乏，甚至沒法保障作戰部隊合理有效的戰鬥力。而時間一久，各種各樣的補給困難使得醫療不足更為嚴重。但不僅僅是這個原因，日本人對唯物主義的蔑視也產生了不良影響。日本士兵被教導：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他們認為，對傷病患者的各種照顧就像在戰鬥機上安裝安全設施，反倒是對英雄主義的幹擾。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像美國人那樣依賴內外科醫生。美國人對傷病患者總是格外憐憫重視，遠勝過對其他福利設施的關心。和平時期從歐洲來的訪客也經常討論這個現象。而這種憐憫之心對於日本人來說卻是完全陌生的。在整個戰爭時期，日本軍隊沒有一支受過訓練的救護隊，也沒有前線醫療係統、後方野戰醫院和遠離前線的康複醫院。醫療供給也少得可憐。在某些緊急情況下，那些被收治的傷病患者隻能被殺死。特別是在新幾內亞島和菲律賓，日本人不得不經常從有醫院的地點撤退。他們從不會帶著那些傷病患者一起轉移，哪怕後者仍有存活的希望。隻有當部隊“按照計劃撤退”，或者敵人已經攻入城門時，他們才會采取一些措施。那時候，軍醫主管會在撤退前開槍打死醫院裏的傷病患者，或者由傷病患者自己引爆手榴彈自殺。
如果說日本人對待自己的同胞都是采取這種“傷損棄之”的態度，那麽對待美國戰俘必定也一樣。按照美國人的標準，日本人無論是對待同胞還是對待戰俘，都犯下了虐待罪。菲律賓的前首席軍醫，哈羅德·格拉特利上校曾經作為戰俘在中國台灣被監禁了整整三年。出來後，他評價道：“美國戰俘所受到的醫療待遇甚至比日本士兵更好，因為一同被關押在俘虜營的盟軍軍醫可以照顧他們，而日本士兵卻沒有任何醫生可看。有一陣日本人給自己士兵配備的唯一一個醫護人員竟是個下士，後來換了個中士。”他一年中隻見過日本軍醫一兩次。
日本這種“傷損棄之”理論的極端表現就是不投降政策。任何一支西方軍隊，隻要盡了力卻依然陷入毫無勝算的處境時，都會向敵人投降。即便投降了，他們依然視自己為光榮的軍人。根據國際協議，戰俘的名字會被傳達回國，以便讓家人知道他們還活著。無論作為士兵、公民，還是家庭成員，他們都依然保有尊嚴和榮譽感。但日本人卻認為榮耀隻屬於奮戰到死的人。哪怕毫無勝利希望，日本士兵也會用最後一顆手榴彈結束生命，或者赤手空拳衝向敵人的炮火，進行一次集體自殺式襲擊。總之，軍人不應該投降。如果因為負傷或者昏迷而被俘，那麽從此“在日本再也抬不起頭來了”，絕對顏麵盡失。對於認識他的人們來說，這個人已經“死了”。
軍令雖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顯然，日本官方並不需要對前線特意灌輸不投降政策，因為其軍隊一直都忠實地實踐著這條軍紀，以至於在北緬會戰中，被俘與戰死者的比例達到了142比17166，即1∶120。這142個戰俘大部分是在負傷或者昏迷的情況下被俘的。極少日本士兵會單獨或者三兩結伴主動“投降”。在西方國家的軍隊中，投降和戰死者的比例通常是在4∶1；當陣亡人數達到了全軍的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時，軍隊必然會放棄頑抗。日軍的第一次大規模投降是在霍蘭迪亞，其被俘和戰死者比例是1∶5，比起北緬會戰中的1∶120，已是巨大的進步。
