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教師們服從的權力，不掌握在他們自己所屬的法人團體之手，而掌握在外部的人物如主教、州長或閣員之手，那末，他們想全然忽略其義務，就不大做得通。不過，這些大人先生能夠強製教師盡其義務的，也隻是使他們上一定時間的課，或者在一周或一年內，作一定次數的演講。至於演講的內容如何，那依然要看教師的勤勉，而教師的勤勉，又視其所以要努力的動機的強弱為轉移。況且，這種外部來的監督，動輒流於無知和反複無常，其性質往往是任意的、專斷的。行使監督的人，既未親自登堂聽講，又不一定理解教師所教的學科，求其能精明地行使這監督，那是很難得的。加之，這種職務所產生的傲慢，往往使他們不留意怎樣行使其職權，使他們沒有正當理由地、任性地譴責教師，或開除教師。這一來，必然要減低教師的品格，教師原來是社會上最受尊敬的人，現在卻成為最卑賤、最可輕侮的人了。為要避免這隨時可以發作的不好待遇，他就非仰仗有力的保護不為功，而獲得這保護的最妥方法，並不是執行職務能力或勤勉，而是曲承監督者意誌的阿諛，不論何時，準備為這種意誌而犧牲他所在團體的權利、利益及名譽。誰要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期間，注意法國大學的管理，定可看到，象這種專橫的外加的監督，自然會生出什麽結果。
如果有什麽事情，要一定人數的學生進入某專門學校或大學，而不論教師的學問如何、名望如何，那末，教師學問好名望高的必要，就不免因此而減少一些。
藝術、法律、醫學、神學各科畢業生的特權，如果隻要在某些大學住滿一定年限就能獲得，那必然要使一定數量學生，去住這些大學，不管教師學問如何、名望如何。畢業生的特權，也算是一種徒弟製度。正如其他徒弟製度有助於技術上及製造上的改良，這種徒弟製度，同樣有助於教育上的改良。
研究費、獎學金、貧學津貼那一類的慈善基金，必然會使一定數量學生，貿然到某些大學學習，而不問其名譽如何。仰賴這慈善基金的學生，如能自由選擇其最喜歡的大學，這種自由，說不定會惹起各大學間一定程度的競爭。反之，如果規定連各大學自費生，不得本學校許可，也禁止轉入他校，那麽，各學校間的競爭，就十之八九要消滅了。
如果各學院以科學藝術傳授學生的導師或教師，不由學生自由選擇，而由校長指派；如果教師怠慢、無能或無行，學生未經申請許可，不得由甲教師改換乙教師，這種規定，不但會使同一學校內各導師各教師間的競爭，大大減少，而且會使他們全體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學生學習情況的必要性，也大大減少。象這類的教師，縱使領受了學生非常優厚的報酬，也會象那些全未受學生報酬或除薪俸以外毫無其他報酬的教師那樣，怠於職守，荒誤學生。
如果教師是一個有理性的人，當他自己意識到，他向學生講的，都是一些無意義或近似無意義的話，他一定會感到不快。此外，當他看到學生大部分對於他的授課，不來聽講，或來聽講而明顯地表示輕蔑、嘲弄態度，他也一定會感到不快。因此，如果他必須作一定次數的演講，縱無其他利益，他亦必為了這些心理，而苦苦耐耐地求其相當完善。不過，他可能采用幾種取巧的辦法，這些辦法會有力地削弱這一切激勵勤勉的動機。
他有時可對所教的學科，不自加說明，而把關於那種學科的書籍拿來講讀；如果那種書籍是用死的外國語寫成的，他就用本國語向學生譯述；而更不費力的方法，就是叫學生解釋，自己聽著，間或加插幾句話進去，這樣，便可自吹地說他是在講授了。這種輕而易舉的事，隻要極有限的知識和勤勉就夠了，既不致當麵遭到輕蔑或嘲弄，也可避免講出真正迂愚、無意義乃至可笑的話。同時，還有學校的規則，可使教師強製學生全部規規矩矩地經常到黨，並在他講授的全部時間中，維持一種最有禮貌的、最虔敬的態度。
專門學校及大學的校規，大體上不是為了學生的利益，而是為了教師的利益，更恰當地說是為教師的安逸而設計出來的。在一切場合，校規的目的，總在維持教師的權威。
不論教師是疏忽其職務，或是履行其職務，學生總得對教師保持虔敬的態度，好家教師在履行職務上已盡了最大的勤勉和能力那樣。這似乎是根據這一前提，即教師有完全的智慧和德行，而學生則是大愚，而且有最大的弱點。但教師果真履行了他們的職務，大多數學生是決不會疏忽他們自己的義務的，我相信從來沒發生過和這相反的事例。講授果真值得學生到堂傾聽，無論何時舉行，學生自會上堂，用不著校規強製。對於小兒，對於極年輕的孩童，為要使他們獲得這幼年時代必須取得的教育，在某種程度確有強製幹涉之必要。但學生一到了十二、三歲以後，隻要教師履行其職務，無論那一部分的教育，都不必要加以強製幹涉。大多數青年人都是非常寬大的。隻要教師表示自己要竭力使他們得點益處，那就慢說疏忽輕蔑教師的教導，就連教師在履行職務上有很多的過誤，他們也會原諒的。有時，他們甚至會當著大眾隱蔽教師很多的怠慢。
未有公立機構的那一部分教育，大抵教得最好，這是值得注意的。青年進擊劍學校或舞蹈學校，固然未必都學得很精，但沒有不學會如何舞劍、如何跳舞。馬術學校的好結果，通常沒有如此顯著，這就因為馬術學校費用浩繁，在大多數地方都是由公家辦理的。文科教育中最重要的有三部分，即誦讀、書寫和算術。迄今學習這三者，進私立學校的還比進公立學校的普遍。但學習者卻都能夠學得所必要學得的程度，學習失敗了的，幾乎沒有一個。
