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書》真偽源流通考
△《偽古文尚書》之成立
唐、宋以來，世所傳《尚書》凡五十八篇：其自《堯典》以下至於《秦誓》三十三篇，世以為《今文尚書》；自《大禹謨》以下至於《ぁ命》二十五篇，世以為《古文尚書》。餘年十三，初讀《尚書》，亦但沿舊說，不覺其有異也，讀之數年，始覺《禹謨》、《湯誥》等篇文義平淺，殊與三十三篇不類；然猶未敢遽疑之也。又數年，漸覺其義理亦多剌謬，又數年，複漸覺其事實亦多興他經傳不符，於是始大駭怪：均為帝王遺書，何獨懸殊若此？乃取《史》、《漢》諸書覆考而細核之，然後恍然大悟，知舊說之非是。所謂《古文尚書》者，非孔壁之《古文尚書》，乃齊、梁以來江左之《偽尚書》；所謂《今文尚書者》？乃孔壁之《古文尚書》也。《今文尚書》者，伏生壁中所藏，凡二十八篇（後或分為三十一篇），皆隸書，故謂之“今文”；與今《堯典》以下三十三篇，篇目雖同而字句多異。《古文尚書》者，孔氏壁中所藏，皆科鬥字，故謂之“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得多十六篇。其二十八篇，即今《堯典》以下三十三篇，原止分為三十一篇，馬融、鄭康成之所注者是也。其十六篇，殘缺不全，絕無師說，謂之《古文尚書逸篇》。西漢之時，《今文》先立於學官。迨東漢時，《古文》乃立。自是學者皆誦《古文》，而《今文》漸微。永嘉之亂，《今文》遂亡，《古文》孤行於世，偽《尚書》者出於齊、梁之間而盛於隋世，凡增二十五篇；又於三十一篇中別出《舜典》、《益稷》兩篇；共五十八篇，有《傳》及《序》，偽稱漢孔安國所作。唐孔穎達作《正義》，遂黜馬、鄭相傳之《真古文尚書》，而用《偽書》、《偽傳》取士。由是學者童而習之，不複考其源流首尾，遂忄吳以此為即《古文尚書》，而孔壁《古文》之三十一篇反指為伏生之《今文》，遂致帝王之事跡為邪說所淆誣而不能白者千有餘年。餘深悼之，故於《考信錄》中逐事詳為之辨，以期不沒聖人之真。然恐學者狃於舊說，不能考其源流，察其真偽，循其名而不知核其實也，故複溯流窮源，為“六證”、“六駁”，因究作偽之由，並述異真之故，曆曆列之如左，庶偽者無所匿其情雲爾。
△六證之一──孔安國古文篇數
一，孔安國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史記》、《漢書》之文甚明，但於二十九篇之外複得多十六篇；並無得此二十五篇之事。
“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史記儒林列傳》。《漢書》文同，不複舉）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漢書藝文誌》）
按：二十九篇者，《堯典》（今《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內）、《皋陶謨》（今《益稷篇》在內）、《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合為一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在內）、《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並《序》為二十九篇，與《今文》篇數同，《史記》所謂“以今文讀之”者是也。其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後或分為九篇，故《正義》謂之二十四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鹹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ぁ命》，《史記》所謂“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者是也。而今所傳二十五篇，則有《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有六篇，而無《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五篇；惟《舜典》等十有一篇，與漢儒所傳篇目同，而《舜典》、《益稷》又皆自《堯典》、《皋陶謨》分出，非別有一篇。篇目既殊，篇數亦異，其非孔壁之書明甚。使孔壁果得多此二十五篇，班固何以稱為十六篇，司馬遷何以亦雲十餘篇乎？蓋撰《偽書》者聞有五十八篇之目（劉向《別錄》雲五十八篇，蓋分《盤庚》為三篇，《九共》為九篇，出《康王之誥》，而增河內女子之《偽泰誓》三篇也）。不知其詳，故撰此二十五篇，而別出《舜典》、《益稷》二篇，以當其數。惜乎，學者之不察也！
