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了近代日本曆史的宣傳口號是“尊王攘夷”,即“王政複古,驅逐夷狄”。這個口號試圖使日本免受外部世界的負麵影響,重回天皇和將軍“雙重統治”以前的10世紀黃金時代。當時天皇在京都的宮廷最為反動。天皇派的勝利,對天皇的支持者來說意味著洗刷恥辱和驅逐外國人;意味著重建日本傳統的生活方式;意味著剝奪“改革派”在各種事務中的發言權。強大的外樣大名掌控著日本最有勢力的藩國,他們成了推翻將軍幕府的先鋒。他們希望通過“王政複古”來取代德川家族,統治日本。當然他們隻想變更一下當權者,並不想改變體係。農民希望能多留下一些稻米,但同樣討厭“改革”。武士想要保留自己的俸祿,並能揮刀作戰以贏得更多的榮譽。商人從財力上支持王政複古的軍隊,希望推行重商主義,但他們也從未責怪過整個封建體係。
當1868年反德川家族的力量勝利後,宣告王政複古,“雙重統治”結束。以西方的標準來看,勝利者將推行的是極端保守的孤立主義政策。但事實上,從第一任開始,新政權就采取了相反的措施。它掌權幾乎不到一年,就廢除了大名在各藩的征稅權。它收回了土地登記簿,並且把農民本應該交給大名的40%的稅收占為己有,但在沒收的同時也給予了一些補償。政府分發給每個大名相當於他原本收入一半的俸祿。同時,政府也替大名免除了養活武士家臣和承擔公共建設開支的義務。和大名一樣,武士階層從政府直接領取俸祿。在接下來的五年中,新政權又粗略廢除了階層之間在法律上的不平等。譬如,它規定用徽章或服飾來區分種族和階層是非法的——甚至腦後的辮子也必須被剪掉——賤民們被解放了。新政權又撤回了禁止土地轉讓的法令,移除了隔離各藩的關卡,取消了佛教的國教地位。到了1876年,大名和武士的俸祿又被換算成償還期為五到十五年的秩祿公債,一次發給,金額可大可小,主要依據每個人在德川時代領取的固定收入而定。這筆錢使得大名和武士有資金在新的非封建經濟中開創事業。“這一步最終鞏固了商業金融巨子和封建土地貴族之間的特別聯手,而這種聯手在德川時代已很明顯。”
明治政府雛形期的這些重大改革卻並未受到民眾歡迎。比起改革舉措,民眾對1871年至1873年侵略朝鮮一事更有熱情。但明治政府不僅堅持進行激烈的改革,還否決了侵略朝鮮的計劃。它的施政方針違背了多數曾為其上台浴血奮戰過的人們的意願,於是在1877年,反對派的領袖西鄉隆盛組織了大規模的反政府叛亂。他的軍隊代表了尊王派想要維係封建製的願望,而這個願望在王政複古的第一年就被明治政府否決了。明治政府召集了一支非武士的自願軍,打敗了西鄉隆盛的武士。但這次叛亂證明了明治政權在日本究竟引起了多麽強烈的不滿。
農民的不滿也很強烈。在明治政府統治的第一個十年間(1868—1878),至少爆發了190起農民起義。新政府行動遲緩,直到1877年才第一次下令減輕農民身上的重稅,也難怪農民覺得新政權辜負了他們。此外農民們還反對諸如建立學校、征兵製、土地測量、強製剪辮子、賤民的法律平等化、對佛教國教地位的限製、改用陽曆和其他一係列改變了他們固定生活方式的舉措。
那麽,究竟是這個“政府”中的什麽人在推行這些激烈而不受歡迎的改革呢?答案是,由日本封建時期的特殊國情孕育的低等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聯盟”。這些低等武士在為大名當家臣管家時學會了治國才能,並運作和管理著采礦、紡織、造紙等封建壟斷行業。而這些商人們則“購買”到了武士的地位,並在階層內部普及生產技巧和知識。這個武士商人聯盟很快把自信而有能力的人推舉為官員,由他們製定明治改革政策和落實計劃。但真正的問題不在於他們出身於哪個階層,而在於他們是如何變得這麽精明能幹且把握現實的。19世紀後半葉剛剛脫離中世紀的日本就和今天的泰國一樣弱小,卻產生了一批有能力的領導人,構想並落實了最有政治風範的成功改革,遠超其他國家。這些領導人的強項和弱點其實都深植於傳統日本人的性格之中,而本書的主要目標正是討論日本民族性格過去和今天都是什麽樣的。在這裏,我們隻能先了解一下明治政治家是如何完成這一事業的。