就英國說，公共學校固不免腐敗，但和大學相比，卻要好多了。在公共學校，青年學到或至少可能學到希臘語和拉丁語。即是說，教師所聲明要教的功課或教師應該教的功課，實際都會教給青年。但在大學，青年既沒學到這些法人團體所應該教給他們的科學，亦找不到學習這些科學的適當手段。公共學校教師的報酬，在許多場合，有一大部分，而在某種特殊場合，幾乎全部都是出自學生的謝禮或學費。這種學校是沒有何等排他特權的。一個人要取得畢業學位，並無須繳納在公共學校學過一定年限的證書。如果在考試時候，他顯出已經了解公共學校所教的東西，那就不問他是在什麽學校學這東西。
我們可以說，普通歸大學教授的那部分功課，都沒有教得很好。但是沒有這些大學，這部分的功課恐怕就完全教不成，而就個人說，就社會說，又不免要痛感到教育上缺乏了這個重要的部分。
現在歐洲各大學，一大部分原是為教育僧侶而設立的宗教區體，創辦者為羅馬教皇。
在創建之初，學校中所有的教師和學生，都完全置於教皇直接保護之下，而擁有當時所謂僧侶特權。有了這特權，他們就隻服從宗教法庭，而不受大學所在國民事法庭的約束。
在這種學校裏麵所教的，當然要適合於其設立的目的，所以一大部分課程，如不是神學，就是單為學習神學而預備的學問。
當基督教初由法律認為國教時，轉訛的拉丁語，簡直成了西歐全部的普通語。因此，教堂中舉行禮拜，教堂中誦讀的聖經譯文，全用這轉訛的拉丁語，也就是說，用教堂所在國的普通語。自顛覆羅馬帝國的野蠻民族侵入後，拉丁語逐漸在歐洲各地不大通行了。
但是，最初導人宗教形式和儀節並使其合理化的環境，雖早經改變，而人民的虔敬，卻自然把這些既定的宗教形式和僅節保存下來。因此，拉丁語雖然在各地沒有多少人了解，教會舉行禮拜，卻依舊使用這種語言。於是，有如在古代埃及一樣，在歐洲，行使著兩種不同的語言，即僧侶的語言和人民的語言，神聖者的語言和凡俗人的語言，有學問者的語言和無學問者的語言。僧侶在執行祭務當中，既必須知道幾分這神聖的、有學問的語言，所以拉丁語自始就成了大學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
至幹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的情況，卻不是這樣。所謂絕無錯誤的教會布告，曾宣稱以拉丁語譯成的聖經，即普通稱為拉丁語聖經，與希臘語及希伯來語的原書，同為神的靈感所口授，因而，有同等的權威。這一來，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的知識，對於僧侶就非必不可少的了。於是，這兩種語言的研究，很久未成為大學普通課程的必要部分。我敢斷定：西班牙的若幹大學，從未把研究希臘語，作為普通課程。最初的宗教改革者們，發現新約全書的希臘語原書，甚至舊約全書的希伯來語原書，比拉丁語聖經對他們的主張更有利。不難設想，拉丁語的聖經譯文，已逐漸形成了適合於支持天主教教會的東西。
於是，他們開始暴露拉丁譯文的許多謬誤，而羅馬天主教的僧侶們，則迫而出來辯護或說明。但是，辯護也好，說明也好，對幹希臘和希伯來語沒有若幹知識，一定行不通，所以關於這兩者的研究，逐漸被擁護宗教改革教理和反對宗教改革教理的多數大學列入學校課程中了。希臘語的研究，與各種古典的研究是有密切關係的。搞古典研究的，雖然最初主要隻是天主教教徒及意大利人，但到宗教著手改革教理的那個時候，這就成為時尚了。因此，在多數大學中，在修哲學前，要先修希臘語，學生學習了若幹拉丁語後就讀希臘語。至於希伯來語，則因與古典研究無何等關係，除聖經外，再也沒有一部用希伯來文寫成的有價值的書籍。所以，這種文字的研究，總是在哲學研究了之後，當學生進行研究神學時才開始教授。
最初，各大學的課程中，隻要求有希臘語拉丁語初步知識。直到現在，有的大學還是如此。另外一些大學則認為，學生對這兩種語言，至少兩者之一，該有初步知識，所期在於繼續研究。關於這進一步的研究，目下已成了各地大學教育中極重要的一部分。
古代希臘哲學，分有三個部門，即物理學或自然哲學、倫理學或道德哲學及倫理學。
這樣的區分，似乎完全合理。
自然的偉大現象，天體的運行，日蝕月蝕，彗星，雷電及其他異常的天文現象；植物動物的發生、生活、成長及死滅等等，必然會刺激人類的驚異心，所以自然會喚起人類的好奇心，促使他們探究其原因。最初，迷信企圖把這一切驚異的現象，歸因於神的直接動作，借以滿足這種好奇心。往後，哲學努力根據比神的動作更為習見、更為人類所易知的原因去說明它們。這些偉大現象，因為它是人類好奇心的最初對象，所以說明此偉大現象的科學，自然在哲學中成為最初開拓的部門。曆史上留有若幹記錄的最早哲學家，似乎就是一些自然哲學家。
不論在哪個時代和哪個國家，人們總會相互注意性格、意向及行動，總會共同同意，規定並確認關於人們生活行動的許多高尚規則及準則。到了寫作流行，許多聰明人或自作聰明的人，就自然要努力來增加這些既經確立和受人敬重的準則並表示他們自己對於某種行為為正當、某種行為為不正當的意見。他們的做法，有時是采用比較虛假的寓言形式，如所謂《伊索寓言》；有時又采用比較單純的箴言形式，如《所羅門金言》，提西奧尼斯及弗西裏迪斯的詩，以及希西奧德某一部分作品等。他們在一個長期內，一味是這樣增加智慧及道德的準則，而從未企圖接一種極明確、很有組織的次序，把它們整理起來。至於使用一個或幾個可從而推斷它們的原則，有如從自然的原因推斷其結果那樣，把它們聯結綜合起來，那就更談不到。把各種不同的觀察，用若幹普通原則聯結起來，成為一個有係統的整列，這種優異的做法，最初出現在自然哲學方麵的若幹古代簡淺論文中。往後，與此相類似的事情，亦漸在道德方麵出現。日常生活的各準則，象在自然現象的研究一樣，也按某種有組織的次序整理起來了，並且也用少數共同原理聯結綜合起來了。研究並說明這些起聯結作用的原則的科學，稱為道德哲學。