△六證之二──東漢古文篇數
一，自東漢以後傳《古文尚書》者，杜林、賈逵、馬融、鄭康成諸儒，曆曆可指，皆止二十九篇；並無今書二十五篇。
“杜林，茂陵人，嚐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愛之；每遭困厄，握抱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邪！’建武初，束歸，征拜侍禦史。至京師，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推服焉。濟南徐兆始事衛宏，後皆更從林學。林以所得《尚書》示宏曰：‘林危厄西州時，常以為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複得之邪！是道不墜於地矣！’”（《後漢紀》光武帝第八卷）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後漢書儒林傳》）
“《尚書》十一卷（馬融注）。《尚書》九卷（鄭玄注）。《尚書》十一卷（王肅注）”，“後漢扶風杜林博《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隋書經籍誌》）
按：王莽之末，赤眉焚掠，典籍淪亡略盡，是以杜林死守此書以傳於後。其二十九篇者？即《史記》所謂“以今文讀之”，本紀世家之所引者是也。馬、鄭皆傳杜林之書，而止二十九篇，然則非但《仲虺之誥》等十有六篇為《古文》所無，即《大禹謨》等九篇亦非杜林、賈逵所傳之《古文》矣。如果二十五篇出於孔壁，經傳曆曆懼全，何以杜林漆書無之，賈、馬、鄭諸儒皆不為之傳注乎？然則二十五篇決非安國壁中之書明矣。
△六證之三──《偽書》文體
一，偽書所增二十五篇，較之馬、鄭舊傳三十一篇文體迥異，顯為後人所撰。
大禹謨與《皋陶謨不類；篇末誓詞亦與《甘誓》不類。
《五子之歌》、《胤征》摭拾經傳為多；其所自撰則皆淺陋不成文理。
《泰誓》三篇，誓也，與《湯誓》、《牧誓》、《費誓》皆不類。
《仲虺之誥》、《湯誥》、《武成》、《周官》，皆誥也，與《盤庚》、《大誥》、《多士》、《多方》皆不類。
《伊訓》、《太甲》三篇、《鹹有一德》、《旅獒》，皆訓也，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無逸》、《立政》皆不類。
《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陳》、《畢命》、《君牙》、《ぁ命》九篇，皆命也，與《顧命》、《文侯之命》皆不類。
按：《皋陶謨》高古謹嚴；《大禹謨》則平衍淺弱，《湯》、《牧》二誓和平簡切；《泰誓》三篇則繁冗憤激，而章法亦雜亂。《盤庚》諸誥，詰曲聱牙之中具有委婉懇摯之意；《仲虺》三誥則皆淺易平直。惟《武成》多摘取傳記之文，較為近古，然亦雜亂無章。訓在商者簡勁切實，在周者則周詳篤摯，迥然兩體也，而各極其妙。《伊訓》、《太甲》諸篇，在《肜日》、《戡黎》前數百餘年，乃反冗泛平弱，固已異矣；而《周書》之《旅獒》乃與《伊訓》等篇如出一手，何也？至於命詞九篇，淺陋尤甚，較之《文侯之命》，猶且遠出其下，況《顧命》乎！且三十一篇中命止二篇，而二十五篇命乃居其九，豈非因命詞中無多事跡可敘，易於完局，故爾多為之乎？試取此二十五篇與三十一篇分而讀之，合而較之，則黑白判然，無待辨者。無如世之學者自童子時即連屬而讀之，長遂不複分別，且多不知其孰為馬、鄭所傳，孰為晉以後始出者，況欲其較量高下，分別真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其亦可歎也夫！
△六證之四──《史記》引《尚書》
一，二十九篇之文，《史記》所引甚多，並無今書二十五篇一語。
《五帝本紀》，《堯典》之文（《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內）全載。
《夏本紀》，《禹貢》、《皋陶謨》（《益稷》在內），《甘誓》之文全載。《偽書》之《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三篇，無載其一語者。
《殷本紀宋世家》，《湯誓》、《洪範》（今在《周書》中）《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文全載。《微子》載其半。《盤庚》略載大意。《偽商書》凡十篇，無載其一語者。《湯誥》頗載有數十言，乃今《偽書》所無。
