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無的浪潮不再局限於社會現實，它侵入了之前一直得以幸免的私人領域，這裏又會發生什麽呢？當冷待的邏輯變得無所顧忌時，結果又會如何呢？自殺，就可以了結虛無嗎？對比一下今天的數據與19世紀末的數據，可見總體自殺率多年來一直呈下降的趨勢，這與一種廣為流傳的觀點相反。在法國，整體自殺率從1913年的每百萬人260例自殺，下降到1977年的160例，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巴黎地區，該地區在19世紀末曾一度達到了每百萬人500例自殺，到1968年卻下降到了105例。[16]可以說，自殺與冷漠時代是“格格不入的”。從激進的或悲慘的自行了斷，到對生命與死亡的極端關注與輕視，自殺與後現代的寬容論是水火不容的。[17]在虛無的遠景裏浮現出來的並非自我毀滅，也不是一種徹底的絕望，而是一種越來越流行的大眾病理學，抑鬱、煩膩、頹廢等，都是對冷淡及冷漠進程的不同表達，原因有兩點：一是缺乏吸引人的戲劇性；再就是局部流行的、永恒的、冷漠的搖擺不定，一種在興奮與抑鬱之間的搖擺不定。自殺率下降表現出來的平和否定了艾曼紐·托德（Emmanuel Todd）的樂觀主義結論：數字上的變化全麵反映了現代人的焦慮感更少，現代人的“平衡感”更高級，因為托德忘記了焦慮還可以借助其他同樣也是“不穩定的”方式來進行擴散。麵對從前隻是資產階級專利的抑鬱症的擴散和普及化，心理“進步”說是站不住腳的。[18]不再有人能以避免抑鬱而自鳴得意，社會的虛無導致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針對抑鬱的民主化運動，此後抑鬱成了一種擴散的且在局部流行的災難。再者，冷漠之人並不比守紀律的清教徒要“結實”，而是恰好相反。在一個變化中的體製裏，某個不起眼的事件或純粹的捕風捉影就足以導致冷漠蔓延並影響到生活方式。如今的人本身沒有任何堅強的支撐，卻要獨自穿越虛無，其“脆弱性”可想而知。抑鬱的蔓延，原因並非個人的心理突變或現實生活的“艱辛”，而是虛無的“共和”，這種共和**滌了大地並迎來了純個人時代的降臨，即迎來了尋求自我的自戀，但自戀僅糾纏於自身，因此在沒有外部力量介入時，在隻身麵對逆境時，人就會隨時感到氣力不支直至崩潰。由此，自由自在之人其實也就是失去了武裝之人，個人問題因此被急劇放大了。無論是否借助於“心理”，最終結果還是一樣，即越是關心個人問題，卻越不能夠解決問題。接下來，還有教育或政治的現實問題，越是對其研判會審以尋求對策，則越是不得章法。如今，有誰還能躲得過誇張和壓力？衰老、變醜、睡眠、兒童教育、外出度假等，一切都是問題，但連這些基本活動問題的解決都已經變得愈發不可能了。
“絕非是一種理念，而是一類啟迪……，對！就是這樣，布呂諾，讓我一個人待會兒吧。”彼得·漢德克在其小說《左撇子女人》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既無理性也無目標的年輕婦女的故事，她要求其丈夫離開，以便讓她與兒子獨自生活八年。這種對於孤獨的要求讓人難以理解，但絕不能將這理解為婦女解放和獨立。小說中的人物都感到了一種孤單，因此《左撇子女人》不是描述一個人的悲劇；準確來說，小說中表達的是一種脫離意識的東西，對這個東西，要用心理或精神分析的隔閡來解釋。這是意識脫離唯我論的玄學嗎？也許是，但主旨卻在他處；《左撇子女人》對20世紀末期的這種孤獨的描述要勝於對它無依無靠的永恒的本質的描述。彼得·漢德克小說中的人物，他們麻木不仁的孤獨，與古典時期人物的孤寂，與波德萊爾的抑鬱（spleen）並無相同之處。特別要提及的是，孤寂能反襯如詩如畫般美好靈魂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小說中的人物認為，孤單是沒有活力的，孤單沒有反叛的色彩，孤單也沒有致命的**力。