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節也好，投水也好，殉難也好，身諫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斷，而是非判斷的前提是獨立思考：舍此便沒有一切。
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難者之一。
一個合理的問題：那麽早，他能看出有問題嗎？
要知道，當時絕大部分人對“文革”是看不清楚的，相反，都心悅誠服地、虔誠地跟著時代走，以為自己是錯的，以為自己寫的東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徹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隻有茅盾先生，憑借他的豐富黨內經曆，有不同的是非判斷，斷然采取了不參加、不合作的態度。他的老資格地位對他也有天然的保護作用。他的情況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麽，老舍先生呢？
他從一開始就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對“文革”持斷然不同的看法。
這很奇特。
但，這是事實。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這一天，我回過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親有過一次認真的談話。
這一天，離他挨鬥的八月二十三日隻相隔兩天，離他自殺的八月二十四日隻相隔三日。
認真，是指內容；形式上還是隨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經三十一歲，大妹二十九歲，我們和父親的談話是大人和大人之間的談話。我們在父親眼裏，從來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從來都不把我們當孩子，這大概是他受外國的影響，早早地就以一個平等的身份對待我們，和我們行握手禮，直呼我們的學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給我們，你是一個獨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這個“五四”時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
“不許小孩子說話，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那天的談話是由“紅衛兵”上街“掃四舊”做起的。“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之後，“掃四舊”風起雲湧。我們便談些街上的事情給父親聽，譬如說王府井大街老字號的店匾已被砸，連“四聯”理發店裏的大鏡子都被學生貼上了大白紙，不準照，理發照鏡子都成了資產階級的臭毛病。
舒雨說：“爸，您還不把您的小玩藝先收起來……”
小玩藝者，擺在客廳寶多閣裏小古董小古玩也，它們可能也是“四舊”吧。
父親不容她說下去，斬釘截鐵地，大聲地，一字一蹦地，說了五個字：“不，我絕不收！”
以後的話，都是他的。
思緒由他頭腦中飛出，連連續續，大概是深思熟慮的，觀點非常鮮明，並不費力，好像廚房中備好的菜肴，一會端出一盤來。我和大妹隻有接受的份兒，完全無法插嘴。在他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間便出現了冷場，房裏安靜得有些異常，反而加深了我們的印象。
“是誰給他們的權力？”
（他明知故問，是誰發動了“紅衛兵”，他是在問嗎？不，他在怒，他在反抗！）（而且，這樣問，也是犯大忌的，這也明明白白的。）
“曆史上，外國的**，從來都是破壞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損害。”
……
“又要死人了！”
……
“尤其是那些剛烈而清白的人。”
他說了兩位他的老朋友的故事，都是真實的故事。
一位死於“三反五反”運動，另一位死於“鎮反”運動。他說的時候有名有姓，可惜，我們都記不住，好像一位姓紀，都是並沒有正式反到他們身上，隻是有了一點點端倪，也就是剛剛對他們有所暗示，有所懷疑吧，結果，兩位都是在各自回家的路上，一頭栽進了什刹海。
都是自殺。
都是投水。
都是身諫。
都是殉難。
都是剛烈。
都是清白。
都是抗議。
什麽叫聽者無心，說者有意？
這是最好最好的例子！
這番話音未落，他便死去了。事實，便是如此。
湊巧得很，父親失蹤的消息，偏偏是我首先知道的，我立刻首先告訴了大妹，我們交換了眼光，我們偷偷地交換了看法：他去了。
因為，我們立刻想起了三天前他明明白白說過的話。他等於已經告訴了我們。
果然，二十四日早上太平湖裏找到了他的屍體。
他的衣服、手杖、眼鏡都整齊地放在岸上，他一步一步踏著蘆葦葉和水草走向湖水，讓湖水吞沒了自己，嗆水而亡，離岸邊大概也不過十米遠。他的口袋裏有他的名片，寫著他的名字：舒舍予，老舍。
我由第一秒鍾起，便絕對相信：他在受盡一天一夜的殘暴毆打奇恥大辱和進行了驚心動魄的剛烈的直接反抗之後，投水自殺。
沒有第二種選擇。或者，反過來說，如果有第二種選擇，那絕不是他！
因為，他已經把事情看穿了。
因為，他早已為自己設計好了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