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的幾個小時，我們一直在重複昨晚聊過的事情，就像第一次說到一樣，很自然地展開話題。隻不過這一次，綠色的錄音燈一直在閃爍。
“那天晚上你有沒有聽到什麽奇怪的聲音，或者響聲之類的？”
“你是幾點發現他失蹤了的？”
我和昨晚一樣，照實說了所有的事情。他皺著眉點了點頭，好像再次聽到這個故事時，依然會為它著迷。結束的時候已經快傍晚了，一眨眼的時間，一天就在餐廳這張桌子上過去了。
該說的都說完了之後，韋倫伸出手來，按下了開關，關掉了閃爍的綠燈。
“今天就到這裏吧。”他微笑著說。
我看著他收拾東西，行雲流水般有條不紊，就像同樣的動作重複過無數遍一樣。也許，這套流程他真的重複過無數次了。突然間我意識到，我並不特別。
我的故事，梅森的事情，對他來說隻是生意。工作而已。
“我有東西要給你，”我突然想起了今天早上我給他整理的那份警方筆錄，我側過身去，把它們從包裏翻了出來，“我把知道的都告訴你了。不過，也許再讀一遍會有所幫助吧。”
我把那遝東西遞給了韋倫，他接過去打開，眼睛在第一頁來回掃視著，然後用拇指搓到第二頁、第三頁。他慢慢地、有條不紊地瀏覽著資料，我知道他在找什麽，因為同樣的事情我也做過幾百次。那裏麵有梅森的失蹤人口報告、他的照片以及外貌描述—棕色頭發，綠色眼睛，失蹤時穿著翼手龍條紋睡衣，體重二十五磅，身高三十三英寸，十八個月大的年紀，以及一張尋人啟事。我記得尋人啟事上的那張照片，是我用筆記本電腦編輯的。我把照片拖到屏幕的中間，用軟件把它裁得方方正正的，明知道沒有意義，可這個現實還是殘酷到令我茫然。這是一年前我說服本跟我們一起出國旅行時，給梅森辦理護照時拍的照片。當時我把他放在一張白色的毯子上，想辦法讓他不要亂動，然後抓拍到一張有他正臉的照片。這流程雖然奇怪，但十分必要，因為說實話，那麽大的孩子看起來都一樣—圓嘟嘟的臉，頭發稀疏，嘴唇濕濕地噘著，像條大口喘氣的魚。
我看到韋倫又往後翻了一頁。也許他正在看我們家的現場照片，空空的嬰兒床，開著的窗戶，還有外麵泥地裏的腳印。又或許是在看我和本那幾十頁的訊問筆錄。一開始麵對訊問時，我們驚慌失措到把客廳的沙發摳出了一個個的指甲印。後來，我們又去警察局接受過無數次的訊問。他們將我們分開訊問，試圖找到我們其中一人，甚至兩個人的破綻，然後戳穿我們的謊言。那時的我望著我們之間的那堵牆，我知道本就在牆的另一邊，我能感覺到他，就像你能感覺到有人在一扇緊閉的門後徘徊，仿佛錯位的時空。
當時我閉上眼睛，想聽聽本跟警察說了什麽，關於梅森，關於我。我們的描述幾乎一字不差，我不明白這為什麽不能說明問題。我們都在家，都睡著了，也什麽都沒聽到。
“謝謝。”韋倫說著，把那遝資料放回桌子上。我突然有種控製不住的心痛，他那麽快就看完了手裏的東西，所有的東西。那是警察關於梅森案件的所有資料，或者至少是能提供給我們的所有資料。那些資料就那麽夾在兩塊板子中間，薄到甚至可以塞進手提包裏。
“你拿走吧，我還有一份。”我說。
“你介意我聯係這些人嗎？”他問道，輕輕拍了一下文件夾的側麵，然後把它塞進了公文包，“比如采訪一下他們？家人、朋友、本……”
“家人不行，”我打斷了他，“請不要打擾他們。”
“好的，沒問題。”他回複道。
“朋友可以，”盡管我現在已經沒有什麽朋友了，“鄰居也行，但是本……”
我停了下來，不知該怎麽委婉地表達。我伸手去摸麵前的杯子，手指在杯子邊緣不停摸索著，雖然杯子裏什麽都沒有。
“本不會願意配合的。”我終於開口道，“而且說實話，我現在做的這些，他都不支持。所以，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去找他。或者至少把他留到最後。這樣他就不會那麽快來找我，讓我停止現在做的這一切。”
“好吧，”他妥協了，“但你知道的，你們是梅森的父母。如果隻有你一個人參與，會顯得有點片麵。”
“我知道，我知道別人會怎麽看。”
“這看起來有點離譜。你懂的，就像他一點也不願意在找孩子這件事上出力。”
“人們還說我在利用失蹤的兒子來牟利，所以我學著不去在乎別人的看法。每個人都有自己悲傷的方式。”
