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是思想中的時代。對時代精神的哲學概括，對現代哲學的前提批判，一直是我最為關切的重大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初，我分別以《從兩極到中介》、《從體係到問題》和《從層級到順序》為題，概括了“現代哲學的革命”、“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主流”和“當代哲學的趨向”，展開了我對現代哲學的前提批判。
傳統哲學的根本特征是以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去尋求“絕對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把哲學所追求和承諾的“本體”視為永恒的終極真理。現代哲學的革命，首先是集中地表現在本體中介化這個共同出發點上。本體中介化的現代哲學，排斥對絕對確定性的追求。人類在自身的曆史發展中所形成的具有時代特征的關於真善美的認識，既是一種曆史的進步性，又是一種曆史的局限性，因而它孕育著新的曆史可能性。真善美永遠是作為中介而自我揚棄的。它既不是絕對的絕對性，也不是絕對的相對性，而是相對的絕對性——自己時代的絕對，曆史過程的相對。這就是“從兩極到中介”的現代哲學革命。
在對黑格爾哲學的討伐中形成的現代哲學各主要流派，盡管其旨趣不同，觀點各異，但在其理論出發點和發展趨向上，都試圖找到某種揚棄自然與精神、客觀與主觀抽象對立的中介環節，並以這個中介環節作為統一性原理而提供現代人類的安身立命之本。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在其現實性上，就是以人的實踐活動所構成的人與世界之間的曆史地發展著的關係問題，離開人對世界的否定性統一關係，隻能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因此，隻有從“現實的人及其曆史發展”去看待全部哲學問題，才能從“解釋世界”的哲學變為“改變世界”的哲學。現代西方哲學的突出特征之一是高度重視從哲學上研究語言。它們認為：雖然世界在人的意識之外（不依賴於人的意識而存在），但世界卻在人的語言之中（人隻能在語言中表述世界）；語言既是人類存在的消極界限（語言之外的世界是存在著的無），又是人類存在的積極界限（世界在語言中對人生成為有）；正是在語言中才凝聚著自然與精神、客觀與主觀、真與善的深刻矛盾，才積澱著人類思維和全部人類文化的曆史成果。因此，他們試圖通過語言分析來“消解”傳統哲學或“重建”哲學理論。從對立的兩極出發，並以抽象的兩極對立關係為基礎而形成的傳統哲學，被探索兩極融合、過渡和轉化的中介哲學——現代哲學——所取代了。這種取代，是迄今為止的最深刻的哲學革命。它改變了哲學的提問方式和追求方式，從而改變了人類的致知取向、價值取向和審美取向，即從深層改變了人類的思維方式。
現代哲學所提供的辯證思維方式提醒人們：在致知取向上，不是追求絕對的終極之真，而是探索時代的相對之真，把真理理解為過程；在價值取向上，不是追求絕對的至上之善，而是探索時代的相對之善，把價值尺度理解為過程；在審美取向上，不是追求絕對的最高之美，而是探索時代的相對之美，把審美活動理解為過程。訴諸人類曆史活動的現代哲學，以中介的觀點對待現存的一切事物。它把人類對自身全部活動最高支撐點的探索，由傳統哲學對終極真善美的追求，改變為時代水平的相對性理解。這是現代哲學所實現的本體觀念的深刻革命。
從兩極到中介，這是人類的哲學思想及其所表現的人類的思維方式的空前革命。“傳統哲學”之所以“傳統”，是因為全部的傳統哲學都是力圖獲得一種絕對的、確定的、終極的真理。這種兩極對立、非此即彼的超曆史的思維方式，理論地表征著前現代社會的人的存在方式。哲學所實現的“從兩極到中介”的現代革命，經過了數百年的哲學曆程。近代以來的西方哲學，它在使“上帝”自然化、物質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的過程中，逐步地“消解”了人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從而使人類文化從“神學文化”過渡到“後神學文化”即“哲學—科學文化”。現代哲學“消解”人在“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從根本上說，就是“消解”一切“超曆史”的規範人的思想和行動的根據、標準和尺度，把哲學所尋求的真善美理解為時代水平的人類自我意識，把人類已經達到的認識成果理解為時代水平的“合法的偏見”，把人類自身的存在理解為“超越其所是”的開放性的存在。這是現代哲學實現的“從兩極到中介”的轉化，也是現代哲學理論地表征的現代人類所實現的“從兩極到中介”的生存方式的變革。