明治政治家們根本沒把自己的任務當作是意識形態的革命,而是當作一項事業,心中的目標是使日本成為一個不容小覷的強國。他們不是打破傳統者,因而沒有抨擊或者摧毀封建階級。這些政治家隻是用豐厚的俸祿**封建階級,令其轉而支持政權。他們最終改善了農民的處境。之所以推遲十年才這麽做,與其說是站在階級立場上拒絕農民的要求,不如說是因為明治初期國庫匱乏。
但是這些精力充沛且足智多謀的明治政治家卻拒絕一切終止日本等級製度的想法。王政複古已經簡化了過去的等級秩序,廢除了將軍的地位,使天皇位居頂峰。在王政複古後,政治家們又通過廢除各藩,消除了忠於封建領主和忠於國家之間的矛盾。但這些改變並沒有打破等級製的習慣,隻是給了這些習慣一個新的位置。那些被稱為“閣下”的日本新領導人為了向民眾推行卓有成效的綱領,甚至加強了中央集權統治。他們通過交替采用“索取”和“恩賜”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當公眾輿論反對改用陽曆、建立公共學校和廢除對賤民的歧視時,他們從沒想過要去迎合民意。
自上而下的恩賜手段之一,是1889年天皇對他的子民頒發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它給予人民地位,並設立了議會。“閣下們”在批判研究西方世界的各類憲法後,精心起草了這部憲法。但是憲法的起草者們卻“盡可能地小心謹慎,以防止民眾的幹涉和公共輿論的侵擾”。起草憲法的機構是天皇內務部門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神聖不可冒犯的。
明治政治家們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在19世紀80年代,憲法的起草者伊藤博文公爵就派遣木戶侯爵前往英國,就日本遇到的問題谘詢赫伯特·斯賓塞的意見。經過漫長的交談後,斯賓塞寫下自己的意見給伊藤。在等級製度的議題上,斯賓塞寫道:日本的傳統習俗中有一個有利於國民康樂的無與倫比的根基,應該對此加以維護和培養。他說,對上級長輩的傳統義務以及超越一切的對天皇的義務,都是日本社會的一大優點。日本可以在它的“上級們”的領導下穩步前進,並克服許多在個人主義國家中不可避免的困難。明治政治家們很滿意,因為斯賓塞的意見肯定了他們本來的想法。他們意圖在現代社會中保留遵循“各就其位”的優勢,並且維護等級製習慣。
無論是在政治、宗教還是經濟領域,明治政治家們都規定了國家和民眾之間“各就其位”的職責。他們的整個綱領和英美截然不同,以致美國人通常會忽視其基本要點。當然,上層強有力的統治可以忽視公眾輿論的導向。政府掌控在位於等級製頂端的那些人手中,卻從不包括選舉出來的人物。在這個層麵,民眾沒有發言權。1940年,這些政府最高層的組織者都是一些和天皇有“聯係”的人、天皇身邊的顧問,以及天皇禦璽任命的高官——包括內閣大臣、府縣知事、法官、國家級各局領導和類似高官。但選舉產生的官員在整個等級體係中享受不到這樣的地位。毫無疑問,議會中由選舉產生的成員在許多事務上也沒有發言權,譬如任命內閣大臣或者財政局局長或交通局局長。由選舉產生的眾議院代表了民眾的意見,雖然它擁有一定的質疑或批評高級官員的特權,但它在任命、決策和預算等問題上完全沒有發言權。它也從未頒布法令。眾議院甚至受到非選舉產生的貴族院的製約。貴族院中有一半是貴族,另外的四分之一是天皇任命的。由於它和眾議院在批準法令的功能上具有同等權力,等於為眾議院多加了一道等級性的製約。
