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革命的同時，後現代社會也經曆了一場“內部革命”，這是一種大規模的“認知運動”，是對自我完善及自我認知的史無前例的迷戀，表達與溝通技術、東方禪學以及形體操等一類心理谘詢機構的大量湧現便是證明。20世紀60年代的政治敏感性已經讓位給“醫療敏感性”，甚至連某些對現狀不滿的前領袖人物中的強硬分子也折服於“自我剖析”的魅力，如雷尼·戴維斯（Rennie Davis）[25]拋棄了激進的鬥爭，目的是為了追隨精神領袖馬哈拉誌·濟 (Maharaj Ji)[26]，而傑雷·魯賓（Jerry Rubin）[27]則自稱在1971年至1975年之間，一直熱衷於完形療法、生物能、拉爾夫按摩(Rolfing)、按摩、緩步跑、太極、伊沙蘭按摩、催眠術、現代舞、坐禪、錫瓦爾意識控製法、阿裏卡療法、針灸以及雷什療法等。在經濟增長緩慢之時，精神發展便取而代之，在新聞替代了生產之際，精神消費便成為急需，如瑜伽、心理分析、肢體表達、禪宗、情緒釋放療法、團隊發展、超限冥想等；心理的膨脹與經濟的通貨膨脹是雷同的，而心理的膨脹對於自戀的發展又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即便心理療法沾染了肉體和東方哲學的色彩，但它仍將各種情感導向“我”，促使“我”成為世界的中心，由此便產生了一種全新的自戀形式，即自戀是一種“心理的人”。執著於自身的自戀並非不切合實際，它也沒有過於陶醉，自戀力求實現自我解放、自立與獨立這樣的偉大目標，如果放棄愛情，那麽理由便是“我不需要另外的人，隻為多愛我自己，這樣我才能讓自己快樂”，這便是傑雷·魯賓的新革命設想。
在這種心理範式中，無意識和壓抑占據著一個戰略性的位置。無意識和壓抑是建立新型自戀的關鍵一環，它們通過掩蓋真實的主體，實質是在布置誘餌和設置壓抑底線，旨在實現一種“慫恿”，從而激發出一種難以抑製的再度征服真實自我的念頭，因為“那裏一切依舊，我應不期而至”。自戀是對無意識所發出的挑戰的一種回應，結果便是“我”被責令要找回自己，“我”要投身到一種無止境的解放、觀察和闡釋的活動中去。我們承認無意識，但無意識在成為想象或象征、劇院或機器之前，它首先應該是一種慫恿因素，指向一種無休止的個性化過程，每個人都應當“說出一切”，都應當從那些莫名、妨礙主體曆史延續的防護體係中解脫出來，都應當通過“自由的”聯想，通過當今非語言的手段、喊叫以及釋放被壓抑的情感來個性化自己的欲望。另外，（性、夢、口筆誤等）一些被當成邊角料的東西，也都被放在性欲的主觀性與意識的層麵加以回收利用。無意識就這樣擴大了人的空間範疇，所有的糟粕都被納入主體的範疇。由此，無意識開辟出一條通向無限自戀的道路。全麵徹底的自戀則是以另一種方式來表明心理的最新變異，即不再需要心理分析的闡釋，而是需要心理分析師的緘默，以便從心理大師的話語中以及從現實的參照係中解放出來，被欲望支配的接受心理分析的人，處在一種自我**的輪回中，他們隻有依靠自己。當所指處在各類能指手段的下風時，當話語本身讓位於直白的情感時，當外在所指對象湮滅時，自戀便不再有任何的障礙，它可用各類激進的方式來實現自我的完善。
就這樣，自主意識替代了階級意識，自戀意識取代了政治意識，這裏要提醒的是，不要把這種取代看作那綿延不絕的階級鬥爭的一個緩衝，要注意的是，自戀更像是社會化的一個工具，它借助於自閉很快便實現了對公共領域的疏遠，同時自己也從功能上適應了社會的孤立，而這一切隻為將自戀轉變為一種戰略。自戀使得“我”成為一切關注的焦點，自戀致力於讓個性與個性化體係所推動的微型化相適應。為了虛無的社會狀態能延續下去，“我”應當成為關注的中心，但人際關係卻由此而被摧毀了。不過，既然個體能夠全神貫注於自己，那麽這倒也無妨。就這樣，通過排除社會的幹擾，自戀實現了一種奇異的“人性化”，即自戀作為實現廣泛“布道”的簡約的手段，在一個完美的迂回中，使得“我”適應了自己賴以為生的世界。社會矯正的順利進行也不再取決於紀律的約束與高尚的情操，而是要依靠自我**。自戀作為一種彈性、自我管理的控製新技術，通過非社會化實現了社會化，實現了個體與微型化的社會現實之間的和諧，並使得流行的純自我的全麵發展也變得高尚起來。