各不同作家，給予自然哲學及道德哲學以各種不同的體係。但是支持他們那些體係的議論，往往全無根據，至多不過是極其無力的蓋然論罷了。有時，他們的議論，不過是詭辯，除不正確的、曖昧的日常說法外，沒有其他根據。不論在何時代，思辨體係的采用，都隻是關幹瑣細得不能對有常識的人的意見起決定性作用的推論，也就是關於沒有什麽金錢上利害的事情。詭辯對於人類意見，除關於哲學及思辨方麵的事件外，幾乎沒有何等影響，可是對哲學及思辨方麵的意見，它的影響往往最大。各自然哲學體係及道德哲學體係的擁護者，自然要努力暴露異己者議論上的弱點。在他們相互討論異己者的議論當中，必然會想到蓋然的議論和論證的議論的差異，似是而非的議論和決定性的議論的差異；由這精審嚴核引起的種種觀察，必然會產生一種科學，討論正確的和錯誤的推論的一般原理，這科學就是論理學。就其起源說，論理學是較遲於物理學及倫理學的，但在古代大部分——雖非全部——哲學學校中，倫理學通常總是先於其他二者的教授。那時候似有這種想法，要使學生在物理倫理這種非常重要的主題上從事推論，當然不能不預先教他們如何理解正確推論和謬誤推論的差異。
古代哲學分作三部分，而在歐洲大部分大學中則改變過來，分作五部分。
在古代哲學中，幾關於人類精神或神的性質的教示，通通是物理學體係的一部分。
至幹這精神或神的本質，不論由什麽構成，都是屬於宇宙大體係的部分，也就是能產生許多最重要的結果的部分。人類理智關幹這兩部分所能論斷、所能推測出來的一切，似乎成為說明宇宙大體係如何起源、如何運行的科學的兩章——無疑是極關重要的兩章。
但在歐洲各大學中，哲學隻作為神學的附屬部分教授，所以對於這兩章，自然要比哲學的其他部分教得詳細些。這兩章逐漸地大大擴充起來，更細分為許多的章節，結果，在哲學體係中，為我們得知極少的精神學說，就與我們得知極多的物體學說占有同樣長的篇幅。於是，這兩個學說，被視為判然各別的兩種科學。所謂形而上學或精神學，因此被放在與物理學相對立的地位，它在這兩種科學之中，不但被看作比較崇高的科學，而且就某一特定職業說，被看作比較有用的科學。在這種情況下，恰合於實驗及觀察的主題，也就是在那上麵小心注意便可引出極多有用的發現的主題，幾乎全沒有人留意了。
反之，與這正相對立的主題，即除少許極其簡單及幾乎是一見就明白的真理外，任憑怎麽注意也隻能發現曖昧的、不確定的東西，而因此隻能產出狡智和詭辯的那種主題，卻大被人研究著。
當上述兩種科學這樣被放在相對立的地位時，兩者間的比較和對照，自然會生出第三種科學，即所謂本體學，或討論其他二種科學的主題的共同特質及屬性的科學。但是，假若各學派的形而上學或精神學，有大部分是狡智與詭辯，那本體學這種無聊的科學——有時亦稱為形而上學——就全部是狡智與詭辯。
不僅被視為個人，而且視為一個家族、國家乃至人類社會的一員的人，其幸福與至善何在？古代道德哲學的目的，就是企圖研究這個。在古代道德哲學，人生的各種義務，都被視為是為了人生的幸福與至善。但是，當教授道德哲學和自然哲學單是為了神學的時候、人生的各義務，卻被視為主要是為了來生的幸福。在古代哲學，德行的盡善盡美，被認為必然會使有這德行的人今生享到最完全的幸福。而近代哲學的觀點，卻認為盡善盡美的德行，往往或幾乎總是與今生幸福有矛盾。天國隻有由懺悔、禁欲或者修道惜的苦行和自卑才可跨進；一個人單憑慷慨、寬大、活潑的行動，是不能進入天國的。良心學及禁欲道德，簡直占了各學校道德哲學的大部分，而哲學一切部門中最重要的部分，就這樣成了其中最被曲解的部分了。
因此，歐洲有一大部分大學的哲學教育，就是依著以下程序：第一，教論理學；第二，教本體學；第三，教那討論人類靈魂和神的性質的精神學，第四，教一種變質的道德哲學，即被認為與精神學說、人類靈魂不滅學說以及由神的裁判而在來生予以賞罰的學說直接發生關聯的學問；最後，通常教以簡單粗淺的物理學，以結束全部課程。
歐洲各大學對古代哲學課程內容所作的修改，通通是以僧侶教育為目的，使哲學成為神學研究的比較適當的入門。但其所增添的狡智與詭辯，以及由這修改而導入的良心學與禁欲道德，無疑沒使哲學更適宜於紳土或一般世人的教育，或者說，對於他們悟性的發達或感情的改善，並不見得更有作用。
在今日歐洲一大部分大學中，這種哲學課程，依然由教師在或大或小程度上教授著，看各大學的組織使教師在這方麵勤勉的必要性的大小以為定。在那些最富裕、有最多捐贈基金的大學，導師們往往以教授這變質的課程的零篇斷片為滿足，而且，即對這零篇斷片，一般還是教得非常馬虎膚淺。
近代關於哲學若幹部門的改善，雖無疑有若幹部分已在大學中實行，但還有一大部分未在大學中實行。大多數大學雖然作了這些改善，然不肯趕快地加以采用。那些被推翻的體係和陳腐的偏見，雖然已經為世界各地所不容，而若幹這些學術團體，仍在一段很長時間中，願意充當它們的避難所；它們隱藏在那裏，並得到保護。大概最富裕、有最多捐贈基金的大學，采用這些改善最遲，也最不願意對行之已久的教育計劃，作任何顯著的變動。比較貧困的大學，教師們衣食的大部分都依存於自己的名聲，他們不得不更加注意世界時代的思潮，因此，在這些大學中，改善的采行，顯得比較容易。
但是，歐洲公共學校及大學，雖然其設立原是僅為某種特定職業而實施的教育，即僧侶職業的教育，雖然它們對於這種職業認為必要的科學，也並沒有十分用心地教授學生；但它們卻逐漸把幾乎一切人民的教育，特別是納土及有錢人家子女的教育，吸引到它們這邊來。在人的幼年時期及認真地著手事務，即在其餘生中經營事務那個時期之間，介有一個很長期間。這期間的有利的消費，在當時似乎沒有比進大學還好的方法。然而各公共學校各大學所教授的大部分東西，對於學生後來經營的事務，卻並不是最適當的準備。
