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審定設計方案(1/3)
●1949年，北京市計劃委員會向全國各建築設計單位、大專院校建築係發出征選紀念碑規劃設計方案的通知。
●1951年8月29日，梁思成親自給紀念碑主要負責人彭真寫了封信，切實地提出了自己對紀念碑設計的看法和觀點。
●1952年5月10日，在北京市市政府的第一會議室裏，由梁思成主持召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成立大會。
● 審定設計方案
向全國征選規劃設計方案
1949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持，北京市計劃委員會向全國各建築設計單位、大專院校建築係發出征選紀念碑規劃設計方案的通知。
通知下發後，海內外各地有識之士紛紛開始構思設計，力爭為祖國的建設做出一分貢獻。
對收到的方案進行整理，大致可以分為幾個主要類型：
一是認為人民英雄來自廣大工農群眾，碑應有親切感，方案采用平鋪在地麵的方式；
二是以巨型雕像體現英雄形象；
三是用高聳矗立的碑形塔形，體現革命先烈高聳雲霄的英雄氣概和崇高品質。
關於藝術形式，有用中國傳統形式的，有用歐洲古典形式的，也有“現代”式的。計劃委員會邀請各方麵單位、團體的代表以及在京的一些建築師、藝術家會同評選。
平鋪地麵的方案很快就被否定，於是爭論的中心問題是以碑的形式為主，還是以雕像的形式為主？
後來，周恩來指示：
建築紀念碑目的在於“紀念死者，鼓舞生者”。
根據這一指示，計劃委員會經組織討論，最後確定了“高而挺拔”的原則，並組織設計人員歸納設計成3個方案，連同模型送中央審定。
經審查，初步選出了高聳的炬形立柱等3個方案。這3個方案都做成了1∶5的大模型，兩個碑頂換上坡屋頂和群雕像的小模型，自1951年國慶節起放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奠基處陳列，廣泛征求全國人民的意見。
對紀念碑設計展開大討論
1950年6月10日，在北京市計劃委員會舉行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討論會上，確立了紀念碑建築設計的原則。
會上提到：
碑文為本設計之主要部分，非次要者或裝飾品；碑文的部位應在顯著的中軸線上，以適當的高度和正常的視線作為根據，來決定紀念碑的體形。這裏強調了碑文是設計的中心，應放在中軸線上，即南北兩麵，雖然沒有確定碑文的設計朝向，但此次討論提出了碑的實用功能“應照顧到各地人民及對外交使節獻花方式即碑文的正反麵問題。”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致主張，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應以碑的形式為主，以碑文為中心主題。
他們最擔心的問題是如果以雕像為主，天安門前建築群的和諧，可能會被蘇聯的青銅騎士之類的雕像破壞。中國的現實情況與外國不同，外國的紀念雕塑一般隻是紀念一人、一事，而人民英雄紀念碑則是紀念鴉片戰爭以來跨越百年的無數人和事，這是任何群雕大師無論用具體或抽象的雕塑都難以構思和表達的。
如果以文字和書法表達紀念內容的傳統方式，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既能簡單明了地表達這一偉大內容，又符合中國傳統民族形式，體現出中國特色和中國氣魄。
林徽因曾直率地說：
任何雕像或群雕都不可能和毛澤東親題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周恩來親題的碑文相比。
在風格設計上，林徽因主張以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唐代風格為藍本，盛唐文化是中國曆史上的華彩樂章，顯示著時代風貌和社會形態。
唐代雕塑吸收了南朝文化精致、細膩、華美的優點，又剛柔並濟，渾厚中有靈巧，粗獷中有嫵媚，豪放中有細膩，凝重中有輕盈。唐代雕塑代表著完滿、和諧，基本上完成了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的結構體係。唐代藝術具有與歐洲文藝複興類似的人文主義特點，因此能更好地表達人民對英雄的歌頌與懷念。
