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個性化社會的來臨，暴力場景也不能一成不變。自18、19世紀以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在所有西方國家裏，盡管侵財的犯罪（偷盜、入室行竊）以及欺詐罪（詐騙）一直多於侵犯人身的犯罪，但惡性犯罪仍然層出不窮。在此有必要談談一個全新的社會現象，在1963—1976年期間的法國，持械搶劫案件上升了35倍；在1967—1976年期間，暴力盜竊案件上升了5倍多，持械搶劫案上升20多倍。誠然，自1975年以來，這類犯罪似乎達到一個平衡點，並且隻從數字上已看不出有什麽驚人的增長。總之，城市暴力的一個主要特征便是武裝襲擊。?
個性化進程雖然極大軟化了習俗，但反過來也加劇底層人的犯罪，助長了瘋狂的行為，慫恿了暴力的使用並使之達到了極致。個人主義的解放，以及由日漸貧窮和生活需求所導致的現實生活的不穩定化，加劇了這類涉及利益的暴力行為，但需要明確的是這類現象也是有局限性的，也即僅有少數人與這些侵犯有關。例如：在美國聯邦首都，有7%的被捕罪犯在四年半的時間內曾四度入獄，人們推斷這7%的人應該對這四年半時間內24%的嚴重惡性案件負責。
從前，黑幫總是和賣**、詐騙、軍火和毒品販賣有關，而如今，人們看到的是陣發性或者“非職業性”的犯罪。也就是說，暴力犯罪的作案者常不為警察機構所熟悉，並且與“環境”也沒有任何的瓜葛。暴力犯罪在突破了通常的底線之後還會變本加厲，它失去了嚴格的界限，波及了青少年人群。在法國，每百名被指控犯有重罪的人中，就有18人是未成年人，有24%的持械搶劫和暴力盜竊罪犯不足20歲；1979年，美國有57%的盜竊犯不足25歲，五分之一的盜竊犯不足18歲。青少年犯罪不僅數量上有所增加，而且暴力化程度也在增加。個性化進程普及了對青春的崇拜，在讓成年人心平氣和之餘，也讓年輕人變得冷酷無情，超級個人主義的邏輯讓年輕人傾向於盡早、盡快實現自己的獨立，實現精神上、物質上的獨立，即便使用暴力也在所不惜。
**裸的世界是稚嫩的，首先波及的是失去文化根基的人、少數種族人、移民者以及出身移民家庭的年輕人。個人主義模式倡導活得精彩與愜意，受此影響，以溫順為特點的“殖民地”居民便不再低三下四，他的身份認同體係被瓦解，他在暴力中迷失自我。由此看來，消費秩序極大地裂解了傳統的結構與特性，這是殖民種族主義秩序無法做到的。個性化進程摧毀了個性，在花園邊，綻放的是平和與自戀；在院子旁，勃發的是暴力與瘋狂。享樂主義社會與一個變了味的榮譽和複仇的社會相互交織在一起，並在無意中製造出一個暴躁易怒的複合體。在膚色和文化上受到排斥的年輕人的暴力是一種綜合性的產物，它源自傳統的抑製與個性化的解放之間發生的碰撞，源自少數族群聚集區、失業、遊手好閑、敵視的或種族主義的冷漠等日常現實與建立在個人主義欲念之上的體製之間的碰撞。冷漠邏輯以各種方式繼續發揮著已綿延數世紀的排斥和貶逐功能，但不再是通過剝削，不再是通過強加西方規範來進行異化，而是通過暴力。
1975年，外國人隻占法國人口的8%，但他們卻製造出26%的暴力盜竊案、23%的毆鬥和傷害案、20%的殺人案、27%的強奸案以及26%的非法持械罪。1980年，在馬賽，有32%的鬥毆和傷害罪以及50%的暴力盜竊案都是外國年輕人所為，其中最多的是馬格裏布人。不過，出生於移民家庭的青年人，由於本人具有法國國籍，因而並沒有出現在這些統計數據中，但卻肯定被計入法國犯罪率統計數據中，這樣一來，在各個混居群體中，移民及其子女群體的暴力行為占比自然是最為醒目的，但他們實際所占的比例，則不是一個肆意懷疑、逮捕和宣判“外國人”的警察局或司法部門獨家就能說清楚的。在美國，暴力是屢見不鮮的，每27秒便有一起暴力行徑，人們普遍認為，黑人在暴力犯罪中有著不尋常的表現，他們既是侵犯者也是受害者。事實上，大部分的暴力行為是發生在同膚色的人之間。例如：發生在黑人之間的暴力行為要多於黑人和白人之間的暴力行為。24—34歲的黑人中，被殺成為死亡的第一原因，而在同年齡段的白人中，交通事故是死亡的第一原因。黑人遭殺戮的危險要比白人高六倍。例如：在1978年，每10萬黑人中被殺的人數達到78.1人，而白人隻有12.2人，而且約有一半的凶手是黑人。暴力與文明化進程是背道而馳的，如今的暴力逐漸成為邊緣群體的專利，成為“少數族群”的問題，但不能將有色人種的暴力看作一種古老的習俗，或是某種形式的反叛；暴力是後現代的社會裂變以及不穩定化擴大的極端表現，它表明非社會化和犬儒主義達到極致，暴力的發生與原則、規約以及自控的土崩瓦解有關，它是對冷漠秩序最直白的反應。
