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臨在政治上積極推行寬鬆和招撫政策以緩和矛盾，對各地出現的反抗鬥爭他不主張一概堅決鎮壓。他親政的第二個月諭兵部說：“朕思各處土寇本皆吾民，或為饑寒所迫，或為貪酷官吏所驅，年來屢經撲剿，**平無期。皆因管兵將領縱令所部殺良冒功”，“真賊未必剿殺，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因而下令“不得輕動大兵，使玉石俱焚”。三月諭戶部，允許原清兵入關時俘獲而隸旗下為奴的漢人回鄉探親，“其父母兄弟妻子有願投入旗下同歸一處者，”“準其完聚。以示朕滿漢一視之仁”。七月又諭戶部：“數年以來投充漢人生事害民，民不能堪，甚至有為盜、窩盜者，朕聞之不勝痛恨。”他下令“今後各該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與屬民一體從公究治”。這對當時造成社會極度恐慌混亂的逃人法、投充法來說，雖然不能根本改變，但多少起了一定的緩和作用。對各地的抗清勢力和抗清活動他堅持剿撫並施的方針，並突出招撫一手。順治十年四月，當偏沅巡撫奏報查獲明福清王嫡子朱由杞並偽劉知府所遣文卷一箱，有故明宗族廢紳往來書劄一事時，福臨下令：“朱由杞著即就彼正法，文書即行焚毀。若翻閱窮究必致擾害地方，所首文書內有幹連者，即行釋放。”他又頒敕江南等處，公開聲明改變多爾袞在世時凡因抗拒後來降者多被誅戮的作法，而“大開生路，許其自新”。十五年八月下令：“即事急來降者亦皆當收養。縱有逃亡聽其自去，始足彰我恩育之仁。”他還感慨地說：“夫以威服人，何如以德服人之為愈也！”這種思想在對待鄭成功與孫可望的問題上表現得最為充分。
順治九年十月，福臨指示浙閩總督劉清泰招撫鄭成功。他故意開脫鄭成功的“罪過”，把鄭所以抗清的原因歸結為“必地方官不體朕意，行事乖張”和多爾袞對降清後的鄭芝龍“看守防範”而使“成功等疑懼”所致。福臨保證如鄭成功聽撫“歸順”，“許以赦罪授官，聽駐紮原地方，不必赴京”。十年五月，福臨又特頒敕諭對鄭氏家族大加封爵，再次讚揚鄭芝龍降清大功，指責多爾袞與地方官吏之咎，造成鄭成功“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後有心而不能上達”的局麵，並懇切地對鄭成功說：“朕親政以來，知百姓瘡痍未起，不欲窮兵，爾等保眾自全亦非悖逆，”對鄭成功的抗清活動表示諒解。於是將“首倡歸順賞未酬功”而軟禁了七年之久的鄭芝龍特封為同安侯，封鄭成功為海澄公，鄭氏家族中其他要人也有封爵，“各食祿俸如例”。這是破格厚封重賞。福臨還特地差官專程往閩海“齎賜鄭成功海澄公印一顆、敕諭一道”。敕諭中同意鄭成功歸順後仍駐泉漳惠潮四府之地，勉慰鄭成功：“爾膺此寵嘉，受茲信任，務殫心竭力，以圖報稱。”他保證“山河帶礪，垂於永久。”但鄭成功並不剃發，且提出要管轄“全閩”、“屯紮舟山”等清廷難以接受的苛刻要求。對此，福臨仍以極大的耐心說：“剃發歸順則已，如不歸順，爾其熟思審圖，毋貽後悔。”仍對鄭成功抱有希望。招撫鄭成功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福臨的招撫政策仍然堅定不移。
順治十四年末，大西軍將領孫可望同李定國爭權鬥爭失敗，在喪失了十幾萬軍隊之後，走投無路，僅攜數百人倉皇降清。福臨接報後“深為忻悅”，稱讚孫可望是“識時俊傑”。他說“凡悔罪投誠納土歸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優加封爵，俾享尊榮”。於是特封孫可望為義王，“以示優眷”。他更把孫可望的投降視為他招撫政策成功的模式，感到“殊可嘉悅”。因此特命學士麻勒吉齎封王敕書專程前往迎接。當孫可望到京後，他命令隆重接待並予以白銀萬兩等豐厚賞賜。但滿漢朝臣對孫可望的勢窮來降卻“意懷輕忽”，甚至糾他“悖謬之罪”。對此孫可望心虛膽戰，“汗流浹背，寢食不安”，請求“處分”，並“疏辭封爵冊印”。福臨雖然看出了問題，說：“王以孤蹤疑畏，控辭冊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雖係孤蹤，不必疑畏”，但仍加留養，以表示招撫的堅定意誌與許諾必踐的信義。