經過多次討論，計劃委員會采用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建議的設計方案，即以碑為主，以碑文為主題。
後來在1953年2月，美工組下屬的研究組，包括吳作人、王朝聞、王式廓、董希文、王遜、吳勞、高莊、馮法祀等，和北京市美術家分別召開會議，對紀念碑的碑形設計提出了很多意見。
經過熱烈的討論，美術家們提出了許多意見，根據上級的精神，紀念碑的碑形已由中央領導決定，紀念碑的基礎工程已經在做，所以最好在原基礎上提意見。在收到了一批新的碑形設計方案的基礎上，經過修正的碑形設計方案較前有了不少變化。
1953年5月28日，美工組全體同誌整理出了一個共同的意見，對紀念碑的新碑形表示肯定，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內容如下：
大家基本一致同意新碑形。碑蓋簡單一些，提高些，脊的形象以向外凸出為好。浮雕部分加高，加大，碑身弧線小一點。階梯口再放寬，每側多一個欄杆。第二層台，四麵放寬一個欄杆。
從修改的的思路可以看出，雕塑家們並不同意為了追求紀念碑造型挺拔而縮短底座寬度。因此要求加寬浮雕部分。
這些意見為紀念碑的造型修改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完善了紀念碑的碑形設計，部分地彌補了雕塑家在紀念碑前期設計工作中沒有參與的缺憾。
紀念碑開工後，紀念碑興建委員會，仍不斷收到群眾和專家的新的修改意見。委員會又將設計經過及所有圖案照片寄發各地建築單位、建築學校、美術界、文藝界，再度征求圖案和文字意見，又收到圖案30多幅、文字意見100多件。
經多次座談，將原碑形進行了修改。
這次設計確立以雙重須彌座來承托碑身，取消由旁門曲折而上的檢閱台和台身內部狹窄、目的性不明確的陳列室。
至此，紀念碑碑形雄樸、主題明確。同時提出，廣場本身的建設計劃也須早日確定，從而使紀念碑立於廣場之中，以顯其崇高偉大。
梁思成就設計方案致信彭真
1951年8月29日，梁思成給紀念碑主要負責人彭真寫了封信，切實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這封信的內容如下：
彭市長：
……
以我對於建築工程和美學的一點認識，將它分析如下。
這次3份圖樣，除用幾種不同的方法處理碑的上端外，最顯著的部分就是將大平台加高，下麵開3個門洞。
如此高大矗立的、石造的、有極大重量的大碑，底下不是腳踏實地的基座，而是空虛的3個大洞，大大違反了結構常理。雖然在技術上並不是不能做，但在視覺上太缺乏安定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質，太不妥當了。我認為這是萬萬做不得的。這是這份圖樣最嚴重、最基本的缺點。
在這種問題上，我們古代的匠師是考慮得無微不至的。北京的鼓樓和鍾樓就是兩個卓越的例子。它們兩個相距不遠，在南北中軸線上一前一後魚貫排列著。鼓樓是一個橫放的形體，上部是木構樓屋，下部是雄厚的磚築。因為上部呈現輕巧，所以下麵開圓券門洞。但在券洞之上，卻有足夠高度的“額頭”住，以保持安定感。鍾樓的上部是發券磚築，比較呈現沉重，所以下麵用更高厚的台，高高聳起，下麵隻開一個比例上更小的券洞。它們一橫一直，互相襯托出對方的優點，配合得恰到好處。
但是我們最近送上的圖樣，無論在整個形體上，台的高度和開洞的做法上，與天安門及中華門的配合上，都有許多缺點。
1、天安門是廣場上最主要的建築物，但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卻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築：它們兩個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築物。因此，兩者絕不宜用任何類似的形體，又像是重複，而又沒有相互襯托的作用。現在的碑台像是天安門的小模型，天安門是在雄厚的橫亙的台上橫列著的，本身是玲瓏的木構殿樓。所以英雄碑是石造的就必須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形體：矗立峋峙，雄樸堅實，根基穩固地立在地上。把它浮放在有門洞的基台上，實在顯得不穩定，不自然。也可說是很古怪的築法。
由上麵兩圖中可以看出，與天安門對比之下，
