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譯本區別於其他譯本,就在於它所奉行的翻譯原則,即在易讀性和忠實性的權衡中,偏向易讀性。對讀者來說,易讀性是形成理解的前提,而對譯者來說,易讀性則是理解的成果。我希望在不損害忠實性的情況下盡可能提高易讀性,從而促成理解,而不是為了易讀而在忠實性上打折扣。

在讀者和學者中都存在著神化維特根斯坦的現象。人們認為他是天才的範本,不僅在智力上常人難以企及,而且身懷高深莫測的哲學思想。他甚至已經成為某種文化符號。對維特根斯坦的引用於是體現了某種權威性,在他那裏,不理解的、一知半解的東西,也就代表了某種高度,而與大家都理解的平凡的東西區別開來。這種現象不可避免地體現在對待維特根斯坦文本的態度上。有的譯者重視翻譯的“原汁原味”,甚至不惜以辭害意。讀者也希望自己拿到的是一個忠實的譯本,以便從中讀出維特根斯坦的本來意思,但最終還是難免在難以索解的字裏行間浮想聯翩,把自己體會到的深刻添加到心目中的維特根斯坦形象上。

這種閱讀期待背後的那種態度,實際上嚴重地傷害著整個維特根斯坦研究領域。最近二十多年,維特根斯坦在許多專業學者心目中的地位持續下降。由於理解的缺乏,或者更準確地說,由於人們難以在對維特根斯坦文本的理解上達成足夠多的基本共識,具有務實精神的分析哲學家開始懷疑,《邏輯哲學論》中是否真的包含了有價值的思想。畢竟,在分析哲學家看來,真正的思想要經過論證,論證甚至比觀點本身更加重要;然而,《邏輯哲學論》似乎沒有包含多少論證。人們仍然尊重維特根斯坦,認為他很重要,但在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場合談到他時表現出來的那種揶揄和輕慢態度卻更能說明問題。維特根斯坦正在(甚至已經)變成一個符號,他被架空、肢解,對他的引用大多是實用主義的。隨著他本人、他的學生,以及在時空上與之有交集的那一代人去世或者離開學界,他不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了。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終有一天,維特根斯坦會成為小圈子裏的話題,書齋裏的古董。

哲學思想活在理解中,而不是活在言辭中。我在這裏提供的譯本,就希望能夠體現理解,至少為理解鋪平道路。如果有可能,我會調整措辭,通過語感體現出寫作的目的和關切點,從而引導理解的形成。

比如,1.11原文是這樣的:“Die Welt ist durch die Tatsachen bestimmt und dadurch, dass es alle Tatsachen sind.”

奧格登和皮爾斯的英文譯文基本相同,其中奧格登的譯文是:“The world is determined by the facts, and by these being all facts.”雖然措辭不同,陳啟偉與韓林合的譯文基本上是按照這個意思翻譯的。比如,韓林合的翻譯是,“世界是由事實決定的,並且是由它們是全部事實這點決定的”。

我則把這句話譯成:“確定了這些事實,並確定了這就是所有事實,世界也就確定了。”

這裏的“die Tatsachen”應當是指前一句“世界是事實的總體,而不是物的總體”(1.1)中所提到的事實,即構成世界總體的那些事實。按照前一種方式翻譯固然不錯,但邏輯線索不夠清晰。前一句就在說世界是事實的總體,這一句還繼續說世界是由事實確定的,好像在說同一個意思,其中的要點不是很清楚。“並且”後麵的那個從句究竟是什麽意思,也不明確。而按照我的譯法就一下子可以看出,1.11是在解釋1.1,解釋在什麽意義上世界是事實的總體。為了確定一個世界是怎樣的,我們列舉世界中的事實,直至所有事實均已列出,不再有新的事實可以包含在內,這樣我們就確定了這些就是所有事實。怎樣判斷所有事實都列舉出來了呢?那就是在當我們發現沒有包含在已經列出的東西中的都不是事實,都不是存在的情況時,我們就可以斷定這一點。由此就很自然地與下一段即1.12銜接起來。這一段說,“而這是因為,事實的總體既決定哪些情況存在,也決定哪些情況不存在”[71]。這就是在用這一點來解釋,為什麽我們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判斷是否所有事實都已經列出。這樣做就是在認識論的層次上考慮什麽是事實的總體,而這種考慮獲得了單純從本體論上理解總體這個概念所無法獲得的結果。為了達到這一理解,在翻譯上所做的就是語感上的調整。直接的翻譯方式容易理解為世界在本體論上由“並且”所連接的兩種事實所構成,而我們的翻譯則突出了這是一種認識論程序。同時,這兩種事實的關係也就非常清楚了,它們不是簡單的並列關係。