匪幫的混亂或蛻變表現在犯罪的“質量”上。職業流氓組織結構嚴密，精於算計損益比例並注意保留不在場證據，而時下的一些新型犯罪則常是心血**之作，缺乏對於環境、背景、警報裝置的了解，大多是一些罪行極端嚴重卻隻為蠅頭小利之舉。僅一天便有五六起持械搶劫，而每次隻有微不足道的斬獲，風險與受益、目的和極端的手段之間不成比例，這就是這種犯罪的特征，它沒有策劃、沒有誌向，更沒有想象力。旨在增加個人責任感的個性化進程，實際上卻助長了這類反常、難以理喻的，甚至是藐視現實規則的行徑。[169]在盛行的自戀主義及其衍生物的支配下，依照慫恿的邏輯，現實蛻變成虛幻的景致，成為沒有景深的展覽櫥窗。現實的結果便是人們遠離了偉大的社會目標，不再追求卓越。新自戀主義是一種浮躁的個性，它既無章法也無意誌，多變和易感性是其主要特征。由此可見，絕望、沒有規劃、沒有理由、**裸的暴力，呈現出的是一幅沒有未來的市井圖，它所推崇的隻是“立刻擁有一切”；暴力與冷酷、自戀的秩序並不矛盾，它是對二者的一種激烈的表達，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實體化，一樣的不穩定化，個人主義的發展便是“職業”和抱負的沒落。同樣，冷血的發展也是自我控製的沒落，當年輕的美國黑手黨成員四下亂竄之時，“不聲張的規矩”也被悄然打破了，由此出現一種非常後現代的混合物：沉著冷靜的年輕持械搶劫者。與非實體化相伴而來的是頹廢和不穩定，這種情形隨處可見。現代暴力和往日殘酷的世界不可同日而語，神經質成了現代暴力的主要特性，這不僅表現在持械搶劫者身上，也表現在廉租房區域內的罪犯身上，這些都是受居心叵測的人煽動的躁狂型的瘋子，在警察隊伍中也是如此，近年來由“失誤”所導致的層出不窮的令人不安的事件也證實了這點。
無事生非型的犯罪肯定也不鮮見。之前也有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犯下卑劣罪行的人，19世紀末期，就有劫道的犯罪，將迷途的民眾毆打一頓或者將其丟入城堡的地溝中。[170]這些暴力與月黑風高、偷偷摸摸、見不得人的犯罪有著必然的聯係。不過這種聯係正在解體，如今類似的犯罪在大白天的鬧市區明目張膽地上演著，它不在乎被人知曉，也不顧忌時間和地點，似乎是為了湊我們一覽無餘的色情時代的熱鬧。和普遍的不穩定化一樣，暴力也脫離了現實原則，風險及謹慎的標準變得模糊了，這加速了這類在手段上無所不用其極的犯罪的蔓延。
暴力犯罪並非這**裸的世界唯一的一麵。較少聳人聽聞也非轟動性獨家新聞的自殺現象，構成這**裸世界的另一麵，或可以說這是內心化的一麵，但它卻受到與暴力同樣的邏輯和升級規律的支配。或許，湧動的自殺大潮並不是後現代性的特征，但實際上，整個19世紀，歐洲的自殺率一直在不斷地攀升。自1826年至1899年，法國自殺人數上升了5倍，自殺比例從每10萬人5.6人上升到23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自殺率達到了26.2人。塗爾幹（Durkheim）對此所做的精確分析表明，因為當時的個人主義者感到空前的失落，所以自殺形勢變得愈發嚴重。自殺在原始或蒙昧社會裏曾是整體主義的榮譽法則所規定的一種強烈的社會同化行為，但在個人主義社會則變成了一種“自私的”舉動，自殺迅速蔓延的態勢在塗爾幹看來隻是一種病理、暫時的但真實的現象，[171]但這並不是現代社會的本質造成的，它是現代社會的本質賴以形成的各種特定條件的產物。