上圖的英雄碑顯得十分渺小，纖弱，它的高台僅是天安門台座的具體而微，很不莊嚴。同時兩個相似的高台，相對地削減了天安門台座的莊嚴印象。而下圖的英雄碑，碑座高而不太大，碑身平地突出，挺拔而不纖弱，可以更好地與龐大，龍盤虎踞，橫列著的天安門互相輝映，襯托出對方和自身的偉大。
2、天安門廣場現在僅寬100米，即使將來東西牆拆除，馬路加寬，在馬路以外建造樓房，其間寬度至多亦難超過一百五六十米左右。在這寬度之中，塞入長寬約40餘米，高約六七米的大台子，就等於塞入了一座約略可容1000人的禮堂的體積，將使廣場窒息，使人覺到這大台子是被硬塞進這個空間的，有更使廣場透不出氣的感覺。由天安門向南看去或由前門向北望來都會失掉現在遼闊雄宏之感。
3、這個台的高度和體積使碑顯得瘦小了。碑是主題，台是襯托，襯托部分過大，主題就吃虧了。而且因透視的關係，在離台二三十米以內，隻見大台上突出一個纖瘦的碑的上半段。所以在比例上，碑身之下，直接承托碑身的部分隻能用一個高而不大的碑座，外圍再加一個近於扁平的台子，即為瞻仰敬禮而來的人們而設置的部分，使碑基向四周舒展出去，同廣場上的石路麵相銜接。
4、天安門台座下麵開的門洞與一個普通的城門洞相似，是必要的交通孔道。比例上台大洞小，十分穩定。碑台四麵空無阻礙，不唯可以繞行，而且我們所要的是人民大眾在四周瞻仰。無端端開3個洞窟，在實用上既無必需；在結構上又不合理；比例上台小洞大，“額頭”極單薄，在視覺上使碑身漂浮不穩定，實在沒有存在的理由。
總之，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不宜放在高台上的，而高台之下尤不宜開洞。
至於碑身，改為一個沒有頂的碑形，也有許多應考慮之點。傳統的習慣，碑身總是一塊整石。這個英雄碑因碑身之高大，必須用幾百塊石頭砌成。它是一種類似塔型的紀念性建築物，若做成碑形，它將成為一塊拚湊而成的“百衲碑”。很不莊嚴，給人的印象很不舒服。
關於此點，在一次的討論會中我曾申述過，張奚若、老舍、鍾靈，以及若幹位先生都表示讚同。所以我認為做成碑形不合適，而應該是老老實實的多塊砌成的一種紀念性建築物的形體。因此，頂部很重要。我很讚成注意頂部的交代。可惜這3份草圖的上部樣式都不能令人滿意。我願在這上麵努力一次，再草擬幾種圖樣奉呈。
薛子正秘書長曾談到碑的四麵各用一塊整石，四塊合成，這固然不是絕對辦不到，但我們不妨先打一下算盤。前後兩塊以長18米，寬6米，厚1米計算，每塊重約215噸；兩側的兩塊，寬4米，各重約137噸。我們沒有適當的運輸工具，就是鐵路車皮也僅載重50噸。到了城區，4塊石頭要用上萬的人力、獸力，每日移動數十米，將長時間堵塞交通，經過的地方，路麵全部損壞。無論如何，這次圖樣實太欠成熟，缺點太多，必須多予考慮。英雄碑本身之重要和它所占地點之重要都非同小可。我以對國家和人民無限的忠心，對英雄們無限的崇敬，不能不汗流浹背，戰戰兢兢地要它千妥萬帖才敢喘氣放膽做去。
此致敬禮！
梁思成
1951年8月29日
梁思成的信中還詳細地畫上了好幾副草圖。實質上是一篇精湛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論文。
彭真對信中的意見高度重視，在紀念碑碑體的設計中采用了梁思成的建議。
梁思成於1924年進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他在聽過建築史教授阿爾弗萊德?古米爾的課後，對建築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賓大建築係最後一年的學習中，梁思成對意大利文藝複興時代的建築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從比較草圖、正麵圖，以及其他建築特色入手，梁思成追溯了這一時期建築的發展道路。
從梁思成在校期間獲得兩枚設計金獎可以得知，他的學習是十分優秀的。當然，梁思成沒有趕上20世紀30年代格羅皮烏斯、米斯凡德羅從德國到美國開創的包豪斯的現代建築教學，這使他感到遺憾認為自己剛好錯過了建築學走向現代的大門。
從歐美留學回到中國時，梁思成對西洋古典和當代建築的知識量，超過了對中國古建築的了解。有論者認為：他對歐美古典和現代作品的學習，時間很短不可能深入。但西方學者對知識的態度和治學方法，對他的工作會有作用。
梁思成去考察中國古建築，顯示出了有計劃和係統性，腦子裏有具體形象的格局，對欠缺的內容心中有譜。
梁思成曆來習慣於把收集來的資料分門別類地整理，凡事都講究個一二三。