《周本紀魯世家》，《牧誓》、《金》之文全載。《無逸》、《呂刑》、《費誓》皆載其半。《多士》、《顧命》（《康王之誥》在內）略載大意。《燕世家》之《君》，《衛世家》之《康誥》、《酒誥》、《梓材》，《秦本紀》之《秦誓》，皆略載大意。《偽周書》十二篇，無載其一語者。
按：《真古文尚書》二十八篇，《史記》全載其文者十篇，載其半者四篇，略載其大意者八篇；其未載者，《周書》六篇而已。蓋此十四篇者，誥體為多，文詞繁冗而罕涉於時事，故或摘其略而載之，或竟不載，從省文也。然所載者亦不可謂少矣。《偽書》二十五篇乃無一篇載者，何也？《皋陶謨》載矣，《大禹謨》何以反不載？《甘誓》、《湯誓》、《牧誓》皆載矣，《泰誓》何以獨不載？《呂刑》，衰世之法，猶載之；《周官》，開國之製，而反不載。至於《武成》乃紀武王伐商之事，尤不容以不載。然則司馬氏之未嚐見此書也明矣！夫遷既知有《古文》而從安國問故矣，何以不盡取而觀之？安國既出二十八篇以示遷矣，即何吝此二十五篇而秘不以示也？然則此二十五篇之書不出於安國，顯然易見。惜乎後儒之不思也！
△六證之五──《漢書律曆誌》引逸書
一，十六篇之文，《漢書律曆誌》嚐引之，與今書二十五篇不同。
《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醜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律曆誌》）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鹹劉商王紂。”“惟四月既生霸，粵六日甲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並同上）
“《尚書逸篇》二卷。”“《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隋書經籍誌》）
按：《漢誌》所引《伊訓》、《武成》之文皆與今書《伊訓》、《武成》不同，則今之《伊訓》、《武成》非孔安國壁中之書明矣。《伊訓》、《武成》既非孔壁《古文》，則《大禹謨》等七篇亦必非孔壁《古文》矣。況《仲虺之誥》等十有六篇乃孔壁之所本無者乎！蓋所得多之十六篇，文多殘缺難解，故《漢誌》雖間有征引，而學者皆罕所誦習，馬融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者也。既無師說，則日益以湮沒，是以迨隋僅存二卷；至唐以《偽書》取士，人益不複觀覽，遂並此二卷而亡之耳。由是言之，《尚書逸篇》即馬融之“《逸》十六篇”，劉歆、班固所引《伊訓》、《武成》之文，此乃孔壁之《真古文》，而二十五篇為後人所偽撰，不待言矣。
△六證之六，──東漢、吳、晉諸儒道逸害
一，自東漢逮於吳晉數百餘年，注書之儒未有一人見此二十五篇者。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誌！’”注：“《書》，《尚書》逸篇也。”（趙岐《孟子注》）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書》曰：‘我後；後來其蘇！’”注：“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同上）
“《書》曰：‘洚水警餘。’”注：“《尚書》逸篇。”（同上）
“《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兌當為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鄭康成《學記注》）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鄭康成《坊記注》）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鹹有一德。’”注：“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忄吳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鹹有一德》。今亡。”（鄭康成《緇災注》）
“《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後何戴！後非眾無與守邦。’”注：“《夏書》，逸書也。”（韋昭《國語注》）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注：“逸書。”（杜預《春秋左傳集解》）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注：“逸書。”（同上）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注：“《周書》，逸書。”（同上）
