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若想要了解日本人,首先必須了解所謂的“各就其位”究竟是什麽意思。日本人對秩序等級的依賴,和美國人對平等自由的信仰,就如同南北兩極,差異巨大。因此,美國人很難理解等級製度怎麽可能成為日本的社會機製。日本人對等級製度的信奉奠定了他們和同胞,以及和政權之間的關係。美國人隻有通過觀察日本人在家庭、政權、宗教和經濟生活等方麵的民族習俗,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生活觀。

日本人也以同樣的等級思維來看待國際關係中出現的問題。在過去十年間,他們認為自己一直高踞等級製度金字塔的頂端。盡管現在這個位置被西方國家取代了,等級觀念也使他們接受了現狀。外交文檔不斷表明他們對這一觀念的重視。1940年,日本在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的前言中寫道:“大日本帝國政府、德國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認為,使世界各國‘各就其位’是持久和平的前提……”天皇在此條約簽訂時所發的詔書也談了同樣的問題。詔書說:

弘揚大義於八紘,締造神輿為一宇,實我皇祖皇宗之大訓,亦朕夙夜所眷念。今時局動亂不知胡底,人類蒙禍不知何極。朕所軫念者,唯在早日勘定禍亂,光複和平……茲三國盟約成立,朕心甚悅。

唯萬邦各就其位,兆民悉安其業,此乃曠古大業,前途尚遙……

在偷襲珍珠港的當天,日本特使向美國國務卿赫爾遞交的聲明中也極為明確地提到這點:

使萬邦各就其位乃帝國堅定不移之國策……與上述使萬邦各就其位之帝國根本國策背道而馳,帝國政府斷然不能容忍。

日本的這個備忘錄是對幾天前美國國務卿赫爾備忘錄的回應,後者列舉了美國的四條原則: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幹涉內政;信賴國際合作和協調;平等原則。這四條是十分基本的原則,在美國受尊崇的程度不亞於等級製度在日本。這四條原則表達了美國人信奉平等和權利不可侵犯的基本點。美國人視之為處理國際關係和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在美國人心目中,平等是讓世界更美好的最崇高、最具美德的基礎。平等對美國人而言,意味著遠離專製暴政,不受幹涉,不被強製;意味著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和人人擁有改善生活條件的權利。這是當今世界人權的基石。即便有時候自己也會破壞平等原則,但絕不會否認平等的正義性;基於此原則,美國人才義憤填膺地向等級製度宣戰。

自從美國建國以來,其公民一如既往地推崇平等。傑弗遜把平等寫入《獨立宣言》。另外,納入憲法中的《權利法案》也以此為基礎。公開文獻中的說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反映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正在形成的生活方式,一種不同於歐洲人的生活方式。年輕的法國人阿列克斯·托克維爾在19世紀30年代早期訪問美國後,曾經就“平等”這個主題寫過一份精彩的國際報告。他是個聰明且包容的觀察家,能在美國這個陌生的世界中發現許多優點。美洲大陸對他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因為年輕的托克維爾是在法國貴族社會中成長的。在許多依然活躍並有影響力的人士的記憶中,這個貴族社會首先被法國大革命,隨後又被《拿破侖法典》猛烈地震撼和衝擊。托克維爾十分欣賞並且包容美國這種新奇的生活秩序,盡管他是從一個法國貴族的角度來觀察的。他的書向舊世界宣告一種新的事物即將到來。他相信美國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中更先進的階段,並且這階段遲早也會在歐洲發生,哪怕和美國不盡相同。

托克維爾詳細地報告了這個新世界。在那裏,人們真心認為彼此是平等的。他們的社會交往建立在一個嶄新的、輕鬆的基礎上。每個人以平等的身份交談。美國人不在乎階層之間各種細枝末節的禮儀,他們不要求別人這麽做,因為他們自己也不這麽做。他們喜歡說,自己沒有受任何人的恩惠。美國沒有古老貴族式的或者羅馬式的家族。那種主宰舊世界的社會等級製度已經消失了。美國人最信奉“平等”,其他信條則沒那麽重要。他們有時甚至會故意忽視“自由”,把它拋諸腦後,但是始終把“平等”當作生活準則。

對於美國人來說,能夠通過一個陌生人的眼睛,看到自己的祖先在一個多世紀前的生活方式,是很受啟發的。美國經曆了許多變化,但是社會的基本輪廓並沒有變。人們在閱讀時會發現,早在19世紀30年代,美國已成為他們今天所熟悉的模樣了。但在美國,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總有些人向往貴族式秩序的社會,比如傑弗遜時代的亞曆山大·漢密爾頓。但即使是漢密爾頓,也已經意識到,美國的生活方式並非貴族式。