這些教育背景和技術手段的運用，使他與中國前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他是用西方人的眼光，回頭審視中國古建築，因此具有獨特的敏感性。
早在梁思成19歲時，就設計了清華大學的王國維紀念碑。梁思成對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是一致公認的。
20世紀50年代初，圍繞人民英雄紀念碑是采用雕塑形式還是碑的形式有許多爭論，一些批評的意見認為紀念碑的造型設計太傳統。當時有許多人不理解，但梁思成堅持了自己的設計思想，也吸收合理的意見作了修改。
定下碑的形式以後，碑體的造型與碑頂處理也是很難的問題梁思成為此嘔心瀝血。
在梁思成對人民英雄紀念碑進行設計的時候，他們已經對中國傳統建築有了深入的研究，所以，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風格，體現出鮮明的中國傳統建築特色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但是，在中國傳統建築中，沒有人民英雄紀念碑這樣高大的以指向天空為精神的建築物。中國傳統建築中，碑是一種建築群體的附屬物；隻有塔這樣的建築才會有如此的高度和紀念碑性，而西方的紀念碑與紀念柱一向就有比較高的高度。
梁思成對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雖然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但也反映了他對城市廣場空間的把握、對紀念碑整體與天安門廣場周圍環境與建築物的相互關係的研究。而紀念碑的碑身的部分，也吸收了古希臘神廟石柱和中國古代佛塔建築和宮殿廊柱的特點，紀念碑的設計是他們對中外建築研究的合理成果。
梁思成寫給彭真市長的這封信，闡明了他對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基本思想。
今天看來，這封信對於中央首長下決心采用現在建成的碑形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不是梁思成的這封信，人民英雄紀念碑也可能會是另外一種形式。
信的起因是計劃委員會設計組將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草圖三種，未經梁思成審查就送交彭真。梁思成知道以後，十分著急，就立刻寫信給彭真市長，陳述自己的看法。
在這封信中，梁思成指出了方案的3個大洞大大違反了結構常理，如此嚴重的缺點，導致視覺上太缺乏安全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質。
梁思成進而從紀念碑與天安門的關係上闡述了紀念碑與天安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築物，不應有任何類似的形體，而應互相襯托出對方和自身的偉大。天安門是木構殿樓，橫亙在有門洞的基台上，紀念碑是石質構建，應堅實穩固地立在地上。
另外，一個高大的台子塞入天安門廣場中，使廣場透不過氣，顯得更加瘦小，顛倒了碑與昌盛的主次關係。所以梁思成主張，在碑身之下，直接承托碑身的部分隻能用一個高而不大的碑座，外圍再加一個近於扁平的台子供人們瞻仰之用，使碑基向四周舒展出去。
總之，這個方案中高大的檢閱台和台座下的3個大洞既與天安門重複，也無實用功能，無論從美學的角度還是從建築學的角度都存在很大問題。
在這裏，梁思成以其對於天安門的審美意蘊的把握，從紀念碑與天安門的相互關係中，確立了紀念碑設計的基本思路，以後的設計，均是按照梁思成的思想進行的。
可以說，這封信是紀念碑設計曆史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理論闡述，是梁
思成對紀念碑設計所做出的曆史性貢獻。
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成立
1952年5月10日，在北京市市政府的第一會議室裏，由梁思成主持召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成立大會。
會議通過了委員會組織規程草案及重要工作人員名單，決定由興建委員會負責審查紀念碑設計、浮雕圖案、核定工程計劃及經費等重大事宜。
委員會由全國政協、解放軍總政治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等17個單位組成。