因而,日本保證那些身居政府高位的人能保住“閣下”的身份,但這並不意味著在一個“各居其位”的體製中就沒有自治。在所有亞洲國家,無論在何種政治體製下,上層的權威總是向下伸展,和來自底層的自治權在某個中間地帶相遇。不同國家的差異主要在於:民主責任製能影響多大的範圍?它能負起多少的責任?當地領導層能否對整個社區負責,還是他們會被地方勢力利用,損害民眾利益?德川時代的日本和中國一樣,人口中最小的責任單位是由五到十戶居民組成的“鄰組”。這些由相鄰家庭組成的團體的領導人,對組內的事務享有領導權,保證組內居民行為守法端正,上報任何可疑形跡,並把被通緝的個人交給政府。明治政治家們起初廢除了這一套,後來又恢複了它,也稱之為“鄰組”。政府在城鎮中積極促進鄰組的發展。但在今天的鄉村,鄰組很少發揮作用,更重要的組織單位是“部落”。部落既沒有被廢除,也沒有被編入政府係統的行政單位。它們是一片國家政權尚未涉足的地帶。這些由十五戶左右家庭組成的部落在今天依然井然有序地運轉著。他們的首領每年輪換,職責主要是“看管部落財產,監督部落對親人去世或發生火災的家庭提供援助,定下集體農耕、建造房屋或修葺道路的日期,以拉響火警鈴或以敲擊節奏的方式宣告節日和休息日”。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不同,這些部落首領無須承擔在社區內征收國家賦稅的重任。他們的地位很明確,主要就是在民主責任製的地區行使職責。
日本近代的平民政府正式承認市、鎮、鄉的地方行政機構。公選產生的“長者們”挑選一個有責任心的首領,作為社區代表與代表國家的府縣公署和中央政府交涉一切事宜。在鄉村,村長通常是一個老居民,一個擁有土地的農民家庭成員。他上任後雖然會有一些經濟損失,但獲得的聲望卻是巨大的。他和長老們一起管理村子的財務、公共健康、學校維修,特別是財產記錄和個人檔案。村公所業務繁忙,它既要負責花費政府對小學教育的撥款,還要負責從當地籌集並花費更大份額的學校開支,管理村子公共產業的租金,土壤改良和植樹造林,以及管理所有財產交易記錄(這些交易隻有在村公所登記後才是合法的)。村公所還必須維護和及時更新當地正式居民的個人信息,包括住址、婚姻、子女出生、領養、前科等等。此外,它還要維護一個家庭檔案,其內容和個人檔案相似。任何這類信息都會從日本各地轉給該居民的原籍官方辦公室,並被錄入他的檔案中。每當該居民想要申請工作,或接受審判,或因任何需要證明身份時,他都會寫信或者前往自己的原籍辦公室,獲得一份個人檔案副本,交給有關方麵。因此人們是不會輕易讓自己在個人或者家庭檔案中留下不良記錄的。
因此,市、鎮、鄉肩負著相當大的責任。這是一種社區責任。20世紀20年代,日本出現了多個全國性政黨,這在任何國家都意味著從此有了“執政黨”和“在野黨”的交替執政。但哪怕到了那時候,日本的地方行政機構也絲毫未受影響,還是由長老們領導,對整個社區負責。但是地方行政機構在三個方麵沒有自治權:所有的法官都是由國家任命的,所有的警察、學校老師都是國家的雇員。由於大多數日本的民事案件都是通過仲裁或者第三方調停解決,所以法院在當地行政中的功能非常小。警察反而更為重要。每逢有公共集會時,警察必須在場。但這種任務不常有,警察的大部分時間被用於維護居民人身和財產安全。國家經常調動警察們的崗位,以免他們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和當地牽扯太深。學校老師的崗位也經常調動。國家規定了學校的每個細節:和法國一樣,全國的每個學校在同一天,學同一本教材,上同一門課。