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法對理論思維的前提批判，不僅是指向形式邏輯和經驗常識的，而且是指向科學的。它在對科學的前提批判中，更為深刻地揭示理論思維前提的內在矛盾，更為鮮明地表現出自己的批判本性。
（一）科學作為理論思維的前提
科學是人類的一種活動，是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是理性和進步的事業。
科學作為人類的一種活動，它是人類運用理論思維能力和理論思維方法去探索自然、社會和精神的奧秘，獲得關於世界的規律性認識，並用以改造世界的活動。
科學作為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它區別於對世界的宗教的、藝術的、倫理的、常識的和哲學的把握，是人類運用科學的思維方式和科學的概念體係去構築科學的世界圖景的方式。
科學作為理性和進步的事業，它是科學的思維方式和科學的概念係統的形成和確定、擴展和深化、更新和革命的過程。科學發展過程中所編織的科學概念和科學範疇之網，構成了愈來愈深刻的科學世界圖景，也構成了人類認識世界的愈來愈堅實的階梯和支撐點。科學的發展“代表著一條抽象思維能力迅速進步的指示線。它已導致具有最高完善性的純粹理論結構，……它已把人類的思維訓練到能夠理解以前幾世紀中有教養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邏輯關係”[19]。
科學本身是對常識的超越。它不滿足於對經驗的常識性描述，而要求探尋經驗對象的根據、本質和規律，並形成解釋經驗對象的概念、命題和原理，即有組織的和係統性的知識體。科學不僅是解釋，也是預見。它依據自己關於對象的規律性認識，邏輯地推論對象的發展趨勢以及新現象的產生。
科學所回答的問題，可以分為“是什麽”和“怎麽辦”這兩大方麵，即陳述關於世界的各種本質性的和規律性的認識，並以這些認識成果為基礎而規範人們在各個不同領域的思想方式、行為方式和行為準則。
科學作為理論思維的前提，它要求思維與存在在規律層次上的統一，因而也蘊含著更為深刻的思維與存在的矛盾關係。
科學並不是某種超出人類活動的自我存在的實體，恰恰相反，科學就是人類的科學活動及其結果即科學理論。在人類的曆史性的科學活動中，科學家們總是以各種不同的概念框架、解釋原則、研究方法、價值觀念和審美意識等為“前提”，而形成其關於世界“是什麽”的各種知識和“怎麽辦”的行為規範。但是，科學自身並不去反省這些“前提”，也不去追問諸如思維為何能夠表達存在、思維所表達的存在是不是自在的存在、思想的客觀性如何檢驗與證明、概念的運動怎樣反映存在的運動、思維主體的知情意在反映存在的過程中如何統一、科學的發展怎樣變革人類的思維方式等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科學是把這些理論思維的前提問題當作無須反省和解釋的東西而隱含於科學活動和科學理論之中。
在通常的理解中，科學是一種“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建築物”。因而，人們往往把科學看作一種純粹“客觀的”、“中性的”、“確定的”東西。似乎科學活動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不是人類曆史活動的產物，似乎科學活動所憑借的觀察和實驗與觀察和實驗的主體無關，似乎科學理論所提供的世界圖景具有終極存在的性質。因此，人們在對待科學的時候，在把科學理論作為推理前提的時候，往往“忘記”了科學也是人類的曆史性活動，“忘記”了科學活動和科學理論中所隱含的各種不同的概念框架、解釋原則、研究方法、價值觀念和審美意識，“忘記”了科學自身的曆史性。
顯然，這裏所使用的“忘記”一詞，指的是批判意識的匱乏。辯證法對科學的前提批判，就是要揭示隱含於科學活動和科學理論之中的“前提”，凸顯這些“前提”的內在矛盾，從新的視角、以新的方法、用新的理論去重新理解理論思維的“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從而變革人類對人與世界相互關係的理解，實現科學以及哲學在邏輯層次上的躍遷。
（二）科學的常識批判和自我批判
科學與常識不同，它在本質上是批判的。科學批判包括兩個基本層次：一是經驗常識批判，二是科學自我批判。
科學形成於經驗常識批判。它在觀察和實驗的基礎上，以理性抽象的形式構成關於經驗對象的科學解釋，說明或反駁經驗常識，從而以科學概念取代常識概念、以科學原理取代常識信念，把形式邏輯推理的常識前提轉換為科學前提。
知識的本質是對普遍性的尋求。常識作為知識，它是從個體經驗中積澱出的共同經驗。這種共同經驗所具有的普遍性，隻是經驗的普遍性或普遍性的經驗，而不是關於經驗對象的普遍性原理。這種共同經驗所具有的普遍性，隻是經驗共同體的日常活動模式，而不是關於這種活動模式的理論解釋。最初的科學萌芽，則在於要求超越共同經驗而獲得對共同經驗的解釋，超越日常活動模式而形成說明這種模式的根據。這種要求的產物，就是把主要的東西同次要的東西區別開來，把有關係的東西同無關係的東西區別開來，把多樣性的存在歸結為單一性的存在，從而形成對共同經驗的“概括”。這種“概括”出來的東西，就是作為解釋性原理而存在的萌芽狀態的科學知識。
解釋性原理作為思維“抽象”、“概括”的產物，具有不可避免的“超驗性”。這種超驗的解釋性原理是關於經驗對象的本質規定的理論表達，它表現為各種特殊的科學概念的邏輯體係，並表現為運用和操作這些特殊的概念係統的科學思維方式。
