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
“伊莎貝拉，你五分鍾後上場！”
地毯上的一小塊地方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個地方原本沒什麽特別的，但我覺得很順眼。我盯著看了一會兒，那個地方在視線裏變得越來越清晰，越來越立體，周圍的一切逐漸模糊起來，我仿佛進入了隧道一樣。
“伊莎貝拉！”
我希望我能一直行走在黑暗的隧道裏，可以選擇性地隻專注於某一個點，其他一切物體於我而言都是靜止的，一切聲音都弱化為白噪聲。
“伊莎貝拉！”
啪，啪。
一隻手在我麵前不停晃動著，啪啪地打著響指，我不由自主地眨了眨眼。
“醒醒！伊莎貝拉。”
“不好意思。”我晃了晃腦袋，好像這樣做能搖散腦子裏的那團迷霧，如同雨刮器清理掉模糊了擋風玻璃的雨水一樣。我又使勁眨了眨眼睛，試圖將注意力再次聚焦到剛才那個地方，但怎麽都做不到了。我知道它消失了，消失在地毯下，蹤跡全無。我希望自己也能那樣徹底消失。“對不起，好的，五分鍾！”
我拿起便攜裝的加濃美式咖啡抿了一口，幹裂的嘴唇貼在杯子上發出吸溜聲。以前，我很享受清晨第一杯咖啡的滋味，咖啡豆的迷人香氣會溢滿整個廚房。我還喜歡站在後院的走廊上，捧著馬克杯，感受咖啡的溫熱逐漸傳向我冰冷僵硬的指尖，然後安靜地欣賞日出，直到晨露打濕我的皮膚。
但我現在意識到，我依賴的不是咖啡，而是那種習慣和熟悉感。便攜裝的咖啡就像是加了自來水的方便麵麵餅，放進微波爐裏叮一下，就成了一頓正兒八經的飯。不過我現在已經不在乎什麽舒不舒服、習不習慣了。舒適感對現在的我而言是一種奢望，而那些習慣也早已不複存在了。
現在我需要的隻是咖啡因，能保持清醒就行。
“兩分鍾後上場。”
我抬頭瞅了一眼站在我麵前的這個男人，他雙手背在身後，手中拿著一個夾著節目單的板子，板子背麵抵在臀部上。我衝他點頭示意，然後低下頭，把剩下的咖啡一口氣喝光，苦澀的味道瞬間襲擊了我的味蕾。真難喝，但是無所謂，隻要能讓我保持清醒。我伸手從包裏掏出抗疲勞的眼藥水，熟練地往雙眼裏麵各滴了三滴。我想這現在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褲子，拍拍大腿，表示我準備好了。
“請跟我來。”
我做了一個請的手勢，示意男人帶路，我緊隨其後。我跟著他出了候場室的門，穿過昏暗的走廊，熒光燈發出滋滋的電流聲，像電椅行刑時的響聲。我們來到另一個房間門口，門被打開的一瞬間，熱烈的掌聲撲麵而來。我越過他走到舞台的一側候場，站在巨大的黑色幕布後，幾乎看不到觀眾席的情況。
這次的場麵可不小，是我經曆過的最大的場麵。
我低頭看了一眼我的手，過去我習慣拿著便箋卡，上麵有用鉛筆記錄的要點，還有一些注意事項，提醒我什麽能說，什麽不能說。這些東西可以幫我講好我的故事，就像一份菜譜，能夠詳細地指導我如何一步步地做好一道菜，並且像添加作料一樣，用細節豐滿整個故事。但我現在不再需要這些便箋卡，因為這個故事我已經講過太多遍了。
而且，也沒有什麽新的事情發生。
“下麵，我將請出這位大家期待已久的嘉賓。”
我打量著舞台上那個離我大約三米遠的男人，他的聲音通過舞台的音響撒在會場的每一個角落，雲霧般籠罩在我的四周，又好像穿過我，直抵我內心深處。觀眾席上再次傳來歡呼聲，我清了清嗓子，提醒自己接下來要幹什麽。
“女士們，先生們，《真實罪案》（True Crime Con）的觀眾朋友們，讓我們有請今天的主講嘉賓，伊莎貝拉·德雷克！”
在一陣熱烈的掌聲中，我走到了聚光燈下，主持人示意我，讓我站在他的旁邊。觀眾依然在歡呼，有些人甚至邊鼓掌邊站了起來。無數的手機攝像頭，像一隻隻眼睛朝著我的方向不停地眨著。我麵向觀眾席，卻隻能看到一些模糊不清的輪廓，等眼睛適應了周圍的環境，我揮了揮手，擠出一絲微笑，朝著舞台的中央走去。
主持人遞給我一支麥克風，我點了點頭，接了過來。
“謝謝。”我的聲音聽起來仿佛自帶回聲，“感謝所有周末抽時間來到現場的觀眾朋友們，以及各位出色的演講者。”
我的話讓觀眾席再次躁動起來，我開始習慣性地觀察人山人海中那一個個陌生的麵孔。在座的觀眾大部分是女性，一般這種場合，女性觀眾會相對多一點。一些稍微年長的女性，會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享受著脫離日常生活和責任的片刻愉悅，沉浸在自己的無限遐想中；二十多歲的年輕女性則看起來有些局促不安、驚慌失措，就像偷看成人電影時被人抓了個正著。當然，現場也有男性觀眾，比如被自己老婆或者女朋友硬拽來的那部分人；戴著金絲邊眼鏡，胡子都還沒長齊的青少年，他們瘦弱的手肘異樣地突起著，像長滿疙瘩的樹幹一樣；一些獨自前來的觀眾，他們一般會坐在角落裏盯著你看，看得人渾身不自在；還有負責巡查走廊的警察，正在那裏無聊地打著哈欠。
接下來，我開始打量這些人的穿著。
一個女孩穿著一件胸前印著“紅酒與罪行”的T恤，罪字頭上的橫折，是一支槍的造型。還有一個人，穿著一件白色的T恤，上麵分布著一些不規則的紅點，那應該是模擬血跡噴濺的痕跡。一名女性觀眾穿著件印有邦迪（Bundy）、達默（Dahmer）、蓋西（Gacy）、伯科維茨（Berkowitz）四個臭名昭著的連環殺手名字的T恤，我之前路過電視台紀念品商店時，見過這件T恤。當時這件衣服被緊緊地固定在塑料模特身上，高價賣給那些狂熱的粉絲，就像演唱會紀念品店售賣的樂隊文化衫一樣。
一股熟悉的苦澀感瞬間湧上我的喉嚨，強烈又快速地流動著，我不得不轉移視線。
“我相信大家都認識我，我叫伊莎貝拉·德雷克。我的兒子梅森，一年前失蹤了。這個案子至今未破。”
觀眾席瞬間安靜下來，隻能聽到一些椅子挪動和清嗓子的聲音。前排一位灰褐色頭發的女觀眾輕輕搖了搖頭，眼裏泛著淚光。我知道，她進入狀態了。對她來說，這樣的場景就像吃著爆米花看心愛的電影，嘴裏重複著那些熟悉的台詞。她聽過我的演講，知道接下來的故事，可盡管她知道，她還是來了。所有人都一樣，對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悲慘故事百聽不厭。T恤上印的那些人，是罪犯；穿著黑色製服的警察，是英雄；我兒子梅森，是受害者。那我是什麽？
我可能，算是個孤獨的幸存者吧，一個留下來講述不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