因此,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美國人向日本人解釋太平洋政策的道德基礎其實是在宣揚他們最信奉的原則。根據美國人的計劃,朝那個方向前進的每一步都將改善這個不完美的世界。同樣,日本人所宣傳的“各就其位”理念,其實是一種深植於他們社會經驗的人生準則。幾個世紀以來,不平等就是他們最熟悉也最習慣的生活方式。遵循等級製度的行為對他們來說就像呼吸一樣自然。但這不同於簡單的西方國家式的專製主義。在日本,無論是統治階層,還是被統治階層,都一致遵循著同一個習俗。現在日本人承認美國權威正處於等級製度的頂端,這使得美國更有必要去弄清楚日本傳統習俗。隻有這樣才能判斷在當前形勢下日本人可能會怎麽做。

日本在近期西方化了許多,但依然是一個貴族社會。人和人之間的每一個問候、每一次接觸都必須顯示不同種類和不同程度的社會差距。當一個人對另一個說“吃吧”或者“坐下”時,對方和他是否熟悉,比他的等級低還是高,都決定了他使用什麽樣的詞語。在不同的語境下,人稱代詞“你”有不同形式,同一個動詞也有不同的詞根。換言之,和許多太平洋地區的語言一樣,日語中也有所謂的“敬語”,並且每次說敬語時還要加上適當的鞠躬或者跪拜。所有這些行為都謹慎地遵循著規則和習俗。使用者不僅有必要知道該向誰鞠躬,還需要知道鞠躬的程度。對某個主人來說一次恰如其分的鞠躬,放在另一個和鞠躬者地位、關係略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則可能是一種侮辱。從雙膝跪地、把前額置於貼地的雙手上,到隻是垂肩、微微點頭,鞠躬的形式各式各樣。每個日本人從童年起就必須學會如何在不同場合中行不同的禮。

人們不僅需要通過恰當的禮儀不斷確認階層之間的差異(這很重要),同時,性別、年齡、家庭關係和兩個人之前的交情也需要被考慮在內。甚至相同的兩個人,在不同的場合也需要展現不同的尊重程度。譬如,兩個平民百姓可能是密友,見麵也不用行禮,但當其中一人穿上軍裝後,他的朋友就要向他鞠躬了。對等級製度的遵循是一門藝術,需要平衡數不勝數的因素;有些因素可以互相抵消,而有些則有累加效果。

當然,有些人之間相對不用那麽拘泥於禮儀。在美國,這些人通常是指一個人的家庭成員。當美國人回到家庭的懷抱中,他們就會把禮儀拋諸腦後。但日本人卻正是從家庭中學會尊重並嚴格遵守規則的。當嬰兒還在繈褓中時,母親就會把他的頭往下按,教他鞠躬。幼兒學會的第一門課就是如何對父兄表達尊敬。妻子向丈夫鞠躬,孩子向父親鞠躬,弟弟向哥哥鞠躬,女孩則向所有的哥哥和弟弟鞠躬。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形式,它意味著行禮者認可對方有權幹涉自己的私人事務,而受禮者則認可他對行禮者肩負與地位相應的責任。基於性別、輩分和子嗣繼承的等級關係是一個家庭生活中的核心部分。

不言而喻,孝道在中國和日本都是受到推崇的道德準則。早在公元六七世紀,在中國逐漸形成的孝道就已經和佛教、儒家倫理、中國世俗文化一起傳入日本。但是孝道的性質在日本不可避免地被修改了,以適應日本與中國不同的家庭結構。哪怕在今天的中國,一個人也應當對他的整個宗族效忠。這個大宗族可能對其多達上萬人的全體成員擁有裁決權,同時也得到這些成員的支持。當然在幅員遼闊的中國,每個地區的情況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在大部分地區,一個村子裏的所有人都屬於同一個宗族。中國的人口有4億5000萬,但總共隻有470個姓氏。同姓的人通常認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同宗弟兄。某個地區的所有人可能屬於同一個宗族,並且身居遙遠城市的某些家庭也可能與他們同宗。在人口稠密的地區比如廣東,所有宗族成員共同維持著壯觀的氏族宗祠,並在祭祖的日子裏共同向由同一個祖先繁衍的上千個已逝宗族成員的牌位祭祀。每個宗族都有自己的財產、土地和寺廟,並備有宗族基金來資助有前途的子孫。它不斷追蹤那些遠赴他鄉的成員情況,並精心編撰族譜。族譜每十年左右就更新一次,增訂那些有資格分享宗族榮耀的成員名字。宗族甚至有自己的祖傳家規。當與政府意見相左時,它可能會拒絕把犯法的成員移交給政府。在封建帝製時期,不斷更迭的朝廷會指派自己的官員以大政府的名義管理這些半自治的大宗族團體。但這些官員對整個地區來說畢竟隻是個外人,所以通常都很好相處,管理時也隻是睜一眼閉一眼。