科學概念的邏輯體係，是以各種首尾一貫、秩序井然的符號係統的概念框架來理解、描述和操作研究對象，並使這些符號係統本身成為自我理解的對象。在科學概念的邏輯體係中，雖然也使用諸如上下、大小、內外、強弱、冷熱、快慢、高低、因果、時空、運動、發展、價值等各種常識概念，但是，它們作為特殊的科學概念框架中的概念，已經被賦予了各種不同的特殊的規定性，與常識所理解的這些概念往往是大相徑庭的。科學改造了常識，科學超越了常識。
科學形成於常識批判，而科學的發展則表現為科學的自我批判。
科學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新的科學理論必須具有向上的兼容性，即能夠對原有的科學理論做出更為合理的理論解釋；二是新的科學理論應該具有論域的超越性，即能夠提出和回答原有的科學理論所沒有提出或沒有解決的問題。前者屬於原有邏輯層次上的理論的延伸、拓寬和深化，後者則要求突破原有的思維方式，實現邏輯層次的躍遷。與此相對應，科學的自我批判也具有兩個基本層次。
任何一門科學在自身的曆史發展過程中，總是出現當代科學哲學家拉裏·勞丹所說的兩類問題：經驗問題和概念問題。所謂經驗問題，即理論與經驗的不一致、理論與經驗的衝突問題。所謂概念問題，一是指理論內部出現的矛盾或基本概念的含混不清即“內部概念問題”，二是指某一理論與另一理論或另一種基本信念的相互衝突即“外部概念問題”。
在發生經驗問題或概念問題的時候，科學的自我批判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對於經驗問題，科學或是批判地檢討和修正既有理論以適應新發現的事實，或是批判地考察和解釋新的事實以適應既有的理論。在科學的發展過程中，這兩方麵又往往是相互滲透和相互補充，從而達到既有理論的拓寬或深化。對於概念問題，科學或是通過調整和澄清原有的概念係統使之具有更強的邏輯自洽性，或是通過“科學範式”、“研究綱領”的轉換而構成新的層次上的科學理論。
拓寬、深化既有理論，使既有理論增強邏輯的自洽性，這些屬於科學自我批判的第一個層次。“科學範式”或“研究綱領”的轉換，則屬於科學自我批判的第二個層次。它所引起的是托馬斯·庫恩所說的“科學革命”。
在科學發展史上，科學的自我批判不僅包括在既定的理論框架內對個別或部分概念、命題和原理的修正，而且包括伊姆雷·拉卡托斯所說的對“理論硬核”的修正。拉卡托斯提出，任何一個科學研究綱領都是由方法論的規則組成的。這些方法論規則從總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規則是把研究所應避免的途徑告訴人們，這就是所謂反麵啟發法；其他的規則又把研究所應遵循的途徑告訴人們，這就是所謂正麵啟發法。綱領的反麵啟發法，最主要的就是關於不得擯棄或修正該綱領所依據的基本假定——“理論硬核”——的規定。所謂研究綱領的“理論硬核”，就是這個研究綱領的一係列相互聯係的基本理論，由許多的輔助性假說和初始條件作為“保護帶”而加以保護。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說的“理論硬核”是關於地球和其他行星沿著軌道環繞靜止的太陽運行，牛頓物理學的“理論硬核”是他的運動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
借用拉卡托斯關於“研究綱領”的“理論硬核”和“保護帶”的區分，我們對兩個層次的科學自我批判可以做這樣的界說：如果科學的自我批判隻是指向作為“保護帶”的“輔助性假說”，那麽，就仍然是以既有的“研究綱領”去思考問題和進行科學研究，還沒有實現科學研究中的邏輯層次的躍遷，因而屬於科學自我批判的第一個層次；如果科學的自我批判指向並修正了“理論硬核”，那麽，就構成了“研究綱領”的轉換，實現了科學研究中的邏輯層次的躍遷，它屬於科學自我批判的第二個層次。這個層次的科學自我批判是對既有理論的邏輯前提的批判與變革，它具有科學革命的性質。
科學對既有理論邏輯前提的批判，就是對占有統治地位的或人們普遍認同的“公理”的挑戰。在科學發展史上，日心說之於地心說，進化論之於創生論，非歐幾何之於歐氏幾何，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之於經典物理學，剩餘價值學說之於古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之於空想社會主義，唯物史觀之於唯心史觀，都可以說是對“公理”的挑戰，並以新的“公理”取代舊的“公理”（包括把舊公理作為新公理的特例而容含於新公理之中，如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把經典物理學視為描述宏觀物體低速運動的特例）。正因如此，科學的發展不僅是知識內容的增長，而且是理論思維方式的變革。
科學對邏輯前提的自我批判，以及由此而實現的“公理”轉換，是科學的劃時代變革的實質內容。它要求人們變革原有的理論思維方式，變革哲學的原有理論形態。因此恩格斯提出，“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20]。
但是，值得我們認真反思的是，科學的自我批判和科學的劃時代發展，並不能直接地從哲學層麵上引起理論思維方式的變革和哲學理論形態的轉換。要實現這種變革和轉換，還必須經過對科學前提的辯證法批判。
科學自身的邏輯前提批判，是以新的科學邏輯前提取代舊的科學邏輯前提，而不是對邏輯前提“本身”的反省；科學在自我前提批判中，它所關注的是實現邏輯前提的轉換，而不是關注實現邏輯前提轉換的思維方式的變革。這就是說，科學自我批判所指向的“前提”，仍然是作為具體科學理論或具體知識內容的前提，而不是思維何以能夠與存在相統一的“理論思維的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與此相反，辯證法對科學的前提批判，則是對蘊含於科學研究、科學理論和科學批判之中的理論思維前提的反思。它特別地關注並致力於揭示科學自我批判中所隱含的概念框架、解釋原則、研究方式、價值觀念和審美意識的變革與轉換，從而更深刻地揭示理論思維前提的內在矛盾，通過這種對科學自我批判的批判，辯證法在哲學世界觀的層次上概括出自己時代的科學精神及其內蘊的理論思維方式，並從而變革人類對人與世界相互關係的理解、塑造和引導新的時代精神。