但自戀最大的功用也許在於從“我”身上去除一些僵化的內容，於是要求了解真實自我的呼聲便不可避免出現了。“我”是關注以及闡釋的目標，對“我”越是關心，就會有越多的不確定與疑問。由於“新聞”導致“我”成為一麵“空虛的”鏡子，由於聯想與分析使“我”成為一個沒有答案的命題，一種開放、變幻不定的結構，反過來又需要更多的治療與有意識的回憶。弗洛伊德所做的三大“辟謠”之一，便是對人性的狂妄自大進行“辟謠”，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他便以此自詡為哥白尼和達爾文，這點他是對的。麵對自己固定的形象，自戀也不再是不可動搖的了，甚至是不再有形象了，僅有的便是對於“自我”的無休止的征服，這是一種非穩定化或心理漂移的進程，和幣值或公共輿論一樣起伏波動，自戀由此步入了正軌。新型自戀已不滿足於從自身情感的投入中清除掉各類體係的影響以達到對社會現實的中性化，這次是“我”遭到清理，被從自己的身份中排除掉了，這就是超級關注所帶來的矛盾。由於過度的新聞、煽動與活躍，涉及公共領域的情感也遭到了空虛化，而由於過度的關注，“我”也失去了參照和單一性，變成了一個“模糊的整體”。沉重現實的消亡隨處可見，這便是“非實體化”，這便是支配著後現代性的“非領地化”的最終模樣。
寬容與享樂主義新倫理也在分解著“我”，結果便是勤奮不再時髦，循規蹈矩、紀律嚴明受到了貶損，欲望、及時行樂受到了膜拜，一切似乎完全印證了尼采做出的當代趨勢有利於“意誌薄弱”這一判斷，也即有利於傾向與衝動的無序化，有利於一個可等級化一切的引力中心的喪失。由此，不成體係各自為戰的各式衝動導致了“薄弱的意誌”，而在某種衝動支配下的協調一致的衝動則將會產生“堅強的意誌”。[28]自由聯想、自發創造、非指向性以及我們的表達文化，還有我們的福利理念等，一切均在於促進發散損害集中，在於讓隨遇而安替代積極有為，在於肢解“我”，在於摧毀綜合的有組織的心理體係。如今，所有的教師都在抱怨學生注意力不集中，這種不集中僅是冷淡、隨意的新意識的表現形式之一，它與電視觀眾的意識完全一致，也即可對一切著迷或對一切都無所謂，可以同時既興奮又冷漠，這是一種被新聞超飽和了的、可選擇的、發散的意識，它與“內在堅定的”積極有為的意識正好相反。意誌的終結與純粹冷漠的時代是相輔相成的，也與一些偉大的抱負和事業的消失是一致的，而為了這些抱負和事業，曾經連生命都值得奉獻。如此一來，結果便是“即刻擁有一切”，而不再是“超越障礙，飛向星際”。[29]“綻放自己”，人們常看到這樣的信手塗鴉，體係傾力而為的目的就是不再有畏懼，“我”已經被分解為有著各種殘缺的各種傾向，它們遵循的還是同樣的發散進程，處在發散進程中的社會性如同一堆光怪陸離的個性化分子。暮氣沉沉的社會現實便是冷漠的“我”的真實寫照，這是一個意誌薄弱，經曆了信息洗禮的新幽靈。絕望是沒有意義的，“意誌的薄弱”並非一場災難，不會導致人性的奴化和異化，也絲毫不會造成極權政體的上台，無所顧忌的冷淡更多地表現為一道壁壘，它抑製著曆史宗教的情感以及某些偏執的企圖的爆發。自戀僅糾纏於自身，圖謀的是個人的成就和自身的平衡，阻塞著煽動群眾的言論；如今，慫恿投機以及政治冒險的主張也無人附和了；如果革命失去了光彩，那麽也不必責怪官僚主義的“背叛”，因為革命是在個性化世界**的燈光下偃旗息鼓的。“意誌”的時代就這樣消失了，如尼采所言，這種消失沒有導致任何的“墮落”。在一個實驗體係的一係列步驟的布局中，有一個邏輯貫穿始終，它仰仗的是速度，要求的是掃**“意誌”，因為“意誌”妨礙了自己實際的運行。一個“意誌堅強的”中心，依托著內心的堅定以及固有的力量，依然是抵抗不斷加速的試驗的堡壘，這就是自戀的冷淡的易凋零的“我”，唯有它可以在運動中與一個係統化、加速的試驗同步發展。