在英國，青年人剛在學校車業，不把他送入大學，卻把他送往外國遊學，這件事已經一天一天成了流行的風尚。據說，青年人遊學歸來，其智能都有很大的增進。一個由十七、八歲出國至二十一歲歸來的青年人，歸國時比出國時大三、四歲，在這年齡，在三、四年之中，智能要是沒有很大的發展，那才是怪事。他在遊學中，一般獲得一兩種外國語知識。不過這種知識，很少足夠使他說得流利，寫得通順。另一方麵，他回國之後，一般變驕傲了，更隨便，更**，更不能專心用功、勤奮作事。如果他不到外國，留在家中，在這短期之中，絕不會變得如此。這樣年青時的漫遊，遠離兩親及親戚的督責、管理和控製，而把一生最寶貴的韶光消磨於極**無聊的生活，以前的教育在他內心形成的一切有用習慣，必然不但不能堅固確立，卻反減弱了，或全行消失了。象這樣全無意義的早期漫遊的習尚，所以流行，不外乎社會對於各大學的不信任，而無其他原因。為人父親者，不忍見到他的兒子在自己麵前，無所事事地、漫不經意地墮落下去，所以不得已，暫時把他們送往外國。
近代教育上若幹設施的結果，就正是這樣。
在其他時代及國家間，似乎實行有各種各樣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設施。
就古代希臘各共和國說吧，當時各自由市民，通在國家官吏指導之下，學習體操及音樂。體操的用意，在於強健肉體，尖銳勇氣，並養成堪耐戰時疲勞和危險的能力。據一切記錄，希臘的民兵，是世界過去最良民兵之一；所以，這一部分公家教育，無疑完全達到了它要企圖達到的目的。至於其他一部分教育，即音樂教育，其用意是什麽，至少據那些對這種設施留有記述給我們的哲學家及曆史學家的意見，乃在幹使人通人情，使人的性情柔和，並使人有履行社會生活及個人生活上一切社會義務、道德義務的傾向。
古代羅馬有稱為演武場的體操教練，那與希臘稱為體育館的體操教練，具有同一目的，並且也似同樣收到了好的效果。但在羅馬人間，沒有與希臘的音樂教育相類似的東西，可是，羅馬人的道德，無論在個人生活上，或在社會生活上，都不比希臘人差，而就整個說，且遠較希臘人為優。羅馬人在個人生活上優於希臘人的地方，曾由最通曉兩國國情的著者坡裏比阿及哈裏卡納薩的狄奧尼西阿兩人予以證明。至於羅馬人社會道德的優越，則可由希臘及羅馬全史內容得到實證。黨派間的爭執，不發脾氣，不走極端，這是自由民族社會道德上最關重要的事情。希臘人各黨派，動不動就流為橫暴，表演流血慘劇。反之，在羅馬人，他們至格拉奇時代為止，卻從未因黨爭而掀起流血事故。格拉奇時代以後，則羅馬共和國實際上已算解體了。這樣，不論柏拉圖、亞裏土多德及坡裏比阿具有怎樣值得尊重的權威，也不論孟德斯鳩支持此權威有怎樣聰明的理由，似乎希臘人的音樂教育，對改善道德並未著成效。羅馬人沒有音樂教育，其道德總的來說且比希臘人為優。往時這些哲人對於其祖先所定製度的尊敬，說不定曾導使他們隻從古代習俗中尋找政治的智慧，這習俗是由他們的太古社會一直繼續流傳下來，未曾中斷地傳到社會有顯著文化的時期。音樂及舞蹈二者，是幾乎一切野蠻民族的大娛樂，同時也是使他們各人適於款待友伴的大藝能。在今日非洲海岸的黑人間是如此，在古代居爾特人及斯堪的納維亞人間是如此，而據荷馬所說，在特洛伊戰爭以前的古代希臘人間亦是如此。當希臘各民族組織各小共和國的時候，此等藝能的研究，在一個長時期成為當時人民公共教育、普通教育之一部分，那是很自然的。
以音樂體操教授學生的教師們，在羅馬，甚至在那法律、習俗為我們熟知的希臘共和國的雅典，似乎都不是由國家供給薪俸，不是由國家任命。為戰時捍衛國家計，國家要求各自由市民受軍事訓練。但進行軍訓的教師，則讓市民自己去尋求，國家除了備置一公共廣場，作為市民教練操演的運動場所外，再也沒有為此目的做一點什麽。
在希臘羅馬各共和國初期，除上述種種科目外，教育上其他科目，就是讀、寫及當時的算術。對於這些技能，富人往往在家庭內請家庭教師教授。而貧窮市民，一般到以教讀為職業的教師所設的學校去學習，這些人大抵為奴隸，或由奴隸解放了的自由人。
但是，不論在家庭學習，或往學校學習，教育的這一部分，都是由各個人的父母或保護者處置，國家不曾加以何等監督或指導。據索倫所製定的法律，為親者如忽視其義務，不使子女習得有用的職業，則子女亦得免除其為親養老的義務。
當文化進步，哲學修辭學成為流行科學的時候，社會上比較上流的人物，常為了學習這流行學術，而把子弟送往哲學家及修辭學家所設的學校。可是，對於這等學校，國家沒給予支持，在一個長期內，國家隻予以默認而已。很久很久，哲學及修辭學的需要是這麽小，最初以此兩者之一為專業的教師們，竟不能在任何一都市，找到恒久的工作，而不得不由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地方。埃利亞的曾諾、普羅塔哥拉斯、戈吉阿斯、希皮阿斯以及其他許多學者，都過著這種生活。後來需要增加，教授哲學及修辭學的學校，就由流動的變為固定的。雅典首開其端，接著其他若幹城市，亦有同類學校的設立。可是，國家對於這種學校，除了有的撥給一特定場所作為校址外，再也不作進一步的獎勵。這些學校的校址，有時也有是私人捐贈的。柏拉圖的學園，亞裏土多德的講學地，斯多噶學派創建者基齊昂的芝諾的學府，似乎都是國家所賜與。但伊壁鳩魯的學校，則由他自己的花園改作。至馬卡斯·安托尼阿斯時代為止，無論何等教師，都不曾從國家領得薪傣，或者說，教師除由學生奉送的謝禮或酬金以外，再無其他任何報酬。魯西安告訴我們：這個嗜好哲學的皇帝，曾以獎勵金給與一位哲學講師，但這種獎勵金似乎在他死後就停發了。畢業於這等學校，並沒有什麽特權；想從事某項特定職業或事業，亦沒有在這些學校修學的必要。對於這些學校效用的輿論，如不能吸引學生前來，那學生就不會來了，因為法律既不強製任何人進這等學校，也不給進了這等學校的人什麽好處。學校的教師對於學生是沒有管轄權的。教師除了憑其優越德行、優越才能所能博得對學生的自然權威以外，再也沒有其他權威可言。