（三）辯證法對科學的前提批判
辯證法對科學的理論思維前提批判，主要是通過相互聯係的兩個方麵來實現的：第一方麵是總結思維的曆史和成就；第二方麵是溝通人類把握世界的諸種方式及其成果。
我們先來分析第一方麵。
在論述哲學與科學的關係時，恩格斯提出這樣的看法：“自然研究家盡管可以采取他們所願意采取的態度，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隻在於：他們是願意受某種蹩腳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願意受某種以認識思維的曆史及其成就為基礎的理論思維形式的支配。”[21]恩格斯還指出，由於自然科學家“對哲學史缺乏認識”，“哲學上在幾百年前就已經提出，並且在哲學界中往往早已被拋棄的一些命題，在理論自然研究家那裏卻常常作為嶄新的知識而出現，甚至在一段時間裏成為時髦”[22]。針對這種狀況，恩格斯又提出，“如果理論自然研究家願意在辯證哲學的曆史存在的形態上來較仔細地研究這一哲學”，達到辯證思維的過程，“可以大大縮短”[23]。
顯然，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曆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就是指的“辯證哲學”。而辯證法的科學前提批判，就是以思維的曆史和成就為基礎，去揭示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活動及其科學理論成果中的諸種前提，包括那些被科學家們當作“全新的智慧”的“早已在哲學史上被廢棄了的命題”。
思維的曆史和成就，是思維向客體無限地接近和逼迫的曆史，是思維所編織的概念、範疇之網不斷地更新人類的世界圖景的曆史，是人類的理論思維能力日益增強的曆史。它包含無數的各式各樣觀察現實、接近現實的認識成分，它凝聚著人類關於世界的規律性認識，它積澱著思維向客體接近的規律和方法，它蘊含著人類思維方式的變革和價值觀念的更新，它表現為科學的諸種前提——概念框架、解釋原則、研究方法以及價值觀念和審美意識——的曆史性轉換。通曉思維的曆史和成就，就是把思維的曆史和成就作為對科學進行前提批判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去批判地審度蘊含於科學活動和科學理論之中的諸種前提。
科學史表明，科學的發展總是表現為學科發展的不平衡性。某門學科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發現，總是突出了人類用以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某種認識成分。它的璀璨奪目的光芒，使得其他認識成分（部分、方麵、環節、特征）在特定的時期內相形見絀、黯然失色。由此而引發的連鎖反應，首先是吸引其他各門學科都試圖運用這種認識成分（以及它所蘊含的概念框架、解釋原則、研究方法和價值觀念等）去考察自己的研究對象並反省自己的理論成果，以求得本學科的突破性進展；其次是吸引哲學家也試圖運用這種被各門學科普遍使用的認識成分去重新審度已有的哲學理論，並進而重構關於理論思維前提的哲學概念框架；最後，則是由於世界觀理論的變革而導致整個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以及生活方式的變革。
對此，美國當代哲學家莫爾頓·懷特曾做過這樣的描述：“在18世紀牛頓物理學勝利的時代，機械學成為學問之王；19世紀黑格爾的曆史和達爾文的生物學占有同樣的重要地位；至那一世界的末期，心理學大有主宰哲學研究的希望。”[24]懷特的描述，不僅會使我們想到18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機械學成為學問之王”）、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德國古典哲學（“黑格爾的曆史和達爾文的生物學”），以及19世紀末的生命哲學和意誌哲學（“心理學大有主宰哲學研究的希望”），而且會使我們想到黑格爾對笛卡爾、斯賓諾莎的批評（他批評他們試圖用數學方法來改進哲學是“找錯了路子”），也會使我們更為直接地想到20世紀以來的相對論、量子論、係統論、信息論以及自組織理論等所引起的對各門科學以及哲學的轟動效應和連鎖反應。
但是，正如“思維的曆史”所表明的，這種由科學的重大發現凸現出來的認識成分所引起的轟動效應和連鎖反應，對於哲學來說，可能引起正或負的兩種不同效應：如果哲學以通曉“思維的曆史和成就”為基礎，從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去反思這種科學成果，揭示和闡發它所蘊含的變革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哲學意義，就會在更深刻的層次上認識理論思維前提的內在矛盾；如果哲學未加反思地、片麵地誇大這種由於科學的重大發現而凸現出來的認識成分，並從這個被片麵誇大了的認識成分出發去構築世界觀理論體係，就會“把認識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麵、某一側麵，片麵地、誇大地……發展（膨脹、擴大）為脫離了物質、脫離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絕對”[25]，這種哲學就成為唯心主義哲學。這後一種情況，在哲學史上和在當代哲學中都是屢見不鮮的。