右十則，皆見於今《偽書》，而趙、鄭、韋、杜諸儒皆注以為“逸書”，或雲“今亡”。然則自漢逮晉，無一人之見此書也。無一人見此書，則此書不出於安國明矣。此四書中所引《尚書》之文尚多，不可悉載；姑舉數則，以見其凡。
孔氏《正義》雲：“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誌》，並不見《孔傳》。劉歆作《三統曆》，引《泰誓》、《武成》，並不與孔同。賈逵奏《尚書疏》，與孔亦異。馬融《書序》雲：‘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雲：‘《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雲：‘夏桀時作。’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篇見在而雲亡，其《汨作》、《典寶》等十三篇見亡而雲已逸，是不見《古文》也。”餘按：自孔安國以後學之博者，西漢無過向、歌，東漢無過趙、班、賈、馬、服、鄭，吳、晉無過韋、杜。之數人者皆不見，天下豈複有見此書者！藉令安國果有此書，一人偶未之見，遺之可也，必無四百年中博學多聞之士竟無一人見之之理。然則當時原無此書，而此書為後人所偽撰，不待言矣。
△傳《偽書》者之自解五說
據此六端觀之，此二十五篇者乃後人所偽撰，非孔壁中之書，不待明者而知之矣。然自隋、唐以來，學者皆信之而不疑，何也？蓋緣傳《偽書》者恐人之不之信，巧為之詞，曲為之解，學者不複考其源委，遽信以為實然故也。其說大抵有五。其一謂馬、鄭所傳乃《今文》，非《古文》，故與伏生之篇數同，而無二十五篇，──由是學者遂真以三十一篇為《今文》，而不複疑此書晚出之非真矣。其二謂《今文》乃伏生之女所口授，因齊音難曉，而晁錯以意屬讀之者，故多艱澀難解，不若二十五篇平易，──由是學者遂真以三十一篇為口授，而不複疑此書文體之不類矣。其三因《漢書》有張霸偽作《百兩篇》一事，遂誣《漢誌》所載安國多得篇目乃霸偽書之目，所引《伊訓》、《武成》篇文乃霸偽書之文，──由是學者遂不複疑東晉以後出者非真，而反謂西漢之時得者為偽矣。其四因《漢書》有“武帝末未列學官”一語，遂誣終漢之世不列學官，以故不行於世，儒者皆不之見，──由是學者遂不複疑此書為晉以後之書，而反謂司馬、趙、鄭、韋、杜諸儒為未嚐學問矣。至其尤誣妄者，《正義》引《晉書》雲：“皇甫謐於姑子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又引《晉書》雲：“晉太保公鄭衝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宏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由是學者遂以此二十五篇為真有所傳，而不複疑其為後人之偽撰矣。而豈知其莫非子虛烏有之事也哉！嗟夫，兩漢、晉、隋之書昭然在耳目間，非天下之秘書，世所不經見也，何為皆若不見不聞然者，而惟偽說之是信乎？故今複采漢、晉諸書之文足證其偽妄者列之左方，學者一一核之可矣。
△六駁之一──古文、今文篇第不異
一，《古文》、《今文》分於文字之同異，不分於篇第之多寡：馬、鄭所傳雖止二十九篇，與《今文》同，而文字則與《今文》異，兩漢之書所載甚明。
“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漢書藝文誌》）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後漢書儒林傳》）
“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於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複命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後漢書賈逵傳》）
“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書經籍誌》）
按：《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今文》也。劉向以《古文》校之而有異文脫簡，賈逵又撰三家與《古文尚書》同異，則劉、賈所見者《真古文》也。若仍是《今文》，則與三家有同而無異，何有異文脫簡，又何撰同異之有哉！是以《尹敏傳》雲：“初習《歐陽尚書》（即今文），後受古文。”東漢所謂《古文》之非《今文》明矣。況永嘉之亂，《今文》已亡，安得複有存者！後世學者不知《古文》、《今文》之分，乃以篇數多者為《古文》，少者為《今文》，遂以今書三十三篇為《今文》，謬矣！