在這種“從兩極到中介”的哲學變革中，哲學一向所追尋的終極性的“本體”變成了曆史性的“本體論的承諾”，超然於曆史之外的種種“兩極對立”都在“消解”“非神聖形象”的現代哲學運動中被重新審視甚至重構。正是在這種“從兩極到中介”的變革中，孕育並形成了一種新的哲學走向——“從層級到順序”。
從哲學的宏觀曆史上看，哲學對人類生存的關切，可以劃分為兩種基本方式：一種是以文化的“層級”性去關切人類存在，即以“深層”文化的基礎性、根源性來規範人類的全部思想與行為，從而將“深層”文化作為人類的安身立命之本。這種“層級”性的關切，可以說是一種“解釋”性的關切——以“深層”文化解釋“表層”文化；另一種則是以文化的“順序”性去關切人類存在，即把“重要”的文化選擇作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它來規範人的思想與行為。這種“順序”性關切，可以說是一種“操作”（實踐）性關切——以“重要”的規範“次要”的。
“層級”性的關切，它先驗地斷定了文化樣式的不同“層級”，並先驗地承諾了“深層”文化對“表層”文化的基礎性和根源性，因而它給自己提出的是非曆史的任務——尋求超曆史的、永恒的、終極的“體體”。與此相反，“順序”性的關切，是以否定文化樣式的先驗的“層級”性為前提的，並致力於“消解”文化樣式“層級性”的先驗原則，因而它給自己提出的是“曆史”的任務——在自己時代的水平上對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做出慎重的文化選擇。
“層級”性的關切總是兩極對立的。在“層級”性的關切中，哲學的核心範疇總是離開人的曆史性存在，表現為本體對變體、共相對個別、本質對現象、必然對偶然等的兩極對立。與此相反，在“順序”性的關切中，則是以人的曆史性存在為前提，構成表征人與世界、人與曆史、人與社會、人與他人、人與自我之間關係的哲學範疇，諸如自然與超自然、能動與受動、理想與現實、公平與效率、真理與價值、標準與選擇等相輔相成的矛盾關係。在這種“順序”性的哲學關切中，它的諸對範疇具有顯著的“平等”特性，其“主從”關係是“曆史”性的。這表明，哲學從“層級”性關切轉向“順序”性關切，不隻是從思維方式上體現了現代哲學的“從兩極到中介”的變革，而且是從價值導向上實現了現代哲學的“從兩極到中介”的變革。
在“層級”性的傳統哲學的追求中，“本體”與“變體”的“層級”關係是永恒不變的；哲學的任務，隻不過是尋找那個作為永恒真理的“本體”，並用它來解釋一切“變體”的存在。正因如此，以“層級”性的追求為使命的傳統哲學，隻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在“順序”性的現代哲學的追求中，“順序”既是對曆史文化的一種承諾，更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選擇”和“安排”，因而是一種“改變世界”的活動。
哲學從“層級”性追求到“順序”性選擇，它所改變的是以“層級”的先驗性而確認的“標準”的永恒性、終極性，而不是取消人的曆史性選擇的“標準”。趨利避害，這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邏輯。然而，對於人類來說，究竟何為“利”、何為“害”？“利”與“害”的“標準”究竟如何“選擇”？這是人類麵對的永恒課題，也是哲學的前提批判的永恒課題。哲學作為社會的自我意識，它在自己的前提批判中，總是以“曆史的大尺度”去觀照和反省人類的思想與行為，把“曆史的小尺度”所忽略的東西提升到“重要”的位置，從而在價值“排序”中“選擇”某種“曆史的大尺度”作為人的思想與行為的“標準”，引導人類不斷地在自己的實踐活動中把理想變為現實。正因如此，哲學總是不僅反映和表達時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導新的時代精神。這是哲學的前提批判的真實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