在日本,情況卻很不一樣。直到19世紀中期,隻有一些貴族和武士家庭被允許使用姓氏。姓氏是中國宗族製度的根本,若沒有姓氏或者與之相應的事物,宗族組織就沒法發展。在某些宗族中,與姓氏相應的是保留族譜。但在日本隻有上層階級才有族譜。即便是那種族譜,也和美國革命婦女會的做法一樣,隻是從目前在世的人往回追溯,而不是從始祖開始把每一個後代都記錄下來。這兩種方式很不一樣。此外,日本是一個封建國家。人們對一個封建君主效忠,而不是對一大群親屬。君主是當地的領主,完全不同於那些對當地來說永遠是外人的臨時官員。在日本重要的是弄清一個人是屬於薩摩藩還是肥前藩,因為這是一個人的關係紐帶。

另一種使宗族製度化的方法是在神社或聖地祭拜遠祖或者祭神。盡管沒有姓氏或族譜,日本的普通百姓也一樣可以參與這類活動。但日本並沒有對遠祖的狂熱崇拜。在百姓們參與祭祀的神社裏,所有村民們無須證明源自同一個祖先,就可以聚在一起祭祀。他們被稱為祭神的“孩子”。之所以這麽稱呼,是因為他們居住在祭神的封地上。村民和村民之間當然也是相互有聯係的,和世界上其他地區一樣,村民們定居某地代代繁衍,但他們並不是源自同一祖先的緊密宗族團體。

在日本所有的社會階層中,對祖先的崇拜主要表現為在客廳裏設一個神龕,隻供奉六七個最近逝去的親屬靈牌。這些靈牌就像是小小的墓碑模型。人們每天供奉食品,以此祭祀父母、祖父母及若幹近親,表達對他們的恭敬和思念。在墓地中,墓碑上曾祖父母的名字也不再被加深描繪,任其逐漸淡化,而三代以前的墓地主人的身份則很快會被遺忘。日本的家庭關係和西方一樣淡薄,也許與法國的家庭模式最為接近。

因此,日本的孝道主要還是局限在當麵接觸的家庭中,充其量隻包括父親、父親的父親、他們的弟兄及其後代。孝道即意味著每個人根據自己在團體中的輩分、性別和年齡找到自己相應的位置。如果是人員眾多的豪門望族,家庭會分成不同的支係,次子及更年幼的兒子會另立門戶,成為家庭的分支。在這個有限的、當麵接觸的群體中,那些“各就其位”的規則非常周全細密。首先,對長者必須俯首帖耳,直到他們正式隱退。即便在今天,一名男性邁入中年,自己的兒子也已成年,但隻要他的父親沒有隱退,他就不能未經父親允許隨意做什麽事。即使子女已經三四十歲了,父母依然可以包辦或者拆散他們的婚姻。父親作為一個家庭的男性之長,吃飯時第一個被侍奉上菜,家庭沐浴時第一個入池,全家人向他深鞠躬行禮,他隻需點頭受禮。日本有一則流行的謎語,可以被翻譯成美國式的謎題:“為什麽一個想要給父母提供建議的兒子,就如同一個想在頭上蓄發的和尚?”(佛教僧侶必須受剃度)。答案是:“無論他多麽渴望,他都不能這麽做。”

“各就其位”中的“位”不僅意味著不同輩分,也意味著年齡差距。當日本人想要表達自己徹底困惑了,他們通常會說這事物“既非兄,也非弟”。這就像美國人所說的某個東西“既非魚,也非禽”,因為對於日本人來說,長子必須保持其鮮明的長子個性,就像魚必須活在水中。長子是繼承人。到過日本的旅行者說:“日本的長子們從小就具有一種非凡的領袖氣概。”長子和父親一樣擁有很多特權。在古時候,弟弟們從小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依靠長兄。在當今,特別是在農村和小鎮上,長子們通常會留守家中、墨守成規,而弟弟們也許會離開家鄉,接受更好的教育,獲得更高的收入。但過去的等級製度在日本依然牢固。