在羅馬，關於民法的研究，沒成為大部分市民的教育的一部分，而隻為少數特定家族的教育的一部分。想求得法律知識的青年，並無一個可入的公家學校；他們除了時常與了解法律的親戚故舊過從外，再也沒有其他的研究手段。值得指出，十二銅表的法律，有許多雖然是由古代某希臘共和國的法律抄來的，但法律並不曾在希臘的任何一個共和國發展成為一種科學。在羅馬，法律老早就成為一種科學了。凡具有通曉法律名聲的市民，都會博得顯著的榮譽。在古代希臘各共和國，特別在雅典，普通的法院都是由許多的無秩序的人民團體組成的。他們所作的判決，幾乎常是胡亂的，常是決定於一時的宗派意見或黨派精神的。可是，他們不正當裁判的壞名譽，既由五百人、一千人或一千五百人（希臘有的法院，包括有這麽多的人數）分擔，落到任何一個人身上的，就不見得怎麽厲害。反之，羅馬就不是如此。羅馬的主要法院，例由一個裁判官或少數裁判官構戍，判決要是草率或不公，裁判官的人格，特別是在公審的場合，就要大受損害。所以，遇到有疑問的案件，這些法院因渴望避免世人的非難，自然常常力圖以本法院或其他法院各前任裁判官所留的先例或判例作護符。羅馬法就因為這樣對於慣例或判例的留意，而成為這樣有規則、有組織的體係流傳至今日。其實，任何他國的法律，凡法院作了同樣的留意，都產生了同樣的結果。就性格說，羅馬人是比希臘人優越的，坡裏比阿及哈裏卡納薩的狄奧尼西阿斯，曾極力主張此說。但是羅馬人所以有這優越，與其說是由於這兩位著者提出的種種情況，倒不如說是由於這較好的法院製度。據說，羅馬人特別著名的，是他們對於誓約的尊重；當然哪，慣在辦事勤奮、消息靈通的法院前發誓的人，比那慣在無紀律的無秩序的集會前發誓的人，定會更尊重自己的誓言。
與現代任何國民比較，希臘人羅馬人關於行政上及軍事上的能力，至少，總該可以說是不相上下的。我們的偏見，也許把他們那種能力估價過高。但是，除了關於軍事的訓練，國家對於這能力的形成，似乎不會盡什麽力量，因為我怎麽也不相信希臘音樂教育，對於這才能的形成有什麽重大的影響。不過，它們比較上流的人民，如要學習當時社會情況視為必要或有益的一切技術及科學，並不難找到教師。對於這種教育的需要，促成了它總必促成的東西的產生，就是說，促成了滿足此需要的才能的產生。此外，無拘束的競爭所激起的競爭心，更使此才能達到極高的完善程度。古代哲學家似乎比近代的教師更能夠誘發聽講者的注意，控製聽講者的意見和心機，並對聽講者的行動、言論，予以一定的格調和風格。近代公家教師所處的環境，使他們多少不必關心自己在特定業務上是否有名望，是否已成功。他們的勤勉，便不免多少因此受到阻害。加之，他們所得的薪俸，把那些想與他們競爭的私人教師，放在如下所說的那種境地，即好比一個未得到任何獎勵金的商人，想與那得到了很多獎勵金的商人競爭。假使前者以將近同一價格出賣其貨物，他就不能得到同一的利潤，縱不破產沒落，至少，貧窮乞丐的命運是避免不了的。假使他把貨物過於高價出售，顧客就必極其有限，因而，他的境遇也不會改善好多。況且，在許多國家中畢業的特權，對於多數從事有學問的職業的人，對於大多數需要這種學問的教育的人非要不可，至少有了這特權，就非常便利。但是，這特權的獲得，又隻有去聽公家教師的講授。私人教師雖最有教授能力，學生雖然最小心地聽他們的講授，但不能由此取得可憑以要求這特權的資格。由於這種種原因，講授大學普通課程的私人教師，在近代一般人看來，是學者中最卑不足道的。具有本領的人要找職業，這要算最可鄙最無利益的職業了。這樣，普通學校及專門大學的捐贈基金，不但使公家教師的勤勉精神墮落了，並且使優良的私人教師也不容易找到。
假使公家的教育機構全然沒有，那末，沒有相當需要的體係或科學，或者說，按當時情形為非必要的、非有用的或非流行的體係或科學，便全然不會有人教授。一種以前認為有用但已經被推翻或流為陳腐的科學體係，或一種大家都信其為無用，為買弄學問，為胡說的科學，私人教師一定不會從教授它得到好處。象這種體係，這種科學，隻能存續於教育機構這種法人團體。在那裏，教師的繁榮與收入，大部分與其名聲無關，且全然與其勤勉無關。如果全然沒有公家教育機構，一個紳士奮其勤勉能力，受了當時所提供的最完全的教育之後，那他與世人談論普通問題，我敢斷言決不會一無所知的。
對於女子教育的公家機構，是全然沒有的，因此，女子教育的普通課程中，便全沒有無用的、不合理的或者幻想的東西。女子所學的，都是她的雙親或保護者判定她必需學習，或者學了對她有用的課程，而別無其他東西。她所學的一切，無不明顯地具有一定的有用目的：增進她肉體上自然的豐姿，形成她內心的謹慎、謙遜、貞潔及節儉等美德；教以婦道，使她將來不愧為家庭主婦等等。女子在她的整個生涯中，會感到她所受教育的各部分，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對她有某種方便或利益。若在男子則不然，他們所受的盡管是極辛苦極麻煩的教育，可是一生由這種教育得到了何等方便或利益的人卻不多見。
因此，我們可以反問：國家對於人民的教育，不應加以注意麽？如果有注意的必要，那末，對各等級人民，國家所應注意的，是教育的哪些部分呢？而且，它應該怎樣注意呢？
在某種場合，政府盡管不注意，社會的狀態，必然會把大多數人安排於一種境地，使他們自然養成那為當時環境所需要、所容許的幾乎一切的能力和德行。在其他場合，因為社會狀態，不能把大多數人安排在那種境地，所以為防止這些人民幾乎完全墮落或退化起見，政府就有加以若幹注意的必要。
