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曾在《紀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寫道：“任公為人富於熱情……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亦在此。”梁啟超先生的赤子之心，便是體現在他與孩子們的相處上。於他們而言，梁啟超既是慈父，也是朋友。無論是學業、事業還是婚姻，梁啟超都為孩子們牢牢把關，細心督促，是孩子們生活中的良師益友。
自林長民去世後，梁啟超便視林徽因如己出，用十二分的溫情和厚愛待她。對於梁林夫婦而言，父親梁啟超始終是他們的精神支柱。
當得知梁啟超重病住院的消息，梁思成、林徽因便心急如焚地從沈陽趕回家，而此時，梁啟超已經住院近一周的時間。
梁啟超曾經患有尿血症，1926年3月，去協和醫院檢查時，醫生發現其右腎有一個黑點，診斷為瘤。醫生建議切除右腎，梁啟超素來信奉西醫，便聽醫生建議做了手術。但手術後病情沒有絲毫緩解，大夫又懷疑病根在牙齒，於是連拔了八顆牙，尿血症仍不減；後又懷疑病根在飲食，梁啟超被餓了好幾天，仍無絲毫好轉。醫生隻得宣布此為“無理由之出血症”。
此時，梁啟超的身體已經每況愈下。徐誌摩匆匆從上海趕來探望老師，也隻能隔著門縫看上兩眼。他望著瘦骨嶙峋的梁啟超，禁不住湧出眼淚。林徽因告訴他：“父親平常做學問太苦了，不太注意自己的身體，病到這個程度，還在趕寫《辛稼軒年譜》。”
采用中藥治療一段時間後，梁啟超的病情竟然略有好轉，不但能開口講話，精神也好了些。梁思成心裏高興，就邀了金嶽霖、徐誌摩幾個朋友到東興樓飯莊小聚，之後又一起去金家探望他母親。
1929年1月17日，梁啟超病情再次惡化。醫生經過會診，迫不得已決定注射碘酒。
第二天，病人出現呼吸緊迫的症狀，神誌已經處於昏迷狀態。梁思成急忙致電就職於南開大學的二叔梁啟勳。當日中午，梁啟勳就帶著梁思懿和梁思寧趕到協和醫院，梁啟超尚存一點神誌，但已不能說話，隻是握著弟弟的手，無聲地望著兒子兒媳，眼中流出幾滴淚水。
當天的《京報》《北平日報》《大公報》都在顯著的位置報道了梁啟超病危的消息。兩天後，梁啟超在醫院病逝，終年五十六歲。
之後，梁思成與林徽因一同為梁啟超設計了墓碑，這是他們畢業後的第一件設計作品。墓碑采用花崗岩材質，碑形似榫，古樸莊重，不事修飾。正麵鐫刻“先考任公政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除此之外再無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跡的文字。這也是梁啟超的遺願。
梁啟超少年得意，被稱為神童，維新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回國後曾做過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後期閉門著書，成學問大家。稱讚他的人說：“過去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都受了他的影響。（曹聚仁）”“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郭沫若）”“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胡適）”也有貶損痛罵者言“梁賊啟超（康有為）”。“有極熱烈的政治思想、極縱橫的政治理論，卻沒有一點兒政治辦法，尤其沒有政治家的魄力。（周善培）”梁啟超本人對這些評價了然於胸：“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最能概括梁啟超一生的評價，於兒媳婦林徽因看來，莫過於沈商耆的挽聯：
三十年來新事業，新知識，新思想，是誰喚起？
百千載後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平。
開學後，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東大。
1929年夏季，梁思成與林徽因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書時的同窗好友陳植、童寯和蔡方萌應夫婦二人的邀請，來到東北大學建築係任教。
在大家的努力下，建築係的教學逐漸走上正軌。1929年，張學良公開懸賞征集東大校徽。最終，林徽因設計的“白山黑水”圖案中選。圖案的整體是一塊盾牌，正上方是“東北大學”四個古體字，中間有八卦中的“艮”卦，同樣代表東北，正中為東大校訓“知行合一”，下麵則是被列強環繞、形勢逼迫的巍峨聳立的皚皚白山和滔滔黑水。校徽構思巧妙，很好地呼應了校歌內容。
得知徽因的作品被選中，幾個老同學到梁家又是一番慶賀。
愜意的生活仍然蒙著一層陰影，而且有越來越沉重的趨勢。各派勢力爭奪地盤，時局混亂，社會治安極不穩定，“胡子”時常在夜間招搖而過。太陽一落山， “胡子”便從北部牧區流竄下來。東大校園地處郊區，“胡子”進城，必經過校園，馬隊飛一樣從窗外飛馳而過。此時家家戶戶都不敢亮燈，連小孩子都屏聲靜氣，不敢喧嘩。梁家一幫人聊到興致正好的時候，也隻能把燈關掉，不再出聲。林徽因在晚上替學生修改繪圖作業，時常忙碌到深夜，有時隔窗看一眼，月光下“胡子”們騎著高頭駿馬，披著紅色鬥篷，很是威武。別人感到緊張，林徽因卻說：“這還真有點兒羅曼蒂克呢！”
這年8月，林徽因返回北平，在協和醫院生下大女兒。為紀念梁啟超，取其書房雅號“飲冰室”，為女兒取名再冰。寶寶的第一聲啼哭，引爆了窗外一片嘹亮的蟬鳴。從此，兩顆心就像漂泊的風箏被這根純潔的紐帶係在一起，再也無法分開。
做了母親後，林徽因的身子更弱了。1930年冬天，隨著病情的加重，林徽因在梁思成的陪同下回到北平，定居靜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