每個學校都在早上的同一時刻跟隨同樣的廣播跳同樣的健美操。當地社區在學校、警察和法院三個方麵沒有自治權。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的做法在所有基本點上都和美國迥異。在美國,最高行政和司法責任由公選出來的人擔負,地方的管理則由當地警局和法院負責。但是,日本政府在形式上卻和荷蘭、比利時等西方國家沒什麽兩樣。譬如說,荷蘭和日本一樣,由女王的內閣起草所有法律條文,議會實際上從未頒布任何法令。荷蘭女王依法任命每個城鎮的市長,盡管在實踐中她通常都認可地方的提名。因而,較之1940年前的日本,荷蘭女王的權力更進一步地滲透到地方事務中。在荷蘭,警察和法院直接對女王負責,但任何宗教團體都可以自由創辦學校。日本的教育係統則和法國一模一樣。同樣,在荷蘭,開鑿運河、圍海造田和當地建設都是整個社區的責任,而不是市長和政治選舉產生的官員的職責。
日本的政府機構和西歐各國的真正區別其實不在於形式,而在於職能。日本政權依賴的是整個民族在過去的經驗中形成的恭順習慣,而這種古老的習慣體現在他們整個道德體係和日常禮儀中。當他們的“閣下”在自己的職位上行使職責時,他們的特權就會被尊重,這不是因為人們認可他們的政策,而是因為在日本逾越特權是不對的。在最高決策的層麵,“公眾輿論”不起任何作用。政府要求的隻是“公眾支持”。哪怕國家越過自己的官方領域,滲透到地方事務中,其權力也會被地方恭順地接受。對於行使各種國內職能的國家政權,美國人通常都認為它很邪惡,但日本人卻不這麽看。在他們眼裏,國家政權幾乎是盡善盡美的。
不僅如此,日本政權十分小心謹慎地判斷公眾的意願究竟是什麽。在符合法律的公眾裁決領域,即使為了公眾自身的福利,日本政府也要努力討好公眾才能實現目的。比如,負責推廣農業的政府官員在幫農民改良舊式農耕法時,和他們的美國愛達荷州同行一樣,極少用權威來施壓。推廣國家擔保的農村信用社或者農村供銷合作社的國家官員,必須和當地重要人物長時間討論交涉,並最終遵從他們的決定。地方事務需要地方管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給每個人分配相應的權力並限定它的有效範圍。比起西方文化,它給予“高位者”更多的尊重——這同時意味著更多的行動自由,但他們必須保住自己的地位。日本奉行的格言是:萬物各就其位。
比起行政管理領域,明治政治家們在宗教領域製定了更多古怪的正式規定。但是,他們依然遵照同一個模式。政府隻管轄象征了國家統一和強盛的信仰,而聽任其他的信仰自由發展。這種受到國家管轄的信仰就是國家神道。由於神道作為國家象征受到人們尊重,就像美國人尊重國旗一樣,日本人便說它其實“不是宗教”。因此日本人可以要求所有公民信仰神道,就像美國要求所有人對星條旗致禮,而不認為這違反了西方的宗教自由理念。這隻是對國家忠誠的一個標誌。因為神道“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學校教授神道,而不用擔心西方的批評。日本學校把講授國家神道的內容變成了講授從神祇時代開始的日本曆史,和對“統治萬世”的天皇的尊敬。它是由國家支持和管理的。至於其他的宗教領域,從佛教到基督教,乃至其他教派的神道或者民俗神道,都聽任個人意願,就和美國一樣。國家神道和其他宗教無論在管理上還是財政上都是分開的。國家神道受內務省神祇局管理,它的神官、祭祀儀式和神社等開支都由國家提供財力支持。而一般民俗神道、佛教和基督教部門則由文部省下麵的宗教局管理,並靠信徒們的自願捐贈來存活。