分工進步，依勞動為生者的大部分的職業，也就是大多數人民的職業，就局限幹少數極單純的操作，往往單純到隻有一兩種操作。可是人類大部分智力的養成，必由於其日常職業。一個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於少數單純的操作，而且這些操作所產生的影響，又是相同的或極其相同的，那未，他就沒有機會來發揮他的智力或運用他的發明才能來尋找解除困難的方法，因為他永遠不會碰到困難。這一來，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習慣，而變成最愚鈍最無知的人。他精神上這種無感覺的狀態，不但使他不能領會或參加一切合理的談話，而且使他不能懷抱一切寬宏的、高尚的、溫順的情感。其結果，對於許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義務，他也沒有能力來作適當的判斷。至於國家的重大和廣泛的利益，他更是全然辨認不了的。除非費一番非常大的力量，教他在戰時如何捍衛國家，否則無法做到。他的無變化生活的單調性質，自然把他精神上的勇氣消毀了，使他看不慣兵士們的不規則、不確定和冒險的生活。就是他肉體上的活動力，也因這種單調生活毀壞了，除了他既經習慣了的職業外，對於無論什麽職業，他都不能活潑地、堅定地去進行。這樣看來，他對自身特定職業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練，可以說是由犧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際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獲得的。但是，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會，政府如不費點力量加以防止，勞動貧民，即大多數人民，就必然會陷入這種狀態。
在普通所謂野蠻社會，即獵人社會，牧人社會，甚至在製造業未發達及國外貿易未擴大的幼稚農業狀態下的農夫社會，情形就不是這樣。在這些社會中，各人工作的多式多樣，使他不得不備其能力，不得不隨時想些方法，去對付不斷發生的困難，發明定會層見迭出，人的心力也不會陷於呆滯無作用的狀態，象文明社會幾乎全體下級人民的智力都無作用的狀態那樣。我們在前麵說過：這所謂野蠻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是一個戰士，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政治家。關於社會的利益，關於他們統治者的行動，他們都能作相當的正確判斷。酋長在平時是怎樣的裁判官，在戰時是怎樣的指揮者，幾乎各個人都是明白的。不過，有一點，在未開化社會，沒有人能獲得在文明狀態下有些人所具有的大巧大智。在未開化社會，各個人的職業，雖非常多樣，但社會全體的職業，卻並沒有好多樣。每個人幾乎都在做或能夠做人人所做或能做的一切，每個人也具有相當程度的知識、技巧和發明才能，但沒有一個人具有很大程度的知識、技巧和發明才能。不過，以他們所具有的那種程度，去對付社會的全部單純業務，大概是夠了的。反之，在文明社會，雖然大部分個人的職業，幾乎沒有何等變化，但社會全體的職業，則種類多至不可勝數。這各種各樣的職業，對於那些自己未從事何等特定職業，有閑暇有意誌去研討他人職業的人，可以說提供無限的研究對象。象這樣又多又雜的對象的觀察，必然會迫使觀察者不斷運用心思，比較看、組合著，從而使他的智能，變得異常敏銳，異常廣泛。
可是，他們這少數人如不碰巧占據非常特殊的地位，他們這大能力，縱然對自身是一種光榮，對社會的善政和幸福，卻可能沒有多少貢獻。盡管這少數人有大能力，但人類一切高尚性格，在大多數人民間，依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在文明的商業社會，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分有財產者的教育，更需要國家的注意。有身分有財產的人，他們大概都是到十八、九歲以後，才從事他們想從而揚名的特定事業、職業或藝業。在此以前，他們是有充分時間，來取得那能使他們博得世人尊敬或值得世人尊敬的一切知識；至少，他們有充分時間來準備自己，使他們在日後能獲得這一切知識。他們的雙親或保護者，大概都十分切望他們能有這樣智能，在大多數場合，對於必需費用的支出，是毫不躊躇的。如果他們不總是受到適當的教育，那由於費用不足的少，普通都是由於費用的不當；由於教師不足的少，普通都是由於教師馬虎與無能，或由於在當前情況下不易找到或無從找到更好的教師。此外，有身分有財產者消磨其大部分生涯的職業，並不象普通人民的職業那樣單純，那樣不變。他們的職業，幾乎全都是極其複雜的；用手的時候少，用腦的時候多。從事這種職業者的理解力，是不大會因為不用腦力而流於遲鈍的。況且，他們這種人所從事的職業，又不大會使他們終日忙碌，他們大多有很多空閑時間，來對他們在早年已打有相當基礎、或已養成多少嗜好的各種有用的或作為裝飾用的知識作進一步的鑽研，從而完全掌握。
普通人民，則與此兩樣。他們幾乎沒有受教育的時間。就是在幼年期間，他們的雙親，也幾乎無力維持他們。所以一到他們能夠工作，馬上就須就職謀生。他們所就的職業，大概都很單純，沒有什麽變化，無須運用多少的智力。同時，他們的勞動，又是那樣沒有間斷，那樣鬆懈不得，他們哪有閑暇做旁的事情，想旁的事情呢？