甚至在今天的政治評論中,有關大東亞政策的討論也會積極提及傳統的長子特權。1942年的春天,一個代表作戰辦公室發言的陸軍中佐在談及共榮圈時說道:“日本是兄長,其他國家是小弟。我們必須讓占領地區的居民知道這一點。過多體恤當地居民,可能會導致他們濫用日本的善意,並對日本的統治帶來不利。”換言之,兄長替小弟們決定了什麽事對他們有益,並認為在強行落實時不應該體恤後者。

無論年紀大小,一個人在等級製度中的地位取決於他/她的性別。日本婦女走路時總是跟在丈夫的身後,社會地位也比丈夫低。即使她們穿著美國服飾時可以和丈夫並肩走路或優先進門,但隻要一換上和服,就又會退到他身後。當日本家庭把所有的禮物、注意力和教育經費都投在兒子身上時,女兒不能有半句怨言。即使在那些為年輕女性設立的高等院校,課程重點也隻是培訓禮儀、儀態,對學識和智力的訓練根本不能和男校相提並論。一個校長推薦上流社會的女學生們學習一點歐洲語言,因為這樣她們就有能力在撣去丈夫書上的灰塵後,正確地將它們擺回書架了。

盡管如此,日本婦女比起其他亞洲國家,還是享有很大的自由,而這種自由不僅僅是西方化的表現。日本曆史上從沒有中國上層婦女那種裹小腳的習俗。印度婦女驚歎日本婦女不用把自己藏起來,可以自由地走上街拋頭露麵,閑逛購物。日本婦女通常掌管家庭財務,並負責日常采購。如果家用不夠了,她們就有權力挑選家什,送去當鋪換錢。日本主婦使喚用人,在子女的婚姻問題上也有很大的影響力。當她自己熬成了婆婆,通常會很嚴厲地全盤掌管家務事,就好像前半生從沒有當過唯唯諾諾的媳婦。

在日本,由輩分、性別和年齡帶來的特權都很大。但是那些行使特權的人通常不是專職的獨裁者,而是受托者。父親或兄長對所有家族成員負責,包括活著的、去世的,以及尚未出生的。他必須做出重大決定,並監督落實。但是他的權威並非無條件的,兄長的行動必須對家族的榮譽負責。他不斷提醒兒子或弟弟們牢記且不能辜負家族遺留下來的物質和精神遺產。即使是個農民,他也認為自己肩負著對家族祖先負責的高貴義務。所屬的階層地位越高,肩負的家族責任就越重。家族的需求總是高於個人的需求。

遇到重大事宜時,任何階層的一家之長都會召集家庭會議來商討該事宜。譬如,為了一個有關訂婚的會議,家庭成員可能從各個遙遠的地方趕來。在決策的過程中,可能會因為個性上的衝突而發生難以預料的情況。弟弟或者妻子的意見也可能影響決定。一家之長若無視集體的意見,則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當然,最終的決定也許並不是命運攸關的當事人願意服從的。但是那些長輩會毫不動搖地要求當事人服從家族會議的決定,正如他們自己過去一直做的那樣。這種要求背後的理由,在法律上和習俗上都不同於普魯士父親對妻子兒女的專製權。日本人並沒有在家庭生活中學習怎樣尊重專製權威,也沒有被培養出輕易服從專製的習慣。日本人所服從的家庭意誌代表了一種關係所有成員得失的最高價值。無論這個要求多麽苛刻,它是以共同忠誠的名義要求當事人服從的。盡管日本家族所要求內容的嚴苛程度並不會比普魯士低,但是效果卻不一樣。

每一個日本人首先是在家庭的懷抱中學會了遵守等級製度,又把學到的運用到更廣泛的經濟生活和政治領域。他學會了找準自己的地位並尊重所有比自己等級高的人,無論對方是不是集團中真正做主的人。即使一個丈夫被他的妻子支配,或者一個兄長被他的弟弟支配,他們在正式場合受到妻子或弟弟的尊重也不會少一絲一毫。一個人並不會因為背後有人在操控而失去他原有的特權。表麵形式不會隨著實際支配關係的變化而改變,它始終是不可冒犯的。這就為某些不拘於地位身份、隻求幕後操縱的人帶來了策略上的優勢,因為他們不易受到攻擊。日本人也從家庭生活中學到了做決定時最重要的考量,必須基於對家族榮譽的維護。這個決定不是一個恰巧成為家長的專製者用武力落實的念頭。日本家長更像是物質和精神財產的受托者。這些財產對家庭裏的每個人都很重要,也要求每個人犧牲個人意誌,服從集體的利益。日本人反對武力威脅,但他們並沒有因此減少對家庭要求的服從,也沒有減少對特權者的尊重。即使家族長老不是鐵腕的獨裁者,家庭中的等級製度依然能得以維持。

