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經過艱難而漫長的尋找，直到二○一八年春天，我走遍馬陵山下那些大大小小的村莊，最終在一個叫“花廳”的村子，找到剪影戲創始人丁汝成的後人。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過程中，我發現，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窯灣一帶流行的剪影戲在曆史上是空白的，甚至在地方的文史資料裏也沒有什麽記載。一場大火後，當年在大運河沿岸讓人津津樂道的剪影戲每況愈下，以至於後來成為一個隻聽說過卻沒見過的傳說。時間的大風迅疾而猛烈，不但將剪影戲吹得無影無蹤，也將它的傳承人像紙屑一樣刮得不知去向。不過，說丁汝成的那些後人是剪影戲的傳人並不準確，因為他們沒有誰以剪影戲為生。讓我意外的是，每當提到剪影戲，他們都諱莫如深，仿佛那是需要他們整個家族共同維護的一個秘密。

花廳村離今天的新沂市隻有十多公裏，在馬陵山最高點五華頂的西北麵。三十年前的一次發掘，讓這個村莊在考古界聞名遐邇。一大批隨葬的玉器、陶器和骨器被厚土掩埋了五千年後重見天日，生命繁衍與消亡的秘密有一部分有幸被揭開，而花廳考古墓地，也因此被學界譽為“東方的土築金字塔”。

如今住在花廳村的丁家騏是丁汝成的長子，其餘的兩個兒子丁家駒和丁家驥分別住在馬陵山下的王莊和小餘莊， 還有一個女兒是遺腹子，現居住在新河鎮，隔著運河與窯灣遙遙相望。丁家騏所住的是一幢二層小樓， 牆體沒有粉刷，房前的院子雜亂， 進門左手邊有一口巨大的陶缸，半人高，裏麵裝著蘇北一帶用來過冬的醃菜。院子邊是紅磚砌成的圍牆，兩米來高，牆頂插滿了大大小小的玻璃片。院子的一角，還有一棵掉光葉片的柿子樹，春天的大風刮過，一隻粉紅色的塑料袋掛在樹枝上獵獵作響。盡管小樓看上去隻有五六成新，院子卻給人一種衰敗遲暮的印象。

提到剪影戲，丁家騏的口風極嚴，讓我懷疑有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被他刻意隱藏。為了讓他放鬆，我掏出一包重九煙，抽了一支遞給他。我發現丁家騏夾著香煙的手在我點火時抖得厲害，以至於我捧在手中的火苗差一點燎到他的眉毛。讓我感到意外的是， 與他身體反應遲緩形成反差，丁家騏的思維敏捷， 對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他都有所防範，常常要深吸一口煙，想清楚了再回答。整整一個下午，我幾乎一無所獲。丁家騏說他從來不知道什麽剪影戲，是人們的謠傳。提及他的父親丁汝成，丁家騏說父親隻是早年在劇場扮過小生，後來做了酒生意，在窯灣開了個很小的酒鋪，賣當地產的綠豆燒。

我找到丁家騏的時候，丁汝成的這個兒子已經八十多歲， 看上去是一個貌不驚人的老頭兒，五官緊縮，布滿皺紋的臉警覺而多疑。在與我交談的那個下午，他一直心事重重，目光裏充滿了審視。我還發現，在我們交談的兩三個小時裏，院子裏除了我和他，再沒出現過其他的人。我問他，丁家騏回答說他的老婆前幾年過世了，而子女們都在外地打工，隻在春節回來住上幾天。也就是說，一年中的絕大部分時間，丁家騏都獨自一人生活。

花廳村的三月，大地一片蕭瑟，土地大多**在外，灰黑色，隻有少許的田地生長著綠色的麥苗。在丁家騏那兒，我一無所獲，這令我感到沮喪。離開丁家騏家時已近黃昏，西墜的太陽透過不遠處的一排楊樹照耀過來，帶著幾分溫情。此刻大地還沒有徹底回暖， 那些楊樹形銷骨立，還沒長出新年的葉芽。我站在村口，看到幾隻喜鵲在樹梢間跳竄，不時傳來喳喳喳的鳴叫。離開花廳村之前，我穿過村莊，看到村後有一塊麵積幾百畝的土地被剝開，露出下麵黃褐色的肌理。隔著幾十米遠，我還看到一塊石碑孤獨地立在道路一側，我當時就猜測那應該是發掘地。走過去一看，果真是，石碑上雕刻著“花廳遺址”幾個字，顏體，陰刻，用紅色油漆塗抹過。

那一瞬間，我感到時間其實就像是透明的泥土，隨時隨地以變形、扭曲和篡改的方式，對往事進行遮蔽和覆蓋。也許，有關剪影戲的一些秘密，也會像花廳村那些被泥土掩蓋起來的殉葬品一樣，等待著重見天日的機緣。那天下午，對丁家騏的采訪讓我備受挫折，但也激起了我一探究竟的決心。我隱隱約約感到，除了一九四○年的那場大火， 一定還有其他原因導致剪影戲日漸衰落。

早夭的孩子，生命短促，沒來得及留下痕跡，就在它的出生地銷聲匿跡。

離開花廳村返回縣城的賓館時，我駕著租來的越野車，先經過一段凹凸不平的泥路，最終才駛上寬敞平坦的柏油馬路。血色的太陽懸浮在遠方的山岡， 紅色的弱光像油漆那樣潑灑在大地上，寧靜而溫暖。車窗外，公路兩旁的柏楊樹一閃而過。我暗自祈禱，希望自己也能像發掘花廳文化遺址的那些考古隊員一樣好運，我渴望剪影戲消失的秘密，能夠重新浮出時間的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