不過，無論在哪種文明社會，普通人民雖不能受到有身分有財產者那樣好的教育，但教育中最重要的幾部分如誦讀、書寫及算術，他們卻是能夠在早年習得的；就是說，在這個期間，就是預備從事最低賤職業的人，亦大部分有時間在從事職業以前，習得這幾門功課。因此，國家隻要以極少的費用，就幾乎能夠便利全體人民，鼓勵全體人民，強製全體人民使獲得這最基本的教育。
國家可在各教區各地方，設立教育兒童的小學校，取費之廉，務使一個普通勞動者也能負擔得起，這樣，人民就容易獲得那基本教育了。這種學校教師的報酬，不可全由國家負擔，國家隻宜擔負其一部分；因為全部甚或大部分由國家負擔了，教師馬上便會習於怠惰。在蘇格蘭，這種教區學校的設立，幾乎叫全體人民都會誦讀，使一大部分人民都會寫算。在英格蘭，慈善學校的設立，亦曾收得同一的效果。不過，因為沒有設立得象蘇格蘭教區學校那麽普遍，所以其效果亦沒有那麽普遍。假使這些小學校所教的兒童讀物，比現在普通所用的，更有教育意義一點；假使普通人民的兒童有時在學校學習的但於他們全無用處的一知半解的拉丁語取消不教，而代以幾何學及機械學的初步知識，那末，這一階級人民的文化教育，也許就會達到所可能達到的最完善程度。沒有一種普通職業，不提洪應用幾何學及機械學的原理的機會，從而，沒有一種普通職業，不逐漸使普通人民能了解這些原理——這些原理是最高尚最有用的科學的必要入門。
普通人民的兒童中，有些在學業上較為優良。國家對於這種兒童，設能給以小獎賞或小榮譽獎章，必能獎勵這最基本部分教育的獲得。
國家如果規定，在取得加入某種同業組合權利以前，或在有資格在自治村落或自治都市中經營某種職業以前，一切人都得受國家的考試或檢定，那末，國家就幾乎能強製全體人民必須求得這最基本部分的教育。
希臘羅馬各共和國，維持全體人民的尚武精神，就是依著這個方法，便利人民，獎勵人民，強製人民受軍事上及體操上的教練。為便利人民，使人民容易習得這教練計，各共和國都備有一定的學習和實練場所，並對一定的教師，給與在這場所教授的特權。
不過，這等教師，似乎沒有由國家領取薪傣，也沒有取得何等排他的獨占權。他們的報酬，完全出自學生。在公立體育館或演武場習得這教練的市民，對於從私人教師習得這教練的市民，並不享有何等法律上的特權，如果後者也學得一樣好的話。為鼓勵這項學習起見，各共和國對成績特別優異的學生，給與小獎賞或小榮譽獎章。在奧林匹克運動大會或地峽運動大會或納米安運動大會競技獲賞的，不但獲賞者本人有光榮，其家族及親戚全體都有光榮。凡屬共和國的市民，隻要召集，都得在共和國軍隊中服務一定年限。
這義務，就很夠強製一切市民學習軍事教練及體操教練了，因為不學習這些教練，軍隊服務的工作一定是幹不了的。
治化改進，軍事教練，便須由政府費相當氣力予以支持，否則不免日漸鬆懈，從而大多數人民的尚武精神，同時隨著衰退；關於這種趨勢，近代歐洲事例提示得十分明顯。
各個社會的安全，總多少依賴大多數人民的尚武精神。固然在近代，沒有精練的常備軍，單靠尚武精神，也許是不夠防禦社會、保障社會的。但是各公民如都具有軍人精神，那所需的常備軍就可減去不少。況且，普通對有常備軍會危害自由的憂慮，無論這個危害是真的危害或隻是想象的危害，也必會因市民具有軍人精神，而減少許多。這尚武精神、軍人精神，一方麵在外敵侵略時，可以大大便利常備軍的行動；另一方麵，假使不幸常備軍發生違反國家憲法的事故，它又可以大大地加以阻止。
就維持大多數人民的尚武精神說，希臘及羅馬往時的製度，似乎比近代所謂民兵製度有效多了。前種製度，簡單得多。製度一經確立，即可自行其事，而以最完全的活力維持下去，政府的注意，幾乎是全然用不著的。至於要在相當程度上維持近代民兵的複雜規則，就須政府不斷的和費力的注意；政府不注意，這規則就不免完全被忽視，或者完全廢而不用。加之，古代製度的影響遠為普遍。在那種製度下，人民全體，都會使用武器。近代則恐怕除瑞士外，各國由民兵規則施教的範圍，都不過及幹國民中的最小部分。但是，一個不能防禦自己或為自己複仇的怯懦者，分明缺乏了人類資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這樣，在精神方麵的殘廢或畸形無異於某一最重要肢體拆毀了、失用了的人在肉體方麵的殘廢與畸形。而且，兩者之中，前者顯然是更不幸，是更可憐。因為，苦樂的感覺，全生於心，其受影響於肉體的健全或不健全即殘廢或完全的少，而受影響幹精神的健全或不健全即殘廢或完全的多。那怕在社會的防禦上已用不著人民的尚武精神，但為防止怯懦必然會引起的這種精神上的殘廢、畸形及醜怪在人民之間蔓延傳播，政府仍應加以最切實的注意。這好象癲病及其他討厭的、令人不愉快的疾病，雖不會致死，或沒有危險，但為防止在大多數人民之間傳播，政府仍應加以最切實的注意。這注意，縱使除防止社會的這種大害外，沒有何等其他公共利益，亦事在必行。
同樣的說法，可適用於那常常使文明社會一切下級人民的理解力失去作用的無知和大愚鈍。一個人不能適當使用人的智能，假如說是可恥的話，那就比怯懦者還要可恥。
