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社會處於個性化進程絕對支配之下時，文明化進程又會如何呢？盡管威脅和暴力層出不窮，但消費和交流仍繼續著由國家和個人主義邏輯所開創的事業。犯罪率統計也就是從這意義出發的，盡管它並不完善；在中長期內，殺人率仍將相對的穩定，甚至在殺人率異常高升的美國，在1930年，這個比率不過每10萬人有9人被殺，到了1974年才突破到9.3人。在法國，官方公布的1876—1880年期間（不包括未被確認或者不明的“黑數字”）的殺人率為0.7人，在1972年為0.8人；在1900—1910年期間，巴黎的傷害致死率為3.4人；而在1963—1966年期間則為1.1人。消費時代倡導的是舉止和睦，尤其要減少爭吵和動拳腳，在塞納省和北部省，在1875—1885年期間，因鬥毆和傷害而被判刑的分別達到每10萬人63起和110起；到了1975年，則分別為38起和56起。自工業化世紀起一直到近來，巴黎和其他省份一樣，爭吵在工人階層裏是司空見慣的事，這是榮譽感傾向性強的階層，他們迷信暴力。甚至是婦女，如果路易斯·舍瓦裏埃（L. Chevalier）[164]以及瓦裏（Valès）和左拉（Zola）關於女性們的趣事和描述可信的話，那麽，她們也是會毫不猶豫地用漫罵或動手來解決她們的爭執。如今暴力現象從城市景象中大範圍地消失了，暴力在如今的社會裏變成了一種甚於死亡的禁忌。民眾階層放棄了傳統的對暴力的美化，在行為上采用了一種冷漠的態度，這便是我們社會“資產階級化”的真正的意義所在。紀律教育和個人自立都無法真正實現的東西，但個性化邏輯卻可以實現，它通過促進交流和消費，通過推崇身體、平衡和健康，破除對英雄的膜拜，讓害怕不再被視作恥辱，簡而言之，通過建立新型的生活以及新型的價值觀以全麵完善個體的個人主義化，讓公共生活退居其次，讓人們不再為別人的利益操心。
越發關心自己，個體們卻心安理得，這並非出於倫理，而是出於個人主義的超級自為，在鼓噪福利和自我完善的社會裏，個體們明顯都很在意保養自己、自我評估，他們沉湎於旅遊、音樂以及表達身體對抗情形的運動。人們對暴力行為普遍懷有一種深層次的厭惡，這是信息化的享樂主義在社會現實中膨脹的結果，那裏充斥著的是汽車、媒體和消遣娛樂。這便是消費和信息的時代，它導致了類似酗酒的咖啡禮儀的沒落，正如阿利埃斯（Ariès）[165]所言，咖啡館作為一個新型的男**際場合，從19世紀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期，但同時它也是宣泄暴力的一個好場所，在20世紀初，有一半的違法行為都是源自鬥毆和傷害，且起因都是亢奮滋事。通過傳媒和消費品將個體們分散開來，通過消費方式的發展讓人不再眷顧咖啡（尤其是法國），個性化進程溫和地摧毀了造成暴力犯罪高發的諸多男**際規則。
而與此同時，由於消費社會進一步完善了人際關係的中性化，導致了冷對命運、冷對他人評判的風氣蔓延開來。個體放棄暴力不僅因為出現一些新型的個人財富和目標，還因為他人被空泛化了，成了無足輕重的“跑龍套的角色”[166]，他人就是一個住在自家附近的人，是住同一層樓的鄰居或是一位同事。這是縮水了的人際關係，其中隻有對個人主義或自戀主義的超級關注，成因便是暴力衝動的衰退。在一種冷漠的新型的他人出現的同時，人際關係也在被不斷地加以改造並最終形成了交流的和心理的價值觀。這便是自戀社會中人際關係的悖論，也即對於他人的關心和興趣越來越少，然而對交流的欲望卻越來越強烈，不要咄咄逼人，但要理解他人。心情舒暢與冷待他人如今是齊頭並進的，在這種情況下，暴力又怎能不消退呢？