辯證法的科學前提批判，是把科學理論所提供的認識成分轉化為理論思維的前提問題，以“通曉思維的曆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去審度這些認識成分，並把它們置於人類思維曆史地擴展和深化的範疇之網中。辯證法理論運用這個內容極為豐富的、曆史地擴展和深化的範疇之網，展現人類已經形成的認識係統、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辯證聯係和辯證發展，從而為批判地考察這種新的認識成分提供一個堅實的、具有“巨大的曆史感”的哲學概念框架。這樣，科學重大發現所提供的認識成分，就不是作為一個被片麵誇大了的認識成分而存在，而是構成思維與存在統一的具體環節。
我們再來分析第二方麵，即溝通人類把握世界的諸種方式及其成果，以實現辯證法的科學前提批判。
科學作為人類在其前進的發展中所獲得的認識成果，它不是某種與人類的其他活動無關的獨立自在的實體，也不是某種與人類的整個文明程度相分離的獨立自在的進程。因此，科學作為理論思維的前提，它內含著兩方麵至關重要的因素：其一，科學是人類整個文明的結晶，它與人類把握世界的其他各種方式（諸如常識的、經驗的、神話的、宗教的、藝術的、倫理的、哲學的等方式）是相互製約和相互滲透的；其二，在科學理論的深層結構中，蘊含著種種經驗的、幻想的、邏輯的、直覺的、價值的、審美的、信仰的前提。
辯證法對科學的前提批判，是建立在這樣的一種基礎上，即它不是僅僅與科學具有“單向”關係，而是與整個文化具有“多向”關係。它的批判對象包括藝術、宗教、倫理、語言、曆史以及科學等在內的全部文化現象。它從文化現象的整體關係中去批判地考察科學的前提，因而能夠不斷深入地揭示蘊含於科學理論深層結構中的種種前提。
當代著名的美學家蘇珊·朗格曾提出“什麽樣的問題才是哲學問題”的問題。下麵，我不惜筆墨地把她自己的回答抄錄如下，也許會有助於我們對辯證法的科學前提批判的理解。
“一個哲學問題必然會涉及我們所探求的事物的含義，因此，它與那些僅涉及事實的科學問題是很不相同的。在提出一個涉及事實的科學問題時，我們當然明白我們指的是什麽，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我們正在說的這件事實是什麽。舉例說，如果有人問道：‘太陽離我們這兒有多遠？’我們就會作出有關這件事實的回答：‘太陽離我們90億哩。’當我們作出這樣的回答時，我們自然知道‘太陽’、‘哩’、‘離這兒多遠’等詞句的含義；即使我們的回答是錯誤的……我們仍然知道我們說的話是什麽意思，因為我們運用了量度單位，並找到了自以為是符合事實的答案。但是，假如有人提出下述問題，如‘什麽是空間？’‘這兒’是什麽意思？‘從這兒到某地之間的“距離”的含義是什麽？’等等，這些問題就不能通過度量、試驗值或通過其他方式發現的事實去回答。對這些問題，我們隻能通過對我們所指的東西進行思考所得的結果去回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總感到自己對這些詞的含義根本就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甚至還時常把某些含義模糊的詞相互混淆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每當我們開始對它們進行分析的時候（即每當我們想搞清楚它們的含義時），就會發現，它們不是矛盾百出，就是荒誕離奇或毫無意義。因此，對它們進行邏輯分析是無濟於事的，我們隻能求助於哲學中那一最難懂然而又是最有意思的部分，即那一不能僅通過某種法則就能學會的部分——邏輯構成部分。換言之，我們必須對自己陳述的含義作出判定和解釋，並由此找到一種能夠解決我們想要解決的那些問題的方法。這就是說，除非我們能夠賦於諸如‘距離’、‘點’、‘空間’、‘速度’以及其他一些為我們所熟知的然而又對此感到十分模糊的詞語以某些含義，否則就談不上什麽科學。確定這樣一些基本含義的工作是由哲學承當的，因此，現代科學中的哲學應當是我們時代中最為輝煌的腦力勞動之一。”[26]
作為美學家，蘇珊·朗格還具體地提出，“在藝術哲學中，最為關鍵和最引人注目的問題，就是時常為人們所爭論的有關‘創造’的含義的問題。我們為什麽總是說藝術家‘創造’了一件藝術品？畫家們創造不出油彩和畫布，音樂家創造不出震顫的樂音結構，詩人創造不出詞語，舞蹈家也創造不出身體和身體的動態。……然而，當我們提及一件藝術品的時候，卻真心實意地稱它是一種‘創造物’。由此便自然地引出這樣一個哲學問題：‘創造’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麽？我們究竟創造了什麽？如果我們繼續對這個問題探究下去，它就會引起一連串與這個問題有關的其他問題，比如，藝術家在藝術作品中創造了什麽？他創造這些東西的目的是什麽？這些東西又是怎樣創造出來的？等等。要回答這一連串的問題，就必然會涉及到藝術哲學中所有最重要的概念，如幻象或想象、表現、情感、動機、轉化等等”[27]。