那是人性中更重要部分的殘廢和畸形。國家即使由下級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何等利益，這教育仍值得國家注意，使下級人民不至陷於全無教育的狀態。何況，這般人民有了教育，國家可受益不淺呢。在無知的國民間，狂熱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擾亂。一般下級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會受狂熱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識的人，常比無知識而愚笨的人，更知禮節，更守秩序。他們各個人都覺得自己的人格更高尚，自己更可能得到法律上、長上的尊敬，因而他們就更加尊敬那些長上。對於旨在煽動或鬧派別的利己性質的不平之鳴，他們就更能根究其原委，更能看透其底細;因此，反對政府政策的放恣的或不必要的論調，就愈加不能欺惑他們了。在自由國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於人民對政府行動所持的友好意見，人民傾向於不輕率地、不任性地判斷政府的行動，對政府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第三項 論各種年齡人民的教育經費對各種年齡人民的教育設施，主要是宗教教育的設施。這一種教育，其目的與其說是使人民成為今世的優良公民，倒不如說是為人民作來世生活及更好世界生活的準備。
講授這種教義的教師的生活費，也同其他普通教師一樣，有的專靠聽講者的自由貢獻，有的則來自經國家法律認可的某些財源，如地產、什一稅、土地稅、薪水等。他們的努力，他們的熱心和勤勉，在前一場合，似乎比後一場合要大得多。就這一點說，新教的教師們，要攻擊成立悠久的古舊體係，往往占有不少的便宜；因為，舊教牧師，賴有聖俸，往往不大注意維持大多數人民的信仰和歸依的熱情；他們懶惰慣了，甚至不能奮發起來，保護他們自身的教會。富有捐贈財產的成立悠久的國教，它的牧師們，常常成為博學及文雅的人，具有紳士或足使他們博得紳士所受的尊敬的品質。但另一方麵，他們易於喪失那些使他們對下級人民有權威和感化力的好的和壞的品質，而這些品質，也許就是使池們的宗教得成功為國教的本來原因。這些牧師，當遇著一群勇敢的克孚眾望但也許是愚而無知的狂信者的攻擊時，就象亞洲南部懶惰的、柔弱的、飽食的國民碰著了活潑、堅忍而苦饑的北方韃靼人的侵略一樣，全然無以自衛。在這種緊急場合，這些牧師通常所采取的唯一手段，就是申訴於行政長官，稱反對他們的新教徒擾亂公安，而加以迫害、撲滅或驅逐。羅馬天主教教士迫害新教徒，就是這樣假手行政長官；英格蘭教會迫害非國教派，也是這樣假手行政長官。其實，一個既經被認為國教而安安靜靜地渡過了一兩世紀的宗教，通有某種新宗教對其教義教律加以攻擊而自己無法作有力的抵抗時，一般都是請政府出麵阻止。在這些場合，就學問文章說，也許有時國教派方麵占優勢，但新起的反對派，總是更長於收買人心，更長於拉攏新信徒的一切技術。在英國，這些技術，早被那些擁有巨額捐贈財產的國教教會的牧師們拋在一邊了。現在培養這些技術的，主要隻有反對國教派及美以美派教徒。不過，在許多地方，反對國教派教師，曾靠自由捐贈、信托權利及其他逃避法律的行為，得到了獨立的生活資料，他們的熱情和活動力，似乎已因此大大減少了。他們很多已變成非常有學問、非常機敏及非常高尚的人物，他們一般已經不是非常孚眾望的傳道者。就今日說，比反對國教派牧師更得人心的，乃是那些學問遠不如反對國教派牧師們的美以美派教徒。
在羅馬教會中，下級牧師出於有力的利己動機，他們的勤勉和熱心，比任何成立悠久的耶穌教教會的牧師活躍得多。許多教區牧師的生活資料，很大部分是得白人民自願的貢獻，而秘密懺悔又給予他們許多機會，來增加這種收入源泉。托缽教團的生活資料，全都出自這種貢獻。他們很象那些輕騎快步的軍隊，不行掠奪，就沒有給養。教區牧師有類似那些一部分以薪俸一部分以學生所交束修為報酬的教師，而這報酬的獲得，就常需多少依賴其勤勉和名聲。托缽教團，有類似那些專靠勤勉以換得全部資料的教師，因此，他們不得不用盡能夠促進普通民眾皈依的種種技術。據馬基弗利爾觀察，在十三世紀及十四世紀，聖多米尼克及聖佛蘭西斯二大托缽教團的設立，曾把人民對天主教教會日益衰微的信仰和皈依複活了起來。在羅馬天主教各國，這皈依精神，全賴修道僧及貧苦的教區牧師的支持。至於那些教會大人物，盡管他們具有紳土及通達世故的人的一切藝能，有時且具有學者的藝能，並對於維持下級牧師的必要紀律也十分注意，但關於人民的教育卻沒有幾個肯費神去幹的。
有一位現代最著名的哲學家兼曆史學家說：“一個國家的大多數技術及職業，都具有這樣性質，在促進社會利益的同時，並對某些人有用或適合於某些人。國家在這場合，除在一種技術剛剛傳入的時候，所定立的規則，應聽任該職業自由，把鼓勵該職業的任務，交給從它收獲好處的個人。工藝製造者知道了他們的利潤來自顧客的光顧，他們是會盡可能增加其熟練與勤勞的。事物如未受有害的幹涉所擾亂，那無論何時，商品的供給都會與其需求保持差不多相稱的比例。”
“不過，還有些職業，對國家雖屬有用，甚至必要，但在個人，卻無何等利益或快樂。關於這類職業的從事者，最高權力自不得不予以不同的待遇。為維持其生活計，它得予以公家的獎勵。為防止其自然流幹怠慢計，它得對那種職業給以特別榮譽，或嚴定階級以為升降，或采取其他敦勸方策。從事財政、海軍及政治的人，都是這一類人的實例。”
“乍看起來，我們可能自然地認為：牧師、教士的職業屬於第一類的職業，和法律家及醫師的職業一樣，對於他們的獎勵，我們可以把它安然委托那些信仰其教義並從其精神上的服務及幫助得到利益或安慰的人們的施舍。他們的勤勉，他們的注意，無疑都會由於這個附加的動機而增加。他們職業上的技巧，他們支配人民思想的機智，亦必由於不斷增加的實踐、研究和注意，而日有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