孔氏《正義》稱劉向作《別錄》不見《孔傳》？後世耳食者遂以為劉向未見《古文》。夫劉向以《古文尚書》校《今文》，若不見《古文》，以何校之？然則劉向但見《真古文》，未見《偽古文》耳。且雲“中古文”，則安國之《古文尚書》已上於朝矣，安有藏於家之事！然則馬、鄭相傳之《尚書》決為《古文》而非《今文》明矣。
△六駁之二──今文亦壁藏
一，無論馬、劉所傳之為《古文》而非《今文》也，即伏生之《今文》亦其壁中所藏之書，井無其女口授之事，不得與二十五篇文體互異。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漢書》無此八字而有“張生為博士”五字）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史記儒林列傳》。《漢書》略同，但文異者十餘，增者一，刪者十餘耳。故不重錄）
按此文，則伏生之《今文》乃壁中所藏書。故劉歆《移博士書》亦雲：“《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則是二十九篇之策現存，錯何難自以目覽之，而必待夫女子之口授乎？且雲伏生能“治”《尚書》而不雲能“誦”《尚書》，則是所以欲召之者，謂伏生能通達其義，非徒誦其文也。錯所受者《尚書》之義，烏用以意屬讀！若徒誦其文，則伏生之門人若張生、歐陽生等眾矣，何人不可以授，又不必其女而後能授也。由是言之，伏生並無口授之事；此二十五篇之所以淺近易知而與馬、鄭相傳之《尚書》大不類者，正以其作於魏、晉之後，原非二帝、三王之言故爾，無他故也。蓋作《偽書》者目知其文不類，而恐人之譏己，故偽造此說以彌縫之。乃後之學者沿訛踵謬，皆信之而不疑，豈《史記》、《漢書》唐以後之人皆不複觀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更從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後漢書儒林傳》）
按：此文言作《訓旨》而不言作《序》，言作《毛詩序》而不言作《尚書序》，則世所傳宏《序》非宏所自作也。孔安國之作《書傳》與《序》，班固不知，則巧為之說曰，書未行於世也。今蔚宗乃宋元嘉時人，梅賾果於東晉奏上其書，宏《序》行於世矣，蔚宗何以亦不之知？且雲“宏受《古文尚書》，由是古文大興”然則宏果有序，班固見之熟矣，何以為《儒林傳》乃絕不載伏生口授之事，而仍錄《史記》之文乎？蓋由作《偽書》者自知其文不類而恐人之譏己，是以造為此說，之孔、衛以彌縫之。乃後之學者沿訛踵謬，皆信之而不疑，豈《史記》、《前後漢書》唐以後之人皆不複觀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六駁之三──班固斥張霸偽書
一，張霸之《偽書》乃百二篇，並非二十四篇，班固《漢書》業已斥之，必無反以《偽書》為《古文》之理。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征。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禦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漢書儒林列傳》）
按：《漢書》此文稱霸書“文義淺陋”，又雲“以中書校之非是”，是班氏明明以張霸之書為偽矣；烏有作《儒林傳》則痛詆其偽，作《藝文誌》又深信其真，作《律曆誌》反引其書為證者哉！班氏所引《伊訓》、《武成》之文，非霸偽書而為孔壁之《真古文》明矣。《漢書》所引者為真，則梁、陳所出者為偽可知也。況霸所撰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乃分析二十九篇為之，亦非別有二十四篇也。今穎達但欲表章偽書，遂公然以安國以來相傳之《逸》十六篇（即二十四篇）為偽，複公然以百二篇為二十四篇，，亦妄之至矣！且十六篇之語不始於固，《史記儒林傳》言之矣。司馬遷，漢武帝時人，張霸，成帝時人，遷作《史記》，何由預知後世之有張霸《偽書》，並其篇第之多寡乎！蓋凡穎達之說，顛倒矛盾，類皆如此；學者少留意焉，則其謬不攻自破矣。
△六駁之四──《古文尚書》立學官
一，孔安國《古文》，當時已傳於世，王莽及章帝時又已立於學官，兩漢之書所載甚明，並未散軼，不容諸儒皆不之見。