人際心理上的暴力也不可避免地衰退了，言辭上的暴力同樣也受到來自自戀主義的衝擊。一些帶有社會意義的謾罵和18世紀的一些髒話（無賴、髒豬、餓死鬼、垃圾）依舊常見，但內容卻讓位給了一些更具“個人特征的”且常與性有關的辱罵。朝某人臉上吐唾沫或者在路過時吐口水等侮辱性的現象消失了，因為這與講究衛生的冷漠社會是格格不入的。尋常方式的辱罵變得司空見慣了，但它失去了刺激性的內涵，也不再有侮辱他人的故意，而是一種沒有動武意圖的莫名的衝動，正是由此，這類辱罵很少有引發肢體衝突的結果。一個駕車人對另一個冒失鬼司機的斥罵，絲毫沒有汙損的意思，而這個被罵的人也完全沒覺得有什麽。在一個自戀時代，言語上的暴力也空泛化了，它甚至不再有人際的意義內涵，它變得冷冰冰的，既無目標也無意義，它是衝動、神經質、非社會化的暴力。
個性化進程是產生這種普遍的和睦態勢的一種機製；兒童、婦女以及動物不再像19世紀以及20世紀上半葉那樣是暴力的傳統目標。後現代的**所推崇的對話、參與以及傾聽主觀訴求等得到了係統的提升，這成為行為端正的根源，它在綱紀森嚴時代得到了繼續甚而得到了強化，然而森嚴綱紀卻被教育體係拋棄了。在父母不再自視為子女們的學習榜樣之際，以相互溝通和人際關係心理化為基礎的教育模式才能得以推行，體罰由此才能得以絕跡。個性化進程淡化了一切權威者的形象，削弱了專製、冷酷、窒息天賦的“榜樣”原則，最終讓教育理念產生了改變，自戀的非實體化讓小家庭感到無可奈何，感到教育權被剝奪、被舍棄。昨天還有著育人和灌輸規範等積極意義的體罰，如今卻是讓父母感到羞愧的與子女溝通的失敗，是對失去權威而感到沮喪的一種無法控製的歇斯底裏。
婦女運動如火如荼，反響熱烈。隨著男性暴力大範圍地減少，男性氣概不再等同於孔武有力，女性不再等同於逆來順受，在這樣一個“性別模糊”的時代，暴力已經失去了效用。自古以來便有按性別劃分來界定行為的法則，男性暴力承載並體現著這一法則，但由於對男性和女性已經沒有了嚴格的定義，沒有了明確的界定，男權至上的模式便遭到了各方的唾棄，因此，這種法則在個性化進程的大潮下也就沒有了市場，靠肌肉發達確立權威的原則讓位給了對自主支配、心靈對話以及無拘無束的生活的憧憬。在法國仍然存在著強奸問題，1978年有1600起強奸案件（每10萬人中有3起），但實際數量大概接近8000起，而在美國，則有超過6萬起強奸案，這創造了一項新的犯罪率紀錄，即每10萬人有29起。在大部分的發達國家，強奸案數量也在日益增長。然而，人們無法確定這種增長是性侵犯真的增加了，還是被強奸婦女更有勇氣站出來揭發的緣故，如在瑞典，強奸案數量在四分之一世紀裏翻了一番還多，而在美國，強奸案數量從1957年到1978年增加了四倍。但從一個世紀的跨度來看，結果則與此相反，性暴力出現了顯著下降，如法國的強奸案數量是1870年的五分之一。[167]盡管性暴力隻是相對泛濫，但冷漠的個性化進程仍舊在繼續著，以便讓男性的行為變得更規矩，強奸案的回潮和減少同時出現在數量極為有限的人群中，一則因為這些強奸犯來自少數有色人種和弱勢文化人群（在美國，有近一半的被捕者為黑人），再則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強奸犯是慣犯，至少在法國是如此。
最終，連對待動物的態度也被納入到文明化的進程中。依據1850年和1898年頒布的法律，從理論上講，可以對虐待動物的行為進行追究，但這些法律隻是一些僵化的字眼，事實上，這種類型的殘暴並沒有受到異口同聲的譴責。在19世紀的屠宰場，虐殺是極為平常的事情，看動物掙紮是工人們鍾愛的一個娛樂節目，如“將火雞放在燒得通紅的鐵板上看其跳舞，人們把關在籠子裏而頭卻露在外的鴿子當靶子，朝其扔石塊”[168]等。但共生一個世界讓我們放棄了這種刺激，如今虐待牲畜已廣為人所不齒，捕獵、襲擾、飼養環境惡劣甚至連一些科學實驗都受到了來自各方的抗議。從前自發形成的以折磨動物為樂的遊戲，如今的孩子們從來沒有玩過，這說明，人道化在孩子們身上體現得最為顯著。當代的個人主義不再拘泥於對他者機械的認同，而後現代的個人主義特征便是擴大了認同的範圍，即不再僅局限於對人的認同。有必要結合個體的心理化來看待這種複合式的認同，隨著個體的個性化，原本涇渭分明的人與動物的界限也變得模糊起來，動物所承受的一切苦痛，人類也感同身受，個體由此變得脆弱、驚詫和恐懼起來，並逐漸難以容忍動物所遭受的苦痛。自戀讓個體變得柔弱且多愁善感，變得對外部世界更加敏感。不過，習俗的人道化與一個同樣自成體係的冷漠是相伴隨出現的，在夏季大移居時拋棄動物的浪潮便證明了這點。因此，也可以將這種人道化理解為麵對痛苦時表現出來的一種新的脆弱和新的無奈。