我又想起了波弗特的那個碼頭工人，想起我們看著那隻海豚用鼻子推著它死去的孩子在港口遊來遊去的時候，他濕潤的雙眼。
“那一定很難吧。”韋倫突然話鋒一轉，“本來應該是兩個人一起麵對的事情，結果變成你一個人的堅持……”
我抬起頭看著他，簡單幾個字在我的心裏扯開了一個口子。他說的一點沒錯，明明應該兩個人一起麵對的，卻變成我一個人固執的堅持。
“是啊，”我摸著那枚偷偷藏在襯衫下的戒指說，“我們隻是處理問題的方式不同。我基本上睡不著，做任何事都沒法集中注意力，我隻關心這個案子，我想知道每一個細節，至於本……嗯，我也不知道。”
我強迫自己咽了下口水，深吸一口氣。我感覺我的眼睛酸脹不已，血壓飆升。
“他認為我一個人就可以了，而且他不是例外，還有人也是這麽認為的。”
因為我想起了多齊爾警探，他提到我的演講時，不，用他的話來說是“表演”時，語氣裏充滿了不讚成。
“警察在梅森失蹤幾個月以後跟我們說，他生還的可能性不大了。”我接著往下說，“從統計學的角度上講，就算找到他，大概率也隻是……遺體。”
韋倫沉默了，我從他的眼睛裏看到了同情。
“他們建議我們放下，但我做不到，我不能就這樣放棄。”
“任何人都沒權利要求你這麽做。”
“對。”我搖著頭說，“我不認為誰有資格說這樣的話，但是我丈夫他想試著放下了。當然，不是忘了梅森，而是繼續生活。他想讓我和他一起參加悲傷輔導小組的心理治療，可我還沒準備好。我讓他很為難。”
韋倫點點頭，瞥了一眼牆上的那些照片。如今，這棟房子的存在猶如一根紮在記憶中的刺，時刻提醒著我們被奪走了什麽、失去了什麽。
“你是什麽時候開始收集這些的？”他指了指那麵牆說。
“他失蹤的幾個禮拜後吧，在警方那邊的調查沒什麽進展之後。”
那時的我，對於周圍人輕易放下這件事，仿佛一切都沒發生過一樣的表現感到震驚。我第一次演講是在新聞播出的幾天後，在一所高中的體育館裏。聽眾的椅子是本和我擺的，幾十張金屬折疊椅被我們一排排擺好，整個體育館座無虛席，仿佛全城的人都來了。他們人擠人地靠在墊子上，全神貫注地聽著我說的每一句話。聽了我的故事後，我感覺他們願意竭盡所能、不顧一切地幫我找我的兒子。但一周後的另一場演講上，人明顯少了很多。那些誌願者一開始也很上心，他們負責收集熱心群眾提供的線索、分發傳單，但隻過了幾個月，他們就失去了興趣。他們厭倦了我的故事，很快就被新的故事吸引走了，畢竟我的故事已經是過去時，激不起他們內心一丁點的漣漪了。我開始考慮回複收件箱裏無數封《真實罪案》的節目邀約。雖然我無法理解這些人對暴力和痛苦的迷戀，但至少他們在乎。
“一開始的時候沒有這麽大，”我邊說邊往照片牆那邊走，“隻是把桌子上的一些東西搬到牆上，這樣我就能看得更清楚。”
然後它就開始一點點擴散，仿佛擁有了生命一樣，躡手躡腳地向角落蔓延、變異、擴張、生長，猶如失控的腫瘤。
“這些信息給你提供任何線索了嗎？”
“大部分是麻煩。”
“麻煩？怎麽會？”
眼睛掃過這些文章和照片的時候，我歎了口氣。望著那張巨大的城市地圖，我想起把那些深紅色小圖釘一個個插進去，然後退後一步看它時，自己的震驚。
“這些都是性犯罪者，三十英裏內所有登記在案的性犯罪者。”我指著那些紅色的圖釘告訴韋倫。我永遠也無法忘記，當我發現他們已經蔓延到我們的街道、社區，我宛如一隻被驚動了的、從巢穴裏流竄出來的昆蟲，我的後背冒出了一層冷汗。他們就像癌細胞一樣繁殖、擴散，直到把整張地圖都染成觸目驚心的血紅色。
“這些人應該都被調查過吧？”
“當然，那些所犯罪行比較嚴重的，”我指著打印出來並釘在旁邊的表格對他說，眼睛一頁一頁地掃著表格裏的姓名和地址，“猥褻未成年人、保存兒童色情作品、強奸。有成千上萬個這樣的罪犯，可警察隻是排查了個大概而已。”
韋倫也站了起來，走近去看那張地圖，也許和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一樣，忽然意識到了這件事的嚴重性。這些小紅點似乎無處不在，他們可能是我們的鄰居、同事，甚至是朋友。
“那你做了些什麽呢？”他小聲地問。
我沒說話，安靜地盯著那些紅色的小圖釘，腦海裏浮現出守夜那晚多齊爾警探躲進樹林裏注視我的樣子。
“我建議你不要采取任何過激的行為。”