“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漢書儒林列傳》）
“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後漢書賈逵傳》）
按此文，則《古文尚書》當孔安國時已傳於人而行於世，至王莽時而立於學官，至東漢章帝時而再立於學官，且為帝所崇重，習《古文》者皆授官，而為世所欣慕矣，安得諸儒皆不之見，至梁、陳時而突出乎！蓋《漢誌》所謂“未列於學官”者，謂未置博士及弟子耳，非謂其書不行於世，但藏於家也；謂武帝時未列於學官耳，亦非終已不列於學官也。且《毛詩》、《左氏》、《梁春秋》當武帝時皆未列於學官，皆至王莽時而始立，至章帝時而再立，何以皆行於世，馬、鄭、服、杜皆得見之而箋注之，獨《古文尚書》遂以不列學官之故，致無一人之見之乎？甚矣不學而耳食者多也！
△六之五──《晉書》無古文授受事
一，《正義》稱鄭衝傳《古文尚書》，皇甫謐采之作《世紀》，至梅賾奏上其書於朝，考之《晉書》，並無此事。
《本紀》無文。
《儒林傳》中不載此事。蘇愉、梁柳、臧曹、梅賾亦皆無傳。《鄭衝傳》中但有高貴鄉公講《尚書》，衝執經親授之語，並無所講乃孔氏五十八篇之文。
《皇甫謐傳》中但有梁柳為太守，謐不為加禮一事，並無柳傳《古文尚書》及謐得之之文。
按：梅賾果嚐奏上此書，《本紀》即不之載，《儒林傳》中豈得並無一言及之；乃非惟無其事，亦並無蘇愉等三人之名，然則三人亦皆子虛烏有者也。且凡紀事之體，必書年月，而《尚書正義》、《隋書》記此事，皆不言為某帝之時，某年之事，蓋緣當時本無此事，係之以時，則人覆檢而知其誣，故傳《偽書》者為此含混之詞，使人無從辨其真偽；孔氏道聽塗說，逐從而錄之耳。且夫五十八篇之書，魏以前未行於世也。當魏主講《尚書》之時，衝所執者果係孔氏之五十八篇，《傳》豈得不大書特書，而乃但雲《尚書》。既但雲《尚書》，則即馬、鄭之二十九篇可知矣。柳為太守，謐不加禮，瑣事耳，然猶載之傳中，若謐果從柳得《古文尚書》而作《帝王世紀》，此乃經術之顯晦，著作之本原？何得反略之而不記乎？嗟夫，《史記》、《兩漢》之書，人所共讀者也，乃明明與《今文》相校之《古文》，而謂之《今文》；明明別有百二篇，而謂之即二十四篇；明明壁藏其書者，而謂之口授；明明立學官，置弟子，而謂之私藏於家。彼其於共讀之《史》、《漢》尚不難以黑為白，況人不多讀之《晉書》，亦何難以無為有乎！
△六駁之六──鄭、孔解詁與《偽書》之牾
一，非但梅賾未嚐奏上此書也，即鄭衝亦未嚐見此書，孔安國亦不知有此書，考之《論語集解》可見。
“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友於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為改同。’”（《論語集解》）
按：《集解》乃鄭衝與何晏同纂輯者。所引包說，以“孝乎惟孝”為句，以“施於有政”為一家之政。今《偽書》此文無“孝乎”二字，而“施於有政”作“克施有政”，乃指治民之政而言，與包所說迥異。若衝果見此書？豈容複采樂包說！今何、鄭既以包訓為是，則其未嚐見此書明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後帝。’”注：“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論語集解》）
按：今《偽書》此文乃湯滅夏之後告諸侯百姓者。安國果見此文，不當謂之“伐桀告天”。且今《偽書湯誥》現有此文，安國何不注雲“今《尚書湯誥》有之”，乃反引《墨子》以為證乎？安國既引《墨子》為證，則是安國所見之《古文尚書》並無此文也明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論語集解》）
按此注，是以此言為泛論周之事，以“周親”指周之公族，以“仁人”指商之賢臣也。今《偽書》此文乃武王誓師之詞，不惟管、蔡未叛，微、箕亦尚未來。安國果見此篇，何容複作此解！且《偽傳》雲：“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反以周親屬商，以仁人屬周，與安國《論語》之注正相悖。然則《偽書》、《偽傳》之不出於安國明矣。
孔氏《正義》雲：“此文與彼正同，而孔注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為伐紂誓眾之詞，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夫聖人之言，一也，豈得忽以為彼，忽以為此。安國寧有此一口兩舌之事乎！此理顯然易見，而穎達猶欲曲全《偽傳》之說，抑亦異矣！嗟夫，安國，西漢名儒乃為妄人所誣如是，為穎達者不能為乃祖辨其誣，顧反附會焯、炫而表章之，以致後儒摘斯傳之紕繆，動輒歸咎安國，使安國蒙不白之冤於千載之上，誰之過與！此餘之所為長太息者也！