如果模仿蘇珊·朗格的提問方式，我們同樣可以問道：“發現”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麽？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發現”了什麽？他“發現”這些東西的目的是什麽？這些東西是怎樣“發現”出來的？如果我們回答說：“發現”就是“認識到了”；科學家“發現”的是事物的“規律”；他“發現”“規律”的目的是改造世界或造福人類；他是通過觀察、實驗和科學抽象“發現”“規律”的。那麽，這就必然會引發出一係列的柏拉圖式的、亞裏士多德式的、笛卡爾式的、休謨式的、康德式的、黑格爾式的，乃至波普爾式的、庫恩式的、皮亞傑式的問題：科學家發現的是“理念世界”嗎？一般與個別是何關係？世界是我思的結果嗎？規律是一種因果聯想嗎？人的認識何以可能？思維與存在是自在統一的嗎？科學是猜測性的假說嗎？科學發展是信念的轉換嗎？認識是同化與順應的統一嗎？
很明顯，辯證法的科學前提批判，並不是一般地把科學理論作為再思想、再認識的對象（科學家也總是把已有的科學理論作為再思想、再認識的對象，揭露已有的科學理論與新的經驗事實之間的矛盾，以及科學理論自身的內在矛盾，從而推進科學的發展），而是從世界觀層麵向反思對象提出問題。這種世界觀層麵的問題包括：在科學理論中蘊含著怎樣的概念框架、解釋原則、價值觀念和研究方法？它從何種角度推進了人類對思維與存在、人與世界相互關係的理解？它怎樣變革了人類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它表達著怎樣的時代精神？
（四）範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恩格斯把辯證法看作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曆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這對於我們理解辯證法的批判本質及其對科學的前提批判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隻有“通曉思維的曆史和成就”，才能切實地反思“理論思維的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才能真正實現對科學的前提批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光輝的典範。
作為對比，我先引證恩格斯的一段論述，這就是他對“官方的黑格爾學派”的批判。
恩格斯說：“自從黑格爾逝世之後，把一門科學在其固有的內部聯係中來闡述的嚐試，幾乎未曾有過。官方的黑格爾學派從老師的辯證法中隻學會搬弄最簡單的技巧，拿來到處應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對他們來說，黑格爾的全部遺產不過是可以用來套在任何論題上的刻板公式，不過是可以用來在缺乏思想和實證知識的時候及時搪塞一下的詞匯語錄……這些黑格爾主義者懂一點‘無’，卻能寫‘一切’。”[28]
與此相反，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則是以“通曉思維的曆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去批判地考察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前提，使人們得到一個“貫穿著整個經濟學並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頭腦中引起過可怕混亂”的事實。恩格斯說：“這個事實就是：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係；可是這些關係總是同物結合著，並且作為物出現。誠然，這個或那個經濟學家在個別場合也曾覺察到這種聯係，而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對於整個經濟學的意義，從而使最難的問題變得如此簡單明了，甚至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在也能理解了。”[29]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在這種批判中所形成的科學巨著《資本論》，是辯證法的科學前提批判的光輝典範和巨大成果。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和導言中，在《資本論》的序和跋中，以及在《哲學的貧困》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的論述中，馬克思反複地強調，他是運用辯證法研究政治經濟學，他所運用的辯證法首先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前提批判。馬克思提出，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理論前提是“把人變成帽子”，即以物與物的關係掩蓋人與人的關係，而他的理論出發點則在於“經濟範疇隻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係的理論表現”。因此，他致力於揭示商品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內在矛盾，勞動的自然過程與社會過程（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內在矛盾，以及商品與貨幣、價值與價格、貨幣與資本等一係列矛盾，從而創立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剩餘價值學說，並使關於曆史的理論變成了科學。