自殺率曲線的變化在某個階段證實了塗爾幹的“樂觀主義”觀點，畢竟20世紀初極高的自殺率在1926—1930年期間下降到19.2人，在60年代又降至15.4人。依據這些數據，人們自然就會認為現代社會是“平靜的”和平衡的社會。[172]不過，事實並非如此，人們注意到自1977年起，法國的自殺率在快速攀升，幾乎達到了20世紀初以及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水平。除了自殺態勢惡化之外，自殺未遂的數量也在增加，這一切都迫使人們去重新思考當今自殺現象的社會基因問題。盡管自殺死亡率有所下降，但企圖自殺率卻在明顯升高，所有發達國家均普遍存在此類現象。人們估計每5—9例的企圖自殺者中就有一例能自殺成功，在瑞典，每年有2000人自殺，但卻有20000人企圖自殺；在美國，每年有25000例自殺，另有20萬人自殺未遂。1980年，法國有10500人自殺身亡，約有10萬人自殺未遂。19世紀企圖自殺者的數量和如今的數量不能相提並論，這點值得思考：一是因為彼時自斃方式是“高效”的，即采用自縊、溺亡和火器等手段，這三種自殺工具一直到1960年都是自殺者的首選工具；二是因為當時的醫療體係難以救助自殺者；最後便是自殺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相當高，這些人在麵對死亡時態度最為堅決、最為果斷。企圖自殺人數空前，盡管自殺身亡的數量在下降，但自殺蔓延的勢頭並未結束。後現代社會強調的是個人主義，並用自戀的邏輯來改造追隨者，這加劇了自我毀滅的勢頭，盡管這毀滅的強度有所弱化。這說明，和專製的時代相比，自戀時代更能誘發自殺。自殺並非由個人主義社會開創的先河，自殺所呈現出來的上升勢頭是長期積累的結果。
企圖自殺與自殺身亡的相關性在減弱，這不僅因為醫療急救技術的提高，也與毒藥和藥品被用作主要的自殺手段有關。對自殺行為（包括企圖自殺）進行全麵了解後便知，毒藥、藥品以及煤氣這三者是首選的自殺手段，幾乎有五分之一的自殺者曾用過這些手段。和人際交往一樣，自殺也變得柔和起來，表現在要少流血和少痛苦，但自我摧毀的暴力並未消失，它就是這些不張揚的自殺手段。人們或許可以說，自殺助長了冷漠的秩序。
企圖自殺的增加還因為自殺人口的年輕化，自殺猶如是惡性犯罪或**裸的暴力，因此與年輕人有著極大的關聯性。個性化進程培育出了一種越來越難以應對現實考驗的個性，脆弱和懦弱盛行，而這基本上都發生在年輕人身上，因為他們是最迷茫的、最缺乏社會根基的人。專製的、一成不變的教育製度框架，讓個人主義自我摧毀的功能在年輕人身上有著相對多的保留，他們直接承受著自戀的非實體化，他們完美呈現著個人非穩定的、分裂的以及受社會排斥的特征，這是由於過度保護和孤寂造成的，他們就這樣淪為了潛在的自殺者。在美國，15—24歲的年輕人的自殺率是按照十年翻番、二十年翻三番的速率在遞增著。在從前自殺頻率最高的季節裏，自殺率一直在逐漸降低，但在年輕群體中，自殺率卻在不停地增加著，如在美國，自殺已成為年輕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位列汽車事故之後。與自我毀滅在日本極為恐怖的攀升勢頭相比，我們的這一切或許隻是個開始；另一個聳人聽聞的事實是5—14歲的兒童也在大量自殺，自殺兒童數量從1965年的56人上升到1975年的100人，再到1980年的265人。
巴比妥類藥物的使用以及眾多的自殺未遂案例表明，自殺已經步入“大眾化”的年代，步入普及化和便捷化時代，自殺猶如頹廢和疲倦一般常見。自殺依附於一種不確定的進程，其中生的欲望與死的欲望相互交織，此起彼伏，飄忽不定，幾乎時刻縈繞心頭。很多的自殺者學習藥劑知識並希望借助藥品來自行了斷；自殺不再是極端的行為，在個人的和社會的界定標準鈍化之際，在現實本身被空洞化並失去了實質之際，在現實被看作規劃好的曲目之際，此時的自殺也就變得夢幻起來。這種忽然而至的自殺念頭隻是新自戀主義自我摧毀以及意誌虛無化的一個方麵。由於自戀主義甚囂塵上，因此自殺更多源自一種自發的消沉，一種短暫的頹廢不振，而非確切的對生存的絕望。令人奇怪的是，自殺可以在沒有死的欲望下發生，這有點像發生在鄰裏之間的犯罪，殺人並非出於殺死對方的目的，而是為了擺脫噪聲的汙染。後現代的自殺，沒有了死亡的欲念，就像持械搶劫者在慌亂中亂開槍一樣；人們嚐試去終結自己的生命，或許為的是一句不愉快的話，這和在電影院中為爭座位而殺人是一個道理。由此，自殺是一種沒有斟酌、沒有確切意圖的暴力，一種在瞬間走向極端的暴力，這是個性化進程冷漠邏輯與**裸暴力之間的因果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