這種孤獨已經變成了一種“現實”，它與日常生活的言行一樣是平淡無奇的。意識不再被定義為彼此間的牽扯；相識、溝通乏力以及衝突等都讓位給了冷淡，空泛的主觀本身也受到了冷待。在價值觀和製度遭遇到社會虛無之後，便輪到“他者”了。“他者”依照同樣的邏輯也加入了疏遠的進程。“我”不再掙紮在一個被敵對的或遭鄙視的其他的“自我”所占據的苦海，人際關係也漸漸消失在一片令人窒息的中立和自立的荒蕪中，沒有了理由，也沒有了抱怨。與戰爭一樣，自由也在對他人表現著虛無和絕對的陌生，孤獨的欲望與痛苦盡在“讓我一個人待會兒吧”之中。人們就這樣將虛無堅持到底，盡管已經被微型化、被隔離開了，但每個人仍然是導致虛無的一個積極因素，他將虛無擴散、將虛無拓展，卻無法“感受到”他者。體係不滿足於製造孤立，它還慫恿人們去享受孤獨。這是一種不可能的享受，因為孤獨一旦成形便又讓人無法容忍。人們希望孤獨，希望一直孤獨下去，但同時人們卻又不能容忍自己形單影隻。這便是虛無，它無始也無終。
[7] 1944年6月，德國黨衛軍第二“帝國”裝甲師的一名下級軍官在法國維埃省奧蘭多爾村附近失蹤，作為報複，德軍將該村所有男性槍殺，並把所有的婦女兒童趕進教堂，用火焰噴射器全部燒死，最後將該村莊燒毀，共計屠殺村民614人，僅有1人逃脫。—譯注
[8] 貝克特（1906—1989）：著名劇作家，196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其最成功的是《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很多人認為這是荒誕劇最具震撼力的作品，該劇以虛無、挫敗的內容來表現存在的背景，揭示出人類迷失於一個被上帝與理智遺棄的世界，劇中人物在封閉的空間中，苦悶、無聊地重複著無意義的行為，隻是為了等待一個從未出現的角色。—譯注
[9] 安東尼奧尼（1912—2007）：20世紀40年代興起的意大利新寫實主義（Neorealism）的先驅，其《迷情》和《夜》（La Notte）及《欲海含羞花》（L’Eclisse）被稱為“疏離（愛情）三部曲”，刻畫了現代人因缺乏有效溝通而苦悶、孤獨，並轉向愛情以尋求寄托，但卻適得其反，再度因無形的隔閡而愛情挫敗並陷入絕望與更深的孤獨之中，這便是所謂安東尼奧尼式的悲觀情結。—譯注
[10] 哈裏斯堡事件：1979年3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哈裏斯堡核反應堆發生一起事故，由於迅速及時地采取措施，成功地避免了可能發生的一場悲劇。—譯注
[11] 參閱J. Rousselet：《厭惡勞動》，載《視點》，Seuil出版社，1989年，第41—42頁。
[12] 洛紮克：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海沃德分校的曆史學教授，以研究反文化著稱。—譯注
[13] 參見尼采：《論道德的譜係》，第三篇。
[14] 尼采遺稿的幾個片段清晰地描述“現代精神”的幾個特指符號：“寬容”（對待“是與否難決者”）、同感的幅度（三分之一麻木不仁，三分之一好奇心，三分之一病態的興奮性）、客觀性（缺少個性，缺少意願，愛無能）、反規則的自由（浪漫主義）、反偽反謊言的真理（自然主義）、科學性（如《人類檔案》等連載小說及其續集在德國代替了杜撰小說）。見尼采 ：《歐洲虛無主義》，法文版，A. Kremer-Marietti， U.G.E.出版社，總18卷之第10 卷，第242頁。
[15] 五月學潮：爆發於1968年5月的法國學生運動，也稱“五月風暴”，最終導致戴高樂政府的垮台。—譯注
[16] 引用的數字來自艾曼紐·托德：《瘋子和無產者》，Laffont出版社，第183、205頁。
[17] 這個問題很微妙，將在第六章予以大篇幅的討論。
[18] 艾曼紐·托德：《瘋子和無產者》，Laffont 出版社，第 71—8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