很明顯，馬克思所理解和所運用的辯證法，不僅在本質上是批判的，而且這種批判是指向理論思維的前提的。正因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指向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前提，所以他才能夠揭示出物和物的關係掩蓋下的人和人的關係，創立剩餘價值理論；正因為馬克思運用辯證法去批判考察理論思維的前提，所以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才具有哲學意義，才能夠從這種批判中產生出曆史唯物論。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剩餘價值學說和曆史唯物主義——都是辯證法的前提批判的理論成果。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還有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特點。馬克思是從考察人們每天都與之打交道的最平常的商品交換現象出發的，也就是從考察人們習以為常、不加思考的商品概念出發的。這表現了辯證法的科學前提批判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在科學與常識的相互觀照中來實現辯證法的前提批判。
人類用以把握世界的最根深蒂固和最廣泛使用的概念，並不是那些高度專業化和高度精確化的科學概念，而是那些在我們思想中構築經驗世界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常識概念。科學家研究抽象世界的某些特征，並運用某些高度專業化的概念去表述這些特征的時候，也必須使用諸如形狀、顏色、大小、內外、快慢、多少、因果、好壞、真假、美醜等表達普通思維的普通概念。即使這些概念在嚴峻的科學批判中發展到與常識概念大相徑庭，甚至不相容的程度，科學家也仍然帶著常識的影響，並以常識概念框架作為科學理解的必要前提；即使科學家通過創造嚴格形式化的科學語言（如數學語言）來描述科學理解的世界，也不得不講述人類共同的自然語言，並把人們在普通語言和常識理解中所表示的世界與科學對話中的非常識理解中的世界聯係起來。這表明，作為常識概念的一般框架是構成科學概念的特殊框架的基礎。辯證法的科學前提批判，在於它的批判不是停留在對科學概念框架的分析上，而是深入科學概念框架與常識概念框架的不可分割的聯係上，從而揭示科學前提的內在矛盾性。
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我們還會發現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即馬克思把那些被視為不證自明的“初始概念”作為科學前提批判的出發點。
任何一種科學理論，其中當然包括政治經濟學，都表現為一個概念邏輯體係。在每個概念邏輯體係中，各個概念和命題都不是孤立理解的零星碎片，而是構成彼此聯係的概念網絡，並在這種概念網絡中得到相互規定和相互理解。而這種概念網絡中的每一概念和每一命題之所以能夠相互規定和相互理解，則在於它總是以少數不予定義的概念和不予討論的命題作為邏輯體係展開的出發點。這些不予定義的概念稱作“初始概念”，這些不予討論的命題稱作“初始命題”。“初始概念”和“初始命題”作為該種理論的“公設”或“公理”而構成該理論體係的邏輯前提。因此，隻有把那些被視為不證自明的“初始概念”或“初始命題”作為批判的出發點，才能真正把批判的鋒芒指向理論體係的邏輯前提，並從而變革整個的理論體係。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巨著《資本論》是從論述商品的二重性以及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開始的。在馬克思關於“商品”和“勞動”的論述中，並不是把這兩個作為“初始概念”的基本範疇當作既予的、給定的東西，而是當作批判反思的對象進行考察。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對“勞動”這個概念進行了曆史的和邏輯的批判性考察。“勞動”似乎是一個既古老又簡單的範疇。但是，馬克思指出，在經濟學上從“勞動一般”這種簡單性上來把握的“勞動”，就是“現代的範疇”。貨幣主義把財富看成完全客觀的東西，重工主義或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轉到“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重農學派則把勞動的一定形式——農業——看作創造財富的勞動。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一步”，他拋開了創造財富的各種特殊勞動的規定性，而把勞動當作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象一般性。[30]這就是馬克思以前的政治經濟學對“勞動”的理解。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則深刻地闡發了理解整個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點”——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馬克思說：“商品原來對我們表現為一個二重物，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以後又明白了，勞動在它表現為價值的限度之內，不會再有它作為使用價值創造要素時所有的那些特征。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指出的。”[31]