所以在日本人眼中，那些成為戰俘的美國人，光是“投降”這個舉動就已經夠丟人的了。戰俘和“廢物”沒什麽區別，哪怕沒有受傷，也沒有得瘧疾和痢疾，他們也不再是一個“完整的人”。許多美國人回憶說在俘虜營中發出笑聲是很危險的。這舉動會激怒看守，因為日本人不能忍受本應該感到恥辱的美國人竟然毫無自知之明。許多美國戰俘必須遵守的命令，日本軍官也同樣要求俘虜營的看守們遵守。像急行軍，或者乘坐極為擁擠的車船轉移，對日本士兵來說都是家常便飯。哨兵會嚴格要求戰俘隱藏自己的違規物品，因為日本人最不能忍受的是公然違抗。按照俘虜營的規定，戰俘白天去公路修路或者工廠做工後，不允許從鄉間帶回任何食物。這規定形同虛設——隻要把水果和蔬菜藏好就沒問題。但如果美國人任由食物**在外，則意味著猖狂冒犯和公然藐視哨兵的權威。任何挑戰哨兵權威的舉動，哪怕隻是一句頂嘴的話，都會受到嚴厲懲罰。其實，日本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對“頂嘴”一事嚴格禁止，所以在軍中更難逃嚴懲。美國人需要區分日本人在俘虜營中的所作所為到底是出於文化習慣還是純粹的暴虐殘忍，而後者才真正不可寬宥。
特別是在交戰初期，日本人相信美國人會虐待並且最終處死所有戰俘，因而更以被俘為恥。有個廣為流傳的謠言聲稱，美國人的坦克曾在瓜島上碾死了所有的戰俘。有些日本人試圖投降，但美軍認為很可疑，反而警惕地射殺了他們。美軍的這種懷疑也不無道理，因為一個除了死亡別無選擇的日本士兵，常常為自己能和敵人同歸於盡而驕傲，甚至當他被俘後也可能會這麽做。正如他們中的一人所說，既然已下定決心要“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勝利的祭壇，那麽死得不壯烈、不英勇才是恥辱”。日本人自殺式襲擊的可能性使得美軍對主動投降的戰俘更為警惕，從而減少了投降者的數目。
對投降的羞恥感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意識深處。那些被日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行為，對美國人來說是不可理解的。而美國人的作戰習慣，對於日本人來說也是陌生的。有些美國戰俘請求把自己的名字報給美國政府，以便家人知道他們還活著，日本人對此非常震驚並表示鄙夷。當美軍在巴丹半島投降時，日本的底層士兵顯得猝不及防，因為他們一向以為美國人會像日本人一樣奮戰到死。他們更無法理解美國人為什麽絲毫不以被俘為恥。
美日士兵之間最戲劇性的差異，無疑是日本人被俘後和盟軍的配合。他們知道一切形勢都變了，過去的條條框框都不適用了。他們失去了榮譽，不能作為一個日本人繼續活著。直到這場戰爭的最後幾個月，才有一些日本人想要回到自己的國家，無論戰爭結局如何。有些戰俘請求盟軍處決自己，但又說：“如果你們的規矩不允許你們這麽做，我就隻好選擇當個模範戰俘了。”事實上他們比模範戰俘做得更好。那些被俘的日本老兵和曾經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會指明彈藥庫在哪兒，詳細解釋日本軍力的分布，替美國人寫勸降宣傳單，甚至一同搭乘戰機，把美國人引向需要轟炸的軍事目標。這一切就好像他們的人生已經翻到了新的一頁。而這新一頁上所有的內容都與舊篇章完全相反。但無論為誰服務，他們都無比忠誠。
當然以上描述並不對所有戰俘都適用。有少數人始終頑固不化。不管遇到哪種人，美國人總得先提出一係列有利的交換條件，才有可能獲得對方的合作。軍事指揮官們對於接受日本人表麵上的協助始終持謹慎態度，所以有一些部隊從未嚐試去獲得日本人的協助。但是，對那些已經接受了日本人協助的部隊來說，起初的疑慮很快煙消雲散，他們對日本戰俘越來越信賴。
美國人從來沒想到日本人會變臉變得這麽快，因為這和自己的信條是不符的。但日本人表現出來的是，選定了一條道路就會全力以赴，如果最終還是失敗就會選擇另一條道路。這種行為方式，究竟隻是個別日本士兵被俘後的特殊表現，還是具有普遍性乃至在戰後也可以為美國人提供參考？如同日本人的其他特殊行為曾在戰時迫使對手去思考一樣，快速變臉也讓美國人開始思考：日本人的整個生活方式是如何醞釀出這種行為的？他們的社會是如何運作的？他們從小培養的思維和行為習慣又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