這些單位是：政協全國委員會、全國總工會、中共中央宣傳部、軍委總政治部、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化部、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中國建築工程學會、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總工會、北京市協商委員會、北京市計劃委員會。
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成立大會，還推選了彭真市長為主任委員。
另外，會議還決定鄭振鋒、梁思成為副主任委員，薛子正為秘書長，王明之為工程事務處處長，吳華慶為副處長。
工程事務處下設7個小組，分別為：建築設計組，美術工作組，電氣裝置組，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及北京電業局負責，土木施工組，石料供應組，財務核算組，即由中財委負責，攝影紀錄組，即北京電影製片廠及新聞攝影局負責。
會議通過的《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四條規定：
本會委員會負責審查紀念碑設計、浮雕圖案、核定工程計劃及經費等重大事宜。
第六條規定：
建築設計組的任務是負責設計紀念碑圖案，繪製施工圖樣，計算結構，在施工期間，隨時檢查工作，供給詳圖。
美術工作組的任務是負責擬具浮雕題材、設計圖麵及製作浮雕等工作。
會議決定，人民英雄紀念碑係偉大而永久的革命紀念物，必須集中全國最優秀的人才從事此工作，必要時可以通過中央人事部，向全國各地調用幹部。
關於美工組的組長人選，會議決定由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自行推定，並成立核心組，負責決定組內重要問題，並與設計組聯係。
6月19日，紀念碑美術工作組成立。組長劉開渠；副組長渭田友、張鬆鶴。
此外，建築設計組的組長為梁思成，副組長莫宗江；土木施工組組長王明之。
其實，關於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早在一年前已經開始籌建了。
1951年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給政務院的報告中，已經提到有關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的問題。
這一報告由當時北京市市長聶榮臻，副市長張友漁、吳晗簽署。主要內容是擬於1951年春紀念碑開始施工，並提出了組織機構的建立和工程預算。
這一報告的第四條還說：
擬即成立紀念碑興建委員會開始興建，謹檢附紀念碑圖樣四紙，關於圖樣與前呈閱草圖略有更改、模型一具，附模型說明、造價概算表及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組織規程草案各一件，呈請校示。
根據北京市人民政府，1952年5月22日關於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致政務院周恩來的報告稿記載，北京市政府於4月29日邀請中央部門、軍委總政治部、政協全國委員會等9個單位，舉行紀念碑籌建座談會，經討論，決定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負責興建工作，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全國總工會等17個單位各推派代表1人為委員。5月10日，興建委員會正式成立。
為了保證紀念碑工程的質量和順利施工，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下設4個專門委員會。
這4個專門委員會分別是：
施工委員會委員，由重工業部基本建設處副處長鄭孝燮、中財委總建築處直屬工程公司劉導楠、北京市建築公司設計部鍾森、北京市企業公司張象昶、清華大學吳柳生擔任。
建築設計專門委員會委員，由中國建築公司莊俊、南京大學建築係楊延寶、政務院文物局鄭振峰、北京市建築公司的張博和朱兆雪、清華大學的趙政之、林徽因、莫宗江、吳良鏞、中宣部王朝聞、計劃委員會陳占祥擔任。梁思成作為召集人，薛子正、吳華慶、梁思敬列席。