正因為日本在此事上的官方立場,我們不能說國家神道是個龐大的國立教會,但至少,我們可以稱之為一個龐大的國立機構。從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勢大神宮,到舉行特別儀式時神官才打掃一下的地方小神社,全日本有超過十一萬座神社。神官的等級係統和政治係統並列,排名從最低級的區神官,到府縣神官,再到被稱為“閣下”的最高級神官。他們為民眾舉行祭祀儀式,而非帶領民眾一起朝拜,因而參與神教活動和美國家庭去教會做禮拜是截然不同的。既然神道不是宗教,法律禁止神官宣講教義,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眼中的那種禮拜儀式。在祭祀頻繁的日子裏,社區代表們會來參加活動。神官在代表們麵前揮舞一根紮著麻繩和紙條的“幣帛”為他們驅邪。之後,神官打開神龕的內門,用一聲尖聲叫喊召喚眾神出來享用供品。隨後神官們開始祈禱,參拜者們按照各自的身份等級,排著隊,畢恭畢敬地獻上日本無處不在的物品:垂掛了白色紙條的聖樹小枝。最後,神官再次用一聲叫喊把眾神送走,並關上神龕內門。在國家神道的大祭祀日裏,政府部門放假,天皇親自為民眾致祭。但這些國家性質的節日並不像地方神社的祭祀日或者佛教節日那樣由百姓們自發慶祝。
在國家神道之外的自由領域,日本百姓們開展著各種與心靈相吻合的教派和祭祀活動。佛教依然是大部分民眾信仰的宗教。有著不同教義和創始人的各種佛教派別都十分活躍,受人歡迎。就連神道也在國家神道之外有不少其他派別。一些派別早在20世紀30年代政府推行民族主義以前就已經是純民族主義的堡壘;一些教派用信仰進行精神治療,常被人拿來和基督教科學派做比較;一些人信奉儒家理念,另一些人則專注神靈顯聖和參拜聖山神社。大多數的百姓慶祝活動也和國家神道無關。在這些節日裏,民眾們擁至神社,每個人都漱口驅邪,通過搖鈴或者擊掌來召喚神靈。之後他們又鞠躬,再次打鈴或者擊掌來送別神靈。隨後,他們才開始這一天的主要活動:從街邊小攤販手中購買各種珍品玩物,觀看相撲、驅魔或者小醜逗笑人群的神樂舞。一個曾在日本居住過的英國人說,每逢日本的慶祝日他都會記起威廉·布雷克的詩句:
如果教堂能給我們些淡啤
以及慰藉靈魂的愉悅之火
我們會終日唱詩祈禱
絕不會想要離經叛道
除了極少數專業獻身宗教、嚴於律己的人外,宗教在日本並非那麽嚴峻。日本人很迷戀宗教朝聖,因為它們本身也是放鬆享受的假日。
綜上所述,明治政治家們謹慎地區分了政府在行政領域和國家神教在宗教領域的不同功能。他們把其他領域留給民眾自由發揮,但是始終確保自己處於新等級體係的最頂端,並掌控一切在他們看來事關國家大計的事務。在創建軍隊時也有類似的問題。和其他領域一樣,他們反對舊式的等級習慣,但在軍隊中他們把這一條落實得比在平民生活中更進一步。他們禁止在軍隊中使用日本的敬語,雖然在實際操作中人們依然這麽做。軍隊中的職位提拔也是依據個人能力,而非家庭出身,這一條落實得十分徹底,是在其他領域中很少見的。日本軍隊在日本人中間享有很高的聲譽,並且顯然是當之無愧的。而這些改革正是使軍隊贏得百姓支持的最好方式。軍隊排、連等通常都是由同一地區的鄰裏組成,並且和平時期服兵役通常都是在靠近家鄉的地方,這不僅意味著地方上的關係得以維係,也意味著在服兵役的兩年間,軍官和士兵、新兵和老兵的關係取代了武士和農民或者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關係。軍隊在許多方麵都發揮了民主標杆的作用,並且算得上是真正的人民的軍隊。軍隊在其他大多數國家都是維持政權的強腕手段,但是在日本,軍隊對小農階級的共鳴使它一再地和農民階級聯合起來,反抗金融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