《邏輯哲學論》基本上是一段一段的格言體文字連綴而成的,這樣做的好處是利於形成直觀的圖景——很可能維特根斯坦本人的思考方式就偏於直觀;但是,其缺點也就在於容易掩蓋甚至切斷邏輯關係。其實,維特根斯坦寫作這部著作,就采取了拚貼法,就是把分散在筆記各處的文句段落剪切粘貼到一起,以此構成整體。這也難免會產生邏輯和語感方麵銜接不足的問題。譯者這時就應該站出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些修補。比如下麵這兩段:

2.012 邏輯中沒有什麽是偶然的——如果一個物可能出現在一個事態中,那麽這種事態的可能性肯定在物本身中預先就決定了。

2.0121 要是一物憑自身就已經可以單獨存在,後來才有一種情況與之相適應,那才稱得上一種偶然。

如果物能夠出現於事態中,那麽這種可能性必定從一開始就已經在物中了。

把我的這段譯文與韓林合的譯文對照就可以說明問題。需要注意的仍然是前後邏輯關係:

2.012 在邏輯中不存在任何偶然的東西:一個物,如果它能出現在一個基本事態之中,那麽該基本事態的可能性便已經被預先斷定在該物之中了。

2.0121 如下之點看起來好像是偶然的:一個物,本來可以獨自存在,後來竟然有一個基本事態適合於它。

如果諸物能出現在諸基本事態之中,那麽這一點便已經包含於它們之中了。

應該可以看出,對2.0121第一句話的翻譯明顯不同。韓譯是按照字麵翻譯的結果,而我的譯文中添加了明顯的語氣成分(“那才稱得上……”)。添加了語氣成分,就表明這裏所說的是與上文相反的情況,與此同時,還解釋了上文所說的為什麽不是這裏所提到的情況,即為什麽邏輯中不存在偶然的東西。顯然,這句話就是在說,如果邏輯中有偶然性,那會是怎樣的。言下之意就是,既然邏輯中不是這樣的,所以邏輯中就沒有偶然性。讀者在韓譯中看不到這種邏輯關係。

為理解負責的翻譯原則還體現在,要在維特根斯坦寫作時的知識背景之下來傳達內容,而不是簡單地進行文本的轉換。這種知識背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數理邏輯。《邏輯哲學論》的原文使用的是羅素在《數學原理》中使用的符號係統,以及那個時代的邏輯術語,比如“邏輯積”和“邏輯和”。此前所有英文和漢語譯本都按照原文進行了忠實的翻譯。但這些符號和術語早已過時,普通讀者需要借助其他指導才能讀懂。由於在內容上沒有任何東西為這種符號係統和邏輯術語負責,在這個譯本中我就將其盡數替換成當代的標準符號和術語。

此外,像“verallgemeinerter Satz/generalized sentence”(6.1231),我就按照當代數理邏輯的方式翻譯成“概括句”。與此不同,陳啟偉翻譯成“概括化的命題”,韓林合則譯成“一般化了的命題”。後一種譯法尤其不能體現出維特根斯坦是在談論邏輯。

這種對於背景的關注能夠讓譯文避免一些錯誤。比如4.023第二段的一句話原文是這樣的:

Der Satz konstruiert eine Welt mit Hilfe eines logischen Gerüstes und darum kann man am Satz auch sehen, wie sich alles Logische verh?lt, wenn er wahr ist. Man kann aus einem falschen Satz Schlüsse ziehen.

這個句子皮爾斯的英譯文是:

A proposition constructs a world with the help of a logical scaffolding, so that one can actually see from the proposition how everything stands logically if it is true. One can draw inferences from a false proposition.

韓林合的漢語譯文是:

一個命題借助於一個邏輯腳手架構造起了一個世界,正因如此,如果該命題是真的,人們也能從它那裏看出一切邏輯事項的情況是什麽樣的。人們能從一個假命題抽引出結論。

而我的譯文則是:

句子借助邏輯腳手架來構建世界,於是人們實際上就可以從句子中看到,如果句子是真的,那麽在邏輯上,可知事實是否存在。可以從假句子得出結論。

容易看出,兩種漢語譯文之間最大的區別在邏輯關係的處理上。韓譯把“wenn/if”置於比動詞“sehen/see”更高的級別上,而我則把由“wenn/if”引導的條件從句當作“sehen/see”後麵接的名詞性從句的一部分。原文以及英譯文在語法上都可以同時支持這兩種處理,但顯然不可能是兩種處理都對。如果對這段話的背景有所了解的話就會明白韓譯是錯的。弗雷格曾經斷定,隻能從真前提中得到結論[72],而這段話應該是在批評弗雷格的觀點。這樣就能很清楚,維特根斯坦把邏輯理解成過程性的,也就是說,它隻是保證從前提到結論的推理是有效的,而不會要求前提為真。這樣就會自然地選擇我提供的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