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6年六歲從沈陽到的北京，按迷信的說法, 應該是六六大順，其實不然。記得當時是夏天，我十分不習慣北京的氣候，每天晚上都熱得睡不著覺。但讓我更不適應的是北京人對東北人的態度。我到北京不久開始上小學，在班裏回答問題時，一開口便滿課堂哄笑。不是我說的話多逗，東北腔本身便是笑料。三十多年過後，這個想法又在趙本山的小品裏得到了印證。因為在班裏不受待見，加上不喜歡北京的氣候，我太想回沈陽了。大人逗我，說我太小，不能一個人坐火車怎麽回去?我說不能坐火車我就沿著鐵路走，可見我當時的態度有多麽堅定。可悲的是在北京住長了,我終於成為了北京人，東北腔基本上也聽不出來了。但這時候我又不喜歡別人把我當成北京人了，原因是我從曆史課本上知道北京人是大猴子。說1966年不順，還因為這一年開始了“**”，社會上很亂，經常能看到武鬥的、遊街的和抄家的。有一次上學，看到路上躺著一個死人,身上還蓋著一個席子。看熱鬧的人說他是從樓上跳下來的。這就是我初到北京時的經曆和這座城市給我留下的初步印象。但公正地講，我自己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在大致適應了周圍的環境後，我身上的一些問題也隨之暴露了，上課說話，搞小動作,還搞惡作劇，把用橡皮泥捏的豆蟲放進女生的鉛筆盒裏，致使該女生在課堂上大喊大叫。放學後我也不老實，經過一個施工工地時撿起一塊火堿，把它當成冰糖在嘴邊比畫。火堿剛一接觸嘴唇，嘴唇便腫得老厚。家人慶幸，多虧我沒把火堿當冰糖吃掉。晚飯後沒事,幾個小朋友便聚在一起講鬼故事。記得有一個故事在當時不但恐怖，而且還有一些科幻性質。說一個鬼背著電瓶，兩眼噴火。但最令我心驚膽戰的故事是著名的《你要不要帶血的鈔票》。我聽了居然不敢上樓，總怕有鬼在後麵追我，或者在拐彎的地方突然伸出一隻毛手。而且當時我還憋著一泡屎，不敢上樓，四周也沒廁所，我隻好把它局在褲兜子裏頭。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盡管當年我是如何窩囊和膽小，但也不是一無是處，那就是我沒有隨地大小便的毛病。這個毛病是我成年以後養成的。也許這是我跟其他孩子不一樣的地方。
除此之外，我從父母身上也學習到了一些優秀品質。比如他們整天忙於工作,很少抽出時間照顧我。一次我爸發高燒，也照樣坐火車出差去了。再比如我們一家四口在外麵吃西瓜，旁邊就有小孩等著瓜子。每次遇到這種情況，我媽都會拿一片西瓜往人家手裏塞，而我在旁邊則羞得無地自容。現在好了,沒人稀罕你的臭瓜子了，而瓜農也早已發明出無子西瓜。上小學三年級時，我們家從白廣路搬到黃寺大院，我也從抗大一小轉到了青年湖小學。令我欣喜若狂的是，我一到班裏就被選為班幹部。但我的好感覺沒到一天就泡沫化了。那天放學後學校通知，每個班的班幹部留下來練隊，當然也包括我。大家在操場上分男女生站成兩排，每次由一名同學出來喊隊。輪到我時問題就出來了，“一二一”我還會喊，但當隊列行進到牆邊時應該喊“向後轉走”，我卻無論如何也喊不出來。當時的情景簡直太尷尬了，同學們站在南牆下吃吃地笑個不停，而我則在一旁不知所措。最後這句向後轉走還是由一位老師喊的。當“向後轉走”這個字字千鈞的口令從他嘴裏出來，我真是如釋重負，同時也恨不得抽自己一個大嘴巴。隊列演練後，老師把大家表揚了一遍，並點了每個同學的名，從瑪麗到莎裏到愛娃瑞，就是不喊我的名字。結果到了第二天，我的名字就從幹部名單上劃掉了。從此以後,怎麽才能當上幹部指揮別人，讓大家都聽命於我成了我的一塊心病。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沒解決，而且隨著歲月的無情流逝，希望似乎變得越來越渺茫。
後來學校成立了一個樂隊，可能是為了撫慰我受傷的心靈，一天放學後，音樂老師鄭重地把一支笛子交到我的手中。我至今還搞不明白，他們為什麽覺得我適合吹笛子。就算我當時很瘦，臉看上去比較長，但那也不是讓我吹笛子的理由呀。再說，我天生五音不全，也不是搞音樂的料呀。盡管如此，我還是參加了幾次樂隊的活動，假模假式地學了學簡譜，以及吹笛子的初級技巧。從結果上看，這次經曆給我帶來的負麵影響要遠比正麵的多。大家都知道吹笛子要貼笛膜，而要把笛膜貼到笛子上，必須先用大蒜把貼膜的地方抹濕了。這使得我一天到晚身上都帶著一股揮之不去的大蒜味,透著我們家是北方人，整天不是吃麵條就是吃餃子。其實，當時的生活哪兒有這麽好，不吃粗糧已然很不錯了。但對我真正構成打擊的是我爸，他老是覺得我懶,幹活兒不主動，碗刷不幹淨，還不會疊被子。這時他就會用兩句俗話來損我,一句是別人把驢牽走了你才拔撅子，另一句就是吹笛子也得找個人幫你捏眼。坦白地講,這兩句話當時我不是特懂，但基本上知道是不好的意思。總之,不管怎麽說,時間不長我就不參加樂隊活動了。後來學校再有什麽文娛活動，也不帶我玩了。有一次趕上什麽節日，學校組織演出，大多數同學都參加了,但就是沒我什麽事兒。放學後沒人跟我玩，因為大家都忙於排練，而我又不想馬上回家，就扒著排練室的窗戶往裏瞧。那幫積極分子正排練《沙家浜》,我的同桌好友是領唱,隻見他一手叉腰，一手高舉，正在唱“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鬆”，著實把我羨慕斃了。同時，我也深切體會到了被集體拋棄的那份孤獨。所以現在大家聚會如果不叫我，甚至晚通知我一會兒,我都會別扭。
在小學還有很多事情，殘留在我的記憶中。比如挖防空洞時挖出一罐金子被迅速送到校長辦公室去了。比如寫暑假作業，老師讓抄書，我因為抄的是《白蛇傳》而受到批評,要知道這本書當時是禁書。還比如我跟小夥伴玩打仗，在追逐過程中掉進糞坑。我沒看出來，是因為糞坑表麵已風化了。再比如我有一個哥們兒，他的絕活是辨別人家在遊泳池裏撒尿。最有意思的是放電影的時候在禮堂放炮c那時院裏很奇怪,放電影時人可以在銀幕前後走動。我們就到後台在鞭炮上拴上線繩,把點繩一端點燃後迅速離去。需要說明的是，那個年代的線繩質量很好，可以從頭燃到尾。這樣，觀眾保證在電影正進行時聽到後台幾聲巨響，與此同時，禮堂裏會出現一陣**，大人們會怒罵誰家的孩子，而我們則坐在一旁不動聲色。好在當時放映的多是戰爭片，從現在的角度看，突出其來的爆炸，無疑增強了影片的效果。而我的少年時代，也隨之化成了炸響過後的一縷煙霧。
2002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