日本政治家們對建立這樣一支人民軍隊帶來的所有後果並不完全滿意,但是他們依然認為軍隊應當位於等級係統的最高位置。他們通過在最高層采取措施,來確保實現這個目標。雖然他們沒有把這些措施寫進憲法,但最高指揮部獨立於平民政府早已是公認的慣例。譬如說,對比外務省和內政各省的大臣,海陸軍的大臣們可以直接覲見天皇本人,因而可以以天皇的名義來強行落實他們的舉措,無須向內閣同僚通報或者與之協商。他們如果想要阻止一個自己不信任的內閣成立,隻需要拒絕委派陸軍將軍和海軍上將進入內閣。沒有這類現役高級官員擔任陸海軍大臣,內閣就不能成立。文官或者退役軍官都是不能擔任這些職位的。同樣地,如果軍部對內閣的任何行為不滿,他們隻需要召回內閣中的軍方代表,就可以迫使內閣解散。在這個最高決策層,軍隊的最高地位可以確保它不受任何勢力幹涉。如果它需要進一步的保障,憲法中有這麽一條:“如果議會沒有批準政府提交的預算,那麽上一年的預算會自動成為政府今年的預算。”一個例子是:盡管外務省保證日本軍隊不會輕舉妄動,關東軍還是武裝占領了滿洲,這正是因為軍部領袖趁著內閣意見尚未統一時就支持戰場上的指揮官這麽做了。軍隊和其他領域一樣:凡是涉及等級特權,日本人都傾向於接受所有的後果,這不是因為他們同意該政策,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容忍越權。
在工業發展領域,日本所走的道路與任何西方國家都不同。“閣下”們再一次製定了遊戲規則。他們不僅計劃了,還用政府經費投資建造了他們認為國家需要的產業。有一個國家機構專門負責組織和運營這些產業。他們從國外引進技術專家或者派人去國外學習。他們說,當這些產業“組織有序且生意興隆”的時候,政府會把它們賣給私人企業。它們逐漸被以“非常離譜的低價”賣給了被選中的金融寡頭,即以三井和三菱家族為首的財閥。日本政治家認為,工業發展對日本來說太重要了,所以不能把它托付給市場供需法則或者自由企業。但這個政策並非出自社會主義理念;它隻是保證了大財閥能從中謀利。日本的成就便在於以最小的挫折和浪費建立了它認為必需的工業。
通過這些方式,日本改變了“資本主義生產從起點到後續階段的正常順序”。它不是從製造消費品和輕工業起步,而是一開始就興辦了關鍵的重工業。兵工廠、造船廠、鋼鐵廠和鐵路建設得到了優先重視,並且很快發展到了一個技術嫻熟且高效的水準。並非所有這些產業隨後都被轉交給私企經營。大部分軍工業仍被政府機構控製,並由特殊的政府賬戶提供資助。
在政府優先重視的工業領域,小商人和非官僚經營者是沒有“恰當地位”的。隻有獲取國家信任且政治上得寵的大財閥和國家自身能經營這些產業。但是和日本生活中的其他領域一樣,工業領域也有一塊自由區,即那些“剩下的”可以投入最少資金但需最大化壓榨廉價勞力的產業。這些輕工業不需要現代科技就能生存,今天也是如此。它依賴的是美國人過去稱之為“家庭血汗工廠”的工廠。一個三流製造商購買了原材料後,先交給一個家庭或一個隻有四五名工人的小作坊加工,把加工完的產品收回來,再交給其他人進行下一步加工,並最終把成品賣給商人或出口商。在20世紀30年代,被工業界雇用的日本人中有53%以上是在這些少於五個工人的小作坊或者家庭打工。這些工人中的許多人在當學徒時受到了傳統的家長式庇護,還有不少人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母親們,她們坐在自己家中,背上背著嬰兒,一邊做著計件零活。
