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爾袞病逝於喀喇城。順治八年正月初六（1651年1 月26 日）福臨以多爾袞同母兄英親王阿濟格謀亂，將其“幽禁”，十二日禦太和殿宣布親政。此年他雖僅十四歲，但“坐殿上指揮諸將，旁若無人”。二月二十一日，福臨頒諭追論多爾袞罪狀昭示中外，“罷追封、撤廟享、停其恩赦”。
多爾袞雖遭身後之罰，但其勢力仍在。消除其影響，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權，確實很費周折。福臨親政之初，為處理紛繁的日常政務，曾下令“複用諸王”於部院。其中被多爾袞嚴重打擊的鄭親王濟爾哈朗開始握有重權。但這時福臨的注意力集中於如何翦除多爾袞的親信餘黨上。閏二月他下令處死諂附多爾袞而握有實權的大學士剛林、祁充格，八月殺掉固山額真、吏部尚書譚泰，十月令阿濟格自盡，這一係列的措施沉重打擊並消除了多爾袞派的勢力。在根本上穩定了政局之後，順治九年正月，福臨諭內三院說：“以後一應奏章悉進朕覽，不必啟和碩鄭親王。”三月又下令：“罷諸王貝勒貝子管理部務。”從而大權集於一身，他當上名副其實的大清皇帝。
福臨是個刻苦學習，勵精圖治的帝王。他曾說：“朕極不幸，五歲時先太宗早已宴駕，皇太後生朕一身，又極嬌養，無人教訓，坐此失學。年至十四，九王（多爾袞）薨，方始親政。閱讀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發憤讀書。每晨牌至午理軍國大事外，即讀書至晚，然頑心尚在，多不能記。逮五更起讀，天宇空明始能背誦。計前後讀書讀了九年，曾經嘔血。”這是實情。他曾在座右自書：“莫待老來方學道，孤墳盡是少年人”，以警策自勵。他博聞強記，耽爰詩賦戲曲，每於絕妙辭章，讚賞不已。但他並未忘記君主的身份，對經書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他尤善於思索，常以致用。大量的漢文典籍對他影響極深。在研讀典籍中，他對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檢發生極大興趣。從這幾位人物的思想活動中，悟得了治國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的治國思想。他很想有一番作為。
福臨親政之時社會很不安寧，各地抗清鬥爭連綿不斷。福臨親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殺，敬謹親王尼堪遇伏衡陽身死，當時各種矛盾錯綜複雜，而民族矛盾尤為激烈。因而福臨感到鞏固統治的當務之急是收攏人心，安定社會。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強思想統治。
福臨膺服孔子，他號召臣民尊孔讀經，提倡忠孝節義。他親政後的第二個月，即遣官赴孔子故鄉闕裏祀孔子。九年九月他親率諸王大臣等到太學隆重釋奠孔子，親行兩跪六叩禮。他諭學官、諸生說：“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治理。爾師生其勉之。”福臨還命內院諸臣翻譯五經，他讚美說：“天德王道備載於書，真萬世不易之理也。”他認為“治平天下莫大乎教化之廣宣，鼓動人心莫先於觀摩之有象”。於是，他主持編修《資政要覽》、《勸善要言》、《順治大訓》、《範行恒言》、《人臣儆心錄》等，均親自撰寫序言。十二年（1655）春，他諭禮部說：“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爾部即傳諭直省學臣訓督士子，凡六經諸史有關於道德經濟者，必務研求通貫，明體達用。”號召全國讀經。他以“自古平治天下莫大乎孝”，特命大學士馮銓為總裁官編《孝經衍義》。他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學士巴哈納、劉正宗等為總裁官編《通鑒全書》。他大力提倡忠孝節義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順治九年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神化了關羽的忠義。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節烈”之人，並注重實行滿漢一致。九年（1652）十一月他諭“命諸王宗室內有孝友義順及守節貞烈者，宗人府核實具奏，禮部照例旌表”。從此開始在八旗中旌表忠孝節烈。十年四月決定滿洲部院各官與漢官一樣實行“離任丁憂”製。