△《偽書》之著者及其推行之年代
曰：五十八篇經傳非孔安國所傳，梅賾所奏上，果何人所撰，至何時始行於世邪？曰：江左士大夫於經學皆不留意，罕有言及此者，此不可詳考矣、但據其時所著之書觀之，王坦之，東晉人也，範蔚宗，宋元嘉時人也，藉令東晉之初此書果已奏上行世，坦之、蔚宗必無不見之者，而坦之著《廢莊論》，引“人心，道心”二語，不言其為《虞書》（詳見《唐虞考信錄》中），是坦之未見此書也；蔚宗著《後漢書儒林傳》，但雲“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若不知別有二十五篇者，是蒔宗亦未見此書也。直至梁劉勰作《文心雕龍》，始引此二十五篇之文。然則是元嘉以前，此書初未嚐行於世，至齊、粱之際始出於江左也。然但行於江左已耳，中原猶未有此書。故《隋書經籍誌》雲：“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然則是隋滅陳以後，此書乃漸傳於北方，劉焯、劉炫之輩以為奇貨而注釋之，然後此書大行而《鄭注》漸廢也。至其撰書之人，則梅驚、李巨來皆以為皇甫謐所作。以餘觀之，不然。西晉之時，《今文》、《古文》並存於世，安能指《古文》為《今文》，而別撰一《古文尚書》以欺當世。況謐果著此書，必已行世，何以蔚宗猶不之知；又何以江左盛行而中原反無之？然則此書乃南渡以後，晉、宋之間，宗王肅者之所偽撰，以駁鄭義而伸肅說者耳。何以言之？《左傳》“亂其紀綱”，舊說以為夏桀之時，而肅以為太康之世；《無逸》“其在祖甲”，馬、鄭以為武丁之子，而肅以為太甲之事。今《偽經》以“亂其紀綱”入《五子之歌》，《偽傳》以祖甲為太甲，明明祖述肅說，暗攻先儒，其為宗肅學者之所偽撰？毫無疑義。蓋漢末說經者皆宗康成，逮王肅起，恃其門閥，始好與鄭為難。其說不無一二之勝於鄭，而荒唐悖謬者實多。但肅父為魏三公，女為晉太後，以故其徒遂盛，其說大行，天下之說經者分為二派，一宗鄭學，一宗王學。宗鄭者黜王；宗王者駁鄭。值永嘉之亂，《今文》失傳，江左學者目不之見，耳不之聞，又其時俊桀之材，非務清談，即殫心於詩賦筆劄，經術之士絕少，但見馬、鄭所傳與《今文》篇數同，遂誤以為《今文》。由是宗肅學者得以偽撰此書以攻鄭氏。書既撰於晉、宋之間，故至齊、梁之際姑行於當世也。孔氏見《偽書》、《偽傳》之說多與肅同，不知其由，遂疑肅私見《孔氏》而秘之。夫肅專攻鄭氏，如果此書在前，肅嚐見之，其攻鄭氏之失，必引此書為證，雲《尚書》某篇雲雲，某傳雲雲，世人誰敢謂其說之不然，何為若出之於已然者？然則是《偽書》之采於肅說，非肅說之本於《偽書》明矣。即《正義》所稱“皇甫謐從梁柳得此書，故作《帝王世紀》，多載其語”者，亦作《偽書》者之采於《世紀》，正如《冠子》采賈誼之《鵬鳥賦》，而人反謂誼賦之采於《冠子》耳。但南北朝中無窮經博古之人察知其偽，遂使其書得行。然馬、鄭之本書尚在，後之人猶可考而知之。至唐太宗時，孔穎達奉詔作《五經正義》，既不能辨其真偽，又誤以其傳真為其祖安國所著，遂廢《鄭注》而用之，自是鄭氏古本遂亡，士人之應明經試者，莫不遵功令，讀《偽傳》，二十五篇之文遂與三十三篇之經並重，習而不察，以為固然，竟不知《史》、《漢》以來漢、晉諸儒所述並無此文，而出於後人之偽撰者矣。
△《家語》之偽撰者
然不但今《尚書》二十五篇為宗王肅者之所偽撰也，即今所傳《家語》亦肅之徒之所偽撰。《漢書藝文誌》雲：“《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注雲：“非今所有《家語》。”是今《家語》乃後人所偽撰，非漢所傳孔氏之《家語》也。今《家語》序雲：“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誌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又雲“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然則今之《家語》乃肅之徒所撰，以助肅而攻康成者，是以其文多與肅同而與鄭說互異。此序雖稱肅撰，亦未必果肅所自為，疑亦其徒所作而名於肅者。由是言之，偽撰古書乃肅黨之長技，今《偽古文尚書》亦多與肅說同而與鄭氏異者，非肅黨為之而誰為之乎！
△《孝經》之《偽孔氏經傳》