結構設計專門委員會委員，由楊寬麟、陳致中、陳梁生、茅以升、蔡方陰、林詩伯、陳誌德、卞維德、王明之擔任。召集人為朱兆雪。
雕畫史料編審委員會委員，由科學院現代史研究所範文瀾、劉大年、榮孟源、政務院文物局的鄭振鋒和王冶秋，中央美術學院的江豐、軍委總政治部陳沂、中宣部黨史資料室繆楚黃代表，中共中央辦公廳裴桐擔任。召集人範文瀾。
3個處是工程事務處、設計處、辦事處。
7個組是工程事務處下轄土木施工組、石料供應組、電氣裝置組、財務會計組、攝影紀錄組。
設計處下轄建築設計組、美術工作組。其中最為重要的3個組為：土木施工組、建築設計組、美術工作組。
至此，紀念碑興建委員會基本框架已經確定。
在接下來的的工作中，建築設計委員會和雕畫史料編審委員會多次召開會議，對紀念碑的建築設計和浮雕題材、題目的確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毛澤東指導審定設計方案
1952年5月10日，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正式成立後立即展開工作。他們從240多種設計方案中精選出8種，向專業設計人員廣泛征求意見。
這8種設計方案包括矮而分散的典型設計，高而分散的典型設計，做成3座門的設計，矩形主柱式碑形——高的典型設計，有望台的設計，紅牆上立碑的設計，碑頂立群像的設計和最後被采用的碑形設計。
在眾多的設計方案構思中，設計意見有較大的差別。分歧較大的意見有：碑的下座要不要建成陳列室；下層台階要不要作成檢閱台；碑身要不要做成空的，頂部開窗，可供瞭望北京市容；意見中分歧最大的是碑頂的造型，到底是建成寶頂歇山式，還是塑造英雄的群雕。
因為這些意見不統一，使得工程難以啟動。經主持這項工作的中央領導與有關方麵初步協商，最後決定：
1、台基部分先按陳列室設計，留有改變的餘地。
2、因為已有天安門作為大檢閱台，下層平台決定不作檢閱台設計。
3、為維修方便，碑身做成空筒但筒頂不開瞭望窗以維護紀念碑的莊嚴肅穆。空筒碑身也使得碑體重量大大減輕，連地下的混凝土在內，總重量隻有1萬噸左右。
4、最難確定的碑頂暫緩設計，選意見最為集中的設計方案中的3個製成1：5的模型，豎立在天安門廣場上，廣泛征求全國人民的意見。
就在底層按陳列室設計全部鋼筋混凝土即將完成時，台基做成實體的意見又占了上風，堅持這一方的理由很有說服力：做成實體碑身顯得莊重穩妥，如下設陳列室，碑身則有架空不穩之感，這對於一座烈士紀念碑是不合適的。
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十分關心的事情，是在他們直接指示下完成的。史料中有一份珍貴的毛澤東手書批示。事情緣於朱啟鈐、章士釗、葉恭綽3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後，向毛澤東建議，對紀念碑的設計提出新的意見，如：
浮雕史料應特別慎選，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圖畫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慮銅鑄；整個圖形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紋樣宜另行選擇，明清兩朝紋樣纖弱無力，不宜多用等。
毛澤東看到建議後，批示：
彭真同誌，此件請付委員會討論並邀建議三人參加。
北京市檔案館的檔案中還有另一份毛澤東親筆修改的紀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原碑文是彭真同誌擬寫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中國人民革命烈士紀念碑奠基典禮”，毛澤東改為“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中國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1953年後，興建委員會對既定方案的顏色、高矮等情況進行進一步完善和修改，邊設計邊施工，直到1957年設計工作才全部完成。
紀念碑的設計方案從發布征集通知到最終定稿用了8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