自戀在清算那些與“漂移著的”體係不相兼容的“內在堅定的”僵化性之時，同時也在致力於瓦解“外在的堅定性”，在裏斯曼看來，這種“外在的堅定性”是未來的一種豐富的個性，但它很快就露出真容，原來它是一種高級的大眾個性，它與消費體係發展的新階段是對應的，介於紀律性的堅強的個體（內在的堅定）與自戀的個體之間。在個性化邏輯全麵重組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際，仰仗他者支持並受到他者規約的外在堅定性也倒向了自戀、傾向了自閉，目的在於減少“我”對於他人的依賴。R.斯奈特對此做出了部分解釋，他認為“西方社會正在從一個基本上受他人左右的社會類型向一個受內心掌控的社會類型過渡”。在可加選擇的各類體係的背景下，個性化不再是一種成群的或擬態類的東西，它應當深化差異並突出特異性，而自戀則表明了要擺脫受他者的駕馭並要與“消費社會”初級階段的標準化秩序相決裂。一成不變的“我”的身份瓦解了，看別人臉色行事的時代也終結了，從各方麵看來，自戀在這其中所起的作用之大，以至於可以說它就是個性化進程的代理人。
人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認為可以從個性的湮滅來闡釋“治療的靈敏度”，但個性的湮滅卻是由生活中的官僚組織造成的，“對內在的尊崇並非起源於個性得到了確認，而是起源於個性的喪失”。自戀的熱情並非源自喪失了單一性的異化，它也不能彌補個性的缺陷，但它可產生出一種新的個性，一種不堅定的且起伏不定的新意識。盡管“我”變成一個“漂移的”範疇，既無標記也無確定性，呈現出一種純粹的無拘束狀態，它適應各類加速的舉措，也適用於我們變幻不定的體製，這是自戀的價值之所在。自戀是一種永恒的心理訓練手段，為後現代試驗所必需；同時，自戀還刪改了“我”的逆反心理以及思維定式，這就為“我”接受矯正醫生極力推崇的有益身心健康的行為模式提供了可能。鑒於此，自戀確立一種朝向“終生培訓”的“精神”，這為實施一項對於肉體與靈魂進行科學管理的偉大事業提供了助力。
“我”的標簽受到了侵蝕，這真實地反映了各社會角色與身份如今所經曆的解體，而這些角色和身份以前都曾受到了嚴格的界定，也即它們處在有規律的且一一對應的狀態，但此後，對兒童、男人、婦女、瘋子以及有教養的人而言，他們各自的身份進入了一個難以定義的不確定的階段，而且人們對於自己被劃定的社會“類別”的疑慮也在不斷地加深。另外，消除差異性的各種策略基於的是民主進程，至少部分如此，即基於推行“平等”。對此，馬塞爾·戈謝明確指出：平等的目的在於借助於一種抹去可見數據的模糊化製度，來減少一切能夠凸顯各生命體之間的社會相異性或實體差異性的東西。[30]這便是所謂的“我”的非實體化，是它在統領著個性化的進程。如果說民主運動通過同一化個體，來侵蝕傳統的他者的標記，來消除他者的相異性，而不管其他方麵的明顯差異，那麽，自戀的個性化進程動搖的則是“我”的標記，消除的是“我”的確切內涵。盛行的心理享樂主義徹底改變了我們自己的身份；同理，盛行的平等也完全改變了人們對於相異性的理解。在所有相異的角色（如生理本能反常者、瘋子、輕罪犯、婦女等）曆經爭議並達成托克維爾所謂的“條件平等”時，心理進程的爆發便不期而至。在社會相異性大規模地讓位於同一性、差異讓位於平等之際，自己身份的問題，而且還是“內在的”身份問題能夠浮現，不正是恰逢其時嗎？由此，沒有明確界限或限製的民主進程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主流的心理大潮借勢湧現。在對自己的關注排擠了對他者的關注之際，民主現象便不再是命題；同理，自戀的蔓延意味著盛行的平等也虛無化了，但平等並不會坐以待斃。在解決了“他者”的問題之後（不過，如今的“他者”依舊是慫恿和盤詰的對象），平等又席卷了大地，“我”的問題得以顯現；此後，真實性蓋過了相互性，認識自己超越了接受他人。在“他者”的形象從社會舞台上消失的同時，一種新的“分裂”再現了，即意識與無意識的分裂，這是一種精神的斷層，盡管還處在心理層麵，但為了社會化能夠繼續下去，分裂似乎也必須要不停地進行下去。“我不是我”誘發了自戀的進程，一種新的相異性誕生了，自己與自己不再熟悉，而我所麵對的也不再是一個絕對的“他者”，於是“我”的身份搖擺起來，而此時個體之間的同一性也實現了，所有的生命體都成了“同類”。分裂在遷延著，衝突通過內在化承擔起一種社會整合功能[31]，但這次不是為了贏得尊嚴而進行階級鬥爭，而是為了獲得現實以及欲望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