亦不但《尚書》有《偽孔氏古文經傳》也，即《孝經》亦有《偽孔氏古文經傳》。《孝經正義》雲：“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邵，以示河間劉炫。”則是後世所謂《古文孝經》者，出於隋世，非漢儒所傳孔壁之《古文孝經》也。又雲：“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更改，又偽作《閨門》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偽。’由是明皇自注《孝經》，頒於天下，以十八章為定。”則是南北分王之時，經術荒廢，好事者造為偽書以惑當世，乃其常事也。但彼二十二章者，幸而有司馬貞駁其謬戾，以故不行於世，而此二十五篇者，不幸而遇孔穎達謬相推奉，黜真書而用偽者以取士，遂致唐人奉為不刊之書耳。惜乎後世之儒之不能以三隅反也！
△《偽書》破綻三端
曰：“二十五篇之文果出後人所撰，何其似聖人之言也？曰：烏得似！後世學者不之察耳。三十三篇中，無一道學陳腐之語，然其所載行政用人之略及訓誥中所與其君及群臣百姓言者，無一非修身經國之要務，不言道而道莫大焉，不言學而學莫純焉。其二十五篇則不然：自其所采經傳舊文而外，大率皆道學語。然按之乃陳腐膚淺，亦有雜入於異端者。其義不逮，一也。三十三篇之中，事多於言，事亦皆與經傳相應，無可議者。二十五篇則言多而事少，其事皆雜采於諸子及漢儒之注說，考之於經既不合，揆之以理亦多謬。其事不經，二也。三十三篇，四代之書，迥然四代之文，古今升降，一望了然，典謨誓誥各有其體，不相混也。二十五篇則自《大禹謨》至《ぁ命》其文如出一手，謨訓命誥約略相似，更無分別。其文不類，三也。昔宋阮逸偽造《元經》，稱隋王通所撰，而《河汾王氏書目》無之，《唐藝文誌》亦無之；且避唐景帝（神堯之祖）諱，稱石虎為季龍，又避唐神堯諱，稱戴淵為若思。”以故直齋陳氏得知其偽，謂“逸心勞日拙，自不能掩”。今此二十五篇，《史記》無之，班、範《兩漢》之書無之，賈逵、馬融、鄭康成之所傳亦無之，趙岐、杜預、韋昭諸儒皆不之見，而其中雜以異端之言，小說之事，魏晉排偶組練之文，與三十三篇之書高下懸絕，較之阮逸偽書尤為易辨。惜乎後世學者震於其名而皆不之察也！
△《偽書》剽竊經傳
曰：經傳所引《尚書》之文，二十五篇之中皆有之，何以言其偽也？曰：此作《偽書》者剽竊經傳之文入其中耳。子不見夫鐵器乎，鑄者無痕而補者有痕。凡經傳所引之語在三十三篇中者，與上下文義皆自然相屬；在二十五篇中者，其上下承接皆有補綴之跡，其有痕無痕至易辨也。且其中有傳記所引逸書之文而剽竊之者，亦有傳記之所自言，並非引書，而亦剽竊之者。“六府三事”，缺自解經文，“同德度義”，萇弘自抒己見，豈得牽帥之以入經！至於“除惡務本”，乃權謀之士所言，尤不得入聖人口中也。有采經傳之意而改其詞者。“有攸不為臣，東征”，刪其首句而移之伐紂，可乎！“天下曷敢有越厥誌”，改以為“予”而屬之武王，謬矣！有采經傳之詞而失其意者。周親之不如仁人，謂己不私其親，可也；以周親屬之紂，則不倫。嘉謀之歸於我後，臣下自相勉勵，可也；成王以之命官，則失言。此剽竊之不能掩者也。且《尚書》凡百篇，而凡經傳所引略已盡於二十五篇之中，然則其餘四十二篇（五十八篇外，尚當有《逸書》四十二篇）經傳遂無引其一語者乎？是以傳記所引在三十三篇中者少，在二十五篇中者多。何者？彼固專以裒集傳記之語成文者也。即以其引傳記觀之，而其偽已不能掩矣！
△識別《偽書》之不易
曰：三代有三代之文，兩漢有兩漢之文，魏、晉以還，文體益變，二十五篇之文豈後世文人之所能贗為。此固不得疑為偽也。曰：能膺為者多矣！魏、晉之世，文士多好摩擬古人之文，其習尚然也。若夏侯湛之《昆弟誥》，其聲音笑貌儼然《尚書》矣，試隱其名而加以古人之名，使無識之人觀之，豈複有疑其偽者乎，宋文彥博帥永興，得褚遂良《聖教序》墨跡，因令子弟臨摹一本；會宴僚屬，乃並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皆以摹者為真跡也。夫書法，其淺者也，猶且如是，況文之難知乎！嗟夫，《管》、《晏》、《冠》諸子大率皆後人所偽撰，至於昭明所選《高唐》、《風賦》、《黃鵠怨歌》之屬，為俊人所擬作者尤多，乃傳之日久，而人遂莫不信以為真。故凡世之以偽亂真者，惟實有學術而能文章者然後乃能辮之；悠悠世俗之目，其視莠莫非稷也，視魚目莫非珠也，烏乎其能知之！昔隋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坐除名。然則偽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使不遇訟之者，則至今必奉為聖人之言矣。古今之如此者，豈可勝道，特難為不學而耳食者言耳。縱使梅賾果嚐奏上此書，尚不可據為實，況並無此事乎！此所關於聖人之政事言行者非小，故餘不辭尤謗而考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