“雜貨店以前有個年齡比較大的男人，一直很喜歡梅森，”我麵無表情地說，“那時候，他經常在圍裙口袋裏放些貼紙，在結賬時送給孩子們。他的性格很好，我挺喜歡他的，以前我總是在他那裏排隊結賬，和他聊一下……直到我在名單上發現了他的名字。”
韋倫沒開口，等著我繼續往下說。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多齊爾警探，但他卻不以為然。他說僅僅靠我的一麵之詞並不能算正當的調查理由，不足以說明什麽問題。這讓我覺得所有人都不再努力，不再關心梅森的案子了。於是有天晚上我跑去雜貨店，親自找他對質。”
我仍然記得他那時的表情，他衝著我笑，臉上的皺紋都被撐開了，然後他張開雙臂，好像在等一個擁抱。而我的內心隻有恐懼，一看到他，我便無法自控地咆哮著撲倒他，我的拳頭像雨點一樣落到身邊所有東西上，直到其他店員從震驚中緩過神，衝過來把我拉到一邊。
“公然猥褻罪。”我說著，眼睛依然盯著那麵牆，說到他的罪名，我有些無法直視韋倫，“他當時喝了太多酒，在酒吧裏摔倒了，之後還在警察麵前撒了尿。就這樣。”
我永遠不會忘記照片裏他蜷縮在地板上的樣子，就像一個顫抖的球。回想起過去的種種，我甚至不敢確定自己是否真的認為他有嫌疑，也許我認為就是他，因為我注意到了他看梅森的眼神，他口袋裏的那些貼紙，於是內心的那一小部分懷疑就把我往最壞的方麵引導；又或許我隻是在找一個替罪羊，一個釋放我內心憤怒的出口。
那些憤怒積壓得太久了，輕輕一碰便會炸裂。
“任何一個母親都會做出同樣的反應。”韋倫說的話聽起來像是出於禮貌，像是想不到其他更適合的說辭了。
“他沒有提出指控，所以警察也沒有為難我。但從那以後，他們不希望我再惹出什麽麻煩了。沒過多久，本就搬走了。我想這件事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吧。”
房間裏突然安靜得讓人難受，於是我開始啃指甲，想找點事做。突然，我感到一陣撕裂般的刺痛，撕裂處滲出的血瞬間染上我的舌頭。
“你為什麽會選擇這樣的職業？”我終於問了出來，也忍不住發出一聲冷笑，“你怎麽能忍受一遍又一遍地聽這些故事？每當我去參加那些節目的時候，我總是在想這個問題。我問自己，人們為什麽會從類似我這樣的故事中獲得樂趣？”
“嗯，是啊。”韋倫尷尬地把額頭上的一縷頭發撥開，“我實際上開始做這個是因為，呃……因為我姐姐被謀殺了。”
他的話刺痛了我。我深吸了一口氣，突然有些喘不上來氣。
我姐姐被謀殺了。
“對不起，我不是有意……”我抱歉地說。
“沒關係，我理解你的想法，這確實是份病態的工作。”
“她怎麽了？”我小心翼翼地問。我現在才意識到，飛機上的談話、電子郵件裏的交流、那天的晚餐，以及今天的采訪，在我們這麽多次見麵之後，我從來沒有停下來思考一下韋倫有什麽樣的故事。我已經習慣做一個講故事的人，一個悲劇的主角，我從沒想過問問別人有什麽難言的痛苦。“你姐姐？”
韋倫聳了聳肩，回了我一個苦笑。
“這就是我要找的答案，我從二十三歲起就一直調查的案子。”
我看了一眼窗外，太陽很快就要落山了，天空在太陽消失前褪成一種不太自然的橘色。這畫麵讓我突然意識到，在過去的三百六十八天裏，我第一次沒有像往常一樣帶著恐懼迎接即將到來的夜晚，而這種恐懼總是在我卸下防備、徹底放鬆的時候出現。這三百多個夜晚，隻有我的思緒、回憶和靈魂陪著我，度過孤獨難熬的時光。
而此刻，我看到了希望。
我感受到了，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雖然隻有一抹微光，但它確實出現了。因為我發現了一些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韋倫和我的共同之處比我預想的要多。我們都是受害者，都用盡全力在黑暗中摸索著，找尋著答案。我們都被悲劇玷汙，被失去的東西定義，做不到別人希望我們做的事，也做不到忘掉過去，無法繼續原來的生活。
他和那些警察、鄰居以及觀眾不同，我知道，他和別人不一樣。這對他來說不僅僅是生意，也不是消遣或是工作。
這對他來說，是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