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前提批判，是對思想構成自己的根據和原則的批判，因而首先是對規範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最為重要的基本觀念的批判。這種批判直接指向哲學的核心觀念——世界觀。
何謂世界觀？是人以“整個世界”為對象而觀之，還是人以關於世界的思想為對象反過來而思之？具體言之，什麽是世界觀的“世”？是自然而然的世，還是人生在世的世？什麽是世界觀的“界”？是無始無終的界，還是人在途中的界？什麽是世界觀的“觀”？是自然而然和無始無終的非人或超人的目光，還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這表明，當我們把哲學作為被定義項而界說為“世界觀理論”或“理論化的世界觀”的時候，作為定義項的“世界觀”本身並不是沒有歧義的。事實上，正是由於人們對“世界觀”賦予了各不相同的理解和解釋，因而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也被賦予了迥然有別的理解和解釋。因此，對世界觀的前提批判，是展開哲學的前提批判的最為恰當的切入點。
正如人們所熟知的，通常是把“世界觀”表述為“關於世界的根本看法”，並因此把“世界觀理論”表述為“關於整個世界的普遍規律的理論”。應當承認，這種理解和表述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人類思維麵對千差萬別、千變萬化的世界，總是力圖把握其內在的統一性，形成“關於世界的根本看法”，特別是形成“關於整個世界的普遍規律的理論”，從而對世界上的一切現象以及關於這些現象的全部知識做出最深層次的統一解釋。因此，隻要有人類思維，作為人類思維及其現實基礎——實踐活動——的“意向性”或“指向性”，這種“關於世界的根本看法”的“世界觀”及其“理論”就會存在下去。問題在於：這樣來界說“世界觀”及其“理論”，並沒有理解為什麽“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是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為什麽哲學的“基本問題”並不是全部哲學“問題的一個‘方麵’，而是問題的實質”[2]。這就是說，把哲學的世界觀理論視為“關於整個世界的普遍規律”的理論，並沒有把握到哲學的特殊的理論性質。
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之所以“不是問題的一個‘方麵’，而是問題的實質”，是因為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並不是要“表述”對“世界的根本看法”，而是要揭示“思維和存在”的“矛盾”，並從這種“矛盾”中去推進人對自己與世界的相互關係的理解，推進人對自己與世界的相互關係的協調。作為哲學的世界觀理論，它不是直接地斷言“世界”的理論，而是“揭示”和“反思”思維把握和解釋世界的“矛盾”的理論，是推進人對自己與世界的相互關係的理解和協調的理論。
從哲學的基本問題即“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去理解作為哲學的“世界觀理論”，我們需要提出的問題是：所謂“世界觀”，究竟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觀”世界，還是人把自己同世界的“關係”作為對象而進行“反思”？所謂“世界觀理論”，究竟是“觀”世界而形成的關於“整個世界”的理論，還是“揭示”和“反思”人同世界的“矛盾”而形成的關於人與世界相互“關係”的理論？
顯而易見，如果“世界觀理論”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觀”世界而形成的關於“整個世界”的理論，如果這種“世界觀理論”是對“整個世界”做出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最大普適性”的解釋，那麽，這樣的“世界觀理論”就不是以“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作為自己的“重大的基本問題”，而是以“世界”本身及其運動規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和“基本問題”。這樣理解哲學的“世界觀理論”，造成了必須予以反思的理論後果和實踐後果。這就是混淆“哲學”與“科學”這兩種理論思維方式的實質性區別，以致把“哲學”當成是淩駕於一切科學之上的“科學的科學”。
哲學作為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它與科學的根本區別，在於它不是像科學那樣把“整個世界”作為對象而“解釋世界”，恰恰相反，它是把科學活動中所蘊藏的“思維和存在的關係”當作自己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揭示“思維與存在”、“人與世界”之間的無限豐富的矛盾關係，引導人們變革構成思想的根據和原則，從而以新的解釋原則和價值觀念“改變世界”。
從“改變世界”的哲學立場去理解哲學的“世界觀理論”，就會超越對人與世界之間的簡單的二元理解，從而提出構成“世界觀”內在矛盾的三個基本概念，即“自在世界”、“世界圖景”和“人類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這是重新理解“世界觀”的基本出發點。
所謂“自在世界”，就是自然而然地存在著的世界，處於生生不息地運動和變化中的世界。把它稱作“自在世界”，不僅僅是指它外在於人而存在，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而存在，而且主要是強調“自在世界”這種提法本身就意味著還沒有從人對世界的關係出發去看世界，還沒有自覺到理論思維的“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一旦從人對世界的關係出發去看世界，世界就成了人的“對象世界”，成了人的“世界圖景”，也就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中的世界。正是在這種反思中，才提出了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才會形成以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為基本問題的“世界觀理論”。