這種史無前例的社會純潔化集中體現在1976年，當時有95%的法國人認為自己在上個月沒有遭受到什麽暴力。更為突出的是，被調查者們表示，在上個月，家庭中沒有任何成員（87％）也沒有任何與自己有來往的人（86％）受到某種形式的襲擾。新型暴力犯罪的出現以及在周末舞會和體育場內零星的鬥毆現象烘托出這樣的結果：人與人之間的肢體衝突越來越少，它已經成為一種讓人心傷的犯罪行為。盡管如此，但還有三分之二的人認為，如今的暴力行為要比不久前或世紀之初更普遍。人所共知的是，在所有發達國家裏，不安全感正在滋長，在法國，80％的人口明顯感到暴力發生率在上升，73％的人承認害怕夜間步行回家，有一半的人害怕在夜裏駕車走小路。在歐洲，在美國，打擊犯罪一直是公眾第一關注的問題。鑒於犯罪行為和實際情況相脫節，那麽，是否可以將這種不安全感看作一種幻覺，一種借助媒體推波助瀾的權力策略，即在危機以及意識形態解體時期，為了實現對社會的控製而故意散布虛假意識的策略。不過，這種“意識”是如何以及怎樣被導入社會的呢？這與公民社會的巨變以及隨後發生的對暴力態度上的轉變並無什麽瓜葛。事實上，不安全感的增強與各類犯罪行為無甚牽連，與毒化運動也沒有關係。現實中的不安全感並非一種意識形態，它是不安、弱勢的個體誇大一切風險的結果，他為自己的問題所困擾，對壓製體係感到惱火，認為這體製是無效的或是“過於”寬鬆的，他習慣於被保護，且曾受過不明暴力的傷害，由此看來，日常的不安全感的實質是對後現代的非實體化感到焦慮的一種表達。自戀主義的出現與一種慣常的恐懼感是分不開的，它必要依托一個極度危險的外部世界才得以形成，而這危險的外界反過來又加重了個人主義的傾向，如戒備、冷待他人、自我封閉等；在大城市中，有相當數量的居民晚上閉門不出，仰仗防盜門來獲得庇護，隻有6%的巴黎人在夜間聽到呼救聲時會出門幹涉。
令人奇怪的是，由於暴力在文明社會中的衰減，對暴力的呈現反而愈發激烈了。如在電影院、劇場以及文學作品中，暴力情景競相呈現，其中的恐怖和恣意妄為場景層出不窮，為塑造出逼真的讓人不堪的暴力，“藝術”從未如此近距離專注於展現暴力的來龍去脈，如骨頭碎裂、血滴噴濺、哀號、斬首、斷肢、閹割等。與此同時，伴隨冷漠社會而來的還有**裸的色情，映入眼簾的一種細致入微的使人瞠目的性暴力場景。這種為迎合性虐狂而出現的色情讓人無法理解，也更為我們溫和的社會所不齒；這類的呈現一發不可收拾，形成爭先恐後的局麵，因此需要對之多加關注；**裸的色情既無法歸因於衝動，也無法補償遺憾，它不過是對後現代暴力內在本質的一種描述；由於不再有任何的道德法則約束，人們便可勇往直前、不畏曲折、堅持到底、精益求精，這種對暴力的高度寫實主義，卻隻以暈眩和稍縱即逝的感受為目的。
在各領域中都有可能存在著色情進程，如性（色情、兒童賣**低齡化，在紐約市，有大約12000名年齡在16歲以下的男孩兒和女孩兒成了獵豔者的玩物）、信息（讓人著迷的“直白”）、毒品（不菲的花費和劑量）、音響（高分貝）、“時尚”（朋克、光頭黨、皮革熱）、音樂（搖滾）、體育（興奮劑、過度訓練、空手道運動熱、女性健美運動以及肌肉崇拜）；情色並不是一種偶然的時尚，情色是冷漠秩序、非穩定化以及自戀非實體化的產物，一如襯托對立麵的幽默效應，從邏輯上而言，這二者是一脈同源。由於重要的參照體係的消失，人們在行為和表征上雖然激進，卻是空洞無物。這正好對應了超級個人主義的空虛，日常行為習慣和表達中都流露出這種極端的空虛取向。隨處可見這一極端主義進程在發揮作用，這是一個意義橫飛的時代，話題沉重的內容處在風雨飄搖中，人們看到的是一個追求特效、純粹表演、競相爭寵、空虛泛濫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