他視盡忠盡節為人生最高的道德準則，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時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難”者，讚揚其“幽忠難泯，大節可風”，下令禮部“詳訪確察死節職名並實跡具奏”，“給諡賜祭”。他還特為“身殉社稷”的崇禎帝朱由檢立碑，讚揚他“勵精圖治”，追諡為“莊烈湣皇帝”。對“從君殉節”的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更是讚揚備至，稱道他“目擊艱危，從容就義”，“即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特為立碑致祭賜諡為“忠”，以“使盡忠者以為勸，不忠者以為戒”。通過全麵倡導忠義，樹立了清朝是傳統道德捍衛者的形象，對消除廣大漢族人民對清統治者心理上的隔閡，對緩和民族矛盾，特別對安定漢族地主階級的人心，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在爭取漢族地主階級，提高漢官權力、重用漢官方麵，福臨進行大膽的嚐試和努力。他已感覺到滿漢和諧對維係統治的重要，決心改變“各衙門奏事，但有滿臣未見漢臣”的現象，於十年（1653）正月諭內三院：“嗣後凡奏進本章”，要“滿漢侍郎、卿以上參酌公同來奏”，以達到滿漢的“一心一德”。盡管實際上難以完全做到，他對漢官的態度也總有反複，但他提高漢官權力的思想卻有所發展。十六年十月，他諭吏部：“向來各衙門印務，俱係滿官掌管，以後各部尚書、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別滿漢。爾部即傳諭各衙門一體遵行。”這是破天荒的決定，不論實際執行情況如何，漢官權力地位有了明顯提高。他還一再要求滿漢官員和衷共事，“凡會議政事，原應滿漢公同商榷，斟酌事理，歸於至當”，“不拘滿漢皆可具稿”，不許“滿漢兩議”的現象再出現。
他對漢族地主階級的上層人物，也極力籠絡。他以皇太極第十四女下嫁吳三桂之子吳應熊，以示優寵。大學士黨崇雅告老還籍時，他兩次破格召見，賜坐，賜衣帽、靴襪、茶飯，“溫語慰勞良久”，並特命滿大學士車克送行。順治十五年（1658）狀元、翰林院修撰孫承恩英年早逝，他“深悼惜之，賜白金三百兩歸其喪”。對洪承疇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臨爭取漢人的勇氣。洪承疇原是皇太極時降清的明朝著名將領，他在建議清軍入關和招撫江南中立了大功，後遭滿將猜疑被召回京，任大學士而無實權。福臨為結束西南戰事消滅永曆政權，認為“必得夙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達事理者，相機剿撫，方可敉寧”，而“偏察廷臣無如大學士洪承疇”，因於十年五月，特升洪承疇為經略，“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理軍務兼理糧餉”，破格授予“假以便宜”之權：“應巡曆者隨便巡曆，鎮撫以下聽其節製，兵馬錢糧聽其調撥。一應剿撫事宜不從中製，事後報聞。滿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應取用者擇取任用。升轉補調隨宜奏請，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應用錢糧即與解給，戶部不得稽遲。歸順官員酌量收錄，投降兵民隨宜安插。”這是極大的信任。福臨又親自對洪承疇說：“卿練達民情，曉暢兵事，特假便宜，往靖南服。一應調度事宜，悉以委托。距京雖遠，眷注彌殷。務殫忠猷，副茲信任。凡有奏請，朕靡不曲體。”洪承疇就是在這種特殊的信任中坐鎮西南的。但洪承疇卻有負委任，他堅持“以守為戰”的方針，從未主動出擊，致使坐鎮數載，虛靡兵餉。因而引起朝臣不滿，認為這是“坐而自困之道”。後來，洪承疇也感到不妙，而上疏說，幾年來“一籌莫展，寸土未恢”，自知“罪狀有如山積”。於是一再請求解任。福臨一再“優旨慰留”，表示了對洪的不動搖的信任。後來，就在洪承疇難以為繼，準備“回京調理”之時，大西軍發生內訌，孫可望到洪承疇軍前投降，終使洪收到了“以守為戰”的招撫之功。這裏福臨對洪承疇的堅決一貫的信任，作用巨大。當時魏裔介就說：“若非經略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閣部洪承疇亦豈能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