馬克思的這種批判，變革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前提，從而構成了《資本論》對資本、利潤、利息、地租等全部政治經濟學基本範疇的批判性考察，並在這種批判性考察中給予了科學的規定。
馬克思的《資本論》不僅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典範，也是所有科學前提批判的典範，是體現辯證法批判本性的典範。正是在《資本論》的跋文中，馬克思明確地提出，辯證法在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滅亡的理解；它對每一個已經生成的形態，都是在運動的流中，從它的暫時經過的方麵去理解；它不會屈服在任何事物麵前，就它的本質來說，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
辯證法的批判，不僅僅是指向形式邏輯、常識和科學，而且更為深刻地指向哲學自身。這就是辯證法對哲學前提的自我批判。
[1] [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4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2] 參見[德]黑格爾：《小邏輯》，24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321—3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列寧全集》第55卷，8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 《列寧全集》第55卷，77頁。
[6] 《列寧全集》第55卷，215頁。
[7] 《列寧全集》第55卷，7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3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列寧全集》第55卷，307、3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 [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科學哲學導論》，17頁，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6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列寧全集》第55卷，2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3] 《列寧全集》第55卷，217頁。
[14] 《列寧全集》第55卷，2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6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60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60—36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列寧選集》第2卷，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德]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9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2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2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3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85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86頁。
[24] [美]懷特：《分析的時代》，24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25] 《列寧全集》第55卷，3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6] [美]蘇珊·朗格：《藝術問題》，1—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27] [美]蘇珊·朗格：《藝術問題》，3—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2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4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資本論》第1卷，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