日本工業的雙重性和日本政府或宗教的雙重性一樣,都對日本的生活方式意義重大。這就好像是,當日本政治家認為他們需要一個金融貴族階層來匹配其他領域的等級體係時,他們就創辦了一批戰略性企業,並選擇了一些政治上得寵的商人家族,使他們獲得和其他等級體係關聯的“合適地位”。但政治家們從未想過要讓政府疏遠這些龐大的金融家族。因而這些大財閥在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下,不斷獲取豐厚的利潤和很高的地位。從日本人對待利潤和金錢的傳統態度來看,一個金融貴族階層遭到民眾的攻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府按照公認的等級製度觀念,盡可能地扶植這個階層。並不能說政府就完全成功了,因為財閥們仍然不斷受到所謂的少壯派軍官團體和鄉村的攻擊。但我們也必須承認,日本公共輿論的最大不滿並非針對這些大財閥,而是針對“成金”。“成金”通常被翻譯成“暴發戶”,但這個詞不能準確表達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國,“暴發戶”嚴格來說是指那些“新來者”。他們常被人嘲笑,是因為他們不善交際,且還沒來得及學會上流社會的優雅品位。然而,這些缺點被他們令人振奮的巨大財富所抵消了。他們從破舊的木屋發家,從一個趕騾子的窮人變成了控製油田、身家百萬的巨富。但是在日本,“成金”一詞來自日本將棋,指一個步兵搖身一變成了金將。它像一個“大人物”一樣在棋盤上橫衝直撞,可在等級體係裏,它根本沒有權力這麽做。人們相信“成金”是通過詐騙或者剝削,獲取了自己的財富,日本人對他們的嚴厲指責和美國人對待“白手起家者”的態度相去甚遠。日本為巨大的財富提供了等級體係中相應的地位,並與之建立聯盟;但是如果這種財富是在體係之外獲得的話,日本的公共輿論就會予以猛烈的抨擊。
因而,日本人一向根據等級製度來維持他們在世界中的秩序。在家庭和個人關係中,年齡、輩分、性別和階層決定了什麽是適當的行為舉止。在行政、宗教、軍隊和工業領域,都有十分仔細的等級劃分,以確保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一旦越權,就會受到懲罰。隻要“各就其位”得以維係,日本人就不會抗議,因為他們感到安全。當然,從他們的最高福利能否得到保障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也許並不“安全”;他們感到安全隻是因為他們接受等級製度是合理的、不證自明的,正如同美國人看待平等與自由。
當日本人試圖向外部世界輸出他們的生活觀以尋求“安全”時,他們的麻煩就來了。在日本本國,等級製度符合民眾的期待,因為正是等級製塑造了這種期待。這也是為什麽某些野心隻會在某些社會中出現的原因。但是等級製是最不適合出口的商品。其他國家都對日本大放厥詞的主張很憤慨,認為其狂妄,甚至比狂妄更惡劣。在每個被占領的國家,日本的軍官和軍隊都會震驚地發現,當地人並不歡迎他們。日本不是在等級體係中給他們安排了一個位置嗎,盡管地位很低?難道連那些本來地位更低的人們,也不歡迎等級製度?日本戰爭後勤部接連拍攝了一係列描述中國熱愛日本的戰爭影片,其情節常是痛苦絕望的中國女孩們和日本士兵或日本工程師相愛了,從而獲得了幸福。這和納粹的征服理論相去甚遠,但是從長期來看,不見得就比納粹更成功。日本人無法從其他國家那裏得到他們在本國得到的結果。他們的錯誤在於他們以為自己可以。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令他們“各就其位”的道德體係在其他國家並不存在。它是日本原創的、獨有的。日本的作家們認為這種道德體係不言自明,因而從來不描述它。但事實上,對日本道德體係的描述,對於我們了解日本人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