對於人際交往模式與日本人截然不同的美國人來說,以上關於日本家庭等級製度的陳述讓他們困惑:日本家庭關係中的情感紐帶怎麽還會那麽強呢?事實上,日本家庭的凝聚力非常強,而本書的一個主題便是探討這種凝聚力是如何形成的。隻有認識到他們在家庭中養成的習慣有多麽徹底,才有可能理解他們的政治和經濟生活領域對等級製度有多大需求。

在日本,階層和階層之間的等級關係就和家庭中的一樣森嚴。在漫長的曆史中,日本一直是一個世襲階級的社會。一個已經有幾個世紀等級習慣的國家,必然形成了重要的優勢和缺陷。從日本有文字記載的曆史開始,等級製度已經成為生活的準則。甚至早在7世紀,日本已經在調整從無世襲階級的中國借鑒來的生活方式,使之適應自身的等級文化。在公元7世紀和8世紀,日本天皇和宮廷製定任務,向中國學習令日本使節讚歎不已的高度文明,並立刻懷著無比的**著手幹了起來。而在這以前,日本甚至沒有自己的文字。在公元7世紀,它采用了中國的表意文字來書寫完全不同的語言。日本過去有個宗教,相信四萬個神祇掌管山脈、村莊,帶給人們好運——此民間宗教在經曆了一係列變遷後,成了現代的神道。同樣在公元7世紀時,日本從中國大規模引進佛教,以為能夠“有效維護政權”。在這以前,日本一直沒有公共的或私人的大型永久性建築,但天皇仿照中國京城造了一個新的奈良城,並且按照中國的式樣建造了很多華美的佛教寺廟和僧院。天皇也根據使節對中國的描述,引進了官階品位和律令。在世界曆史上很難找到第二個主權國家可以這麽成功且有計劃地引進外國文明。

但是,日本從一開始就沒能複製中國的無等級製社會組織。日本采用的“官銜”,在中國本是授予那些通過了科舉考試的行政官員的,但在日本卻被授予世襲的貴族和封建領主。它們成了日本等級製度的一部分。日本分裂成許多半自治的藩國,其領主們總是互相嫉妒彼此的勢力,因此許多重要的社會組織也跟領主、家臣和侍從的特權有關。但無論日本多麽努力地從中國引進文明,它卻始終沒有采納能代替等級製度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國的官僚行政製度,或者把不同階層的人聯合在一起的龐大的中國宗族製度。日本也沒有采用中國的世俗皇帝的觀念。日本皇室的名稱直譯過來是“雲上人”,並且隻有這個家族的人才可能繼承皇位。日本從來沒有像中國那樣改朝換代過。天皇是不可冒犯的。引入中國文化的天皇和宮廷大臣們肯定從來沒有想象過中國的製度在這方麵到底是怎麽回事,所以也沒有猜到他們正在進行的是怎樣的變更。

盡管日本從中國引進了各種文化,但它所創立的新文明隻是在為之後幾百年的紛爭鋪平道路,那些世襲的領主和家臣正是靠紛爭來實現全國統治的。在公元8世紀結束前,貴族藤原氏已經掌權並把天皇擠到了幕後。隨著時間流逝,藤原氏的統治又逐漸被封建領主們侵蝕。當全國陷入混戰時,著名的源賴朝消滅了所有的對手,頂著“將軍”這個古老的軍事頭銜成為日本實際的統治者。“將軍”的字麵翻譯為“征夷大元帥”。按照慣例,隻要源賴朝的子孫能夠控製住其他封建領主,這頭銜就可以由源氏家族一直世襲下去。天皇從此成了傀儡,他存在的最主要作用,是為將軍主持封賜。他已沒有行政權力,實際權力由一個軍事陣營掌控著。正如其名,它總是試圖以武力來控製那些反叛的藩國。每個封建領主,即“大名”,都有自己武裝的家臣,即“武士”。這些武士在動亂的年代中,聽從大名的差遣,時刻準備著爭奪敵對大名或者統治將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