所謂“世界圖景”，就是人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各種方式為中介而形成的關於“世界”的“圖景”。這種解釋揭示了“世界圖景”的不可或缺的二重內涵：其一，世界圖景是關於世界本身的圖景，是關於人與世界關係的圖景，而不是某種與人或世界無關的圖景，即使是宗教的幻化的世界圖景，也隻能是以幻化的方式所構成的關於人與世界關係的圖景；其二，關於世界本身的圖景，關於人與世界關係的圖景，不是自在的世界，不是自在的人與世界的關係，而是人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多種方式為中介而構成的圖景。這樣的“世界圖景”離不開人類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所謂“人類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簡潔地說，就是人類把“自在世界”變成自己的“世界圖景”的方式。人類在其漫長的形成和演進的過程中，逐漸地形成了人與世界之間的特殊關係，即人類不僅是以其自然器官與世界發生自然的“關係”，而且特殊地以自己的“文化”為“中介”而與世界發生“屬人”的“關係”。常識、宗教、藝術、倫理、科學和哲學等，就是人類在實踐活動的基礎上所形成的與世界發生真實關係的“中介”，也就是人類“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人類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為“中介”而與世界發生關係，這表明人是曆史的、文化的存在，人的“世界圖景”是與人的曆史性的存在與發展密不可分的，因此，不能以“純自然”的觀點去看待人與世界的關係，而必須以曆史的、文化的觀點去看待人與世界的關係。合理的“世界觀理論”隻能是從恩格斯所說的“現實的人及其曆史發展”出發而構成的哲學理論。因此，在對“自在世界”、“世界圖景”和“人類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這三個重要概念及其相互關係的分析中，重新理解與闡釋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這本身正是意味著一種理解人與世界關係的新的“世界觀理論”。
人類把握世界的各種基本方式，在其直接性上，首先是為人類提供了豐富多彩的“世界圖景”，即宗教的、藝術的、常識的、科學的和哲學的“世界圖景”；而它們之所以能夠提供各種各樣的“世界圖景”，則在於它們本身是人類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即宗教的、藝術的、常識的、科學的和哲學的“基本方式”；這些基本方式不僅為人們提供各種各樣的“世界圖景”，而且為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提供各自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規範”，即宗教的、藝術的、常識的、科學的和哲學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規範。這樣，人類把握世界的各種基本方式，就以“世界圖景”、“思維方式”和“價值規範”的三重內涵而構成哲學反思的對象。這表明，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並不是直接地以“世界”為對象而形成關於“世界”的“觀點”（包括所謂“關於世界的根本觀點”）；恰恰相反，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它是從“思維與存在”、“人與世界”的“關係”出發，以人類把握世界的各種方式所構成的“世界圖景”、“思維方式”、“價值規範”為對象，批判性地“反思”各種不同的（同時態的和曆時態的）“世界圖景”、“思維方式”和“價值規範”，為人類提供自己時代水平的真、善、美的觀念。這就是哲學的“世界觀理論”——從總體上理解和協調人與世界相互關係的理論。
世界觀，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哲學問題總是人生在世的大問題即人類性問題。求索天、地、人的人與自然之辨，探尋你、我、他的人與社會之辨，反省知、情、意的人與自我之辨，追尋真、善、美的人與生活之辨，凝結為理解“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哲學範疇。西方哲學的存在與非存在、本體與變體、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經驗與超驗、思維與存在、自由與必然，中國哲學的天與地、內與外、體與用、道與器、理與欲、人與己、義與利、仁與智、知與行，無不凝聚了對“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深層把握與理解，並因而構成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或人生的“最高的支撐點”。
哲學的世界觀的前提批判，就是對哲學本身所提供的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或人生的“最高支撐點”的前提批判。對這些關乎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的哲學的“前提批判”，是一種尋求、揭示和批判地反思人類全部活動的“前提”的思想活動，是一種把隱匿在思想之中的“看不見的手”揭露出來並予以批判的思想活動。這種“前提批判”的思想活動，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的邏輯震撼力量。伯林有一句名言：“如果不對假定的前提進行檢驗，將它們束之高閣，社會就會陷入僵化，信仰就會變成教條，想象就會變得呆滯，智慧就會陷入貧乏。社會如果躺在無人質疑的教條的溫**睡大覺，就有可能會漸漸爛掉。要激勵想象，運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貧瘠，要使對真理的追求（或者對正義的追求、對自我實現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須對假設質疑，向前提挑戰，至少應做到足以推動社會前進的水平。”[3]
這種“向前提挑戰”的哲學，源於人的實踐的存在方式。人類的實踐活動，從根本上說，是人對世界的否定性統一的活動，是人在對世界的否定性統一中實現人的自身發展的活動。伽達默爾提出：“一切實踐的最終含義就是超越實踐本身。”[4]實踐活動作為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類曆史過程，人類的曆史發展過程也就是實踐活動的自我超越，既曆史地否定已有的實踐方式、實踐經驗和實踐成果，又曆史地創造新的實踐方式、實踐經驗和實踐成果。在實踐自我超越的曆史過程中，哲學思想作為實踐活動中的新的世界圖景、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目的性要求而構成實踐活動的內在否定性。這種內在否定性就是哲學對實踐的理想性引導。正因如此，伽達默爾又說：“理論就是實踐的反義詞。”[5]理論作為實踐的“反義詞”，並不僅僅在於理論的“觀念性”和實踐的“物質性”，更在於理論的“理想性”和實踐的“現實性”。人是現實性的存在，但人又總是不滿足於自己存在的現實，而總是要求把現實變成更加理想的現實。哲學正是以其理想性的世界圖景和理想性的目的性要求而超越於實踐，形成引導人類未來的世界觀，促進實踐的自我超越。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的重大意義，就在於引導人們自覺地“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從而把現實變成更為理想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